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壹』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银行（香港）于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持牌银行，最终控股人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合并了原中银集团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银行的业务，并同时持有香港注册的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和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权益，使之成为中银香港的附属机构。
中银集团1983年注册成立，成员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金城银行、广东省银行、盐业银行、交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宝生银行、华侨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新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等14家银行，以及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建设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等，现共有总行、分行及办事处300多家，是香港的第二大金融集团，吸收的存款总额占香港存款总额的25%。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是中银集团的领导机构，负责对各成员银行的业务进行协调和管理，并对中国银行总行负责。1994年5月开始成为香港第三家发钞银行。下属机构：中银集团香港分行、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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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中国银行的企业性战略规划和经营性战略规划

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imited)，总行(Head Office)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是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规模排列位列第三。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按核心资本计算，2007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9位。
中国银行主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公司金融业务基于银行的核心信贷产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创新的金融服务。个人金融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基于银行卡之上的系统服务。金融市场业务主要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国际汇兑、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
中国银行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国际”）是中国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运行平台。中银国际在中国内地、香港及纽约、伦敦、新加坡设有分支机构，拥有高水准的专业人才队伍、强大的机构销售和零售网络。中银国际全球性的管理运作，可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包括企业融资、收购兼并、财务顾问、定息收益、证券销售、投资研究、直接投资、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中国银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和联营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其中，在香港拥有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分公司、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东亮保险专业有限公司和堡宜投资有限公司，在内地拥有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地区有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的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保险市场经营一般保险业务，业务品种齐全繁多，业务量多年位居当地同业前列。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了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后，中国银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开设分支机构。目前，中国银行拥有遍布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其中境内机构超过10，000家，境外机构600多家。1994年和1995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澳门的发钞银行。
中国银行所属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香港）”或“中银香港”），于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持牌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合并了原中银集团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银行的业务，并同时持有香港注册的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和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权益，使之成为中银香港的附属机构。中银香港是香港地区三家发钞银行之一，也是香港银行公会轮任主席银行之一。重组后的中银香港于2002年7月在香港挂牌上市。
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百年品牌，中国银行在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造了国内银行业的许多第一，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得到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在近百年辉煌的发展历史中，中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银行于1912年由孙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7年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道成为国家金融业的支柱。
2003年，中国银行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之一。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中国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整合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2006年6月1日、7月5日，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H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按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市值计算，中国银行为全球第五大银行。
2004年7月14日，中国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银行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宣传和普及奥运精神，促进本次体育盛会圆满成功，提升中国银行的品牌形象。
中国银行多年来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银行同业、国内外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目前，中国银行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8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多次被《财资》评为“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及“中国最佳外汇银行”，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中国地区产品服务10强企业”，被《亚洲风险》杂志评为2006年度“中国最佳银行”。在美国知名财经杂志《财富》与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Hay（合益）集团合作评选的25家“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中，中国银行榜上有名。在A+H资本市场整体上市后，中国银行荣获《投资者关系》“最佳IPO投资者关系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在近百年岁月里，中国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雄厚的实力、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深得广大客户信赖，并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中国银行将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创建国际一流大银行”的宗旨，依托其雄厚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银行服务，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中国银行于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开业。其由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起改称大清银行(Ta Ching Goverment Bank)，负责整顿币制、发行货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权利)改组而来。故中国银行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民国政府时期
中国银行自民国时期早年成立后一直担负中央银行职责直至1928年，此时国民政府另外设立中央银行，并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和章程，“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当时总行亦从北京(时称为北平)迁往上海办公。
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早期的中国银行在限制北洋军政府开支，抵制袁世凯停兑令，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组织爱国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4月间，国民政府再次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导致中国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事实落入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工具。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银行。原总管理处随民国政府迁往台湾，至1960年在台重新开业。在台机构部门于1971年改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2006年8月间和台湾交通银行(Chiao Tung Bank)合并为兆丰国际商业银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留置大陆地区的各分支机构部门收归国有，继续以中国银行行名营业存续。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0年4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一个职能部门，利用信贷、结算、汇率等多种手段促进对外贸易事业发展，使国家外汇收入不断增加；积极参加反对美国政府冻结美元资产的斗争，抵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支持交通部门逐步建立远洋船队，支持企业通过进口设备合远材料来增加产量和质量；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职责，加强外汇管理发展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
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跨入了世界大型银行的前列。
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直属国务院领导。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两块牌子，内部一套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改为中国银行总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业务。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随后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各行其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国家外汇的职责不变。至此，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的身份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一个分支部门、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外汇由外汇管理局经营，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各外汇业务银行在外汇业务经营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中国银行正式结束了国家外汇专业管理，不再在外汇业务享有垄断地位。中国银行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一道成为国家金融业的支柱。
股份制改革
中国银行于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之一。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中国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整合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工作。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编辑本段]国际化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由于历史和业务发展的原因，中国银行是目前国内银行中最国际化的商业银行，先后分别在香港、澳门、伦敦、大阪、新加坡、纽约、曼谷、东京等地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后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开设分支机构，目前拥有遍布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其中境内机构共计11,307个，境外机构共计603个。1994年和1995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发钞银行。中国银行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引进国际管理技术人才和经营理念，不断向国际化一流大银行的目标迈进。
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向我国驻港机构发布保护国家资产，听候接管的命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率先起义，宣布接受北京总管理处的领导，不久，伦敦、新加坡、雅加达、吉隆坡、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仰光等分支机构纷纷宣布接受国内总管理处的领导，为新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资产。
自1994年，中国银行凭借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海外网络、出众的实力和国际金融、外汇业务优势，盈利总额在国内银行中一直居于首列。许多权威的国际金融杂志一致认为，中国银行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员工数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最强的银行，人均利润、人均资本合人均资产各项指标均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之首。
本部分部分文字参考自中国银行官方说明。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的百年经营和市场荣誉
中国银行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按核心资本计算，2005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个人金融、资金业务和金融机构业务等业务。公司业务以信贷产品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创新的金融服务和融资、财务解决方案。个人金融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储蓄存款、消费信贷和银行卡在内的服务。资金业务包括本外币保值、资金管理、债务保值、境内外融资等资金运营和管理服务。而金融机构业务则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诸如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百年品牌，中国银行在注重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造了国内银行业的许多第一，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得到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中国银行多年来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6年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同时，被《财资》评为“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及“中国最佳外汇银行”；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中国地区产品服务十强企业”；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后，先后荣获《投资者关系》“最佳IPO投资者关系奖”和《亚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公开上市进程
1990年代，中行踏入财务重组阶段。
1998年，中国银行获中央政府注资425亿元人民币。
1999年和2000年中行以出售不良资产方式，获注资2674亿元。
2003年，中央汇金(全称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行注资1864亿元#，成为中行主要股东。
2004年中行出售总帐面值2720亿元的不良贷款。
2005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以30.48亿美元入股中行9.61%，淡马锡全资附属公司亚洲金融控股以15.24亿美元入股4.8%。同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以7374万美元入股0.23%。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交易所(3988-HK)上市，首次公开招股(IPO)255.69亿股，每股最后定价2.95港元，首日收市价为3.40港元。*
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601988-SH)上市，每股最后定价3.08人民币，同日成为上证综指成股。*
2006年12月4日，中国银行成为恒生指数成份股，创下最短时间成为香港蓝筹股的股份公司。
#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银行有关公开文件
* 以上信息来自网络新闻媒体报道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行标
中国银行行标于1986年经中国银行总行批准正式使用。
行标从总体上看是古钱形状代表银行；“中”字代表中国；外圆表明中国银行是面向全球的国际性大银行。
中文行名：中国银行中文行名字体由郭沫若先生题写
[编辑本段]中银国际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中银国际建立起符合行业最佳规范的国际化投资银行架构,在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中国沿海和内地中心城市建立了销售网络。中银国际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强大的机构销售和零售网络,全球性的管理运作,可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包括企业融资、收购兼并、财务顾问、证券销售、定息收益、衍生产品、资产管理、直接投资等在内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编辑本段]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
中银香港全称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于2001年间由香港宝生银行并入承继中国银行(香港)集团有关银行业务方面之成员(不包括南洋商业银行和集友银行)资产改组而来。中国银行通过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拥有和管理该公司。
中国银行(香港)集团成立于1990年代，由包括但不限于原来以中国银行为首的13家有关银行合并而成。
这些银行分别是：
1、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1998年间遵照国家指示，重新归属交通银行辖管)
2、八家内地成立银行的香港分行：广东省银行、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集友银行
3、两家香港注册的银行：华侨商业银行、宝生银行
4、南洋商业银行(部分分行)
其中南洋商业银行下属的南洋信用卡公司在中银香港改组后成为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BOC Credit Card (International) Ltd.)，并改为中银香港之附属子机构。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与奥运
2005年2月22日 中国银行作为国内独家经销“北京奥运金”的金融机构，在京成功发行第一组“北京奥运金”本色系列产品。
2005年2月2日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俱乐部成立，北京奥组委向中国银行颁发纪念牌和俱乐部会员证。
2004年12月8日 中国银行和VISA国际组织在京举行了全球首张北京奥运主题的“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的首发仪式。
2004年11月3日 国际奥委会执委、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杰哈德·海博格先生及北京奥组委有关领导一行访问中国银行。
2004年8月23日 中国银行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为中国奥运健儿举办庆功酒会。
2004年7月22日 中国银行推出第一款奥运题材金融产品——长城VISA欧元卡雅典奥运珍藏版，支持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雅典。
2004年7月14日 北京奥组委正式宣布中国银行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唯一银行合作伙伴。
该企业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名列第十，2007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名列第六。 该企业在2007年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二百一十五。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新闻
股票代码：601988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2007－0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中国银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银河证券”)的通知，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之一王俊已调离银河证券，不再从事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银河证券指派张卫东履行本公司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 银河证券指派本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张卫东和王红兵。
[编辑本段]中国银行
在世界500强2007年以30750。8百万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列第215位；在汶川地震后， 中国银行集团海内外机构和员工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捐物累计已超过1.23亿元。

