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

Ⅰ 央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企业带来什么影响

扩张性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一种，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流通中的现金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

Ⅱ 1.为什么国家每年要发行货币 2.每年发行的货币如何进入实体经济通过什么途径呢

社会的总价值再不断提高，由此导致货币的需求量上升，即使社会总价值恒定不变，由于人为或自然损毁，流通中的货币也会减少，所以也需要发行货币。只要将货币的发行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一般情况下，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劳务，政府采购等进入实体经济

Ⅲ 币圈观点：加密货币必须赋能实体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币安赵长鹏：单个实体已经不可能杀死比特币及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长远来看加密货币无法被压制，政府不应该将加密货币视为威胁。

火星资讯：加密货币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也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如何通过加密货币赋能实体经济，这是币圈行业最应当关注的方向。一场结合赋能实体经济的区块链及加密货币技术将会推动产业的重构和发展。

Ⅳ 我国当前经济调整期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打补丁，增强央行针对性流动性投放的反应能力。央行单一的货币投放渠道在利率市场化脱媒提速的大背景下，或会导致市场短期的大幅波动。由此，货币政策也进入了打补丁的操作方式，主要表现为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定向逆回购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2013年的SLF操作始于6月，当月余额为4160亿元，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对象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目前还仅限于满足“三农”信贷需求。预计这种补丁式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SLF操作的好处是由商业银行主动发起，央行会对缺乏流动性的商业银行提供点对点的必要支持，但也会提出相应的整改要求，以加强流动性投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窗口指导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SLF只能作为补充流动性的临时工具，不能形成人民币投放的长效机制，同时由于其本身操作的不透明，让市场难以形成稳定的一致预期。

第二，换目标，价格优先，市场化引导利率走廊。更好的方法也许是给出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利率水平或者波动区间来稳定市场预期。笔者判断，央行很有可能把原来注重数量的管理方式，逐步转换成更为市场化一些的价格管理。但显然价格和数量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要维系一个持续的银行间的价格水平，就必须不断做无限量的流动性供给或者回收操作。这个价格水平肯定是一个范围，突破这个走廊，就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或者回收。而货币政策的松紧就由这个走廊相对上一个阶段的高低来判断。
这似乎同顶层决策者一直强调的所谓“上下限管理”理念是兼容的，在那里“上限”是防止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而对应到资金价格水平，上限是不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要危及实体经济的弱复苏；下限则要增加套利成本，避免诱惑投资机构强化期限错配而不断提高杠杆率。考虑到利率市场化的远景，尽快转向价格目标－－SHIBOR、贷款基础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也有助于未来基准利率体系的培育，即构造中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预期这些改革在今年都会逐渐加快步伐。

第三，主动转换货币供给机制，参与货币竞争，布局谋篇。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货币投放机制清单中，央行已将准备金列入第二顺序上的备选项。笔者的理解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都是来自于外汇占款，尽管现在并没有看到外汇占款的系统性下降，但是没有人敢拍胸脯说，到今年年底QE正式全部退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绝对下降（也可能提前加息）的时候，还能保证没有资金流出。一旦出现基础货币不能充分供应的情况，就只有靠提高货币乘数（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QE的退出也未必完全是件坏事，如果外汇占款真的逐渐枯竭，那么中国货币投放机制必然面临转型，这就从“打补丁”走到了“换系统”。如果“降准+组合央票操作”成为央行的常规选择，以形成能够产生市场一致预期的可持续的流动性投放新机制，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会显著增强。难点在于市场总觉得准备金率的调整意味着明显的货币政策转向，但这是一个固化的偏见。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也要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归常态，通过可能即将扩容的国债规模，来主动化货币调节能力，切断对外汇占款的依赖性。并不断教育市场中国货币供给的独特性，在进一步消化外汇储备的同时，构建离岸蓄水池，输出人民币。这是对目前依旧如火如荼的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

只有在货币发行上甩开美元，更新系统后，才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需讳言，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机会，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员，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储备货币，还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

