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货币政策是什么
❶ 限制性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投资和消费水平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24
❷ 什么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就是货币政策的对``东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例如行业产出，货币政策冲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样，这种就是非对称性！
❸ 货币政策的调整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
1.银行存款作为与证券投资、地产投资相对应的投资方式，当利率上升时，会增加人们银行存款的预期，这必然减少资金向股市，楼市的流动。
2.由于企业有多融资渠道，上市公司同时拥有巨大的银行贷款，当利率上升，会很大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扩张需求，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应，上市公司股价就会表现疲弱。
3.近几次加息，央行采取的是非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由于中国的银行70%以上的收益来自利差收入，这样的货币政策无疑缩小了利差，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总的来说，成熟而稳定的资本市场的市盈率PE为利率的倒数。当利率越高市盈率越低，反之亦然。
❹ 什么是非对称下调 存贷款基准利率
非对称下调是指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不一致,可以是都下调但程度不一致,可以是一个下调，另一个不下调。
基准利率是：
（1）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
（2）基准利率具有市场性、基础性、传递性特征。基准利率是利率的核心，它在整个金融市场和利率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起决定作用，它的变化决定了其他各种利率的变化。
基准利率是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制定基准利率的依据只能是货币政策目标。
❺ 货币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网上找了点相关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
文/张中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股票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并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货币政策不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有效地促进真实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实质经济的角度应着力于提高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和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应科学确定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着力于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97年为转折点，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发生了从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巨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也由以往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措施压缩总需求转向主要运用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先后采取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货币工具。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1月对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1998—1999年先后两次累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按1999年末的存款余额计算，相应增加金融机构贷款7000多亿。从1996年6月以来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400亿元。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关系来看，广义货币(M2)1998～2000年分别增长15．4％、14．7％、12．3％(含股民保证金为14％)，狭义货币(M1)分别11．9％、17．7％、16．0％。1998～2000年GDP的增长分别为7．8％、7．1％、8．0％，无论是M0、M1还是M2都是大幅度超出经济增长率的。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却十分有限，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投资，以期通过投资的增长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据统计部门的计算，我国的国债投资1998—2000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外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据财政部的分析，1998年至200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非农业就业分别增长0．57％、0．73％和0．71％，其中国债政策分别促进非农就业增长0．37、0．47和0．24个百分点e。继1998—2000年连续3年GDP增长速度超过7％以后，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工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7％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4％和5．2％，这与财政投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原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为3～5年，现在人们的普遍呼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不能淡出。
那么，为什么货币政策的效应不显著，而必须主要依赖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直接作用于实质经济，但货币政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一般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我国还没有资本市场(指证券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只能通过信贷渠道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也从单一的信贷渠道向以信贷为主的双渠道转变；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相应地从贷款额度转向货币供应量。随着公共市场操作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也由直接转向间接调控。因此，货币政策的效应不仅受银行信贷的影响，还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在我国，金融界对货币政策与信贷的关系研究甚多，但对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意见分歧甚大。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应，必须深入研究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联，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原因，并提出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改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投资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另一类则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主要的理论有以下一些：
1．托宾的Q理论。按照托宾的理论，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变动会通过利率结构的变动而改变货币与真实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从而使资产发生明显替代，最终导致投资以及收入的变化，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为M——r——q——I——Y。式中M为货币供给；r为货币利率；q为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I为真实性投资；Y为真实产出。当货币供给M增加引起货币利率r的下降，使公众的资产偏好转向证券市场，从而引起真实资产的市场价格上涨，即q值上升，从而会刺激真实投资I的增长，进而会带动Y的增加。
2．非对称信息效应。非对称信息指的是资本市场上证券的供给者即发行人与购买者所掌握的信息充分程度不同，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上便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问题。当货币供给量增多，股市价格上涨时，企业净值提高，这意味着贷款人实际拥有较多的担保品，股份公司违约逆向选择的概率降低，降低了贷款人的风险，从而鼓励对投资支出的融资贷款。同时，企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企业投入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从事风险项目的意愿越低，也不会将公司的贷款投资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目，从而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因此，股价上升，企业的净值提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可以导致较高的投资支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非对称信息理论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是为M——股价——净值——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3．财富效应。最早提出财富效应理论的是莫迪尼亚尼。他认为，消费不同于消费支出，因为前者不包括花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消费者会按时间均匀地安排他们的消费，因此、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只是当前的收入，而是消费者毕生的资财，其中包括金融财富。当股价上升时，消费者的毕生财富增加了，消费支出也会随之增加。财富效应理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M——股价——财富——毕业资财——消费——Y。
