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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如何推动经济

发布时间: 2022-04-29 13:43:30

A. 我国当前经济调整期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打补丁,增强央行针对性流动性投放的反应能力。央行单一的货币投放渠道在利率市场化脱媒提速的大背景下,或会导致市场短期的大幅波动。由此,货币政策也进入了打补丁的操作方式,主要表现为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定向逆回购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2013年的SLF操作始于6月,当月余额为4160亿元,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对象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目前还仅限于满足“三农”信贷需求。预计这种补丁式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SLF操作的好处是由商业银行主动发起,央行会对缺乏流动性的商业银行提供点对点的必要支持,但也会提出相应的整改要求,以加强流动性投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窗口指导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SLF只能作为补充流动性的临时工具,不能形成人民币投放的长效机制,同时由于其本身操作的不透明,让市场难以形成稳定的一致预期。

第二,换目标,价格优先,市场化引导利率走廊。更好的方法也许是给出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利率水平或者波动区间来稳定市场预期。笔者判断,央行很有可能把原来注重数量的管理方式,逐步转换成更为市场化一些的价格管理。但显然价格和数量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要维系一个持续的银行间的价格水平,就必须不断做无限量的流动性供给或者回收操作。这个价格水平肯定是一个范围,突破这个走廊,就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或者回收。而货币政策的松紧就由这个走廊相对上一个阶段的高低来判断。
这似乎同顶层决策者一直强调的所谓“上下限管理”理念是兼容的,在那里“上限”是防止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而对应到资金价格水平,上限是不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要危及实体经济的弱复苏;下限则要增加套利成本,避免诱惑投资机构强化期限错配而不断提高杠杆率。考虑到利率市场化的远景,尽快转向价格目标--SHIBOR、贷款基础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也有助于未来基准利率体系的培育,即构造中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预期这些改革在今年都会逐渐加快步伐。

第三,主动转换货币供给机制,参与货币竞争,布局谋篇。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货币投放机制清单中,央行已将准备金列入第二顺序上的备选项。笔者的理解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都是来自于外汇占款,尽管现在并没有看到外汇占款的系统性下降,但是没有人敢拍胸脯说,到今年年底QE正式全部退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绝对下降(也可能提前加息)的时候,还能保证没有资金流出。一旦出现基础货币不能充分供应的情况,就只有靠提高货币乘数(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QE的退出也未必完全是件坏事,如果外汇占款真的逐渐枯竭,那么中国货币投放机制必然面临转型,这就从“打补丁”走到了“换系统”。如果“降准+组合央票操作”成为央行的常规选择,以形成能够产生市场一致预期的可持续的流动性投放新机制,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会显著增强。难点在于市场总觉得准备金率的调整意味着明显的货币政策转向,但这是一个固化的偏见。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也要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归常态,通过可能即将扩容的国债规模,来主动化货币调节能力,切断对外汇占款的依赖性。并不断教育市场中国货币供给的独特性,在进一步消化外汇储备的同时,构建离岸蓄水池,输出人民币。这是对目前依旧如火如荼的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

只有在货币发行上甩开美元,更新系统后,才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需讳言,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机会,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员,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储备货币,还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

第四,汇率与利率政策协调,谋求内外均衡。大型经济体通常应该放开汇率,优先国内政策目标,让利率目标获得政策自由。适当地压制内部的利率、放开外部的汇率,也会减缓套利资本的大幅进出。最近的热点是人民币汇率的连续大幅贬值,这并不一定代表资本大量从中国流出,从走势上看,这一次央行主动引导贬值的迹象比较明显,中间价在贬值而离岸价格一开始还在升值。可对比的是2013年6月份(QE退出强烈预期),国内利率快速上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但在岸的人民币中间价仍在继续升值。结合1月份超预期的外贸和外汇占款数据,因此央行有意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阶段性修正的迹象较为明显。
当局的主要政策意图可能是打破人民币2005年以来形成的单边升值预期,对市场进行风险警示,进而抑制跨境利率汇率套利,即套息交易。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效应将产生叠加效应,使汇率收益由正转负,人民币贬值2%-2.5%将使企业的套利收益付之东流。预计短期人民币中间价可能在6.10-6.20之间波动,NDF可能会在预期扭转下波动区间扩大到6.40甚至以上。当然央行的核心目的可能应该还是为即将扩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做热身(预期二季度就可能会扩大到4%的幅度),未来三个月人民币汇率或维持宽幅震荡。这会明显加大套利交易的难度,并赢得一定的主动性。