『叁』 中银香港与内地的中国银行有无关系

中银香港是内地的中国银行旗下的控股金额机构。
中国银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一，始建于1912年。
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肆』 民国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十股股票的价格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是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开业的。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在1908年改称为大清银行，负责整理币制，造币，发行纸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并添股招商。这是清政府“与国际接轨”的尝试。

中国银行成立后，继续担负中央银行职责，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另立央行，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一开始就走国际化道路，先后分别在香港、澳门、伦敦、大阪、新加坡、纽约等地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旧中国的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早期的中国银行在限制北洋军政府开支，抵制袁世凯停兑令，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组织爱国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之后，中国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落到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工具，是中行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国银行，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向我国驻港机构发布保护，听候接管的命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率先起义，宣布接受北京总管理处的领导，不久，伦敦、新加坡、雅加达、吉隆坡、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仰光等分支机构纷纷宣布接受国内总管理处的领导，为新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资产。此后，中国银行成了新中国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950年4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一个职能部门，利用信贷、结算、汇率等多种手段促进外贸的发展，使我国外汇收入不断增加；积极参加反对冻结美元资产的斗争，抵制美国政府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支持交通部门逐步建立远洋船队，支持企业通过进口设备合远材料来增加产量和质量；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职责，加强外汇管理发展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

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直属国务院领导。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两块牌子，内部一套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改为中国银行总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业务。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随后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各行其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国家外汇的职责不变。至此，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此时中国银行的身份才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由原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分支部门，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向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跨入了世界大银行的前列。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放宽对各家银行经营领域的控制。根据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部署，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外汇由外汇管理局经营，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各外汇业务银行在外汇业务经营方面享有平等地位，这打破了中国银行在外汇业务方面的垄断地位，这也标示中国银行正式结束了国家外汇管理机构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向综合性商业银行的转型。

中国银行集团成立于1990年代，由原来以中国银行为首的13家银行合并而成。根据中银香港的网页，这12家银行分别是：
1.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2. 八家内地成立银行的香港分行：广东省银行、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集友银行
3. 两家香港注册的银行：华侨商业银行、宝生银行
4. 南洋商业银行（部份分行）

交通银行在香港的业务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属于中国银行集团，但后来退出了。

从1994年到2004年这10年间，中国银行凭借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海外网络、出众的实力和国际金融、外汇业务优势，使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盈利总额在国内银行中一直居于首列。许多权威的国际金融杂志一致认为，中国银行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员工数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最强的银行，人均利润、人均资本合人均资产各项指标均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之首。

中国银行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按核心资本计算，2005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个人金融、资金业务和金融机构等业务。公司业务以信贷产品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创新的金融服务和融资、财务解决方案。个人金融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储蓄存款、消费信贷和银行卡在内的服务。资金业务包括本外币保值、资金管理、债务保值、境内外融资等资金运营和管理服务。而金融机构业务则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诸如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百年品牌，中国银行在注重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造了国内银行业的许多第一，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得到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中国银行有近百年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银行于1912年由孙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7年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道成为国家金融业的支柱。

中国银行于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之一。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中国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整合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后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开设分支机构，目前拥有遍布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其中境内机构共计11,307个，境外机构共计603个。1994年和1995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发钞银行。中国银行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引进国际管理技术人才和经营理念，不断向国际化一流大银行的目标迈进。

2004年7月14日，中国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银行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宣传和普及奥运精神，促进本次体育盛会的圆满成功，提升本行企业形象和社会价值。

中国银行多年来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6年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同时，被《财资》评为" 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及"中国最佳外汇银行"；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中国地区产品服务十强企业"；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后，先后荣获《投资者关系》"最佳IPO投资者关系奖"和《亚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在近百年的岁月里，中国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雄厚的实力、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深得广大客户信赖，打造了卓越的品牌，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中国银行将承秉"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创建国际一流大银行"的宗旨，依托其雄厚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银行服务，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006年6月1日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门户网站域名由www.bank-of-china.com 变更为 www.boc.cn。新域名更方便访问中国银行门户网站。

2006年6月1日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
内地股票代码：601988

中国银行与奥运
2005年2月22日
中国银行作为国内独家经销“北京奥运金”的金融机构，在京成功发行第一组“北京奥运金”本色系列产品。
2005年2月2日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俱乐部成立，北京奥组委向中国银行颁发纪念牌和俱乐部会员证。
2004年12月8日
中国银行和Visa国际组织在京举行了全球首张北京奥运主题的“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的首发仪式。
2004年11月3日
国际奥委会执委、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杰哈德·海博格先生及北京奥组委有关领导一行访问中国银行。
2004年8月23日
中国银行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为中国奥运健儿举办庆功酒会。
2004年7月22日
中国银行推出第一款奥运题材金融产品——长城VISA欧元卡雅典奥运珍藏版，支持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雅典。
2004年7月14日
北京奥组委正式宣布中国银行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银行合作伙伴。

