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天津后用的什么货币

『壹』 日本使用什么货币

日元。我们在日本买东西需要把人民币换成日元来用，1984年11月1日日本银行发行了10000、5000、1000日元三种新钞票。过去使用的10000 日元（圣德太子像）、5000日元（圣德太子像）、1000日元（伊藤博文像）三种钞票以及500日元（岩仓具视像）硬币仍继续流通使用。日本流通日元的纸币面值包括：1000、5000、10000三种。
拓展资料
1，日本货币的源流
日本的货币的源流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圆形方孔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北部。开始使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公元前221年青铜制）。
这也形成了中国货币的形状。到汉朝统一中国时也继续使用这种形状的货币。
汉武帝铸造的「五铢钱」（公元前2世纪)青铜制成为中国以后铸钱的标准。「五铢钱」这种货币的形态在以后在东亚各地域广泛的传播开了。
2，日本货币的发展
在日本开始发行的货币
在中国唐代日本的律令政府（朝廷）积极的采用唐朝的文化制度。货币也是使用的唐朝的「开元通宝」（621年）铜制同时开始发行「和同开_」（日本奈良于708年银铸）。
当时的日本人对货币还不是很熟识。朝廷开始强制使用货币，而把货币储蓄与官位联系起来的这种方法，也起到了促进货币在日本流通的作用。
3，皇朝钱
皇朝钱是最初由朝廷开始发行的货币。
元明天皇于和铜元年（708）铸造了银和铜两种「和同开_」，接着制造了皇朝十二钱，但是在京畿外流通不广泛。由于铜供给不足，货币制造在10世纪中期就废止了。
这样的皇朝钱上的字体不工整且粗糙。通货的价值和信用也开始急速下降。百姓都不在继续使用。
4，输入钱币的流通
政府发行的货币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也是在日本流通的主要外国货币。
皇朝钱停止发行以后，到平安时代以后（12世纪左右），日本因为国内经济的活跃货币的需求也开始提高。和中国，朝鲜等国的贸易流入了很多种类的货币（主要是宋钱），称之为「渡来钱」，从那以后一直使用，这种状态到江户时代初期才结束。
其中，明朝廷于永乐年间发行的「永乐通宝」则更是极受欢迎。

『贰』 鬼子当年在东三省发行的钱是什么样的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伪满洲中央银行”。伪满洲国货币为元。1元=10角=100分。伪满洲国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伪“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1]

伪“满洲国圆”是伪“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

伪“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1]

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伪“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伪“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伪“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了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1]

伪“满洲国”纤维制硬币

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1]

1944年和1945年，伪“满洲国”发行了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5分）。[1]

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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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日军战领区用的是什么钱

山西被日军占领期间，前后以察钞、蒙疆圆和日军专用手票作为货币。硬通货主要是（国民正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另外，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边币”，也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内流通。

抗战爆发前，中国北方省份（包括绥远、察哈尔、山西）的主要银行是察哈尔商业钱局（察哈尔商业钱局于1933年12月10日开办，资本总额50万元，先收足6万元，1935年时收足10万元，总局设张家口，并在天津、北平、宣化、蔚县、怀来、涿鹿设立分局。1935年后开始发行纸币。1937年抗战爆发后，该行被伪“蒙疆银行”收并。察哈尔商业钱局发行的纸币又称察钞）。

日军入侵后，察哈尔商业钱局撤离占领区并带走其全部资本和未发行的货币。日本军政❤府遂于1937年9月27日迅速成立了察南银行，行使货币发行权。

另外，日军还在东亚的日占区广泛使用“专用手票”。起初，这种日军专用手票的发行是用于支付士兵的支出。这样做的目的是无限量的军票不能兑换为日元，这样就不会使日本发生通货膨胀。然而，它对东亚当地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却不可估量。

从1937年起，这种货币成为了中国日占区的“法定货币”。一段时间后它改由傀儡政权银行发行。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当局将察南银行与察南丰业银行、绥远平市官钱局、冀东银行等三家较小的地方银行合并，成立（伪）蒙疆银行。（伪）蒙疆银行从1937年起发行蒙疆圆，与日本军用手票和日元等值挂钩。

