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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在商鞅变法之前有那些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前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邹忌的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

①李悝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还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由魏文侯开始的。他的用士参政的作法，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乃是因为李悝“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和“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的结果。
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还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进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万石”（《汉书·食货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兼并。所以《史记·平淮书》中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土地私有的出现，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高价卖给人民，因而造成“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于农伤，所以农夫“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汉书·食货志上》）。
因此，李悝又实行了一种“平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这个政策，除了鼓励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经济上的国君集权。前云的“仁义”和“推让”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而李悝经济政策的实施，就大大地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所以司马迁云：“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②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点是：“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吴起列传》）。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减削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他认为多余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的做法，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也有利于开发荒地。
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歪风，还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和“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的主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吴起的改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封君鄂君启的通行证，上面记载有对封君的各种限制，如车船的大小、载重、行程等等，这应该是吴起变法的直接结果。这时的楚国，在诸侯中逐渐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用夹板填土筑墙）”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被“见恶（怨）”《吕氏春秋·义赏》）。所以，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便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后，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贵卒》），结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旧贵族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③邹忌改革：

邹忌为相后，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谨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执行了顺从国君行事，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邹忌推荐人才给齐威王，威王把他们都视为“宝”。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时，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但是，齐威王则说他的“宝”与魏惠王的宝不同，是几个得力的大臣，他们是“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的檀子，“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的朌子，“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的黔夫，“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的种首，他们“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
齐威王时，为了整顿吏治，曾经奖励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的即墨大夫，惩办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使誉言日闻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均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同时，又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还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均见《战国策·齐策一》）。这段记载，难免有其夸大之处，但其提倡臣下进谏的作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
④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言“术”也讲“法”，如云：“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韩非子·定法》中又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韩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却不能不说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后（指令）相悖（《韩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说的“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谓“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韩国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中去。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要集权，主张“明君使其巨并进辐凑”，不允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
申不言在主张君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时，特别强调“术”。他所说的“术”，就是韩非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韩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张“为人臣（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呢，在他看来，就是要靠“术”这个手段，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申不害主张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就是装着不听、不着、不知，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就可以作到“独视”、“独听”、和“独断”。所以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为了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还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就是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他要国君平时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企图，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国君之所好而弄虚做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好份内事，不能越职乱来。申不害所说的“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国君的大权。申不害讲究的统治之“术”，虽然使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所以“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均见《韩非子·定法》）。司马迁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申不害的变法效果，远不如魏、齐、秦等国，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七雄中，始终处于弱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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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秦孝公已经决定任用商鞅了，商鞅想要变法，又担心天下对自己的非议。
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他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卫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
商鞅能变法成功，有几重因素：1、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恰当的时机采取了变法，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2、他本人十分聪明，而且够狠够有手段，所以他的变法才能一路破解各层贵族的阻碍，顺利进行。
3、新法顺应民心。
4、关键原因：秦孝公对他的全力支持。

⑷ 商鞅变法翻译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①，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②，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③；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④。愚者暗于成事⑤，知者见于未萌⑥。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⑦。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⑧；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⑨，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⑩，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13)；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4)。”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15)。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6)。”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注释]

①卫鞅：商鞅为卫国人，故称。下句“恐天下议己”，是说孝公欲从商鞅之言而变法，可是又怕天下议论他，不是说商鞅“恐天下议己”。②疑：犹豫不定。③以上二句的意思是说，超出常人的人本来要被世俗非难的。④敖：通“謷”。嘲笑。《商君书》或作“骜”，或作“訾”。“骜”通“訾”。“訾”，毁谤。⑤暗：不清楚，不明白。⑥知：通“智”。未萌：未发露、察觉。⑦虑：事先谋划、创始。⑧法：效法。故：指成法。⑨易民：改变民风民俗。⑩缘：依照，沿袭。王：成王，统一天下。�五伯：即五霸。(13)制：被制约。(14)不肖：不成材，没出息。(15)器：指古代标志名位、爵号的器物。(16)多：推重，赞扬。