『伍』 香港汇丰银行网银 汇款 至 香港中国银行，只能输入13位银行帐号，而香港中行帐号有14位，怎么解决

三种解决方案：

1、让对方打电话去香港中国银行问问能不能提供一个13位的账号。

2、去香港柜台填单汇款。

3、让香港这边EMAIL过来一张单，填完后邮寄到香港。

(5)盐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扩展阅读

香港汇钱到大陆账户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直接汇款：香港人可以将有关款项的港币或者美圆直接通过香港银行“电汇”到国内银行帐户中（要告诉香港银行国内银行的名称、地址、电话，以及账户等等信息）。

当银行收到这笔钱之后(一般从汇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可以到银行查询，然后说明这笔钱的用途就可以将这笔钱兑换成人民币进入个人账户了。

但是每年这样的汇款不能够太大，比如款额最好不要超过5万美元等值的外汇，否则，银行需要个人到当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额度。每次汇款大概会产生200港币左右的银行和电汇通信费用。

2、转付人民币现金：可以在香港找外汇兑换店将港币换成人民币，之后，让他们在深圳或者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将手里的人民币现金存入到国内开户银行当地分行的银行柜台或者自动柜员机（可以收现金存款的柜员机），按照个人提供的账号存给收款人。

这样没有任何费用。最好在香港中银开户（一定要同一人名），进行汇款。然后在国内中国银行取款，但是香港人在国内提款是有限制的。

3、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港汇丰银行办理一张银行卡，然后把卡和密码由取款人保存，然后在国内的汇丰取款机上直接提款就可以了。