4．流动性效应。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持有何种资产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耐用消费品诸如汽车、住宅等不具有流动性，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相反，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可以很容易地按完全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很多时，他们对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估计会很低，因而较为乐意去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发生财务困难的概率估计也很低，耐用消费品支出会增加。流动性效应理论的货币传导机制为M——股价——金融资产价值——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耐用消费品支出——Y。
我国资本市场已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01年月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我国股票市价总值和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到2000年底分别达到57．8％和32．37％，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也随之逐渐扩大。同时，近年来股市牛气冲天：深圳综合指数从最低的1994年的94．76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661．55；上证指数由1994年的325．89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2245．43点。但是，我国现实经济的运行不同于上述几种理论的推导。
从资本市场对投资的影响来看，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一是将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二是将货币资本用于证券投资。前者是直接作用于真实经济增长的。后者可以增大真实投资的资金来源，但必须由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才能促进真实经济的增长。如果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又用于证券投资，则不能对真实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
中央银行下降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供银行用于对企业贷款的资金增加，在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下调后，企业真实投资的机会成本和财务成本也随之下降，这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真实投资的。但是，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还受税率、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仅就税负而言，我国在降低利率的同时，虽然采取了一些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诸如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不仅没有降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在1997年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其中1990～1996年间税收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61。但是，1997—2000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4年分别为1．98、2．40、3．33和3．32，平均为2．76，这就是说税收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近2．8倍。税收超常增长的结果是税收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了2000年的15．6％，每年增长1．5个百分点。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11872亿元，同比增长24．2％；工业企业累计税金总额393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税金总额定70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税收增长继续保持超过GDP增长的态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定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所得相对减少，由此必然带来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下降，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因此，在利率下调后，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明显提高。同时，我国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下调是行政安排的结果，由于国有企业负债普遍偏高，银行资产不良，银行在取消信贷额度控制后，加强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并对企业自有资本比例的要求，“惜贷”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现象。1997～1999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2．5％、15．5％、12．5％，呈现为逐年递减的态势。可见，贷款利率的下调对真实经济贷款增加的作用并不明显。
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主要取决于证券资产价格，短期投资尤其如此。股票的价格是由资本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而且与利率成相反方向变化。存款利率的下调相对增高了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率。2000年末，1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的理论值为44．5倍，但沪、深两市A股的平均市盈率近为60倍。股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也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极少有退出市场的，致使一些ST、PT股市场价格反而高于国企大盘绩优股。这表明股票投资的风险并不大。因此，储蓄资金大量分流进入证券市场。1997～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0．1％、16．1％、13．7％，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允许证券公司进入拆借市场和推出股票质押贴现，为贷款流入股市开了方便之门。据有关部门的估计，2001年初券商和基金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资金规模在1000亿以上，而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的规模也在3000亿左右。这些资金的流入，拉动了股市价格持续上涨，直至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
在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q上升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或配股可以筹措更多的资金，但是由于真实经济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又大量以委托经营的方式流回到证券市场。2000年进行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达100家左右，按规定及时披露的上市公司仅57家，委托理财金额总计51亿元。2001年提出增发方案的106家公司中有46家公司2000年进行了短期投资，43家公司资金并不存在缺口。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执法检查组上海组的调查，上市公司在两年内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达40％，1年以内改变的也有10％以上。证券发行企业所筹措的资金又大量流回股市，进一步推动股市价格的上涨，造成股市价格与真实资产价值的进一步偏离和股市泡沫。总起来看，由于股市严重扭曲，股市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利率且高于实质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利率通过股市对真实投资所起的逆向调节作用大于正向调节作用。
在我国，企业上市的主要目的在于筹资，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严重失真，股东和受托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很难对受托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约束，股权融资的风险和责任远远小于债权融资。而且很少有上市公司派发红利，向银行借款却要按期还本付息，股权融资的财务成本也低于债权融资。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不断配股来获得资金，而无需向银行借款。越是股价高，上市公司从股市获得资金越多，向银行的借贷便随之减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向银行借贷。在股票价格普遍上涨时，上市公司将资金反过来投资于股市，公司的账面资产和利润很快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会增加上市公司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股价下跌后企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会随之减少，但通常不会影响到经营者的既得利润。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很难通过非对称效应促进真实投资的增长和产出的增加。