⑸ 战国时期七国的变法

一、齐国：邹忌变法

邹忌推行法家政策

从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开始，齐国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地方，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个叫淳于髡的，是家奴性质的赘婿出身，是个进步的思想家，曾经两次当面指责儒家孟轲，认为鲁缪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国家削弱，说明儒家“无益于国”，像儒家那样“为其事而无其功者”，就算不得“贤者”。

这时淳于髡用“微言”进说邹忌，使得邹忌决定了下列的策略：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这些主张顺从国君行事，主张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主张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都是法家的政策。

邹忌很重视推荐人才，齐威王也很重用这些人才，把他们都看“宝”。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而齐威王则认为他“宝”不同，几个得力的大臣才是他的“宝”，例如守南城的檀子，守高唐的盼子，守徐州的黔夫，“使备盗贼”的种首，都是他的“宝”，“将以照千里”。

这时齐国的人才很多，孙膑也由于田忌的推荐而担任军师。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针对齐国“百官荒乱”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隐语进说齐威王，他问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随即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

因为即墨大夫治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并不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赏给他万家的食邑。又因为阿大夫治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而用币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把阿大夫连同左右称誉他的人都烹死了。据说，从此“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

同时，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刚下时，群臣前来进谏的门庭若市；几个月之后，还有时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这里不免夸大其词，但是，这样提倡臣下进谏，对君主政权的政治改革确是有帮助的。

二、楚国：吴起变法

“明法审令”， 实行法治。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 深知法治的重要性， 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 吴起还采取“倚车辕”的办法，即立一车辕， 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 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 “破横散从 （纵） ， 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

减爵禄， 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 （吴起） 均楚国之爵， 而平其禄， 损其有余， 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 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 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 以解决分配不公， 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

在此同时， 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 “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 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 “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卑减大臣之威重”， 整顿吏治。吴起认为， “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 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 又削弱大臣威权， “禁明党以励百姓”，禁止大吏结党营私， 奖励百官尽忠守职， 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

同时， 吴起还着手整顿吏治。一是“塞私门之请， 一楚国之俗”， 杜绝权门请托之风， 廓清吏治；二是“使私不害公， 谗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 行不取苟容， 行义不固毁誉”， 要求官吏公私分明， 言行端正， 不计较个人得失， 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

三是“罢无能， 废无用， 损不急之官” ， 裁减冗官， 选贤任能， 罢除无能无用之辈。徙贵族于边境， 以实广虚之地。据《吕氏春秋·贵卒》载， 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 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 臣不得而为也。

加强军事训练， 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 破驰说之言从横者” ， 以“争利于天下” 。所以在变法中， “禁游客之民， 精耕战之士”， 即注意耕战并重， 亦兵亦农， 禁止丁民游手好闲， 不务耕作。在此同时， 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 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 加强训练。

吴起还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 ， 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 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三、秦国：商鞅变法

第一次变法

主条目：商鞅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四、燕国：燕国并无变法，燕王哙试图改革却笑话百出。

五、赵国：胡服骑射

胡服就是采用胡人的服装，即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赵武灵王的胡服改制很彻底，他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还要全国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这一改变穿着的革新触及的层面就很广，加剧了改革的困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邯郸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戎狄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把袖子改窄，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窄袖交领右衽服装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邯郸城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不过，赵武灵王事先预知反对者必强、阻力大。于是在赵国信都之信宫先找大臣肥义和将军楼缓商议了五日。肥义和楼缓都十分赞同。武灵王乃下定决心，下令全国实行胡服。他自己首先穿了起来，又派专人去告诉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穿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

使臣回报公子成持不赞成的态度，武灵王便亲自去说服公子成，这样公子成也穿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上朝。贵族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劝阻不要实行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赵武灵王反驳他们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

并指出，“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对于衣服，他说“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赵武灵王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反驳了一些贵族的责难，特别是像公子成这样很有影响的贵族，也穿上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于是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就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

后来赵国攻下原阳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有位叫牛赞的又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武灵王驳斥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忙下拜说“臣敢不听令乎！”