但每天限额2万港币的等值人民币，单次手续费RMB25元。这种方式取款没有年度总额限制，但是内地ATM机器单次金额较小，所以算下来手续费也不低。

『陆』 刘航琛的工商界的木匠

刘航琛素来是要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他充任刘湘的财政干员后，倚仗权势，亦官亦商，开办川康银行，巧夺川盐银行，以两行为支柱，大肆角逐，到处扩张，插手美丰，渗入聚兴诚，硬卡重庆银行，四处投资。他担任银行、工矿贸易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头衔就有70多个，显赫一时。与杨粲三、杨季谦、康心如、潘昌猷并列为重庆金融界大亨。刘航琛四处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们比之为“木匠”。 川康银行初名川康殖业银行，是1929年5月，刘航琛邀约卢作孚、何北衡等人发起的。最初由刘湘的副官长周见三临时负责，营业地点设在重庆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业银行取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营业执照，迁入打铜街新建行址，正式营业。
为图压倒当时的商业行庄，虚张声势，拟定资本额为银元400万。实际上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项下拿出60万以刘湘名义入股，另加一点商股，只凑足100万。1935年增资50万。共为150万元。
川康召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刘湘亲自出席，刘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周季悔任协理，汤壶峤任经理。希图借重这些商界闻人，以冲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实际上川康的一切，由刘航琛代表刘湘主持。川康主要是为军阀刘湘和刘航琛私人服务。因此，对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如存、放、汇兑等，只不过聊备一格，并不重视，同聚兴诚、美丰相比，这些业务的发展大为逊色。但是，刘航琛运用所掌握的地方军阀财政大权，扶植川康，壮大经济力量，则是一般商业银行所望尘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军总金库收不抵支时，其经理兼收支组主任邹汝百（一作邹汝伯）发出大量期票（即“邹票”），川康首先办理“邹票”贴现业务，带动金融业相率经营，使军费获得暂时周转；（二）二十一军大量发行库券、公债，川康带头认购，在重庆金融市场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二十一军防区扩大到下川东沿江各县，向省外采购军火都由水道运输，在申汇价高无划时，川康就锞现到上海代刘湘交付军火价款；（四）替刘湘部队承汇转发军饷等等。这些方面部获利丰硕，单就1933年结算来看，川康赚了54．6万余元，其中利息和汇水收入就占收益额中的90%。此外，1931年刘航琛利用其财政大权，以“安定重庆金融”为理由，经刘湘批准，川康发行1元、5元、10元3种“无息存票”100万元，在市面流通。这种“无息存票”，名为存款收据，可以随时向银行兑取现金，其实就是变相发行钞票。川康还用刘航琛的招牌，向各军政机关吸收存款。这样，川康的活动资金大量增加，对刘湘的财政周转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和地方发行的公债暴跌，握存者无法抛售。重庆各银行钱庄投资公债办理押借的1200余万元，到期必须赎回。重庆利济、安济两财团所出的7底期票340万元。宣布延期兑付。中央银行现钞短缺，规定每户存款取现500元。重庆7底、8半银根相继抽紧，整个金融市场，突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川康殖业银行历年投资各企业和债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担在手，积压头寸，出现紧张局面。但有刘航琛这块招牌，东拉西扯，勉能应付。为要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当时重庆平民银行由宁芷邨任总经理、刘航琛任董事，资本为100万元，资金运转比较灵活。四川商业银行系范绍增任董事长、刘航琛为董事，资本为100万元。投资公债数字虽小，但在上海赌公债多头，行情吃亏，且难脱手，加以修建打铜街新行址，积压了36万元，以致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危机。刘航琛乃极力倡议三行合并经营，谋求发展。在进行磋商时，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刘航琛认为兼并平民、商业两行后，资本共为350万元，倘凑足400万，就可超过聚兴诚、美丰两行资本的总和，而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执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资金周转方面，平民银行资金是活动的，商业银行资金虽暂有困难，但其新建行址和经营的四川饭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转让给交通银行，可得 40万元现金，三行合并后的资金是可以应付裕如的。宁芷邨考虑，重庆为抗战后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动，资力有限，恐难支持，川康有刘湘作后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刘航琛共事有年，认为颇有应变之才，预计前途，合并有利。范绍增则想到商业银行资负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业清理，有伤体面，只好承认出售新建行址，合并经营。在研究行名时，经过—番商量，为保留其递嬗历史，决定三行各取两字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这样大家心安理得，各无异议。最后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
1937年10月12日召开三行合并后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周见三、范绍增、夏仲实等15人为董事，甘典夔、汤壶峤等5人为监事。董事会推出周见三、范绍增、罗震川、刘航琛、宁芷邨为常务董事，刘航琛为董事长；决定聘宁芷邨为总经理，周季悔、戴矩初为协理，不久戴任银行公会主席，改由范众渠继任，衷玉麟为渝行经理；确定资本为法币400万元，原川康殖业银行占200万元（实际收足150万元，余由刘航琛凑足），原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各占100万元。
刘航琛担任川康董事长后，即提出集中人力财力，整理内部和谋求对外发展的经营计划。他口称胸无成见，一秉“大公”，实则大搞排挤，独揽大权。许多重大事件，如为了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对外巨额投资，既不通过董事会，也不让常务董事晓得，以致引起常务董事周见三愤而辞职。代表商业银行大股东范绍增的范众渠（范部军需处长）出任川康协理，只能按月领工资，没有实权。当时范绍增已投靠蒋介石任蒋军第八十八军军长，住在重庆，由于开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刘卡住，造成隔阂。范部的编余人员，要求在川康工作，刘也拒不接受。这样加深了范、刘之间矛盾。范扬言：“我的钱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刘航琛要我的钱，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由杜月笙、顾嘉棠出面，约集刘、范2人当面调解，协议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万元退给17万元计算，范将所退股金买了复华银行，为该行董事长了事。刘航琛同宁芷邨两人早在北京念书时相识，及至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时，刘、宁关系更密。但由于刘航琛有独霸川康野心。当川康增设天津、西安、衡阳各分行时，对经理人选，竟独自决定，不仅未通过董事会，连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的宁芷邨亦未预闻；刘航琛又好睹成性，随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刘同杜月笙、顾嘉棠、康心如等赌牌九，一夜之间输了10余万元，他开出墨条向川康支取，适因市场银根甚紧，宁即拒付，以至刘、宁矛盾日益加深。抗战胜利后，刘航琛把川康所存外汇美金30万元投入利济轮船公司，事前宁毫无所知，因而宁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险恶，职责所在，有拖累之虞。乃决意脱离川康。经王陵基出面调解，以范绍增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万元退21万计算，共约退法币20多亿元了结。
刘航琛排挤了商业、平民两行的势力，退掉了范、宁等人的股款，扩大了他的股权，就是以刘湘名义投资的股款，也七转八转的化为己有。随着川康的不断增资，到1949年，刘已攫取川康股额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盐银行前身是“重庆盐业银行”，一直是当时盐运使王缵绪支撑的。1932年7月，经改组更名为重庆川盐银行，由吴受彤出任董事长，实行董事长制，大权独揽。资本主要是盐商筹集，资力较为雄厚。刘航琛对川盐一向垂涎，他极力拉拢吴受彤，曾助吴投机印花烟酒库券，使吴得利甚丰。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吴受彤当上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对刘亦十分钦佩。吴、刘2人平素间互相标榜，彼此赏识，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盐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之前，吴便拉了刘航琛和唐华、甘典夔等二十一军财政干员入股，使刘得以当上川盐银行董事。1937年吴病危，他召见行内主要负责人再三嘱咐：“刘航琛是个人才，办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盐董事长一职，非刘莫属。”“托孤”后不久，吴病故，董事会即推举刘航琛代理董事长职务，并由石竹轩、陈丽生、何说岩、曾子唯、马绍周等人赴大溪别墅迎刘劝驾。刘是一个以扩经济实力而发展政治势力的野心家，对于这个已经打好基础的川盐银行，觊觎已久，当然乐于接手。1938年春，董事会正式改选，刘即真除董事长。
川盐向被王缵绪视为掌中之物，刘航琛夺得董事长，战胜王缵绪，即以四川财政厅驻渝办事处主任何九渊为川盐董事会主任秘书，代行董事长职务，以田习之为川盐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席文光为川盐香港办事处主任，牢牢控制着川盐。随后，刘航琛为王缵绪所迫，逃去香港时，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会临时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渊联络渝帮股东，田习之联络江津帮股东，掌握实权，把王缵绪亲信、西充帮的郭松年、杨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帮同江津帮联合起来。以重庆警备副司令兼参谋长谢秉之（江津帮）代理董事长，保证“刘来谢走”。王缵绪仍未夺得董事长，愤而派人刺杀了何九渊。1940年1月，刘航琛由港返渝，谢秉之交卸，川盐仍归刘掌管。
1949年，刘先后收买了石竹轩、王缵绪、唐华、邓宅华、郭松年、陈介生等人的股本。通过这次收买，刘航琛在川盐的股权达资本总额70%。 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力，俨然是重庆金融界的巨头。在工商各业四处插手，广为投资，进行扩张，一时声势赫赫。
1930年，军阀、盐商曾子唯，挟持康心如，强迫美丰银行退股。刘航琛借此插手，以刘湘名义收购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为了投桃报李。送刘2万元股本，并安为美丰银行董事。从此，刘对美丰视同川康一样，遇事都给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刘航琛主持的川康银行力量，以加快美丰发展速度。而刘航琛则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浓厚，利用美丰的资力以巩固川康。经康心如与刘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联合公库的先例，于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丰）联合营业事务总所”，由两行董事会推刘航琛任总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开辟业务，由总所派康心远、胡浚泉分任美丰、川康成都分行经理，分工合作，统算盈亏。但办了一年，在业务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发生问题，终以得不偿失而解体。刘、康两人关系却始终拉得很紧。
杨粲三主持的聚兴诚银行，素称殷实，刘航琛向欲染指。他组织川康殖业银行时，便以聚兴诚的杨粲三、张茂芹为董事。1931年申汇大跌期中，刘与杨合作，由川康、聚兴诚两行从上海锞回现洋八九百万元，彼此分润不少。1933年中汇大涨时，刘航琛又叫川康借给聚兴诚银元50万元，并代为办妥打锞护照，使聚行赚得一笔可观汇水。但杨粲三对军阀势力素有戒心，尽管在1930年口头上曾对刘航琛表示：“我们先订合同，如果你将来下台，请到聚行担任总经理。”实际上生怕军阀势力的渗入。1935年，聚行存户陈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财政厅控告杨家经营的谦吉祥和外国贸易部亏折甚大，杨家人实际上已无条件再作无限责任股东，故须查帐等等。刘航琛抓住这一机会，以财政厅长身份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到聚行查帐。将聚行的财产目录、往来帐、房地产帐等提去。继后又迭次派员到聚行索阅事务委员会、股东会的会议记录、立案文件、资产负债表等。杨粲三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一时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询情由并进行调解。这时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现。提出只要改组聚行公司组织，查帐问题即可解决。并还具体要求，要让刘航琛及其相近的几个人都参加聚行股份。杨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于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扬永泰专电刘航琛谓：“……搁而言之，殊非善策，万一因此而发生川省金融之剧变，则吾辈责任又不能避也。”嘱对聚行查帐一事早作处理。结果迫使杨粲三于1937年将聚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接纳刘航琛为常务董事，入股4万元了结此案。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倚仗其兄潘文华的势力，在重庆金融界争衡，同刘航琛素来不和。1936年，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规定公债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购进大量公债，进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各地金融市场掀起巨大风潮。银根奇紧，公债狂跌，重庆银行损失颇大，每天提存挤兑。吵闹不休，出现严重危机，弄得潘昌猷焦头烂额。刘航琛知道后，想趁机进行宰割。重庆银行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应急，刘以省行总经理，断然拒借，还煽起商界向重庆银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时又以财政厅长身份去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主张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关闭重庆银行等几家投机惨败的银行。以解救其他银行渡过难关。经潘昌猷向顾祝同等亟力表白，顾、关考虑到潘文华的关系，乃没有采纳刘航琛的意见，并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以应急需。刘航琛还是只同意办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后由于杨粲三的主动支援，调拨头寸，潘才渡过难关，没被刘航琛卡死。
刘航琛以川康、川盐两行为支柱，大搞扩张，大量投资各工商企业，发展经济势力，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动创办；有的是别人创办约他参加，以壮声势；有的趁增资改组时打入；还有的是迫使企业请他参加。投资范围，在工矿企业方面：有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大华生丝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润记营造厂、平光机器厂、华源织造厂、西安益世印刷厂、四川绢纺厂、民生公司、利济轮船公司等等；在商业方面：有中国国货公司、和源猪鬃公司、重庆猪鬃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中复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险方面：有重庆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华康银行、大夏银行、和通银行、兴华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等，还有新闻事业的《商务日报》、《新民报》、《益世报》等。他自己说：“除了没有做大粪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资金融、保险、信托事业，是企图利用资金渗入或加强联系，俾能获得巨额利润分配；投资商业则主要是囤积投机，以图暴利；投资新闻事业，是希图成为他在政治经济活动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资《益世报》（天主教主办）完全是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另有所图。他到处投资，大大扩张了个人实力。 1945年抗战胜利了，刘航琛认为是发展个人野心的良好机会。他说：“抗战期中，重庆是经营重心。抗战胜利，上海是经营的前线，重庆是后方。将来纽约是经营的前线。上海是后方。”因此，他在重庆以川盐、川康两行联合了宝元、沱江、渝新、电力、水泥、丝业、广利、华西、沪西等公司、银行、厂矿、行号共18家，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以刘正华为主任，拨资2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打算发行《经济通讯》月刊，以应各单位发展，业务之需。同时，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盐银行二楼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源、利济、电力公司等5单位的联合办事处，以涂重光任总秘书，以期实现他所渭的“使业务日臻现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并再度调整机构，在总管理处之下，划上海、重庆两个管理区。以汉口、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分行属上海区，成立上海区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处，属重庆区，成立重庆区行。两个区行的一切业务经营人权由刘航琛独揽。
他把经营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他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青帮头子杜月笙、顾嘉棠积极筹办利济轮船公司，刘航琛任董事长，由其亲信涂重光任总经理，汪代玺任协理。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现有的一艘轮船交刘经营。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筹设一家海洋轮船公司（刘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笔外汇投资该公司），将来可交刘航琛办理。刘满以为有李、于的支撑，一定可以压倒垄断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进而可以向海运事业发展。他为了开办利济轮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盐两行大量外汇作为投资，由汪代玺介绍收买了“利济”、“利华”两条破烂不堪，载重3000吨的海轮，花掉美金60万，经过多次大小检修，才勉强航行于津、沪、穗、港之间。公司计划另订新船两艘，一艘取名“利镛”（杜月笙名镛），另一艘叫“利航”（刘航琛），准备航行国外，扩大海运事业。由于“利济”、“利华”两轮耗去的检修费和遭受停航损失太大，连同购船价款，总计花了百万美金以上，订造新轮，还须另筹资金，乃未实现。 刘航琛野心勃勃，正图力求一逞；国民党政权由于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致命打击，也正在土崩瓦解，东逃西散，财政金融全面崩溃。在这样情形下，刘航琛倾注全力经营的利济轮船公司，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未兑现，而海运业务清淡，本身人员臃肿，财力薄弱，经营不善，“利济”、“利华”两轮长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员工资发不出而罢工，汪代玺无法解决，最后由总经理涂重光亲到香港把轮船卖掉遣散职工了事。利济的破产，给川康、川盐两行带来了重大灾难。特别是川康，从1946年起，陆续投资利济法币439．85亿元，1948年又增资金圆券9．6万元。川盐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刘航琛还挪用了川康美金30万和川盐美金25万给利济周转。还把和源猪鬃公司外汇40万美金，强作对利济的投资。更妙的是杜月笙、顾嘉棠见势不妙，将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逼着刘航琛以部分投资转为川康借款。这样，川康就为利济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为川康破产的另一致命伤。
1949年10月，刘航琛携眷逃窜香港后，川康银行已面临内外交困绝境，衷玉鳞出任董事长，当时川康急需解决的：一是对外负债中有部分系军款，催提甚急；另一个是决定裁遣职工90余人的遣散费和留行数百职工的生活费，需巨款应付。衷玉麟为此曾两次飞香港要求刘航琛解决，刘不得已，先后交由他女儿刘敬蓉带来黄金200余两，并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元汇渝，由川康和重庆猪鬃公司各用半数，终无济于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对外负债尚有28万银元之巨。在重庆解放前夕，军官们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趋严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经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刘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脱身之术，匆匆宣布川康停业，带着被盖到龙王庙警察所投案，借以暂时获得庇护至重庆解放。
1949年4月，川盐银行万县帮石竹轩掀起倒刘风波，刘航琛改组董监会，以何兆青任董事兼总管理处业务经理，准备整顿业务，终因蒋政权面临覆灭，市场混乱，渝分行头寸尚差黄金400余两，多方设法填补无着，情况极为窘迫，更由于刘航琛到处投资，把资金扼死在许多企业里，“摇得动，扯不出来”。只好自食恶果，被迫接受高利贷借款来维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额日增，差额更大，形成无法填补差额的严重局面。到6月8日川盐已无力应付存户的大量提存，只得关门暂时搁浅。一时聚集在行内数百户存款人，要求偿还本息，责骂不休。何兆青急电香港刘航琛请求接济，刘派女儿刘敬蓉飞渝携带黄金400两、美钞2000元。继后，川盐又派张政绩飞香港向刘取回黄金100余两。以这些金钞掉换成银元，陆续偿付各存户，8月中旬后业务逐渐恢复。不久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当硬洋使用，不到两月，贬值如废纸，闹得市面无市，许多商业银行无形搁浅，川盐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关门。解放后清理，资不抵债，宣告破产。