『肆』 抗日期间敌占区用的日伪货币什么样

抗日期间敌占区用的日伪货币主要有：

1、日本军票

二战时期，日本疯狂发行军票，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完全使用“军用手票”，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圆。基于这个缘故，日本政府以此作为支配占领地经济的一种手段。战后，军票沦为废纸，给日占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伍』 日本用什么货币

日元（日语：_，日语罗马音：en，英语：Yen），其纸币称为日本银行券，是日本的法定货币，日元也经常在美元和欧元之后被当作储备货币。 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名称，创设于1871年5月1日。1897年日本确立金本位制，含金量定为0，75克，1953年5月含金量宣布为0，00246853克，1988年3月31日彻底废除金本位制。发行中的纸币有1000、2000、5000、10000日元四种，硬币有1、5、10、50、100、500日元六种面额。
拓展资料：
1、美元(United States dollar 货币缩写：USD；ISO 4217货币代码：USD；符号：USA$)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目前流通的美元纸币是自1929年以来发行的各版钞票。美元的发行主管部门是国会，在二战以后，最终成为国际货币。
2、英镑主要由英格兰银行发行，但亦有其他发行机构。最常用于表示英镑的符号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为英镑取的ISO 4217货币代码为GBP (Great Britain Pound)。除了英国，英国海外领地的货币也以镑作为单位，与英镑的汇率固定为1:1。
3、人民币(缩写：RMB；货币代码：CNY；货币符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货币于1948年12月1日首次发行，至1999年10月1日启用新版为止共发行五套，形成了包括纸币、硬币和塑料钞、普通纪念币与贵金属纪念币等多品种、多系列的货币体系。
4、欧元(Euro)是欧盟中19个国家的货币。欧元的19会员国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 。_ 欧元符号。