再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居民的消费无疑会受利率及股价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我国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及股票投资者占居民总人数的比例都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变动主要还取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及收入分配状况。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基尼系数已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e。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五等分组分析，我国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数，1998年为9．6倍；而美国90年代末20％高收入人均年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分配差距是10倍。我国高收入户的生活费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26．5％上升到1998年的30％，低收入户同比由14．5％下降到12％。同时，行业间的差别已由1990年的1．72倍扩大到2000年的2．63倍。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民收入的提高无疑可以提高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但是，从1997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4年下降，2000年上半年仅增长1．5％。另据赵人伟计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指数已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我国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所有，而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利率下降后，虽然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幅度下降，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目前已突破77万亿人民币，收入差距的拉大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3500万个，以3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亿人左右，不到总人口的1/12，而美国1998年有41％的家庭持有股票。我国的股票投资者绝大多数为城市居民或机构投资者，很少有农村居民购买股票。在城市居民中，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额远远高于低收入阶层，而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农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因为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影响，股票投资者的消费可能有所增长，但对全社会消费支出的增长作用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资本市场具有集聚社会财富的功能，将社会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差别。据广东中诚信公司的研究，在股票投资者比例最高的上海市，自1996年1月——2000年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深沪两市指数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17和0．638。但在这种相关性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上海、深圳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如此之大，证券交易所却只有深沪两家，别无分店。每年两地所获得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分成便有数亿之多，还不说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纷纷在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以及股东为获得申购股票而需将大量的资金汇往两地交易所。因此，两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起来看，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对整体消费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在股市价格持续走高的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从1991—1998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1．05、0．65、0．80、0．82、0．85、0．73、0．58、0．35，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还需指出的是，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只用于产品和劳务交易，货币的需求量也只包括对产品和劳务交易的需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还用于证券的交易，因而货币需求同时取决证券交易的需求。证券市场规模越大，证券价格越高，投机性越强，货币需要量通常也越大。所以，简单地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借以说明货币供给量是否适当，是不可靠的。同时，资本市场还会影响货币需求的结构。从统计资料上看，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有所改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明显提高，2000年逐季上升，且高于上年同期，年末达到39.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但是，由于客户用于股票交易而存入各证券公司的保证金存款2001年以前并未计入M2，境内外币存款也未计入，再加上存款实名制实施以后，个体经营户的资金从储蓄存款账户流回企业账户，于是发生了“流动性幻觉”。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深层制约因素
从根本上看，我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总需求不足，不是货币紧缩的结果，而是体制改革的结果，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也在于它与体制性紧缩的矛盾。
就真实经济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初期是以政府放权和财政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无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还是价格改革等，都带有扩张需求的性质。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投资资金，长期被政府管制的低价格放开加上总供给不足形成了良好的投资预期，因此促进了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同时，企业职工固定工资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加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迅速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则使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改革的举措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进入90年代后，以生产资料价格基本放开、实行分税制、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扩张性转变为收缩性。在价格基本放开以后，企业已不可能通过价格的继续提高获得利润，相反在价格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一些行业和企业还必须以降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企业的利润预期相应降低。分税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无疑有利于增加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客观上减少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是对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的投资还是消费，都产生了紧缩性的作用。金融企业贷款审批权限的普遍上收，资产负债比例的控制，对贷款责任的终身追究大大强化了各级银行的内部责任。企业兼并重组的推行，使企业时刻面临着被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企业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还会受到行政上或经济上的惩处，这无疑会对企业的扩张冲动产生制约作用。
上述改革从整体上说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其中价格由市场决定、实行分税制、企业破产兼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被普遍采用的。问题在于我国在实行制度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或者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到位。例如，西方经济国家对一般的产品价格放任决定，但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国家保护，我国在放开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农产品保护制度，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税制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制度与政府的职能及转移支付制度是相互配套的。但我国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转换政府职能，收缩政府职责范围和精减政府机构，转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够，因而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必然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西方的税收以所得税为主体，而且税率具有累进性，这种税收结构和税率设计通常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高涨时期，税收增加，对经济的过度扩张产生抑制作用；经济衰退时期，税收减少，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相反，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这种税收结构不仅不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是为抑制投资和消费而设计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银行利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税负太重。除33％的所得税外，我国银行还需要针对营业收益征收7％的营业及附加税。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加强对国有银行的内部管理是必需的，但我国严格限制非国有银行的发展，阻碍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和非国有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竞争的展开，尤其使中小型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的融资受到限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国有银行经营者的责任与收益不对称，“惜贷”必然成为国有银行经营者的理性选择。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破产兼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国对私人财产缺乏明确的宪法保护，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居民而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也在所难免，但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支出预期，但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制度不健全，他们必须为防病、养老、教育子女和购买住房而增加储蓄。
