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基础货币投放特点

1. 什么是基础货币影响基础货币的因素有哪些中央银行能否控制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表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和公众持有的通货（C）。中央银行能控制。础货币由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构成，其增减变化，通常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这是影响基础货币的最主要因素。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的这一债权增加，意味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贴现或再贷款资产增加，同时也说明通过商业银行注入流通的基础货币增加，这必然引起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增加，使货币供给量得以多倍扩张。

（2）国外净资产数额。国外净资产由外汇、黄金占款和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净资产构成。其中外汇、黄金占款是中央银行用基础货币来收购的。

（3）对政府债权净额。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净额增加通常由两条渠道形成：

一是直接认购政府债券；

二是贷款给财政以弥补财政赤字。无论哪条渠道都意味着中央银行通过财政部门把基础货币注人了流通领域。例如，我国1995年的财政借款存量为1600多亿元，对近几年的基础货币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4）其他项目(净额)。这主要是指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以及中央银行在资金清算过程中应收应付款的增减变化。它们都会对基础货币量产生影响。

(1)如何分析基础货币投放特点扩展阅读

基础货币，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从质上看，基础货币具有几个最基本的特征：

一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而不是中央银行资产或非货币性负债，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业务供给出来的；

二是通过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和调节的变量对它的影响，达到调节和控制供给量的目的；

三是支撑商业银行负债的基础，商业银行不持有基础货币，就不能创造信用；

四是在实行准备金制度下，基础货币被整个银行体系运用的结果，能产生数倍于它自身的量，从来源上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通过其资产业务供给出来的。

2. 我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投放基础货币

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外汇占款、央票到期、债券回购等。由央行向社会投放的货币就是基础货币。1、基础货币即为央行的净货币负债。信用货币的创造的过程是由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行为直接创造货币，那么基础货币的创造过程也是来源于央行资产端的扩张。因此，我们通常分析基础货币，并不从其货币发行与存款准备金的组成成分来分析，而是从资产端外汇资产等部分的变动来分析。2、根据资产恒等于负债的会计关系，我们很容易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基础货币的决定公式：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其他资产-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债券发行-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其它负债。上式是根据资产负债表直接得出的，如此多的统计品类反而使得基础货币的分析变得复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简化公式。拓展资料：1、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当外汇储备增加时，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反之，当外汇储备减少时，基础货币也相应减少。2、公开市场业务也是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央银行如果增加持有对政府的债权，就意味着投放了相应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减少对政府的债权，意味着其收回了相应的基础货币。1995年以后中央银行增加的对政府债权都体现在持有的政府债券上，都是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的结果。3再贴现曾经是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但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再贷款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越来越小。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的再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没能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收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4、发行央行票据是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另一种手段。我国的中央银行票据只向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发行，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支付款项后，直接的结果是其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准备金存款减少，即基础货币数量减少。

3. 一国当局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哪些;根据这些渠道分析基础货币的各项决定因素

基础货币，也称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因其具有使货币供应总量成倍放大或收缩的能力，又被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ed Money)。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年版)的定义,基础货币包括中央银行为广义货币和信贷扩张提供支持的各种负债，主要指银行持有的货币(库存现金)和银行外的货币(流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在货币当局的存款。

在现代经济中，每个国家的基础货币都来源于货币当局的投放。现代国家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如下三条：一是直接发行通货；二是变动黄金、外汇储备；三是实行货币政策（其中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最主要）。第二个问题，由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我们可以看出，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主要有：（1）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证券；（2）中央银行收购黄金、外汇；（3）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贴现或再贷款；（4）财政部发行通货；（5）中央银行的应收未收款项；（6）中央银行的其他资产；（7）政府持有的通货；（8）政府存款；（9）外国存款；（10）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证券；（11）中央银行的其他负债。但实质性的决定因素就只有一个，就是央行判断的货币供求的关系。