第五,守住底线,强化沟通。底线思维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最坏的场景来布置压力测试。2014很可能成为最惊险的一年,笔者闻到了雾霾空气中一丝危险的味道,今年一开年就到处红灯频闪。如果三大风险碰头──即房地产泡沫破裂(杭州、常州的房产价格下跌警告),地方融资平台违约(无法出售土地融资),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并直接摧毁掉银行体系(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影子银行,例如各种涉矿、涉地产信托一再出现的违约警告)。不幸的是,这三个风险往往高度关联,因而是会系统性的同时爆发。再考虑到今年的全球流动性格局,这往往还会导致资本外逃和本币价格的持续性贬值(人民币的连续大幅贬值搞不好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四者叠加就必然是全面混乱的硬着陆。拒绝四者碰头和共振,这就是底线。
当然,货币当局最好是通过开放性的机制和人事安排来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例如银行间市场上流传的一个吐槽就是,去年6月央行和市场机构深深对视了几天,觉得对方都真正懂得了自己,但实际情况是,接下来的半年中大家反而误会更深。政策的不透明和市场的超调反应历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本来就容易神神叨叨的金融市场而言,前瞻的预期管理和即时沟通非常重要,这对全球货币当局来说亦是一个一贯的难题。

B. 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900字

货币政策是央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在一个时期保持着稳定增长的状态中,不出现剧烈波动。稳定物价是指将一般物价波动的水平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防止发生显著的或急剧的波动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充分就业是指将国内的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额为零。

货币政策调节经济需要货币政策工具来作为实际的实行方案,而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双手,货币政策工具是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
最为常见的三大法宝就是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这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这三种工具主要是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
公开市场业务
是指央行可以运用国债、部分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品种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和卖出交易来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这种方法时效快,大部分国家央行都喜欢使用。
存款准备金
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规定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额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
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是央行上调存款准备率时,商业银行可使用的资金减少,使得各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就会下降,市场流通的货币量减少。
贴现率
是指商业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时,按照一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这种利率就是贴现率。央行通过改变贴现率被动的改变资金量的投放程度,这种方法过于被动,需金融机构主动贴现才能够有效传递货币政策。

除了这三种主要的工具外,我国还有常备借贷便利等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常备借贷便利这种工具,给予了商业银行极大的方便。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通过资产抵押的方式向中央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一种更加直接的融资方式,让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流动性不足时,有着更加主动的途径获取资金。特别是由于常备借贷便利提供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面对面与一对一的方式,所以这种货币操作方式更像是定制化融资。

C. 货币政策是如何调节经济的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而央行通过货币政策要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的。货币政策工具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最终目标,而必须借助于中介指标。中介指标的选取要符合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抗干扰性和与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等五个标准。一般选择利率、货币供应量、超额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等金融变量,也有的把汇率包括在内。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于中介指标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还存在一个传导机制,时滞长短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应。
2000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币管理体制。 为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9月21日起实施新的外币利率管理体制。具体内容是:(1)外币贷款利率,单笔300万(含300万)美元或等值其他6种主要外币的大额外币定期存款利率,7 种主要外币以外的外币存款利率(不分金额)、以及金融机构间的所有外币利率,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2)7种主要外币的小额存款利率由银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各金融机构统一执行。
2、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为了规范储蓄行为, 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1日起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
3、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品种创新。2月14日,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文,公布《证券公司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对证券公司以股票质押取得贷款。
4、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流向。4月,人民银行发文,允许除邮政储汇局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办“教育储蓄存款”,免交利息所得税;8月, 公布《助学贷款实施办法》;6月,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 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扶优限劣,对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工业、产品和重复建设项目限制或禁止贷款,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9月, 针对封闭贷款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关于坚持封闭贷款贷款条件、从严控制封闭贷款发放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封闭贷款的发放条件,防范风险。
5、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批准第二批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从事融资业务。6月,为发展货币市场,拓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融资渠道, 允许财务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11月9日, 允许全国首家专业化票据经营机构———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开业,这有利于促进票据业务发展,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票据市场,也为央行再贴现操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6、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引导规范民间信用。7月,决定将县及县以下的邮政储蓄资金以再贷款形式反还农村信用社使用,集中用于支持农村信用社对农民、农村、农业生产的信贷投入,并重点用于发放农户贷款、及时满足农民从事种养业、农副产品加工运输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等合理资金需求。12月,发布《关于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取缔民间高利借贷的意见》,提出一方面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体系、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和服务方式,加强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增加对农村的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对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制定者所期望达到的货币政策最终实施的效果,一般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 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1)稳定物价。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也是货币政策经常要突出的最终目标之一。它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使物价水平保持在基本稳定的水平上。
(2)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失业率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即凡是有能力和愿意参加工作的人随时能找到合适工作的水平。
(3)经济增长。保持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西方目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不景气,往往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4)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意味着一国能够保持良好的外汇储备,以保证对外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