『柒』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发展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12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以持有其主要营运附属公司中国银行(香港)的全部股权。中银香港(控股)在成功的全球公开售股后，其股份于2002年7月25日开始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编号 2388(一级美国预托证券 ---- 场外交易符号﹕BHKLY)。
* 十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七家内地成立银行(广东省银行、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盐业银行)的香港分行，以及香港注册的华侨商业银行和宝生银行。

『捌』 黄奕住的主要贡献

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著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著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著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领导人，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奕住在任期间花了不少心血，且还慷慨解囊，出资协助。1916年3月15日，黄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黄仲涵等共同发起创办第一间华侨中学“华英中学”。黄仲涵担任该校董事会担保人，郭春荣任董事会主席，黄奕住任财政委员之职直到回国为止。“华英中学”的建立，为中爪哇各地华侨子弟升入中学深造、学习中文和英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董事们共同努力，经费较充裕，师资力量较强，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华侨子弟人才，始终是爪哇著名华侨中学之一。
1920年黄奕住返回祖国以后，对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作了许多捐献。1920年，他即在家乡南安县楼下乡创办了斗南小学。1923年又创建了斗南初级师范学校，为家乡小学培养师资。在他的影响及推动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斗南学校从创办直至黄奕住逝世为止，所有经费“均由他独资供给，虽匪患频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顿”。1912年，他又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中学”。他每年不提供经常经费三分之二，直至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慈勤女子中学才被迫停办。黄奕住还独资捐建了厦门同文学院一座教学楼，该楼命名为“奕住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黄奕住捐赠10万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门大学图书设备费国币3万元。为了纪念和表彰他热心教育的义举，1931年6月，在厦门大学的主楼“群贤”一楼刻下了“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石碑文，以资纪念。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还先后对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他前后购置3万元图书给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兴办教育及文化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幼失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焉。”此外，他还捐资17000多元独修闽南古刹及泉州开元寺著名的东、西塔中的东塔，以保护文化历史古迹。至于泉州顺济桥的修筑及对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业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详列。1921年10月，他捐献3万元助济华北遭受旱灾之灾民。为此，当时中国政府曾赠予“急公好义”的牌匾嘉奖。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灾，他也捐助赈济灾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总之，他一生对“四方之慈善事业踵门劝募者，靡弗乐为之应，琐之不胜枚举也。”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在此期间，黄奕住还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厦门沦陷前夕，他考虑到鼓浪屿地区小，难避敌人及汉奸耳目，决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蛰居期间，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为痛心。他“每闻时事，即悒悒不乐，谓天下不相中国，降此鞠凶，呼钦书（其子）兄弟，告之曰：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竭涓埃之极，乃卒未酬所志”，而引为毕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
黄奕住的一生经历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辈华侨、归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一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榨而无以为生的中国农民，被迫出洋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心经营，从一位剃头匠、肩挑小贩而成为富有的侨商，从一位自发的具有淳朴乡土观念的中国移民而成为自觉的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及家乡、积极支持资助并直接从事祖国及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的爱国华侨领袖、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受到广大华侨及乡亲们的推崇。他毕生“行事既善，声闻以广”。回国后，“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盖举国中朝野，咸于府君（黄奕住）敬礼有加焉。”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等原因，黄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做一名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直到临终之际，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遗志，忠于祖国。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
黄奕住的子孙后代现还在鼓浪屿，海外等地生活。