4. 国家发行基础货币的途径及特点是什么

基础货币发行受制于外汇储备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目前人民币的发行完全由外汇储备
来决定，也就说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完全受制于外汇储备。从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如1999年，我国央行的外汇占款为14061.40亿元，基础货币为33620.00亿元，外汇占款只占基础货币的41.8%；而到2011年2月底，我国的外汇占款为213753.16亿元，基础货币为191229.92亿元，外汇占款为基础货币的1.12倍，外汇储备完全支配了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尽管我国央行对政府的债权为15421.11亿元，但它没有支配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是政府向中国投资公司注资2000亿美元央行购买政府的特别国债。如果没有这笔特别国债，我国的外汇占款还会上升。我国外汇占款不仅支撑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多余的部分还被央行发行央票所冻结，如今年2月底我国央票余额为34903.59亿元，若央行不发行央票冻结部分资金，我国的基础货币还会上升。实际上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的外汇资产之和（外汇占款+黄金
(1724.20,-0.90,-0.05%)占款+其他国外资产占款）为222399.56亿元，而基础货币和央票之和为226133.51亿元，两者非常接近，意味着外汇资产完全支配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多余的货币被央行发行央票所对冲。

5. 什么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有哪些哪些因素影响社会货币货币总供给量，如何影响

1、由央行向社会投放的货币就是基础货币。
2、投放的渠道主要有：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外汇占款、央票到期、债券回购等。
3、从宏观讲，货币信贷政策是影响社会货币总供给量的主要因素。具体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如调整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回收央票等）来调节货币供应量。

6. 什么是基础货币影响基础货币的因素有哪些

基础货币，也称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强力货币、始初货币，因其具有使货币供应总量成倍放大或收缩的能力，又被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edMoney)，是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被社会公众持有的现金与商业银行体系持有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总和。

基础货币由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构成，其增减变化，通常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央银对商行等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这是影响基础货币的最主要因素。
2、国外净资产数额，国外净资产由外汇、黄金占款和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净资产构成。
3、对政府债权净额，一是直接认购政府债券；二是贷款给财政以弥补财政赤字。
4、其他项目(净额)，这主要是指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以及中央银行在资金清算过程中应收应付款的增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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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及其存在的问题

1）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当外汇储备增加时，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反之，当外汇储备减少时，基础货币也相应减少。

2）公开市场业务也是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央银行如果增加持有对政府的债权，就意味着投放了相应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减少对政府的债权，意味着其收回了相应的基础货币。1995年以后中央银行增加的对政府债权都体现在持有的政府债券上，都是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的结果。

3）再贴现曾经是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但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再贷款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越来越小。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的再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没能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收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

4）发行央行票据是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另一种手段。我国的中央银行票据只向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发行，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支付款项后，直接的结果是其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准备金存款减少，即基础货币数量减少。

(7)如何分析基础货币投放特点扩展阅读

从本质上讲，基础货币即为央行的净货币负债。信用货币的创造的过程是由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行为直接创造货币，那么基础货币的创造过程也是来源于央行资产端的扩张。因此，我们通常分析基础货币，并不从其货币发行与存款准备金的组成成分来分析，而是从资产端外汇资产等部分的变动来分析。

根据资产恒等于负债的会计关系，我们很容易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基础货币的决定公式：

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其他资产-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债券发行-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其它负债

上式是根据资产负债表直接得出的，如此多的统计品类反而使得基础货币的分析变得复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简化公式。

8.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特点有哪些

1998年中国改革货币调控机制以来，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在中国的反经济周期和稳定物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让中国较快地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促进了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同时又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上达到了“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在近十年宏观经济的良好表现中，中国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在十多年前已放弃了以货币供应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在目前中国的实践中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从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国内就有经济学家对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不断提出质疑。

对货币供应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有效性的三大质疑

首先，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并不令人满意。由于货币供应有很强的内生性，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并不是特别强，实际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与央行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了两个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为15%，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M2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这一目标值，达到了17.57%，但M1的增长率仅为11.78%，又远远低于年初的目标值。不仅如此，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变化还常常显现出相互背离的走势。例如，2005年M2比M1的增长率高出近6个百分点。那么，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更应该关注M2或M1中哪个指标？这常常会使市场或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不理想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货币乘数，也有基础货币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影响因素，即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和汇率机制下，央行很难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效地和主动地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率。

其次，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也是以货币供应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货币流动速度较为稳定，那么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就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央行可以利用这种稳定的相关关系来制定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符的货币供应总量目标。然而，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需求负相关，因而诸如名义收入、利率等影响货币需求的诸多因素也同样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它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和制定因素所决定的稳定变量。货币流动速度的易变性，也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很不稳定，从而大大降低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效率。近年来，国外内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仍然无法得到一致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在实践中之所以会遇到诸多麻烦。

