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什么能铸造货币

⑴ 朝廷为何要垄断铸币权

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朝廷（帝王）垄断铸币权”这一话题并未过时，只不过到现代演变成了“政府垄断铸币权”，从根本上说，朝廷和现代政府，都是统治集团，所以，都可视之为：统治者垄断铸币权。

统治者垄断铸币权是千年不变的政治法则，其中有一些核心思想，非常经典，始终未变：一，对社会而言，朝廷（政府）垄断铸币权，可实现货币统一，可保证货币流通秩序稳定，便利人们生产生活，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二，对于统治者而言，铸币权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垄断铸币权是强化政治权力、巩固统治地位、彰显统治权威的必然需要，统治者垄断铸币权，可以帮助其实现对社会各种资源的支配与调度；三，掌握着铸币权，意味着掌握着财富的制造机，统治者可从中独享巨利（铸币税），无论是古代的金属铸币改铸，还是现代的纸币发行，其实都是统治者的摇钱树。

⑵ 汉代铸币权什么时候收归中央为何这样做稳定的货币是什么

武帝晚年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因为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雄厚物质基础;汉武帝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统一铸造精美的标准货币五铢钱 一.在文帝前元五年，汉文帝又因“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也就是在当时文帝认为钱重三铢的榆荚钱实在是太轻，而且质量也很差，所以决定改铸钱重四铢的“四铢钱”，并也同时允许民间自行铸造。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刺激民间的经济发展，同时方便民间百姓对于铜币的使用，所以才会允许民间“自铸钱”。 二.但是这种看似好心的做法实际上却并没有让底层的百姓得益。其实早在文帝要再一次允许民间私铸钱的时候，就有大臣向文帝建议一定要禁止民间私自铸钱。据《汉书.食物志下》记载“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而实际上这位大臣所说的最终都证明是对的，但无奈的是文帝并不听。实际上的确如上所说，自汉初高祖和文帝下令允许民间自由铸造铜币的时候，并对民间的私铸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势之后，得益就只是那些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正所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最终也就造成了“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_，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这样的局面，想想看一石粮食居然用一万钱才能买的到，一匹马更是要一百两的黄金才能买到。你说当时的市场通货膨胀都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了？也就是如此你让百姓该怎么活？

⑶ 汉文帝为什么允许邓通造钱

听话。与其他宗室、功臣、外戚、书生相比，邓通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汉文帝要依靠他掌握全国货币的一半发行权。（另一半在吴王刘鼻手上。）那么就需要一个能够被自个充分掌控的代理人，而邓通恰恰就是。他既不会与外戚功臣相勾结，也不会投靠皇后和太子身边（这两人联合起来算计汉文帝就麻烦了）。既没有独立壮大的可能，也无投靠旁人的可能，因而，邓通成为汉文帝手下最秘密的私人银行铸币场行长兼场长，从而掌控国家金融，使得金融能够更好地帮助国家建设，搞活市场经济。
PS，这市场规律，似乎古今相通的。

⑷ 在汉高祖时期货币是怎样发展的

半两钱始用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称之为“战国半两”。秦统一六国后，统一的货币仍以半两为名，又称之为“秦半两”。秦灭以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因汉代最初沿用秦代半两，故称为“汉半两”。

汉初仍袭用秦的半两钱制，但汉高祖刘邦为解决军费开支，采取权宜之计，货币减重并允许私铸，结果形似榆荚的“榆荚半两”大幅减重，“半两”已名实不符。

允许私人铸钱，结果铸钱者为获得暴利，普遍减轻钱的实际重量，往铜中掺杂铅铁，使得劣币横行，物价飞涨。

汉初因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秦半两币值过重，流通不便，不利于国民经济恢复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于是，汉高祖刘邦下令减重铸造汉半两，以解决财政开支。