D. 如何发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作用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摘要 应从四方面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作用:一是扩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二是加大小微企业金融专项债和增信集合债发行力度;三是充分利用信贷资产流转和资产证券化途径盘活信贷存量。建议加快将在银登中心、理财中心、中保登和中信登规范登记并穿透底层资产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产品认定为标准化金融工具。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贷款流转业务模式,扩大投资者范围,不断提高中小微信贷资产流转效率和扩大流转规模。建立完善的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积极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高证券化产品透明度。放开穿透底层资产给投资人的中小微企业信贷ABS发行规模限制,助力银行更好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四是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债扩容。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推动债券市场更好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建议先在自贸区试点更阳光化和高效的备案制,对在自贸区中小微企业发债或银行为其发行的信贷ABS,承销商在发债前一个月将发行材料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业务网站上按规定披露,由投资人选定评级、审计和法律事务所,在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网上路演后即可发债,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不断提高中小微企业发债效率。抓紧推出中小微债券指数期货、期权和标准远期产品,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债券市场风险对冲机制。逐步放松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投资限制,允许其持有一定比例低信用等级债券。允许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债券和信贷ABS的境外投资者进行相应回购交易。适时推动中小微企业境外发债。不断扩大中小微企业发债规模,推动债券市场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

E. 怎样理解货币对经济的影响

货币为经济提供了流通手段。
货币供给不足会增加交易成本,造成通货紧缩。
货币供给过多会造成通货膨胀。
如果政府发行的货币较少,市场会用其他的一般等价物代替货币的功能,但是一般都会影响交易的效率。

F. 货币市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货币市场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作用 其一由于货币贸易的流通加快了各个行业的发展 其二货币市场也改变了交易的模式 由实物货币转向虚拟交易 其三货币市场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开启了新的格局增进与别国的互通 其四调节市场需要 满足融资 其五为政策调控也提供方便 满足民众需求 其六在促进流通同时 也满足对各个不同行业的信用 天津通宝财富 珠宝玉石

G. 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实体经济

一,货币政策通过开放市场业务,贴现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整,进而影响到市场利息率的变化,市场利息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二,当今在货币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两大派别。一个是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另一派则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种宏观经济理论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立法者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方式。如果把两种经济学家都比喻成两位不同风格的汽车驾驶员,那么货币主义者将最关心的是在他们的油箱中添加汽油,而凯恩斯主义者则最关心的是保持他们的发动机运转。货币主义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直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直接批评。
三,简而言之,这些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涉及经济中货币的控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涉及政府支出。货币主义者相信在控制流入经济的货币供应的同时,让市场自行修复。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除非采取干预措施驱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否则陷入困境的经济将继续呈螺旋形下降。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理念曾经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经济通缩中得到的验证,证明其经济理论是正确的。
四,凯恩斯认为在当时背景条件下,简单地期望通过控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很难让经济能有所起色。他强调货币供应在经济中也同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认为市场可能需要花较长时间来适应新的货币政策,但这最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能产生直接积极影响。凯恩斯相信政府通过刺激消费,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增加国际贸易净出口可以改变经济状况。美国在大萧条后不久,当时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平衡预算的方法上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支出,寄希望于经济体系能自动调节恢复。
但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胡佛没有等来经济的自我修复,而是无穷无尽的企业破产和倒闭,美国百姓生活,特别是农民群体,痛苦不堪。在当时的美国纽约大街上随处可见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胡佛总统黯然下台。

H.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如何控制物价,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的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

由于种种原因通货膨胀正悄悄的降临我国,为了避免我国经济出现畸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调整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工资水平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蔓延,使我国经济稳定的发展。

1.什么是通货膨胀缺口?

