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中国第一张股票

❶ 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由谁获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中国历史上第1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是王宠惠。王宠惠从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上海南洋公学，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教授学业一年。后来王宠惠被选为国际仲裁法庭裁判员，并且成为了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王宠惠是第1个国际法院任职的中国公民。王宠惠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他经常在海牙国际法庭上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呕心沥血。后来王宠惠在1958年得了肺癌，逝世于台湾，享年77岁。

王宠惠是香港长大的，所以他接受过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又因为自己的父亲王煜初的开明督导。使王宠惠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有很好的基础，王宠惠在上海交通大学教了一年书，之后便留学去日本和美国，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而且还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

❷ 清朝有一个开粮仓的，成为继胡雪岩之后的一品红顶商人，他的粮仓积累了三年才开张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阴，出生于中国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

❸ 中国第一个炼出钢的钢铁厂

汉阳铁厂：是清朝张之洞建立的，民国改制为“汉冶萍公司”。新中国建立后，再改制为“武汉钢铁厂”。

鞍钢：鞍钢是“一五”计划期间建立的。

宝钢是80年代才建立的。宝钢是目前中国最好的钢铁公司。

❹ 盛宣怀只是一名落第秀才，为什么成为中国实业之父呢

在晚清的洋务运动里，盛宣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性人物。

从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协办办理洋务运动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搞了41年洋务运动，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

盛宣怀的情况与左宗棠大致相同。只不过，左宗棠加入的是军事前线，盛宣怀加入的是洋务运动。

19世纪中晚期，洋务运动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本身就缺乏规则和秩序，这为盛宣怀这种头脑灵活、视眼开阔、实事求是、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换言之，就算盛宣怀没有进入李鸿章的幕府，他也可以进入左宗棠或者张之洞的幕府，成为一名洋务运动的干将。

【参考资料：《成败都是盛宣怀》《盛宣怀的两重面孔》等】

❺ “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中的“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投产。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李维格任总稽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开始采矿，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矿大规模开采，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 盛宣怀接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多次向日商借款，因无力偿还，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宣统三年（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专门提出由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看中了汉冶萍公司呢？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控制该公司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商人早有贸易往来，并有大量借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公司早有吞并之心。起初，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皆属官办，1895年清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允许厂矿官督商办，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预计招募商股1500万元，结果只招到100万元，于是依靠举借外债来维持和扩建。盛宣怀向日本商人借款最多，1896年第一次借款，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又向日商借款，从1902年到1906年向日商借款约300多万两白银（425万日圆）。1908年三厂合并后，由于招募商股很不顺利，又不得不向日商贷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但是袁世凯要将公司收归国有，议不成。从190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借外债12次，其中借日本人的有6笔。到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3200万两，除1000万两本金外，其余2200万两都是贷款，日商占大多数，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日本商人在与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条件：借款以厂矿财产和铁砂为担保；期限为30年；铁砂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应尽先售与日本人；铁砂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八幡制铁所可以预购。日本商人从1908年到1915年每年从大冶铁矿运走铁砂6～7万吨，使汉冶萍公司在1911年实际上已经受制于日商。由于汉冶萍公司与日商联系密切，尽管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但是该公司被日本商人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变。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该公司又向日商借债17次，借款总额约3700万日圆和262万两白银，受日商控制更紧。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该公司完全被日商所把持，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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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盛宣怀的十一项“中国第一”都是什么他都有创立了哪些开时代先河的事业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盛家世代官宦，但盛宣怀的科场之路却非常坎坷，自从22岁童子试之后就屡试不第。三次落第之后，盛宣怀放弃了科举之路，1870年，他当上了李鸿章的幕僚。跟着李鸿章，盛宣怀开始了自己的洋务生涯。

盛宣怀早年因兴办洋务，为清政府提供财政来源，被慈禧看作是朝廷“不可缺少之人”。辛亥革命前几个月，盛宣怀已出任邮传部尚书（相当于铁道部和邮电部部长），因强势推进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受此牵连，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清廷革职，其上海、杭州等地家产被抄。盛宣怀本人不得不出走日本，暂避风声。