第四，汇率与利率政策协调，谋求内外均衡。大型经济体通常应该放开汇率，优先国内政策目标，让利率目标获得政策自由。适当地压制内部的利率、放开外部的汇率，也会减缓套利资本的大幅进出。最近的热点是人民币汇率的连续大幅贬值，这并不一定代表资本大量从中国流出，从走势上看，这一次央行主动引导贬值的迹象比较明显，中间价在贬值而离岸价格一开始还在升值。可对比的是2013年6月份（QE退出强烈预期），国内利率快速上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但在岸的人民币中间价仍在继续升值。结合1月份超预期的外贸和外汇占款数据，因此央行有意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阶段性修正的迹象较为明显。
当局的主要政策意图可能是打破人民币2005年以来形成的单边升值预期，对市场进行风险警示，进而抑制跨境利率汇率套利，即套息交易。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效应将产生叠加效应，使汇率收益由正转负，人民币贬值2%-2.5%将使企业的套利收益付之东流。预计短期人民币中间价可能在6.10-6.20之间波动，NDF可能会在预期扭转下波动区间扩大到6.40甚至以上。当然央行的核心目的可能应该还是为即将扩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做热身（预期二季度就可能会扩大到4%的幅度），未来三个月人民币汇率或维持宽幅震荡。这会明显加大套利交易的难度，并赢得一定的主动性。

第五，守住底线，强化沟通。底线思维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最坏的场景来布置压力测试。2014很可能成为最惊险的一年，笔者闻到了雾霾空气中一丝危险的味道，今年一开年就到处红灯频闪。如果三大风险碰头──即房地产泡沫破裂（杭州、常州的房产价格下跌警告），地方融资平台违约（无法出售土地融资），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并直接摧毁掉银行体系（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影子银行，例如各种涉矿、涉地产信托一再出现的违约警告）。不幸的是，这三个风险往往高度关联，因而是会系统性的同时爆发。再考虑到今年的全球流动性格局，这往往还会导致资本外逃和本币价格的持续性贬值（人民币的连续大幅贬值搞不好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四者叠加就必然是全面混乱的硬着陆。拒绝四者碰头和共振，这就是底线。
当然，货币当局最好是通过开放性的机制和人事安排来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例如银行间市场上流传的一个吐槽就是，去年6月央行和市场机构深深对视了几天，觉得对方都真正懂得了自己，但实际情况是，接下来的半年中大家反而误会更深。政策的不透明和市场的超调反应历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本来就容易神神叨叨的金融市场而言，前瞻的预期管理和即时沟通非常重要，这对全球货币当局来说亦是一个一贯的难题。

Ⅳ 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储蓄的不断上升会限制生产投资的增长，使许多生产过程因缺乏投资被困在没有经济效益的规模上。虚拟经济则可以其流动性和高获利性吸引大量暂时闲置和零散的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上，全社会的沉淀资本就由此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需要。如银行系统通过储蓄存款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由贷款、投资等方式让企业在证券市场上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票据、可转换债券等金融工具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满足其进一步发展之需。由于金融市场上融资渠道的拓宽、融资技术的提高、融资成本的下降，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更通畅、更便捷，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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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国常会：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需要给予实体行业一定的经济补助、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引进更多投资商、针对消费者出台优惠政策、联合实体行业促销等。

Ⅶ 如何解读最近都在讨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的优惠财税政策共同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而目前在我国，央行与财政的协同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好，表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一直没有找到，在实施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上出现的“多龙治水”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政策权力分散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现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而且更让人不理解的是，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以前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确实会对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效力带来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也确实该对导致互怼的原因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而且还要看到，尽管两者之争最突出表现是如何为搞好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上，央行是释放流动性通过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贷款利率、减轻实体经济成本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部门是将国务院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扩大优惠税减免范围、并将营改增试点向全国推广等，让实体经济直接减轻税费负担，以便轻装上阵，减轻经营负担和压力。
可见，两者的目的都是让实体经济享受到“阳光雨露”，为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创造条件，让实体经济真正走出经营困境，恢复生机和活力，两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两部门也是这么做的， 央行近年来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在货币政府操作上确实殚精竭虑，把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发挥到了极致的水平，多次降准降息，还有逆回购操作、短期便利借贷等的使用，对支持实体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财政部门近年也不断扩大小额纳税人的免征范围，提高纳税起征点，推广营改增全面试点，以及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五项措施，将破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Ⅷ 货币如何影响经济体系

货币究竟如何影响经济？这是经济学最古老、最持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货币金融理论经历了从货币中性理论到货币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从实物经济理论到货币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离开经济谈货币或离开货币谈经济了。

早期学者(他们被凯恩斯归入“古典学派”)强调货币的中性性质。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经济平稳运行，货币不过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并不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毫无二致。他们因而采取“二分法”(dichotomy)，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分开，认为任何积极的货币管理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货币管理的任务只在于控制货币数量，稳定物价水平，维持货币的购买力。“古典学派”的这一思想是以“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萨伊定律”，供给能自创需求，而货币仅有便利交易的功能。从穆勒父子、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都能看到“萨伊定律”的影子。如詹姆斯·穆勒认为，当一个人生产的任何一种商品多于他本人的需要时，这就只能表明他打算要某些其他商品。约翰·穆勒认为，所有卖者都必然是买者。李嘉图认为，任何一个占有商品的人都必然是一个需求者。根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如果一种商品出现超额供给，其他商品必然出现超额需求，并且这种暂时的不均衡将通过自发的价格调整迅速消除；货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实是多余的。