通货膨胀缺口是指实际水平总需求水平大于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而形成的缺口,或者说是指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投资超过储蓄的差额,既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差额,在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的情况下,就会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价值超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价值,由于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中,社会已没有可以扩大实际产出的闲置资源不可能再增加实际产出,所以当存在通货膨胀缺口时,经济面临上涨的压力,经济将在高于充分就业收入的名义水平上均衡。当经济实现均衡时,如果均衡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即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如果均衡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即存在失业缺口

2.通货膨胀的类型:
2.1.温和性通货膨胀
2.2.加速性通货性膨胀
2.3.极速性通货性膨胀

3.通货膨胀率
公式: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其中基期水平选定某年的物价水平作为一个参照,这样就可以把其他各期的物价水平通过与基期水平作一对比,从而衡量现今的通货膨胀水平)

4.通货膨胀
4.1.通货膨胀的含义:通货膨胀是物价水平在较长时期内以较高幅度持续上涨。

4.2.通货膨胀的原因:
4.2.1.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来加之近年中央银行有发行过多的货币导致货币增长过快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4.2.2.需求拉上通货膨胀,需求拉上通货膨胀理论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
其观点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过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形成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
4.2.3.温和性通货膨胀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原因。近年来我国粮价不断上涨,是由于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是供给出了问题,属于成本推动;投资需求幅度为20%为正常,而我国现在已经达到了25%,特别是化工,冶金等行业的价格不断上涨引起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此属于需求拉动。温和性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因素国际传导,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需求膨胀带动国内价格上升,属于需求拉动;而原油及其他国际初级产品通过进口带动国内价格上涨,则属于供给因素,是成本推动。
4.2.4.通货膨胀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产生,由于物价的流通,近几十年全球没有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反而是产生了不少次的通货紧缩。而我们由于汇率管制,无法与国外市场同步,客观上导致了通货膨胀。
4.2.5.我国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生产较低的部门的工人需求向生产高的部门靠齐结果导致整个社会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
4.2.6.通货膨胀的隐性原因——生态系统失衡。生态失衡是通货膨胀的内在原因。
①当生态失衡后,稳定协调的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的效率便会受到影响而降低,导致生态系统的有效物质和能量的产出减少,即生态供给量减少;加上人们的需求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使整个社会对生态的全面需求急剧增长,造成总需求大大高于总供给,产品供不应求,必然拉动相应的物价不断上涨,从而产生了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②生态失衡的表现之一是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造成所谓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③生态失衡所导致的生态结构的失衡和环境污染在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机构型通货膨胀。

5. 通货膨胀的对策及措施
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既要从宏观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把握通货膨胀治理力度,并在时间上兼顾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的要求,又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配置状况改善,还要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变化,使其能够适应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通货膨胀既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多种不同的病因,而且对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是明显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在都深入研究和尝试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5.1.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它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手段。运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压抑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需求,并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办法,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减少流通货币,缩小信贷规模,从而减少投资规模,达到平衡储蓄和投资,从而增加商品和服务,消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进而达到了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

5.2.收入政策。收入政策主要是采取工资物价管理政策,以阻止工会和垄断企业这两大团体互相抬价所引起的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其目的在于力图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致引起失业增加。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因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其中特别是工资的提高,因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为此,必须采取抑制性的收入政策,其形式有如下几种: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以限制工资-物价的上升。强制性措施。以纳税为基础的收入政策。

5.3.对外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我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与其国际收支状况具有相互推拉的作用。在各国都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采取适当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井阻止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1)实行浮动汇率。由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对外汇汇率的升降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
(2)与各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采取协调措施,如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控制各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改善国际金融制度以及其它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制止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蔓延,等等。

5.4.加大宏观经济调节力度。为了继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有关部门必须密切关注、善于发现并及时研究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运用政策引导和经济手段适时适度加以调节。要严格控制新涨项目出台,加大价格检查力度。此外,还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特别是针对一些行业过快增长可能造成的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等问题的协调工作力度,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稳定市场供应,确保供需基本平衡。