『玖』 中国的几大银行有什么区别吗

针对服务范围不同。

1、中国银行：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 国家副部级单位。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是香港、澳门地区的发钞行。

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保险、航空租赁等。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业务，大力支持外贸发展和经济建设。

(9)盐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扩展阅读

合资银行是由几方共同出资兴办的银行。包括国内官商之间、企业之间兴办的合资银行和一国与外国政府 (或外商) 合资兴办的银行等。

国内官商合办的合资银行，如1929年开业的“中国国货银行”、1937年改组的“中国实业银行”；私人之间合办的银行，如1923年由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四家合资创办的“四行储蓄会”。

合资银行 的最大好处是它采用了合资的形式，因而可以综合各家出资单位的优势。例如，合资银行可能采用外方的先进技术，但保持地方银行的面目和管理方式，还可以与外国银行建立并保持经常的联系。

合资银行的主要弊端也是来自它的合资形式，由于所有权的分散化，各出资方对某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进行业务决策时，经常要进行反复的协商、平衡，使得政策的制订变得复杂化。

『拾』 我的公司老板让我上网查找什么中行的开业目的和开业后的预期效果，这得怎么找啊，有谁知道吗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时期的金融

第一节 货币制度的危机

一、落后的银两制度

（一）实银两

实银两是交易时接受的现银。

1、实银的种类、名称、重量

实银种类繁多，形式不定。实银铸成锭，有的形似马蹄，有的状如纺锤，有的像馒头，还有不成形的散碎银。它们都各有其名，然可统称为“元宝”或“宝银”。宝银的重量不等，大锭有50两，中锭10两，小锭只有几两，碎银不足1两，使用时依重量计值。

2、实银的成色

成色是指含银的多少。从理论上讲，实银的成色是以纯银成色1000/1000作为标准，但实际上流通的宝银达不到这个标准，因而就按纯银的成色加以折算，即按其成色核定含银多少。全国统一的、公认的标准有：纯银、足银、纹银、标准银。

3、实银的称量

银两按重量计值，属称量货币。宝银的重量标准是“平”。全国主要的平有：库平、关平、漕平、市平4种。库平是政府征税使用的标准，关平是海关使用的平，漕平是征收漕银折色使用的平，市平是各地市场使用的平。

（二）虚银两

虚银是实虚的价值符号，是用于计算的单位，在账务处理上具有重要意义。虚银也有重量和成色（假设的），一锭实银要存入金融机构，先要根据所在地的实银标准推算了其升水或贴水，然后按照当地使用的虚银标准计算其应记的数额才能入账。全国有影响的虚银有：上海的九八规元、天津的行化银、汉口洋例等。

（三）银两制度的落后性

银两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很多缺陷，其落后性表现在：形状和重量不合用，名称和种类过于复杂，成色高低不齐，平法大小不一，铸造分散，流通极为不便。

二、自铸银元

一方面由于银两制度的落后性，造成流通不便。另一方面经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金融危害甚大，清政府对此不能再行漠视。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庭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省设厂试铸银元。1889年开始铸造第一批银元，翌年流通于市场。这是近代中国正式铸造银元的开端。这种银元称光绪元宝，正面有“光绪元宝”的汉满文字，上方铸有“广东省造”字样，下方铸有“库平七钱二分”的重量标准，背面铸有龙纹图案，故俗称“龙洋”。这种银元含银9成，清政府下令作为中国的法币。

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将银元的铸造权收归中央，开始铸造“大清银币”，称为国币。

三、从制钱到铜元

（一）制钱的落后性

1、统治者对制钱贬值（减重、减色），以此人民实行超经济剥削。

2、分散铸造的政策，各地各自为政，私铸的现象无法杜绝，导致制钱纷繁杂乱。

3、各省各地划地为界，导致制钱流通有很大的局限性。

上述混乱状况致使制钱的流通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严重不相适应。制钱制度的封建性，表明它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态。

（二）自铸铜元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来广东市面闹钱荒之际，于6月开始试铸铜元，每枚重2钱，成色为铜九五、白铅四、锡一，名“光绪之宝”，当制钱10文。这种铜元由机器制造，花纹精致，式样美观，成色划一，很受欢迎，政府也大得铸造利益。1901年下令沿海各省仿铸，至1905年户部奏称开铸铜元已有17省，铸造局达20处。

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将铜元的铸造权收归中央，定铜元为2分、1分、5厘、1厘4种，这是企图将铜元作为银元的铺币，令1905年设立于天津的户部造币总厂铸铜元。第二年，清王朝被推翻，铜元陷入紊乱局面。

第二节 金融机构的变化

一、典当业由盛而衰

典当业（当铺），如前一章所述，在明末清初十分发达。当铺的日常业务，就是存款、放款、签发银铺票。当铺的放款都是以物作押的个人放款。当铺存款的来源，一是官款，二是私款。在官银号成立之前，地方的各项库款多存放于当铺生息，这是当铺的主要存款来源之一。绅商富户的私款，也多交存当铺生息。而大官僚则以当铺作为营运资金的场所，借给当铺取利。当铺接当时，有时不付现钱，而是开给可随时兑现的银票、钱票，信用好的当铺所发的银钱票，能在市面流通，于是便成了信用货币。

除私当之外，还有“官当”，官当是直接以库款投资开办的当铺。

当铺的利率都很高。存款年利率大概在1分甚至1分以上。据《道光东华录》记载：江苏藩库拨银10万两发典生息，每年得利息12000两，年利率为12%。这是官当的利率水平。私当则不会低于这个水平。放款的利息率自然更高。清政府规定，当铺取息每月不得超过3分。一般情况是视当物价值的大小和赎当时间的长短而定，价值越小，赎当时间越短，利率越高。当物到期不能赎取，就成“死当”，由当铺自行处理。当铺处理死当也有很大收益，因为接当时一般是按当物价值的一半贷款，有的甚至只有1/3。当铺处理死当物品就可获得高于贷款1倍至2倍的额外收益。

到了清末，典当业逐渐衰亡，其原因：(1)银行的兴起，钱庄、票号的发展以及官银钱号的设立，取代了典铺的业务；(2)当铺存款的主要来源——公款存放被上述金融机构取代，导致当铺的存款业务大大萎缩，失去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当铺的本业——抵押放款却始终不衰。

二、钱庄的发展

（一）钱庄发展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随着沿海沿江城市的陆续对外开放，中外交往日渐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钱庄发展很快，数量和资本额大幅度增长、业务扩大，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上海。

（二）钱庄的业务

1、传统的银钱兑换，办理存款，发放贷款，签发银钱票。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辅以抵押放款，押品有丝茧、花钞布、有价证券、房地产等。钱庄的惯例是给工商业户的长期贷款，最长为6个月，少有长于6个月的，到年终必须全部收回，只有少数殷实户可以跨年，因而，不少工商业者都愿意同钱庄保持资金融通关系。

2、庄票。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贝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庄票的信用很好，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

3、资金拆借。在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庄票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钱庄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车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使钱庄的信用得于扩大。

4、汇划制度。“汇划”就是钱庄业的票据清算。1890年（光绪十六年），上海钱庄决议成立汇划总会，作为相互清算的机构，各钱庄收付在100两以上者，在汇划总会轧差，余额才收付现银。汇划总会除负责办理会员钱庄（称汇划庄）之间的收付差额外，还代理非会员庄和外国银行的清算业务。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票据交换制度的雏形。