六、魏国：李悝变法

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

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兵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七、韩国：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

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⑹ 商鞅如果选择在齐国变法，能成功吗

1.变法的急迫之势：非变法不足以图存。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齐、秦两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新君即位，都面临内忧外患，也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变法。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秦国偏居雍州，东方列国以戎狄视之，秦孝公即位就面临被瓜分的风险，无奈将河西之地划出，换得一线生机，并视为“国耻”，举国皆思变，不变法则不能在战国图存。

再者，齐威王办稷下学宫，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种首比作“国宝”，以视对人才的重视，可见齐国并不缺乏人才，有即墨、孙膑、邹忌在，商鞅激进的变法不见得会成为实践。

而秦孝公需要许以重金和高官才能招揽学子入秦，但这种给予实职由其大展拳脚的做法，正适合商鞅将秦国当作法家实践的试验场。

变法不只是为了称霸一时，春秋时期会盟的做法早已过时，战国乃大争之世，需要长期深彻延续的变法，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齐国之病见于肌肤，于是齐威王以温和治标之法进行改革；秦国之病见于骨髓，秦孝公坚决要以涤荡一切旧秩序的变法换取秦国一新。

3.变法的反对之强：封建保守愈团结，变法则举步维艰。出则敌国外患环饲，四面结敌图霸业。

齐鲁大地，礼法观念深重，受中原正统影响，况且以齐桓公留下的霸业为根基，虽有敌国侵扰，但不足为患，也就没有深切的动机发现和推动国内势力进行变法，齐威王更多的只会看到官僚系统无所事事、军备松弛而已，那么只会想到整顿吏治、加强耕战，便可蒙混过关，继续享乐。君不思危，臣不思变，民不思苦，到了后期乐毅破齐，反倒促使齐国直接掉线，更加不参与合纵抗秦之事，居安等被灭而已。

⑺ 战国时期与商鞅同期的改革变法还有哪些

两周时期的郑州－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京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大了不少，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在已经进行的变法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榜样。李悝是法家人物，所以，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主持变法。他选中了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权术。这种权术保证了君主的权威，不至于旁落。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所以，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大臣也变得老奸巨猾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的。《史记》上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没有人敢侵略韩国。而且，韩国还在扩张上取得不小成绩。公元前353年攻东周，取陵观、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高都(今河南洛阳南)、利(不详)，公元前346年韩国又与魏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的上蔡(今河
南上蔡西南)。看来，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的韩国变法，确实是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所以，在韩国历史上，申不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家。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⑻ 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著名的改革分别是什么

赵烈侯在位时，赵国也进行改革。赵烈侯采纳牛畜的建议，倡导“仁义”，实行“王道”，又采纳徐越和荀欣的建议，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用人政策，在财政上则“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以增强赵的国力。
前355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主持韩国的改革，建立“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策》）的制度，论功行赏，鼓励新兴势力。申不害特别强调“术”的作用。他主张国君“独断”，操纵最高权力以驾驭臣下。据说申不害相韩15年，“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
齐威王的改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他赏赐有政绩的即墨大夫以万家食邑，并烹杀了贿赂饰非、政绩恶劣的阿大夫。后来，齐威王任命邹忌为相，谨修法律，督察奸吏，招抚流民，使得齐国大治。
前316年燕王哙实行禅让，把君位让给燕相子之，并把300石俸禄以上官员的官印全部收回，另由子之任命。燕王哙以“苦身以忧民”，“勤身而忧世”（《韩非子·说难》）著称，他行禅让的目的是为了赋予子之以全权，让子之改革燕国政治。但是此举遭到旧贵族的强烈的反对，在齐的进攻下燕几乎亡国，只是在燕昭王继位以后，燕国才强盛起来。
战国变法的最成功的典型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从前359年至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推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变法。变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1.“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在实际上废除了原有的井田制度。2.建立军功爵制度以奖励军功。在战争中斩获敌人甲士首级1颗的赏爵1级、田1顷、宅地9亩、庶子1人。杀敌越多，赏赐越丰厚。还规定国君的宗族若没有军功便不能列入公族属籍，不能享受特权。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4.推行县制和什伍连坐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各家若不告发则都有罪），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系统管理和控制。5.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以统一度量衡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商鞅时颁布的标准尺1尺约合今0.23米，标准量器1升约合今0.2公升。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适应当时秦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商鞅虽然被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变法成果还是得以保存下来