5.5.切实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鼓励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确保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等政策措施真正到位。加强防汛抗旱和农作物田间管理,在做好夏粮秋粮的收购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粮源组织和调运,确保市场粮食供应,保持粮价基本稳定。
5.6.降低劳动工资水平,从宏观上调控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降低劳动工资水平,通过控制工资的增长来控制收入和产品成本的增加,进而控制物价水平,防止因劳动工资水平提高而使物价随之增长。

二、四方面因素加大我国通货膨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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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际收支顺差矛盾持续积累后有向物价上涨扩散的趋势,综合国内外因素判断,当前物价上涨并非仅受偶发或临时性因素影响,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
央行8日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高耗能产业增长偏快,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较快。

报告指出,当前,国内供给和工业生产能力增长较快,瓶颈制约有所缓解,加之国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平抑食品价格上涨的综合性措施,都对价格上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考虑到国际收支顺差矛盾持续积累后有向物价上涨扩散的趋势,综合国内外因素判断,当前物价上涨并非仅受偶发或临时性因素影响,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

报告分析认为以下四方面因素加大了通涨风险:

粮食、肉类等食品价格短期内易涨难落。

能源资源价格存在上涨压力。近期国际油价再次走高。国内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加强环保,也将推动能源资源价格上涨。此外,在产能集中释放后,未来不排除再次出现煤电油运紧张。

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将在产品和服务价格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可能拉动消费物价上涨。

通胀预期增强,对价格形成进一步的上涨压力。人民银行2007年第二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到40.2%,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次高水平。此外,公众对通胀的感受主要基于经常购买商品的价格,当前价格上涨最快的肉禽蛋是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商品,因此居民感受到的通胀可能高于实际通胀水平。当“感受通胀”大于“实际通胀”时,价格预期可能进一步被推高。

此外,报告指出,前期粮食和肉禽蛋价格的上涨已逐步传导到下游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因此有必要高度关注价格传导问题,防止价格全面上涨。

央行表示,总的来看,在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目前更需关注食品等涨价向一般消费品传导的风险。

央行表示,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适度从紧,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努力维护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继续协调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工具,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积极创新对冲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价格杠杆的调控作用。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行报告中还特别提醒,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所潜藏的风险。报告称,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活跃,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和投资偏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并进一步引起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货币错配的现象逐渐显现。
参考资料:

I. 当经济过冷过热时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当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如提高准备金率、减少贷款发放等、提高利率等,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减少政府投资与采购等;反之,经济过冷时采取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促进消费、促进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良性运行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不做主观的调控,让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与发展。

(9)货币市场如何推动经济扩展阅读

局限性

第一,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

第二,从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来看,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要影响利率的话,必须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提。

第三,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也会影响政策效果。

第四,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因为资金在国际上流动而受到影响,例如,一国实行紧的货币政策时,利率上升,国外资金会流入,若利率浮动,本币会升值,出口会受到抑制,进口会受刺激,从而使本国总需求比在封闭经济情况下有更大的下降。

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仅从这些方面来看,货币政策作为平抑经济波动的手段,作用也是有限的。

J. 货币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网上找了点相关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

文/张中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股票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并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货币政策不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有效地促进真实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实质经济的角度应着力于提高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和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应科学确定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着力于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97年为转折点,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发生了从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巨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也由以往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措施压缩总需求转向主要运用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先后采取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货币工具。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1月对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1998—1999年先后两次累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按1999年末的存款余额计算,相应增加金融机构贷款7000多亿。从1996年6月以来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400亿元。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关系来看,广义货币(M2)1998~2000年分别增长15.4%、14.7%、12.3%(含股民保证金为14%),狭义货币(M1)分别11.9%、17.7%、16.0%。1998~2000年GDP的增长分别为7.8%、7.1%、8.0%,无论是M0、M1还是M2都是大幅度超出经济增长率的。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却十分有限,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投资,以期通过投资的增长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据统计部门的计算,我国的国债投资1998—2000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外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据财政部的分析,1998年至200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非农业就业分别增长0.57%、0.73%和0.71%,其中国债政策分别促进非农就业增长0.37、0.47和0.24个百分点e。继1998—2000年连续3年GDP增长速度超过7%以后,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工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7%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4%和5.2%,这与财政投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原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为3~5年,现在人们的普遍呼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不能淡出。