『陆』 清末和民国年间以及日侵华时用的银元（记念币），锐换现在人民币价值有多少给人家收藏值多少

光绪元宝时期： 清朝货币。清代货币、纸钞、铜币并行，至嘉庆年间发行新式银元，而光绪年间铸行金、银币更多。洋务运动也影响到铸币业，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委托使英大臣在英国订购全套造币机器，并在广东钱局首铸机制银元和铜元。其后，各省纷纷仿效，购制国外机械铸造银、铜元。包括广东钱局在内，许多造币机均订购自著名的英国伦敦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英国大工业的介入，使银币也沾染上西方色彩。
银币光绪元宝1898年发行，成色为91％。正面铸有铭文，顶部铸楷体“XX省造”或“造币总厂”，底部铸“库平七千二分”，中心直读“光绪元宝”四字，币中心为满文“光绪元宝”。银币背面外圈顶部用小号英文标准字体铭“XX省造”或“造币总厂”字样，下面为英文“库平七千二分”，内圈铸有中心为蟠龙图，品相精致，其审美风格独持，钱币正面鲜然可见满汉文化的融合，而钱背却明确标示了西方文化的介入。钱币虽小，也可管窥社会文化一斑。 大清银币时期：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七月，清政府拟订了《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其中提出银币专由造币总厂制造，保留南洋（江南）、北洋、广东、湖北四局为分厂。在制造银元的同时，许多人提出了制造金币的主张，进入20世纪，兴起了关于建立本位制度的讨论，有人主张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亦称“虚金本位制”）。这种币制以黄金定价格标准，但国内实际流通的是银元，银元按黄金价值流通，是黄金的价值符号。在金本位制尚无实行条件时，当时普遍主张先实行银本位制，在此前提下，又产生了货币单位的“两元之争”。有人主张银元重一两，有人主张重七钱二分，即以元为单位。
后采用七钱二分为单位。背刻铸蟠龙纹图案。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9成。在流通中按个计数使用。据统计，清末铸银圆总计达 2.8亿枚。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时，为了巩国内政局稳定，发展民族经济，也为“制宪”和“称帝”作准备，于是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是年（民国3年，即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于是大量收购旧币，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大清银币”，等银币，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民国3年、8年、9年、10年等）。另外还有国民党占领南京后发行的孙中山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俗称孙小头。 “船洋”是国民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铸造的海洋帆船图案银币的俗称。在我国近代发行的上千种老银币中，其影响仅次于“袁大头”银币。
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了《废两改元令》和《银本位铸造条例》，决定结束各省分铸银元的局面，将银币的铸造权收归于设在上海的中央造币厂，并决定先从上海实施废两改元，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交易。同年，一种新式的银币——“船洋”开始在上海中央造币厂铸造。“船洋”币设计新颖，铸工精湛，银元直径39.4毫米，重量为26.69克，成色88%，含纯银达23.49克。
“船洋”银元为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发行的银本位币。其正面图案铸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身着汉装的侧面头像，上方纪“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是双桅帆船放洋图，纪值“壹圆”两字列在船的左右，直齿边。“船洋”发行后，在市场上深受民众欢迎，并和“袁大头”、“开国纪念币”一起逐渐取代了流通于市面的各式“龙洋”和外国银元。直至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为止。
在该币系列中，民国二十三年壹圆币较常见，总铸数是9874万枚（注：另有3000万枚为1949年由国民政府委托美国造币厂后铸）。其次是民国二十二年壹圆币，总铸数是4640万枚。在“船洋”银币系列中，有一种民国二十一年版的银币有着戏剧性命运。
“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发行了民国二十一年银元，币面刻有一艘双桅帆船，顶上有三只飞鸟，东方有一轮初升的太阳，俗称“三鸟”。寓意“国运”、“一帆风顺”、“旭日东升”。不料刚发行，正逢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有人把空中图案附会为日本国正要升起，三只鸟被说成是东三省要飞掉了，因此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也感到“天上的飞鸟是外国人的徽记，凌驾于中国帆船之上”，都认为不妥，马上下令收回这版银币，以制止谣言流传。如此小小方圆之间，竟然蕴藏着如此深刻的历史内涵。民国二十一年版“船洋”总铸量为226万枚，实际流通不足5万枚，目前市价从年前的每枚3000元，升到现在的每枚7000元，翻了两番。
除以上发行流通三种“船洋”外，还有数种“船洋”试铸币流传于世。一是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版试铸样币，图案正面为孙中山侧面像，上缘刊写“中华民国十八年”，背面为三桅帆船图。这五个国家试铸样币图案基本相同，均是按照政府所拟定的标准图设计雕刻试铸，为数极少。所以，能得到其中任何一枚皆非常可贵，市价都在两万元以上。二是民国二十五年版试样币。这版试铸样币，没有正式发行，它归结为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所以发行受阻。现发现有几种民国二十五年银元存世，一种是双桅帆船图，面值有1元、中元（半元）等两种。另一种是古布图，面值有1元、中元等两种。以上均未正式发行，存世极少，图书所标参考价高达3万至8万元，属珍稀品。 袁大头420元。。。。孙中山开国记念币380元。。。明治540元。。。宣统、光绪分别是790元和730元。。。ONE DOLIAR是站洋620元

『柒』 "天津事变"的名词解释

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策划指挥了天津的“便衣队暴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香维一手组织策划、训练和指挥了这次暴乱，参加暴乱的是由2000余名土匪、兵痞、流氓、赌棍、烟鬼、汉奸和恶霸组成的“便衣队”，以李际春、张璧为头目。

8日晚，在日军炮火的掩护下，便衣队由海光寺等地冲出，分数路袭击中国的警察机构
、天津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同时，日租界军警宪兵也全体出动，在租界边沿武装掩护便衣队的进攻，并占领了一个中国警察所。一时间，城内交通断绝，商铺闭门，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由于中国方面事先得到情报，作了戒备，故这一暴乱遭到了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的迎头痛击。保安队击毙暴乱分子60余人，捕获300多人，斩首和枪决了40多人。便衣队遭到失败后逃回日租界。

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抱歉我搞错啦！有天京事变，我还以为你打错字。呵呵！下面是天京事变的解释：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太平军抗击湘军围攻天京（今南京）的防御战。