西汉初年铸造的钱仍然沿用秦代叫法，称为“半两”。但由于钱的方孔太大，周边像4片榆荚合成，所以当时民间称之为“榆荚半两”或“荚钱”。

这种钱比较标准半两，甚至秦二世时的减重半两钱，重量已大大减轻。即使如此，朝廷所铸的钱仍不敷所用。于是汉高祖又允许民间自铸荚钱，以发掘民间潜力，借助市场的力量自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荚钱面值较轻，因而流通顺畅，特别适合于在特殊困难时期普遍贫困的平民使用。然而由于铸币权下放到私人手里，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管理，导致各地所铸货币形制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前朝流弊犹存，各种不同样式、轻重的钱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从，货币的信用度很差。

还有一部分人借铸币牟利，在造币过程中掺假，随心所欲地偷换铸币原材料、任意减重、大量滥造，更加重了恶钱的泛滥，加重了百姓对货币的不信任感。

朝廷允许私铸举措仅是应急之举，虽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也会助长民间盗铸钱币的歪风，终究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果然在公元前186年，汉朝朝廷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出手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市场。

公元前186年，汉朝朝廷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朝廷铸八铢钱。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5分钱。所谓5分，就是半两的1/5。

汉高祖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汉文帝改铸四铢钱，并废除了禁止盗铸的法令。

如何稳定货币，健全钱法，是汉初朝廷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课题。这一问题，在汉武帝时期经过艰难探索，最后才得以比较妥善的解决。

汉半两

⑸ 为什么汉文帝要赏赐邓通一座铜山让他铸钱呢

根据《史记》上的记录，汉文帝有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奇怪，因为他在梦里是在爬天梯，但是，这天梯爬起来不是那么顺畅。就在他快要登天的时候，剩下最后一点了，怎么用力都上不去。

汉文帝使尽浑身力气，还是无济于事。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时候，突然他感觉下面有一个人推了他一把。

就是这个人推了他一把，把他给推到了天宫的。汉文帝很想知道，这个推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但是，他没有看太清楚，只知道这个人头上戴着一个黄色的丝巾。这件事过了几天，汉文帝一直在思索，到底是谁在助自己一臂之力呢？

汉文帝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太子，所以，在见到太子之后，他就让太子刘启给他用嘴巴吸身上的浓水。

刘启当然是很不情愿地嘬了，但是，他真心是恶心了好几天。这件事在他心里实在是过不去，他就想父皇好好的，为何要让我嘬脓疮呢？

打听来打听去，太子刘启终于知道了，原来都是邓通这个小子搞的鬼，所以，刘启就记住了邓通这个人。

现在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他动不了邓通。

可是，等到汉文帝驾崩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汉文帝驾崩后，汉景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抄了邓通的家，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让邓通留宿街头了。

后来邓通就是死在了街头上的，正如卜卦人所说的。

⑹ 如何评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 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 "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 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 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 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 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⑺ 汉文帝为何能开创“文景盛世”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称帝，建立西汉帝国，汉朝是经历长期战乱后所建立的国家，先是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到后来三年的秦末农民战争，再到后来四年的楚汉相争，汉朝建立以后又经历了异姓诸侯王反叛的乱局以及诸吕之乱。常年不断的战事带来的是残破荒凉的社会景象，老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温饱得不到解决。

汉文帝即位以后，对于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快速发展和恢复经济，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要做一位百姓拥戴、文武百官臣服的守成之君并不容易，汉文帝励精图治，把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推向“文景之治”的盛世王朝，文帝自此成为守成之君的楷模，那么汉文帝是如何富国强民的呢？

匈奴单于画像

汉文帝即位之后吸取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与秦帝国暴政反其道而行之。

秦朝全盛时期人口不过2000万，修建陵墓动用劳动力约70万人，修长城约40万人，南征百越50万人，北击匈奴30万人，据史学家估算秦朝服军役、徭役人员多达900万人，几乎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去服军役、徭役，自然留在田野里耕作的劳动力就变少了，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秦二世即位以后，由于过度奢华，连宫里养的马都没有粮食吃，秦二世为了支撑自己浮华的生活，下令让咸阳三百里内的老百姓不得吃自己种出来的谷物，老百姓无路可走，于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反秦势力几乎遍及全国，故秦帝国的灭亡归因于滥用民力，严重扰民。