那么,为什么货币政策的效应不显著,而必须主要依赖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直接作用于实质经济,但货币政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一般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我国还没有资本市场(指证券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只能通过信贷渠道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也从单一的信贷渠道向以信贷为主的双渠道转变;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相应地从贷款额度转向货币供应量。随着公共市场操作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也由直接转向间接调控。因此,货币政策的效应不仅受银行信贷的影响,还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在我国,金融界对货币政策与信贷的关系研究甚多,但对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意见分歧甚大。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应,必须深入研究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联,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原因,并提出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改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投资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另一类则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主要的理论有以下一些:

1.托宾的Q理论。按照托宾的理论,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变动会通过利率结构的变动而改变货币与真实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从而使资产发生明显替代,最终导致投资以及收入的变化,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为M——r——q——I——Y。式中M为货币供给;r为货币利率;q为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I为真实性投资;Y为真实产出。当货币供给M增加引起货币利率r的下降,使公众的资产偏好转向证券市场,从而引起真实资产的市场价格上涨,即q值上升,从而会刺激真实投资I的增长,进而会带动Y的增加。

2.非对称信息效应。非对称信息指的是资本市场上证券的供给者即发行人与购买者所掌握的信息充分程度不同,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上便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问题。当货币供给量增多,股市价格上涨时,企业净值提高,这意味着贷款人实际拥有较多的担保品,股份公司违约逆向选择的概率降低,降低了贷款人的风险,从而鼓励对投资支出的融资贷款。同时,企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企业投入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从事风险项目的意愿越低,也不会将公司的贷款投资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目,从而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因此,股价上升,企业的净值提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可以导致较高的投资支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非对称信息理论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是为M——股价——净值——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3.财富效应。最早提出财富效应理论的是莫迪尼亚尼。他认为,消费不同于消费支出,因为前者不包括花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消费者会按时间均匀地安排他们的消费,因此、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只是当前的收入,而是消费者毕生的资财,其中包括金融财富。当股价上升时,消费者的毕生财富增加了,消费支出也会随之增加。财富效应理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M——股价——财富——毕业资财——消费——Y。

4.流动性效应。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持有何种资产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耐用消费品诸如汽车、住宅等不具有流动性,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相反,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可以很容易地按完全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很多时,他们对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估计会很低,因而较为乐意去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发生财务困难的概率估计也很低,耐用消费品支出会增加。流动性效应理论的货币传导机制为M——股价——金融资产价值——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耐用消费品支出——Y。

我国资本市场已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01年月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我国股票市价总值和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到2000年底分别达到57.8%和32.37%,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也随之逐渐扩大。同时,近年来股市牛气冲天:深圳综合指数从最低的1994年的94.76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661.55;上证指数由1994年的325.89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2245.43点。但是,我国现实经济的运行不同于上述几种理论的推导。

从资本市场对投资的影响来看,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一是将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二是将货币资本用于证券投资。前者是直接作用于真实经济增长的。后者可以增大真实投资的资金来源,但必须由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才能促进真实经济的增长。如果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又用于证券投资,则不能对真实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

中央银行下降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供银行用于对企业贷款的资金增加,在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下调后,企业真实投资的机会成本和财务成本也随之下降,这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真实投资的。但是,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还受税率、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仅就税负而言,我国在降低利率的同时,虽然采取了一些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诸如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不仅没有降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在1997年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其中1990~1996年间税收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61。但是,1997—2000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4年分别为1.98、2.40、3.33和3.32,平均为2.76,这就是说税收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近2.8倍。税收超常增长的结果是税收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了2000年的15.6%,每年增长1.5个百分点。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11872亿元,同比增长24.2%;工业企业累计税金总额393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税金总额定70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税收增长继续保持超过GDP增长的态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定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所得相对减少,由此必然带来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下降,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因此,在利率下调后,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明显提高。同时,我国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下调是行政安排的结果,由于国有企业负债普遍偏高,银行资产不良,银行在取消信贷额度控制后,加强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并对企业自有资本比例的要求,“惜贷”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现象。1997~1999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2.5%、15.5%、12.5%,呈现为逐年递减的态势。可见,贷款利率的下调对真实经济贷款增加的作用并不明显。