❼ 汉冶萍公司的社会评价

1949年以前，有关汉冶萍的文章数量不少，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撰写，其中既有向社会介绍、宣传汉冶萍经营隋况，意在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宣传性文章，也有对汉冶萍的经营得失进行反思、总结的理性之论。前者有汉冶萍公司自编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图说》、《汉冶萍公司商办历史》；后者有李维格编著的《汉阳铁厂调查本末》（清光绪年间刊印），内附李维格撰《出洋采办机器禀》、《出洋采办费用明细》以及张赞宸撰《萍乡煤矿调查情形》）、《中国钢铁实业之将来》①，叶景葵撰《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②等。第二类是关注中国工矿实业发展的有识之士（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及调查所得，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汉冶萍问题。举其要者，有顾琅的《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上海商务1916年）、周泽南的《汉冶萍公司之内容》③、梁宗鼎《中国矿业参观记》④、吴景超的《汉冶萍公司的覆辙》⑤、樵梅友的《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与汉冶萍的危机》⑥、胡庶华的《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意见书》和《再论汉冶萍公司的整理》⑦等等。第三类是一些担心汉冶萍对中国乃至世界煤铁市场发生影响从而损害自身利益的各国领事及其他外籍人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世界传递有关汉冶萍的信息，希望引起西方钢铁界的重视。外籍人士专论汉冶萍的文章主要有：西泽（日）的《大冶铁矿历史谈》⑧、马而根（美）的《中国汉阳钢铁厂煤焦铁矿制纲记略》⑨、（俟名）《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黄祸》⑩等。此外一些通论性著作，如丁格兰（美）的《中国铁矿志》（1923年）、《中国铁矿及钢铁工业》（1933年）、雷麦（美）的《外人在华投资》（1933年）等也有相当篇幅涉及汉冶萍。 1949年以前对汉冶萍历史沿革的介绍较为简单，主要围绕汉冶萍的总体发展历史、汉冶萍旗下各厂矿的发展史以及生产规模的发展与变迁等几方面展开。
对于汉冶萍整体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时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根据其所有权的更迭、经营管理的特点、生产条件的改善，将汉冶萍从创始到发展成煤铁厂矿联合公司的历程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个时期。“始为国有，继为国与商共有，再为公司之所有。”⑾“官办时期，创办汉阳铁厂。规模宏大、交通便利，然无上等煤焦以化铁。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交盛宣怀招商承办。官督商办时期，自行开采萍矿，化铁炉增加一座，炼钢炉已造成五座，至用人行政悉本奏案办理，均归湖广总督节制。商办时期，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呈部注册，遵照奏定商律办理。”⑿此说对1908年以前汉冶萍公司历史发展的分期简捷而准确，学术界至今一直沿用此说，但对于辛亥革命以后汉冶萍的历史则未予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对汉冶萍从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原因认识也较为一致，大都认为是由于官力无以为继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官力实在不继，遂交盛公宣怀招商承办”⒀；“心力交瘁、力不能继，遂于光绪二十二年奏交盛宣怀招商承”⒁；“厂中……无煤可用、无铁可炼，靡费又不知凡几，官力断断不支，于是有招商承办之议”⒂“溯自设厂以来，……历时六七载，而钢铁之出品毫无，户部诘责备至，于是有招商承办之议”⒃；“汉冶萍公司，其初原属官办，嗣因营业萧条、资本不继，改为官督商办”⒄。但对于汉冶萍的商办、汉冶萍公司组建的原因则少有论及。
关于汉冶萍三大主要企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创办缘由及时间，一般认为，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光绪二十二年由盛宣怀招商接办，光绪三十四年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遵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之例，呈准农工商部注册⒅。大冶铁矿，由盛宣怀于光绪元年勘得⒆。萍煤采办运济铁厂始于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由张之洞、盛宣怀合同奏准仿用西法，购买机器大举开采，由张赞宸总办其事。⒇
此外，对于各厂历年出产情况也有不少人进行了统计。如大冶铁矿的生产被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光绪年间，产品专供汉阳铁厂自用，产量每年约10余万吨；第2期从宣统元年到民国9年，产品除供汉厂自用外，并远销日本，年产量由30万吨增至80万吨；第3期从民12至今（即1935年），由于汉冶两铁厂于民11相继停工，国内对钢铁产品所用无多，产品专供日本，年产量维持在30万吨以上。”[21]《中国之矿源及矿物》对汉阳铁厂自1912年至1919年历年产钢数量进行了统计[22]；李维格对汉阳铁厂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元年历年产量和耗能量进行了统计，截止宣统元年，基本达到炼铁1吨，用炭亦1吨的能耗比。[23] 对汉冶萍经营情况的评价以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前多正面肯定其未来的经济效益及其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的意义，辛亥革命以后，则以批评、责难其经营管理上的失误与失策为多。
辛亥革命以前，由于汉冶萍尚在发展变化之中，加上国人受“非钢铁不足以立国”思想的影响，自然对中国第一家煤铁厂矿企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首先，经营管理者肯定它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可以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自汉铁畅行后，查阅海关造册进口表，1906年，进口铁106613担，1907年骤缩至51614担。可谓汉铁抵制洋铁之明效大验”[24]。“不独上海翻砂厂全用汉阳生铁已无外铁进口。且日本与美国太平洋一带，亦喜用汉阳生铁，每年出口于日本者为数尤巨。”[25]“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26]。“京汉路轨除庐保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虽不免亏折，数年之间得轨价四百数十万。炼成一班工匠”[27]。以上褒溢之词，虽不免有夸张的成份，但也反映了汉冶萍业务发展最好时的经营状况，表明了时人对汉冶萍所寄予的期望。其二，部分研究者将它视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点。“夫中国数百年前即知冶炼钢铁，然墨守成规，数百年之中一无进步。世界需要用品，更无从应付。至今时方知仿照新法，炼铁炼钢，是汉厂历史，即中国钢铁历史起点”[28]。“汉阳钢铁厂为中国新法采铁炼铁之先导”。[29]其三，一些关注汉冶萍的外国人对汉冶萍的建设规模、产品质量、未来的发展前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预期。英国驻汉领事称汉阳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碾轨机之森严，气声隆隆，锤声叮叮，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中华二十世纪雄厂耶。”[30]美国人马而根介绍汉厂钢铁产品“所拉之轨，百分中有瑕疵者，惟五分而已。”[31]同时他们都预言汉冶萍有可能成为列强的威胁，“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尢可虑也。”[32]1909年上海《时报》译《泰晤士报》的文章称：“（汉阳铁厂）生铁一日之间已制成钢，制成钢后又成种种钢货。中国现在诚如日本，为钢铁世界之大竞争家。……思之殊无法足阻中国渐进为钢铁大国耳。”[33]