⑼ 秦朝在变法形式花样百出的战国时代，是怎么笑到最后的

变法是战国时代的主流发展形势，自从魏国和秦国相继因为变法而强盛之后，中原地区可以说是引起了一场变法的狂潮，几乎每个国家都曾经尝试，通过变法的方式来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式和实力，但每个国家的变法形式却是不尽相同的。

如此一来，人们就会感受到压迫，社会也就会变得动荡不安，所以，如果让燕国和齐国这样的国家强制推行法治变法，那么可能换来的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社会混乱，很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当然，这也要看君主对于变法的决心和推行力度，如果君主能够下定决心改变长此以往的政策实施，那么久而久之，国家的执政方针就会受到影响，平民百姓的接受能力也会改变，人们对于政治制度的认知也就大有不同。

这些都是要相对而言的，并没有太过绝对的说法存在；但时代的发展自有它的定律，自然也就会有最适用于它的发展形式，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状态不同，但是无疑法治变法是战国时代最为合适的变法，无法推行这样变法的国家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更高的收益。

⑽ 商鞅变法字词注释20个

[原文及注释]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①，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②，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③；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④。愚者暗于成事⑤，知者见于未萌⑥。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⑦。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⑧；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⑨，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⑩，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13)；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4)。”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15)。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6)。”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注释]

①卫鞅：商鞅为卫国人，故称。下句“恐天下议己”，是说孝公欲从商鞅之言而变法，可是又怕天下议论他，不是说商鞅“恐天下议己”。②疑：犹豫不定。③以上二句的意思是说，超出常人的人本来要被世俗非难的。④敖：通“謷”。嘲笑。《商君书》或作“骜”，或作“訾”。“骜”通“訾”。“訾”，毁谤。⑤暗：不清楚，不明白。⑥知：通“智”。未萌：未发露、察觉。⑦虑：事先谋划、创始。⑧法：效法。故：指成法。⑨易民：改变民风民俗。⑩缘：依照，沿袭。?王：成王，统一天下。?五伯：即五霸。(13)制：被制约。(14)不肖：不成材，没出息。(15)器：指古代标志名位、爵号的器物。(16)多：推重，赞扬。

令民为什伍①，而相牧司连坐②。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③，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④；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⑥。事末利及怠而贫者⑦，举以为收孥⑧。宗室非有军功论⑨，不得为属籍⑩。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注释]

①什伍：户籍编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②牧司：检举，监督。连坐：一人犯法，其他人连带治罪。坐，因犯……罪。③分异：分家另过。这是为繁殖人口，发展生产。④率：标准。⑤僇力：即“戮力”。尽力，致力于。⑥复其身：免其本身劳役或赋税。复，免除。⑦事末利：从事工商业。末，非根本，不重要的事物。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⑧收孥：拘挚本人妻子，没收为官奴婢。孥，奴婢。⑨宗室：此指王族。⑩属籍：家族的名册，谱牒。?差次：等级次序。差，等。分别等级。名：占有。?芬华：比喻显荣。即显赫荣耀。

[原文]

令既具①，未布②，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③，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④，以明不期。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⑤，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⑥。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⑦。明日，秦人皆趋令⑧。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⑨，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注释]

①具：准备就绪。②布：颁布，公布。③国都市南门：指都城后边市场南门。古代国都建制：前朝，后市，左祖、右社。④辄：就。金：古代货币单位。⑤期年：一整年。⑥法：处罚、治罪。⑦黥：即墨刑。用刀在面额上刺字，再涂以墨。⑧趋令：遵照新法执行。⑨乱化：扰乱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