汉王朝则与之相反，大思想家贾谊就观察到了汉帝国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他提出要避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要以秦为鉴，实行仁政，文帝也清楚的认识到长期动乱之后民心思治的社会形态。

在政治上，文帝避免秦帝国的严刑峻法、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他废除苛刑，在位23年没有营建宫室苑囿，减免徭役，实行“以德化民”的政策。

在经济上，文帝避免秦始皇的生活奢侈，提倡节俭，连衣服和车马都不更换，克服享乐主义。

在军事上，避免秦始皇的穷兵黩武，不轻易对周边敌国用兵，尽力维持和平。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对内不大兴土木，对外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给老百姓留足时间发展农业生产。经过文帝的励精图治，老百姓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社会经济日渐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国库变得充盈，百姓生活富足，汉帝国走上富国强民之道路。汉文帝开创了帝国时代第一个盛世王朝“文景之治”，汉文帝居功至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守成之君。

⑻ 汉文帝时期可以随便造钱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

确实引起通货膨胀了啊。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国家铸造铜钱的权力，“更令民铸钱”，开放私人制造货币。实际上是经过多年战乱之后，政府的府库已是空空荡荡，拿不出足够的铜来铸钱、发行货币，只有把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交给据有铜矿的地方势力。虽然吕后在位曾收回铸币权，但文帝时又重新允许民间私铸铜钱，然规定每钱重四铢，不准掺杂铅铁。
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据山开矿，大肆铸钱：至于民间百姓，亦千方百计获取铜材以私铸铜钱，如《汉书·食货志》上所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虽然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这种以牟暴利为目的的私铸现象的泛行，势必会造成大量铸工粗劣、形小质轻的钱币在社会上的大量流行，严重影响了货币的正常流通，并不可避免地造成钱币贬值。发行这种钱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种政策带来的恶果，是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府始料未及的，并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也是汉武帝时真正下决心收回铸币权的根本原因。

⑼ 汉朝的货币

西汉时期的货币

三铢钱：中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短的货币。铸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上有“三铢”二字故名。三铢钱重8铢，铢字金旁从王，背无轮廓。三铢钱刚铸一年，武帝又令停铸三铢，改铸五铢，钱背增加了轮廓，重5铢。

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四铢半两因顺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五铢钱：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皮币：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皮币，用宫苑中的白鹿皮制成。

白金币 ：亦称白金三品”。西汉的银锡合金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铸造。当时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獒如龟,故用为白金币花纹。

东汉时期的货币

铁钱：公元30年，公孙述在四川铸造铁钱，历史上第一次用铁作币材。

五铢钱：公元40年，光武帝从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 。

(9)汉文帝为什么能铸造货币扩展阅读：

汉初铸造的铜币比较轻，重三株，后来越来越轻。文帝时期，三铢钱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于是文帝下令使用四株钱，重四分之一两，可是币值标的却是半两。汉朝的货币危机其实源自于朝廷放任民间私自铸钱的政策，原本意欲加速货币流通，好改善财政收入。

可是这项政策的弊端远远超过利处，钱本来用铜铸造，但铸币者掺杂了价值低的铅和铁之类的金属，货币渐渐的贬值，民间的经济逐渐紊乱。许多人趁此机会铸造货币发财，如文帝的宠臣邓通依靠铸铜币家产超过王侯。

另外诸侯们都开挖矿山铸造铜币，吴王刘濞凭借铜矿铸币富比天子，他也因此有发动“七王之乱”的底气。汉武帝由于对匈奴的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也逐渐用完，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建元年间开始，武帝开始对货币动手，期间把四株钱改成三铢钱，后来又改回来。来回一改相当于没变，问题自然没解决。元狩四年，一次规模较大的货币改革出现。汉朝发行了白鹿币和白金货币。下令严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钱币，违者死罪。

元狩五年，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铸币技术上也有了改进，有效防止私铸造货币的发生。此后经历一些探索之后武帝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下令严禁各个诸侯国私自铸造货币，把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此项政策一直沿用至今。

⑽ 汉景帝时可以随便铸造钱币反映了西汉政治上什么问题

您的问题，汉景帝时，没有随便铸造钱币，反映了西汉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问题；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