三、票号由兴盛到衰亡

（一）票号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票号的组织形式，一般是独资或合资，均负无限责任。合资的票号，合资人不一定很多。合资人以合同方式确定合资关系，成为票号的股东。此外，票号有所谓“身股”，即人力股，票号的经理和表现良好的职员，以自己的劳动力折成股份。身股亦参加分红。“富有者出资，办事者出力，合作股份，利益均沾”，这是票号股本构成的特点。

票号的经营方式也有其特点。出资人并不直接经营，而是聘请经理，同经理签订合同，将经营和一切事务委托给经理，就不再过问其具体事务，到年终决算期才阅检账簿，经过3年或4年算一次“大账”，决算盈亏，按股均分，对职员评定功过，经理亦可顶人力股参加分红。

票号遍设分号，总号对分号管理的原则是“全局统筹，不分畛域，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分号亦对总号负无限责任。

（二）票号的业务

1、汇兑业务

汇兑是票号的主要业务，初期商业汇兑又占绝大部分。

“逆汇”业务。票号在办理汇兑业务中，有时商号要求票号先为其垫付汇款，在设定期限内，商号交还垫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有时票号在收到商号交付的汇款后，设定在必要的汇兑时间之外延迟一定的日期向收款者交付汇款，票号则免收汇费或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前一种情况是票号的放款，后一种情况是票号的存款。逆汇则是存款、放款、汇兑相结合。

票号汇兑的方式，有票汇和信汇两种。

为清政府汇解公款。(1)办理清政府捐输的汇解；(2)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协饷；(3)汇兑洋务经费。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票号进入大发展时期，到甲午战争时发展到鼎盛。这时，官款汇兑的数量急剧上升，商业汇兑的比重下降。票号实际上成了清朝政府税款的解缴机关，同清政府建立起了一种特殊关系，它们的利害得失也异常紧密地结合起来。

2、存贷业务

票号吸收存款以公款为主。在银行诞生以前，政府的公款，在京存国款，在省存藩库。票号结交官吏，官吏便将公款存入票号，且一般都不计息。这是票号重要的资金来源，对其资金周转有着关键性作用。票号也吸收私人存款，主要是贵族显官的私款。这类存款分定活两种，定期多为3—6个月，偶有1年以上。活期不计息，定期的利息很低，按时间长短，大致在2%—8%之间，低于钱庄的存款利息。

票号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官僚、钱庄、大商人。对一般工商业户票号是概不贷款的。贷款期限一般是3个月，偶有长达1年的，利息率视贷款对象和银根松紧而定，从几厘到1分多不等，对官僚的贷款，有时仅扣息即达30%。票号贷款重信用轻抵押，甚至看借款人的势力。到了清末，造成大量贷款无法收回。

票号为清政府借垫京协各饷，为清政府筹借、抵还外债，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是票号放款业务的重要内容。

（三）票号发展和衰亡的原因

1、票号发展的原因

（1）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中国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通商口岸的开放，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资金调拨的频率和数量逐年增加。票号本身就起源于汇兑，是货币流通扩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票号提供了发票机。

（2）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运动仍然此起彼伏，给清政府解送现银增加了困难，需要一个资信可靠、收解灵活、可汇可垫、机构普遍的资金运转机构。票号长期为清政府汇解公款，得到政府的信任，这就为票号能够扩大业务扩张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3）票号同清朝地方政府官吏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同清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地方官吏，垄断官款汇兑，壮大了自己的资金实力。

2、票号衰亡的原因

票号在甲午战争后期，达到极盛时，经过短暂的发展，就逐步走向衰亡，其主要原因是：

（1）中国近代银行的兴起，官银钱号的设立，同票号展开了竞争。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清政府规定公款的存储和汇解交由户部银行办理，各省官银号成立，当地又规定由官银号办理京饷协饷的汇兑。1907年交通银行成立，又夺走了票号的大部分商业汇兑业务，因此，票号的业务急剧萎缩，到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3/4。

（2）票号保守，不思变革，组织制度、用人机制和经营方式都很死板，无法同银行竞争。

（3）清政府灭亡，票号失去靠山。

四、官银钱号

官银钱号是清政府官方设立的金融机构，它经历了一个设立、裁撤、再设立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因军需、赈灾、河工等费用很多，决议成立官银钱号发行钱票，在支持兵丁月饷、官员公费和各项工程费用时，搭放一定成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管理清室财务的内务府设立了天元、天亨、天利、天贞、西天元等5家官银号（俗称“五天官号”），发行钱票、银票所得收益，作为内务府的进款。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财政拮据，遂铸造大钱，发行官票宝钞。为推行便利，于1853年（咸丰三年）设立乾豫、乾恒、乾丰、乾益4家官银钱号（俗称“四乾官号”），发行以户部所属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为“票本”的京钱票，充发八旗兵饷之用。次年，又设立宇升、宇恒、宇谦、宇丰、宇泰5家官钱号（俗称“五宇官号”），以铁大钱为“钞本”，发行“京钱票”。

与此同时，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各省地方相继设立了官钱局或官银号，发行银钱票在省内流通。地方官银钱号还办理存放款，经理省库，代垫公款，经管官款的汇兑存拨，以多种方式接济官府，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外库，致使同时存在的票号业务大受影响。辛亥革命后，这些地方官银号大多改为各省地方银行。

五、清末金融风潮

清朝末年，金融风潮不断，钱庄大批倒闭，市场动荡不宁，工商各业深受其累。大的金融风潮有三次：1883年（光绪九年）的上海金融风潮；1897年，上海发生的贴票风潮；1910年，上海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潮。

第三节 资本主义金融势力的入侵

一、外国银行的设立及其扩张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凭借攫取到的种种特权，对中国展开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抢占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原料。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它们又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在这种侵略中，它们的银行也蜂拥而来。

最早侵入中国的银行是英国的丽如银行，1845年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1847年又在上海设立分理处，1850年改为分行，同年在香港发行纸币，这是流通于中国市场上的第一批外国钞票。

汇丰银行是第一个将总行设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银行。1864年8月成立，额定资本500万港元，1865年3月缴足半数正式营业，当年在香港开始发行纸币，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并营业，1866年又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代理处，1867年上海分行开始发钞。

从1845年至19世纪60年代，入侵中国的外国银行有：丽如银行、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除一家法国银行外，其余均为英国银行。

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步伐，打破了英国银行独霸中国的局面。这一时期在中国设立的外国银行有：德意志银行、德丰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花旗银行、台湾银行、华比银行、荷兰银行、朝鲜银行等等。

二、外国银行的经济侵略与掠夺

外国银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主要采用以下手法：

1、 垄断国际汇兑，操纵外汇牌价。

2、 吸收存款，办理贷款，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

3、 发行钞票，侵犯中国的主权。

4、 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

第四节 中国的银行业兴起

一、中国银行业兴起的历史条件

中国银行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这种侵略的刺激所形成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中产生的。

（一）外国银行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自办银行的要求

从1845年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中国横行了四五十年，它们操纵了中国经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和国内金融市场；发行钞票，侵犯中国主权，并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权益。为了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挽回权益，收回利权，“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二）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要求兴办银行

19世纪中叶出现的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中国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产业资本迅速增加，商品交换和商品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信用的利用就愈广泛，补充资金的要求就愈迫切，要求有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近代金融机构。于是，银行就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兴起。

二、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的设立

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额定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总行设于上海，同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以后又在北京、天津、福州、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保定、九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地设立分支行。其内部管理全仿汇丰银行，总行和各重要通商口岸分行除有中国人担任经理外，还聘请一名外国人担任洋经理执掌业务经营大权。