辛亥革命以后，汉冶萍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以致经营难以为继。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汉阳、大冶二处钢铁厂先后停工，人们早年对它所寄予的期望化为泡影，于是批评与责难之声渐起。“自开办至民国元年，16年间，既无统筹全局之计划，又无专门知识之人才，用款至3600万两之多，前后所筹股本不及千万，皆向外国银行押借而来，目前债台高筑，岌岌不可终日。”[34] 民国以后，面对汉冶萍“竭蹶复竭蹶，失败复失败”的经营局面，出现了一批对汉冶萍失败原因进行理性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多数研究者将汉冶萍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和国内局势动荡。曾述启在1914年的调查报告中将汉冶萍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地势失败（指铁厂选址汉阳，距矿地
太远、交通不便、运费高昂）、用人失败、经营失败、组织失败、际遇失败”[35]。《汉冶萍公司纪略》认为汉冶萍公司无良好结果的原因在于“（一）办理不得其法；（二）弊端甚大，厂矿人员无不舞弊者，董事无论矣；（三）前期铁价低廉，且受日本牵制，今涨价所加有限。”[36]吴景超则认为汉冶萍失败的原因在于“计划不周、用人不当、管理不善、环境不良”。[37]显然，三者都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公司主观方面。对客观原因的分析如“际遇失败”、“环境不良”主要指“内乱时时发生”的国内社会秩序以及当时各级执政当局“补助是少有的，而诛求却无厌”。所论有一定根据也有一定道理，但其偏颇之处也显而易见。
作为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李维格对此问题见解独到，他强调国家主权与行业标准对汉冶萍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都经历了艰难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冶萍早期的经营失误并不可怕，资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为惧，真正阻碍汉冶萍发展的原因是没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和行业生产标准，“汉厂十数年来，坐此两大原因，日在艰难困苦之中”。[38]
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汉冶萍失败之间的联系，樵梅友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汉冶萍危机》一文中指出汉冶萍失败原因是“办理不善所至，兵事行动亦不能辞其咎……还有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辣而且毒”[39]
李维格、樵梅友二人一个看到了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国家主权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个注意到列强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压制，这在当时是最有见地的，但他们都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未能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 对于公司所借日债，社会公众与公司管理者的反应迥然不同，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立场不同决定的。
社会公众对公司所借日债倍加关注，少数人单纯注意公司资产负债比必将影响公司经营成本，[40]多数人从保护厂矿利权的角度看待公司所借日债，强调所借日债造成的利权损失。“是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三十年后，机器损坏，矿产告尽，中国之利权丝毫俱无。”[41]“日本所订之借款合同，多方受其挟制，并须聘请日人为高等顾问，岂独权利损失，即国际交涉上，将来亦难免不受其影响。”[42]此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企图通过借款控制汉冶萍的真实目的，在列强想尽一切办法染指中国利权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唤起更多民众关心、支持民族企业，抗击外国经济侵略有着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解决公司财政危机、谋求公司长远发展却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公司内部的主要管理者，从维持公司运转、扩大生产规模以图他日获利的立场出发，认为只要注意借款策略，举借外债是公司经营的“激进之策”。李维格1905年就说过“官款难筹，商本难集，舍此实无他策，”[43]。盛宣怀也认为尽管借债“固犯清议之忌，然试问中华今日上下财力，舍此恐必束手，吾不敢谓借款为上策，但胜于无策，但看如何借法。”[44]在资本严重溃乏以至于生产无以为继而国内官款商本都无从筹集的背景下，在公司要么停产倒闭、前期投入和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要么举借外债或有振兴之可能的现实情形中，企业管理者的这种认识是有理由的。如果能真正做到“权由我操”，举借外债也是可以避免利权丧失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简言之，在这一研究阶段，尽管许多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所涉及的都是重要问题，社会影响较大，反映了时人对汉冶萍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后人深入研究汉冶萍的基础，其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❽ 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的创办者是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它的建设标志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

❾ 盛宣怀成晚清富商，被称为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有怎么波澜壮阔的一生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汉族，祖籍江阴，出生于中国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