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后，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实行“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作战方针。即先行肃清沿江一带太平军，巩固后方，然后再围攻天京。1862年1月，清廷命曾国蕃为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除令湘军继续沿江东进外，复令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湘、赣、浙军2万余人全力攻浙，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会同英、法侵略军阻挡太平军进攻上海，并伺机西攻苏州、常州，置天京于战略包围之中。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进，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陆师扎于城南雨花台一带，兵部侍郎彭玉麟率水师进抵护城河口。此时，英王陈玉成已于安徽寿州（今寿县）被苗沛霖诱执殉难。天王洪秀全得知西线军事崩溃，湘军迅抵城下，急诏在上海前线督战的忠王李秀成火速回援。李于6月22日在苏州召集将领会议，商讨救援之策，鉴于湘军气势正盛，决定避其锋芒，先以粮食、弹药援京，两年后与其决战。7月，由于干王洪仁玕、辅王杨辅清在皖国府（治今宣州市）、广德一带作战失利，天京外围形势更加严重，洪秀全严诏催逼李秀成回救。8月6日，李秀成再次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结兵力，救援天京。从9月14日起，由“十三王”统率十余万大军自苏州等地陆续启程，于东坝会齐后，分路进扎东至方山、西至板桥一线，连营数百，对湘军雨花台大营形成反包围。与此同时，护王陈坤书、辅王杨辅清分攻金柱关和宁国府，断敌粮道，牵制敌援。10月13日起，李秀成亲率大军轮番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大营，企图速战速决。湘军则采取以逸待劳之策，凭借深沟高垒，坚守不出。23日，侍王李世贤率3万人自浙江赶来助战，仍不能得手。因久攻不下，太平军士气大挫。11月26日，李秀成下令撤围。洪秀全见解围未果，对李秀成“严责革爵”，并令其“进北救南”，即率军渡至江北，西进湖北，调动湘军分兵回援，以缓解京围。其计为曾国藩识破，他一面令曾国荃坚守大营，不为所动，一面另抽援军入皖堵截。12月1日，章王林绍璋等率首批数万太平军渡至江北，先后占含山、巢县（今巢湖市）、和州（今和县），等待后队。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会同陈坤书等渡江继进，3月底抵巢县，拟从无为西进。然此时曾国藩已调湘军万余进入皖北，李秀成攻无为、舒城、六安均未得手。在皖南策应的太平军也进攻失利。李秀成见西进受阻，粮食奇缺，乃于5月19日撤六安围，经寿州东返，渡江时遭湘军拦击，损失甚众，仅1.5万余人返回天京。“进北救南”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损兵折将。湘军乘势收缩对天京的包围圈，至11月下旬，相继进占天京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西南的江东桥，以及东坝、秣陵、湖熟、淳化等要地。天京城只有太平、神策两门尚可与外联系。1862年9月李秀成回救天京以后，李鸿章部淮军在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配合下，向苏南太平军反攻。至1864年5月，苏南各城被攻陷，浙江全省也基本被左宗棠部湘军占领，天京完全被包围。

1863年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阳前线返回天京，鉴于天京内无粮草，外绝援兵，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遭到拒绝，从而丧失了另作良图的最后机会。李秀成无奈，只好部署死守。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兵锋至太平、神策门外。14日，湘军以云梯登城未果。4月起，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守军赶筑月城，准备城墙被轰塌后组织抵抗。6月1日，洪秀全病逝，天京人心愈加不安。李秀成等旋扶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3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太平军失去护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湘军随即构筑炮台数十座，置夜对城内轰击，同时赶挖地道，准备轰城。19日晨，担任主攻的湘军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中午，地雷轰发，炸塌城墙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守军力战堵御，终至无效。湘军入城后，分路直冲天王府及神策、仪凤、通济、朝阳、洪武、聚宝各门，湘军水师夺取水西、旱西门。至傍晚，天京全城各门均被湘军夺占。守军与其展开激烈巷战，或战死、或自焚，十余万人无降者。李秀成带幼天王自太平门突围而出，旋失散。22日，李秀成在方山附近被俘，8月7日被杀害。11月18日，幼天王在南昌殉难。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战争的失败。

『捌』 1945年钱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玖』 解放前我们国家都用些什么钱币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B

『拾』 日本用的是什么币

日本的官方货币，于 1871年制定。其纸币称为日本银行券，有1000、2000、5000、10000円四种面额，铸币有1、5、10、50、100、500円等。日圆也经常在美元和欧元 之后被当作储备 货币。现在使用的日本货币 单位 “円”是在1871年6月27日（明治4年5月10日）制定的。当年明治政府将一日圆的币值订定为与纯金1500毫克等值，并设有次一级的币值单位钱，相等於0.01日圆。日本是二战后经济发展最快 的国家之一，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顺差及第二大的外汇储备，日圆也是战后升值最快的货币之一，因此日圆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