再次，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对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冲击较大。金融创新可能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对原来的货币统计口径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些流通手段，而这些表外业务并不在传统的货币统计范围内。例如，银行承兑汇票就极大地节约了流通手段，在以资产负债统计中的货币口径，是难以将诸如此类的表外业务包括在货币之中的，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票据市场发展相当快，银行通过承兑的办法既可以绕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限制，也绕过了中央银行的利率管制，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也节约了企业间商品交换的流通手段。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清算和支付方式的变革也会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影响着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需求，从而使得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再平稳和可预测。最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资产的交易吸收了大量的货币，并且由于金融市场的易变性使得货币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频繁地转换，这也会导致货币供应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

因此，中国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所遇到的诸多麻烦，实际上可能比美国当年更为严重。改革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货币政策框架应当转向何方，却又是一个存在着相当争议的问题。

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尽管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从长远来看，改革我国现行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指标可以完美地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应当在继续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着眼于金融体制的改革来推动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我们必须建立起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一些准备性的改革也是必要的。这些改革都是围绕利率体系展开的，至少包括：一是进一步理顺中国的利率体系，加快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二是建立起中央银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利率的能力，为此需要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与再贷款机制；三是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逐步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存款的利率；四是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机制的改革，减轻外汇占款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冲击，增强中央银行的信用独立性；五是要进一步完善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联动的机制，充分发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利率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在短期内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精髓却是在我们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应当加以借鉴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精髓在于，它强调货币政策应当稳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即追求“物价水平的变动不对消费和投资决策产生大的影响”的一种状况，中央银行尽可能地追求货币政策的中性，使得货币政策既不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也不对经济起到抑制的作用。为了让货币政策达到中性的境界，中央银行更应当强调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央行与公众的沟通和中央银行承诺的可信性。

银行信贷地位不亚于货币供应总量

关注银行信贷增长目标意义重大

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称之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理论。该理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上，更强调借款者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行为对信贷需求和供给的微观影响。国内经济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这一新理论，并尝试着将该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研究。他们主张，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以银行信贷为中介目标。在上世纪，国外就有经济学家提出过要以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信用渠道理论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它实际上是信息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中的一种运用，它强调了借款者和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认为，对于利率受到管制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更为适用。国内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信用渠道理论关注，是因为从直觉看中国不仅还存在着利率管制，制度转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也促成了中国很高的储蓄率，而且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银行信贷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会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根据我们的分析，银行信贷至少相对于广义货币M2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从物价指数变动看，信贷增长率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CPI的滞后变化。

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中，银行信贷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亚于货币供应总量。一般而言，我们在每年年初会同时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目标和当年的新增信贷增加额的目标值。在近三年的宏观调控中，信贷似乎取代了货币供应量而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此的经典表述便是“管住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这一表述实际上赋予了银行信贷比货币供应更为重要的地位。央行年初的信贷目标也成为人们判断央行货币政策松紧变化的基本依据之一。虽然投资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变化、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变化等也是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中的重要参考指标，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实际上是以实际的信贷增加额与年初央行制定的信贷目标增加额之间的偏离程度，来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方向和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策略的。如果实际的信贷增长快于央行的目标值，则可能会采取紧缩性的措施；反之，则会适当地放松货币政策。正因如此，在历次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我们才对银行信贷的变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宏观直接调控思路的一种延续，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信贷规模控制的直接货币调控机制的思维模式。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比较缓慢，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增长，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关注信贷增长的变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短期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太现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货币政策不断发展，这一转变有两个基本的模式。一种模式是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的美联储，实行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一货币政策框架被称为工具规则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模式则是以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就是所谓的目标规则的货币政策框架。现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选择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或者说货币政策带有越来越多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

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是一种政策框架和一种沟通的策略。这种政策框架需要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取得平衡，即所谓的“受限的相机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改善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同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提供约束和责任。沟通可以增加公众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从而降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避免货币当局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就业和产出。作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积极倡导者，他被提名伊始就在极力为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舆论准备。

归纳起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有一些基本的经济特征是相似的。（1）汇率制度比较灵活。灵活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当局可以避免盯住汇率或者避免为人为保证汇率而吞吐货币。（2）央行独立性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可信度。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可信度主要是指，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的分工是明确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双边协议来加以解决，彼此不存在目标冲突。（3）引入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时的通胀率一般在10%以下。当通胀率比较低时，采用盯住通胀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减少转换成本，避免经济过大的震荡或有过大的不确定性。显然，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还难以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