户部银行由户部奏准设立，目的在于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额定股本500万两，官商各半，官股由户部认购，商股准私人自由认购，但以中国人为限，不得转卖外国人。1905年正式成立，总行设于北京。其业务为存放款，汇兑公私款项等，享有铸造货币、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表明它已具有中央银行的职能。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

交通银行是邮传部奏准于1908年在北京成立。资本额500万两，官四商六，邮传部认购官股2万股200万两，另外商股3万股300万两任官民认购。邮传部是最大股东，总理、协理都由邮传部指派。

三、私人资本银行的出现

私人资本银行出现于20世纪初期。成立于1906年的信成银行是第一家私资本银行，其创办人是无锡富商周廷弼。1905年他到日本考察银行，回国后就创办了信成银行。资本额50万元，周自任总经理。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还兼办储蓄，是最早办理储蓄的华资银行。又经商部批准，可发行银行兑换券。总行设于上海，在无锡、南京、天津、北京设立分行。

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信义银行、裕商银行都是这一时设立的私人资本银行。

四、中国的银行业兴起的特点

（一）中国的银行业不是直接由工业资本发展而产生，它是间接地由民族自救和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的。

（二）中国封建经济下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没有直接演变为近代的新式银行。

（三）中国的银行业一产生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大类。

第六章

第一节 帝国主义在华金融势力的扩张

一、汇丰银行夺取关税保管权

清末的大量借款和《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两赔款都是以关税和部分盐税、厘金作抵押，帝国主义因此控制了中国关税的征解权。《辛丑条约》第六条规定，赔款的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帝国主义国家各派1名银行董事，共同收存按月赔付的款项，然后分拨给有关国家的银行。当时负责收存的共有汇丰、东方汇里等9家外国银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英国首先提出关税交由汇丰银行独家保管，理由是以备税关的日常开支和偿还外债。英国的提议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它们主张交由《辛丑条约》规定的银行赔款委员会保存。又遭到英国的反对。经过讨价，最后达到妥协，银行国际委员会出笼，它的职权就是监督1900年以前中国所欠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的偿付。1912年1月，帝国主义国家外交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共8条，规定：银行国际委员会由在1900年以前同以关税为担保而尚未偿清的外债和庚子赔款有关的银行之经理组成，其职权是决定与此有关的外债优先权问题；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为关税的保管人。从此，银行国际委员会就监督着中国关税的收解和债赔两款的赔付，关税保管由9家银行变成3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中国对德宣战，德华银行于1917年被中国接管，其保管的1/3关税落入汇丰之手，1926年11月，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它所保管的1/3也落入汇丰银行。

二、外国银行势力的继续扩张

北洋政府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势力继续扩张，增设了一批银行。1914—1926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新设银行44家、125个分支机构，加上清朝时的在华银行，共66行226个分支机构。这些银行极其分支机构，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伸入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势力已达极盛。英国银行的势力仍然最大，居外国在华银行的主导地位、汇丰银行仍执牛耳。德俄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力量有所削弱，美日两国不甘落后，迅速扩大和加强在华的金融势力。

三、国际银行团的演变和“善后大借款”

（一）四国银行团

1898年，美国同清政府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管理权。但美国不按合同办事。在湘、鄂、粤三省人民的谴责下，清政府被迫以675万美元赎回铁路。1908年，清政府指派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张之洞商英法合组的华中铁路公司借款，后者要挟多端，没有结果。德国乘机插入进来，表示愿以较宽的条件提供全部贷款，因此达成协议，1909年4月签订了“中德湖广铁路草约”。英国对此提出抗议，于是英、法、德3国银行经过谈判，组成三国银行团对华贷款。参加银行团的有英国的汇丰银行、中英公司、华中铁路公司，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8个单位，德国的德华银行、德华铁路公司等12家银行和公司。7月，三国银行团同清政府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草约》。美国按照它的“门户开放”原则，强行要求参加贷款，而英、法、德极力排斥美国。但美国态度强硬，最后达到妥协，三国银行团同意美国加入。1910年，美国加入银行团，参加的有花旗银行和摩根公司等4个单位。三国银行团变成了4国银行团。1911年5月，四国银行团同清政府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金额600万英镑（合银4540万两），以两湖的厘金、盐税收入担保，4国享有两湖境内两路的修筑权以及两路在延伸时继续借款和修筑的优先权。

（二）六国银行团

1911年4国银行团同清政府签订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这意味着英、法、德、美将插足东北。这就触犯了日、俄在东北的利益，引起日、俄的不满和抗议。后几经争吵，4国银团接受日、俄参加。4国银行团变成了6国银行团。1912年6月，6国银行团正式成立，俄国参加银行团的是华俄道胜银行为代表的8个单位，日本是横滨正金银行。

（三）五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窃踞大总统职位以后，为筹集军费以消灭南方各省势力而借办理善后为名向银行团举借的巨额长期借款。这笔借款自1912年2月正式提出，经过讨价还价，直到6国银行团成立，才于当年12月达成协议。然而，各国银行代表为争夺对中国的财政监督权相持不下，协议迟迟未能签字。1913年3月，美国政府因外国顾问分配方案中没有美国席位并且在银行团无法达到它投资东北的目的，宣布退出银行团，6国银行团变成了5国银行团。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同5国银行团签署了“善后大借款”的合同。

“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借款金额2500万英镑（合银元24827万元），年息5厘，折扣84，期限47年，用途为偿指定的借款、垫款、赔款和军政费用等6项；中国以全部盐税、部分关税和直隶、河南、山东、江苏4省的中央税为担保；借款由汇丰、东方汇理、华俄道胜、横滨正金、德华5家银行承担。

第二节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银行停业清理。1912年2月5日，经其商股申请，新政府批准，中国银行在上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开业。1913年4月，参议院通过《中国银行则例》30条，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银元6000万元，官商各半，设总行于北京，遂将上海中国银行改为分行。北洋政府规定中国银行为国家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募集和偿还公债，发行钞票，铸造和发行国币。

交通银行1914年修改章程，增加股本金1000万两，继续经理轮、路、电、邮4政的收支，并取得代理金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发行钞票等权利，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银行。

二、京钞风潮

由于中交两行滥发钞票，导致银行实力不断削弱，信用基础日益动摇。在这种情形之下，袁世凯的心腹、长期控制交通银行实权、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和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密度发行不兑现纸币。但消息走漏，风声所及，市场震动，挤兑风潮迅速在京、津等地发生。1916年5月，北洋政府以国务院的名义悍然下令中、交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于是京、津两地两行完全停止兑付，外地也开始停兑。这些钞票当时人们称为京钞。京钞停止兑现以后，人们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致使物价上涨，币值下跌，投机盛行，交易停顿，市场混乱。这就是20世纪初发生在京、津等地的京钞风潮。

三、民族资本银行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本银行有了快速发展。1912—1927年，全国新设银行186家，平均每年11.6家。一些著名的银行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主要有：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四、钱庄的继续发展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钱庄尚处在橡皮风潮的余波之中，辛亥革命上海又发生了金融恐慌，1912年初，大批钱庄停业倒闭，数量由1911年的51家再减为20余家。此后，随着大量资金涌入上海，为钱庄增添了资金力量，钱庄又趋向于稳定，并进而发展。到1926年，上海钱庄增加到87家。资本额和盈利都有增长。

钱庄继续发展的原因：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需要钱庄的支持，而商号同钱庄有来往的悠久历史，它们多同钱庄往来，同银行打交道的不多。

2、一些银行还依靠钱庄代理收解，存款于钱庄，钱庄在业务中领用银行的钞券，这些都增加了钱庄的资金实力。

3、外国银行仍然接受庄票以支持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