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什么

Ⅰ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哪些

一、财政政策主要包括：
1，预算政策，根据财政收支的差额来调整预算，以刺激或抑制总需求来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2，税收政策，一般在经济萧条时，通过降税或税收优惠等途径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经济过热，则采取相反措施；
3，公债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公债来影响流动性，或通过调整国债发行利率影响金融市场，进而达到对经济运行扩张或紧缩的影响；
4，公共支出政策，包括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5，政府投资政策，通过调节政府投资规模影响总需求和供给，通过调整投资方向来调节经济结构，促进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
6，补贴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的群体，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提高其可支配收入，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进而增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一般包括：
1，一般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
2，选择性政策工具，主要有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和预缴进口保证金等；
3，直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对相关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进行控制；
4，间接信用知道，主要方式是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财政收支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导原则和措施。
拓展资料：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
财政政策工具也称财政政策手段，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财政政策工具有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支出政策工具分为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其中，购买性支出政策又有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费性支出政策之别。
二、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货币政策以直接调控为主，即采取信贷规模、现金计划等工具。1998年以后，主要采取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窗口指导等。

Ⅱ 我国目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什么

积极的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缩信贷和提高利率是“紧”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社会总需求，但制约投资和短期内发展，反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扩大社会总需求，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社会需求总量，但对投资不利。反之，是“松”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投资，但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经济形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CPI持续高位的两难选择。
政策微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基准利率，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到10%，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行。

Ⅲ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三大货币政策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三个工具是我们国家的中央银行最常使用到的三个工具，而且也是效果最为明显的工具。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公开市场业务是我们国家最常使用到的工具，中央银行在每一次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向市场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基本上就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释放流动性的。在市场上的资金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也会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抽取一定的流动性。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工具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行业所受到货币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三大货币工具就是在影响我们国家货币量的基础之上，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进行一定的调节。

Ⅳ 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什么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守夜人”似的“消极”政府同样无补于市场失灵，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政府不干预或干预乏力与政府于预过度均在摒弃之列。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二无机制最优组合，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为此，就需要政府从最大限度地消除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入手，针对政府失灵的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如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双向重塑的总体思路；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规范政府于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弓队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在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更要防止和纠补政府失灵。

Ⅳ 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什么

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缩信贷和提高利率是“紧”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社会总需求，但制约投资和短期内发展，反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扩大社会总需求，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社会需求总量，但对投资不利。反之，是“松”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投资，但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经济形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CPI回落、房价稳中趋升。
政策微调：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到10%，贷款利率放宽下限设定，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行。
根据我国现有情况我认为：总体是双松，但货币政策放松必须是步伐缓慢，可以通过在放收结合中达到适当放松。财政政策则需要放松。
1．2013年经济增加的速度继续趋降。经济增长减缓,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主要为失业及由失业导致的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放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达到提振经济，解决就业，稳定职工收入，稳定社会的目的。放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下降，企业经营成本下降，利润率上升，刺激经济增长，但放松货币政策引起信贷规模的一定增长，一是解决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在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GDP创造者的当今，可能效果不会明显；二是在高准备率的环境下，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绕过货币政策的做法，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已打折扣。且现在房价这个社会问题还需要持续调控，一旦放松货币政策CPI会立即反弹，房价调控失效，需要适度放松，谨慎使用。
2．地方财政债券的发行等松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挤占了货币流动性的释放，扩大了投资但减少了消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适度放松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在CPI不稳定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不宜作大的松动，否则会使今年的调控（特别是对房价调控）付之东流。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但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正确确定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体操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协调配合。例如，需要有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贸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同；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运行机制；还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Ⅵ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什么

货币政策：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的货币政策，当时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势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膨胀。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年~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策面开始了从1993年至1997年长达四年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加强政策协调措施，综合运用货币政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币银行逐步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调控目标。二.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责债比例管理。1994年开始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国有商业银行的统一法人体制和统一流动性管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实行比例管理，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增量考核,对其他商业银行实行按余额考核.这样,除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外的商业银行已不受贷款规模限制.三.发展货币市场,开办公开市场业务.1995年,财政部的国债发行采取了价格招标的方式,国债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国债发行品种增加了3个月期,6个月期和一年期三个品种.1996年1月,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4月,开办公开市场业务,为中央银行利用国债实施微调奠定基础.四.扩大再贴现业务.为推广商业票据使用,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商业票据贴现业务,1996年中央银行扩大了再贴现业务,当年全国商业汇率单方发生额近4000亿元,商业银行累计办理贴现1995亿元,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1160亿元,年底,中央银行再贴现余额400亿元.
成果: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至1996年底,国民经济初步实现了”软着陆”.
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国家贸易萎缩,货币贬值,资本抽逃.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对我国外贸出口,资本流入等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国内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多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相对过剩,出现了买方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缓慢,效益下滑,投资没有好项目,消费没有新热点,内需严重不足.金融运行和货币政策操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增加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体制的、行政的原因，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暴逐渐暴露，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整个金融系统的重要任务。如何处理好支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是实施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年1月1日,人民银行取消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制额的控制.由此,信用总量不再成为中介目标,金融宏观调控对象完全转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二,人民银行独立性加强.为克服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障碍,保障中央银行能按照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地操作,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取消了人民银行一,二级分行办理中央银行贷款的权力,取消了中央财政从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借款,切断了向财政供应基础的货币渠道,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取消了中央银行向非金融部门的开发性贷款,割断了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联系,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投资的关系.为彻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行政干预,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省区设置9家区域性分行。这是人民银行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为人民银行依法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提供了体制保证。
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相当有利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获得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新的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2000年以来的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币管理体制。 为推进我 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 决定自9月21日起实施新的外币利率管理体制。
2、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
3、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品种创新。
4、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流向。
5、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6、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引导规范民 间信用。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在"非典"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的状况，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预调，启动中央银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于9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GDP增速从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涨幅稳定在1.2%。 2007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价格上涨压力加大，上半年GDP增速从2006年的11.6%进一步上升到12.2%，CPI涨幅从2006年的1.5%上升到3.2%。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从2007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至4.14%，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至7.47%。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2008年，国内外形势逐步发生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在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成果: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逐步显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业稳健运行。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灾区、“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加大。2008年前三个季度，受地震灾害影响较重的四川、甘肃两省合计新增贷款2141亿元，同比多增566亿元，比上年全年多增484亿元。农业贷款增加3188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一些金融机构已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普遍反映试点成效良好，正在逐步推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启动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加强国际协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冲击。二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五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Ⅶ 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什么

1、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政府稳健的宏观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了要素市场化，支持了私有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水平。
3、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央行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了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慢于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出现了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