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都将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放在了首要目标。这些国家强调，物价稳定是指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公众的消费与投资决策会不产生影响的一种状态。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使货币政策尽可能地保持中性。对货币政策中性的追求，强调对公众预期的稳定机制，才是规则性币政策框架的本质属性所在，这与相机抉择的反经济周期货币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并研究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提出了中国实行通货膨胀制的主张。从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虽然中国的法律赋予了央行“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有限，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央行往往会偏离这样的最终目标，而要去兼顾就业与金融稳定等其它的社会目标。另外，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诸多领域内的价格管制仍然较为明显，如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资金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使得现行价格指数的变化难以真实地反映宏观经济总体及结构性供求关系的变化，因而中央银行和公众都难以准确在判断物价总水平的真实变化。同样地，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即便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依然需要中央银行选择一个操作目标，无论是选择货币市场利率还是银行信贷，都存在前面所提高到的一些困难，因此，中国要在短期内要完全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似乎也不太现实。

利率短期内难以作为央行的中介目标

现在，无论是以泰勒规则为货币政策操作理论基础的美联储，还是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操作目标。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理论研究者在指出货币供应量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也主张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它对投资和消费都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利率是高度市场化的、且利率的变动反映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相对变化，那么利率在引导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就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和金融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利率在国外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取得了货币供应量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货币市场利率、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的发行利率都已经完全市场化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已经完全放开，且已有一定程度的下浮空间，存款利率下限业也已放开。因此，利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资金供求的变化和风险溢价。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个人都越来越多地关注利率的变化。毫无疑问，利率对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利率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但是，利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投资和消费，利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如何，我们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此外，由于中国的金融结构比较单一，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银行存贷款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对风险、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等并不会做出完全的反应。换言之，中国的存贷款利率的变动还不足以对投资和消费选择起到主导性的引导作用，这也会削弱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虽然利率政策一直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却不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中介（操作）目标中的利率，实际上指的是货币市场利率，有的国家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有的国家则是回购利率。因此，在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或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机制可以改变短期市场利率，并通过短期利率的变化引导长期利率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的利率体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又由于社会融资来源的银行贷款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中国短期利率的变化对长期利率的影响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况且，结售汇制下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极大地缩小了央行通过市场操作手段来引导市场利率走向的空间，央行也没有其他特别的手段如来调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目标值，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机制促使实际的市场利率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值相互一致。

总之，虽然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操作）目标，已经成为全球中央银行的共同选择，但受汇率机制、金融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利率在短期内也难以担当起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任。

■看点

●以货币供应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在目前中国的实践中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首先，由于货币供应有很强的内生性，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并不是特别强；其次，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再次，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对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冲击较大。

●在现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受汇率机制、金融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利率在短期内也难以担当起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任。不过，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比较缓慢，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增长，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关注信贷增长的变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中国要在短期内要完全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似乎也不太现实。

总的来看，尽管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从长远来看，改革我国现行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指标可以完美地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应当在继续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着眼于金融体制的改革来推动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必然伴随这一些先行性的改革，而这些改革都是围绕利率体系展开的，包括：（1）进一步理顺中国的利率体系，加快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2）建立起中央银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利率的能力，为此需要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与再贷款机制；（3）是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逐步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存款的利率；（4）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机制的改革，减轻外汇占款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冲击，增强中央银行的信用独立性；（5）是要进一步完善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联动的机制，充分发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利率的作用。

■编余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有不少有趣的现象。比如，有关货币政策的研究，本来是一个专业程度比较高、受众群比较小的话题。但是在我国偏不是这样，市场方方面面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各种各样的分析人士都要就此发挥一通。难到就这么好说吗？很多情况下，其实听的人关心的只是对资金有无影响的问题。真想弄个明白的，并是不多。

彭兴韵博士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关注很久。他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其有效性并不非常令人信服，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少可以商量的地方。根据我国的情况，银行信贷的地位与作用丝毫不亚于货币供应总量。因此，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做适当调整。他还提出了五大改革建议。虽然谈的问题很专业，但由于一旦被采纳，对资金的结构会有方向性影响，因此投资界不会不关注这样的实质性问题。

9. 利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论述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及近20年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

摘要 1，中央银行投资基础货币的渠道包括：收购金银外汇、买卖政府债券、对金融机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