就资本市场而言，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深层原因也在于资本市场制度的缺陷。首先，公司上市制度存在缺陷。在市场经济国家，只要达到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便可发起设立上市公司并发行股票。在我国，公司上市虽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审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荐，并经过专家评审等程序，并且上市公司的总量受计划的严格限制。公司上市是政府或专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专家是受政府委托的，不可能完全超脱于政府，而且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不可能真正对股民负责。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而且股票的供给不能对股市需求变动作出灵敏的反应。其次，股权结构存在缺陷。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我国现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不仅设置有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还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截至2001年6月30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1121家，存量总股本为3943．63亿股，其中国有股为1786．06亿股，占总股本42．23％。由于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通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派的人担任，普通股东很少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很难有效地制约经营者的行为，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近70％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是不能流通的，股价只能反应社会公众所持股份供求关系的变化，股市价格被严重扭曲。再次，信息披露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巨大事实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重组或操纵股市的目的。一些中介机构还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信证明。这就使投资者不能根据上市公司真实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投资，也为“庄家”的炒作提供了可能。复次，没有实现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从原国有企业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而且又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经营，况且上市公司的存亡还影响到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各地政府对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保护政策。一旦上市公司因经营业绩不佳而停止交易，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注入资本或种种重组手法加以挽救，因此很少的上市公司真正退出市场。最后，证券监管行政化，政府主要凭借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正因为资本市场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价的变动严重偏离上市企业的真实价值，积极的货币政策只能刺激股市的投机，而不能有效地刺激实质经济的发展。
❻ 中国今年实行了哪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关键时期，将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应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拉动内需来解决问题，如何利用好消费和投资，这就需要政策来推动、激发，这个政策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出口企业的生存状况着实让人担忧，于是，国家出台一系列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以“拯救”出口企业。而四季度以来，国内宏观调控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保增长成为经济工作首要目标，作为拉动经济增速效果最明显，见效最快的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已经大幅增加，特别是11月以来，国家对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幅度明显加大。
❼ 怎样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向经济趋势的风向
论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和调控模式的选择
【摘要】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存在着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过程的实践来看，如何选择合适的调控模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关键词：货币政策 非对称性 相机抉择 单一规则
一、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
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
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
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三、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5]崔竹，论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出台及其配合[J].理论学刊，2005（8）
[6]崔建军，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❽ 什么是经济不对称性
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
到2005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已经16个季度持续增长，但在此期间，薪水的增长速度比二战后任何一段相似的增长时期都要缓慢。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数据，美国公司的现金收益中，转化为工资和薪金的比例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低。
这种经济增长与工资增加之间的不对称，部分是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结果，也解释了布什政府为什么在失业率已经是四年来最低的情况下，依然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工资增长速度过快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而自由贸易带来的工资增长缓慢，在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通货膨胀率的低水平，因此受到布什政府的推崇。
然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毫无疑问会引发一些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说。一个没有将其增加的财富广泛分配的经济“表现是很糟糕的”。这也引发了财政部与美联储之间的争论：如果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将向何处去？双方对合适的失业率水平存在分歧。
从2001年最后一个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这段时间内，公司对雇员的回报(包括健康福利)年均增长4.3%，这是战后经济状况相似的时期中增长率最低的一次。
佐格比国际公司去年12月所做的民意测验发现，尽管经济增长了7870亿美元，但是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比一年前更为富有，52%的人认为财务状况没有变化，而有20%认为收入状况恶化。只有38%的人认为布什总统的工作做得“很好”或“非常出色”。
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分歧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1月6日表示工资增长率将上升。“我们正处在一个反转点，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的份额很快就会反转上升。”
这可能需要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而这正是美联储所反对的。美联储去年12月的货币政策例会认为，资源的高度利用(尤指劳动力和产能)预示着通货膨胀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官员则反对这一想法。“谁都不知道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充分就业率是多少”，斯诺在政府公布去年12月4.9%的失业率数据后说，“我相信比现在的数据还要低。我们还有降低失业率的空间。”
索洛也表示美联储应当寻求充分就业，这意味着失业率可能要低于现在4.9%的水平。“自由贸易的标准经济依据是国内经济的充分就业。”他说。
自由贸易受冷落
自由贸易正在失去某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抱怨全球化阻碍了美国工资水平的上涨。白宫最近出台了一项法案，要求雇主为其移民雇员出具符合工作条件的证明，并且批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立700英里长的围墙。去年7月，泛美地区一项贸易协议仅获得2票赞成而惨淡收场。
众议员辛奇说：“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越来越少了。你工作得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而你得到的报酬却越来越少。人们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理斯·格拉斯利去年1 2 月2 0 日表示，旨在降低贸易壁垒的全球协议在国会很少有人理会，除非明显对美国的公司和员工有利。
❾ 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
1.银行存款作为与证券投资、地产投资相对应的投资方式，当利率上升时，会增加人们银行存款的预期，这必然减少资金向股市，楼市的流动。
2.由于企业有多融资渠道，上市公司同时拥有巨大的银行贷款，当利率上升，会很大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扩张需求，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应，上市公司股价就会表现疲弱。
3.近几次加息，央行采取的是非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由于中国的银行70%以上的收益来自利差收入，这样的货币政策无疑缩小了利差，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总的来说，成熟而稳定的资本市场的市盈率PE为利率的倒数。当利率越高市盈率越低，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