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主要取决于证券资产价格,短期投资尤其如此。股票的价格是由资本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而且与利率成相反方向变化。存款利率的下调相对增高了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率。2000年末,1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的理论值为44.5倍,但沪、深两市A股的平均市盈率近为60倍。股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也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极少有退出市场的,致使一些ST、PT股市场价格反而高于国企大盘绩优股。这表明股票投资的风险并不大。因此,储蓄资金大量分流进入证券市场。1997~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0.1%、16.1%、13.7%,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允许证券公司进入拆借市场和推出股票质押贴现,为贷款流入股市开了方便之门。据有关部门的估计,2001年初券商和基金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资金规模在1000亿以上,而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的规模也在3000亿左右。这些资金的流入,拉动了股市价格持续上涨,直至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

在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q上升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或配股可以筹措更多的资金,但是由于真实经济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又大量以委托经营的方式流回到证券市场。2000年进行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达100家左右,按规定及时披露的上市公司仅57家,委托理财金额总计51亿元。2001年提出增发方案的106家公司中有46家公司2000年进行了短期投资,43家公司资金并不存在缺口。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执法检查组上海组的调查,上市公司在两年内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达40%,1年以内改变的也有10%以上。证券发行企业所筹措的资金又大量流回股市,进一步推动股市价格的上涨,造成股市价格与真实资产价值的进一步偏离和股市泡沫。总起来看,由于股市严重扭曲,股市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利率且高于实质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利率通过股市对真实投资所起的逆向调节作用大于正向调节作用。

在我国,企业上市的主要目的在于筹资,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严重失真,股东和受托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很难对受托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约束,股权融资的风险和责任远远小于债权融资。而且很少有上市公司派发红利,向银行借款却要按期还本付息,股权融资的财务成本也低于债权融资。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不断配股来获得资金,而无需向银行借款。越是股价高,上市公司从股市获得资金越多,向银行的借贷便随之减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向银行借贷。在股票价格普遍上涨时,上市公司将资金反过来投资于股市,公司的账面资产和利润很快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会增加上市公司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股价下跌后企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会随之减少,但通常不会影响到经营者的既得利润。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很难通过非对称效应促进真实投资的增长和产出的增加。

再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居民的消费无疑会受利率及股价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我国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及股票投资者占居民总人数的比例都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变动主要还取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及收入分配状况。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基尼系数已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e。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五等分组分析,我国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数,1998年为9.6倍;而美国90年代末20%高收入人均年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分配差距是10倍。我国高收入户的生活费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26.5%上升到1998年的30%,低收入户同比由14.5%下降到12%。同时,行业间的差别已由1990年的1.72倍扩大到2000年的2.63倍。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民收入的提高无疑可以提高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但是,从1997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4年下降,2000年上半年仅增长1.5%。另据赵人伟计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指数已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我国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所有,而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利率下降后,虽然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幅度下降,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目前已突破77万亿人民币,收入差距的拉大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3500万个,以3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亿人左右,不到总人口的1/12,而美国1998年有41%的家庭持有股票。我国的股票投资者绝大多数为城市居民或机构投资者,很少有农村居民购买股票。在城市居民中,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额远远高于低收入阶层,而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农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因为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影响,股票投资者的消费可能有所增长,但对全社会消费支出的增长作用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资本市场具有集聚社会财富的功能,将社会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差别。据广东中诚信公司的研究,在股票投资者比例最高的上海市,自1996年1月——2000年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深沪两市指数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17和0.638。但在这种相关性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上海、深圳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如此之大,证券交易所却只有深沪两家,别无分店。每年两地所获得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分成便有数亿之多,还不说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纷纷在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以及股东为获得申购股票而需将大量的资金汇往两地交易所。因此,两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起来看,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对整体消费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在股市价格持续走高的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从1991—1998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1.05、0.65、0.80、0.82、0.85、0.73、0.58、0.35,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还需指出的是,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只用于产品和劳务交易,货币的需求量也只包括对产品和劳务交易的需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还用于证券的交易,因而货币需求同时取决证券交易的需求。证券市场规模越大,证券价格越高,投机性越强,货币需要量通常也越大。所以,简单地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借以说明货币供给量是否适当,是不可靠的。同时,资本市场还会影响货币需求的结构。从统计资料上看,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有所改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明显提高,2000年逐季上升,且高于上年同期,年末达到39.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但是,由于客户用于股票交易而存入各证券公司的保证金存款2001年以前并未计入M2,境内外币存款也未计入,再加上存款实名制实施以后,个体经营户的资金从储蓄存款账户流回企业账户,于是发生了“流动性幻觉”。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深层制约因素

从根本上看,我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总需求不足,不是货币紧缩的结果,而是体制改革的结果,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也在于它与体制性紧缩的矛盾。

就真实经济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初期是以政府放权和财政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无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还是价格改革等,都带有扩张需求的性质。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投资资金,长期被政府管制的低价格放开加上总供给不足形成了良好的投资预期,因此促进了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同时,企业职工固定工资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加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迅速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则使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改革的举措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进入90年代后,以生产资料价格基本放开、实行分税制、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扩张性转变为收缩性。在价格基本放开以后,企业已不可能通过价格的继续提高获得利润,相反在价格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一些行业和企业还必须以降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企业的利润预期相应降低。分税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无疑有利于增加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客观上减少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是对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的投资还是消费,都产生了紧缩性的作用。金融企业贷款审批权限的普遍上收,资产负债比例的控制,对贷款责任的终身追究大大强化了各级银行的内部责任。企业兼并重组的推行,使企业时刻面临着被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企业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还会受到行政上或经济上的惩处,这无疑会对企业的扩张冲动产生制约作用。

上述改革从整体上说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其中价格由市场决定、实行分税制、企业破产兼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被普遍采用的。问题在于我国在实行制度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或者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到位。例如,西方经济国家对一般的产品价格放任决定,但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国家保护,我国在放开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农产品保护制度,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税制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制度与政府的职能及转移支付制度是相互配套的。但我国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转换政府职能,收缩政府职责范围和精减政府机构,转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够,因而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必然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西方的税收以所得税为主体,而且税率具有累进性,这种税收结构和税率设计通常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高涨时期,税收增加,对经济的过度扩张产生抑制作用;经济衰退时期,税收减少,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相反,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这种税收结构不仅不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是为抑制投资和消费而设计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银行利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税负太重。除33%的所得税外,我国银行还需要针对营业收益征收7%的营业及附加税。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加强对国有银行的内部管理是必需的,但我国严格限制非国有银行的发展,阻碍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和非国有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竞争的展开,尤其使中小型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的融资受到限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国有银行经营者的责任与收益不对称,“惜贷”必然成为国有银行经营者的理性选择。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破产兼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国对私人财产缺乏明确的宪法保护,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居民而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也在所难免,但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支出预期,但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制度不健全,他们必须为防病、养老、教育子女和购买住房而增加储蓄。

就资本市场而言,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深层原因也在于资本市场制度的缺陷。首先,公司上市制度存在缺陷。在市场经济国家,只要达到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便可发起设立上市公司并发行股票。在我国,公司上市虽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审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荐,并经过专家评审等程序,并且上市公司的总量受计划的严格限制。公司上市是政府或专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专家是受政府委托的,不可能完全超脱于政府,而且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不可能真正对股民负责。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而且股票的供给不能对股市需求变动作出灵敏的反应。其次,股权结构存在缺陷。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我国现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不仅设置有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还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截至2001年6月30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1121家,存量总股本为3943.63亿股,其中国有股为1786.06亿股,占总股本42.23%。由于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通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派的人担任,普通股东很少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很难有效地制约经营者的行为,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近70%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是不能流通的,股价只能反应社会公众所持股份供求关系的变化,股市价格被严重扭曲。再次,信息披露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巨大事实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重组或操纵股市的目的。一些中介机构还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信证明。这就使投资者不能根据上市公司真实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投资,也为“庄家”的炒作提供了可能。复次,没有实现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从原国有企业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而且又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经营,况且上市公司的存亡还影响到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各地政府对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保护政策。一旦上市公司因经营业绩不佳而停止交易,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注入资本或种种重组手法加以挽救,因此很少的上市公司真正退出市场。最后,证券监管行政化,政府主要凭借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正因为资本市场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价的变动严重偏离上市企业的真实价值,积极的货币政策只能刺激股市的投机,而不能有效地刺激实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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