传统货币数量说，如费雪方程式MV=PT，将“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思想公式化了。费雪认为，在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V)与商品交易量(T)都不受流通中货币量(M)变动的影响。因此，物价水平(P)的变动与货币量(M)的变动成正比；货币数量增减不改变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也不对生产和就业产生任何影响。

上述认识是片面的，它仅仅看到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而未考虑其价值储藏职能(货币的这一重要职能使卖者可以不是买者，所以只有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忽视了货币在媒介资本转移、实现储蓄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何况货币流通速度也非一成不变，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就更不是一一对应了。同时，“古典学派”货币中性论的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与一般均衡理论)也都忽略了货币经济的重要特征(货币购买商品，商品购买货币，但商品并不购买商品)，所以才将货币经济等同于实物经济。当然，他们的错误不只缘于认识的片面，还与时代局限有关。当时的货币金融不发达，货币与经济不像现在这样须臾不可分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

瑞典学派经济学创始人魏克赛尔，首先抛弃了“二分法”、“货币面纱观”与“货币中性论”，而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合二为一，从而开创了货币经济理论。他看到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离对经济的作用机理，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以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承袭其主张，于1930年出版《货币论》，将魏克赛尔货币经济理论公式化，更于1936年撰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着重论述货币管理对解决失业问题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决定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成倍作用于就业和国民收入。他的这一逻辑从其书名就可见一斑。于是，“通过凯恩斯的理论，货币理论从价格水平的理论转变为整个产出与就业的预期理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开辟的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魏克赛尔与凯恩斯可谓货币金融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前者是货币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后者则将货币因素融入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并提出了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政策主张，从而使货币经济理论深入人心。

“大萧条”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的最大经济危机。1929～1933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物价下降33%，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值，工业产出下降37%。四年间，货币存量下降33%，流通速度下降近1/3，每年有近9%的银行倒闭。到1933年底，倒闭的银行大约为1929年银行数的一半。“大萧条”以悲剧性的方式宣告了古典“二分法”的破产，并使凯恩斯理论及政策主张广泛传播。由于凯恩斯的思想源于魏克赛尔，因此可以说，当代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及其理论支撑，可追溯至100多年前。这就是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1959年，格利和肖出版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提出“金融中介机构的机能学说”。该学说是对魏克赛尔与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它既分析了货币，又分析了其他金融资产；既分析了银行，又分析了非银行金融机构；既是货币经济理论，又是金融经济理论。因而，该学说是在货币金融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货币、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更深刻的认识。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通货膨胀，有的还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格利和肖的学说也因此未得到足够重视。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乘机祭起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他们在承认短期内货币影响实体经济的同时，认为长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变动(与传统货币数量论不同，他们认为货币存量变动与物价变动不一定存在精确比例关系)，又回到货币中性论的老路上去了。更有甚者，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不仅在长期中，而且在短期内也是中性的。上述两派的理论统称为市场出清的货币意外模型。即在市场出清的假设下，如果没有货币幻觉效应(如果仅仅是名义变量的变动引起了一个人按实际项目计算的需求或供给变动，那么他就出现了货币幻觉)，货币就不会影响就业和产出；而货币幻觉效应的有无，又取决于公众预期强度(理性预期的强度最高)。也许是受到理性预期学派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甚至认为，经济增长与波动完全取决于实际变量，与货币无关。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预期理论还是金融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后者提出“市场效率论”，竖起一道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自身约束的“烟幕障”，让人们相信金融创新有百利而无一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8年9月，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也是一次对既有理论的巨型而真实的“社会实验”。两次“社会实验”表明，“大萧条”源于人们未能正确理解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这次危机同样源于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偏差。正是以“有效市场假说”等理论为支撑，华尔街才得以制造出复杂艰深的次贷衍生品，进而诱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随着“有效市场假说”遭遇“滑铁卢”，其提出者尤金·法玛，这位一直以来呼声很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与诺奖失之交臂。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提醒经济学界，必须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过去几十年的某些理论观点，可能低估了货币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金融中介机构的机能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利，在50年前就说过：金融世界的广阔，使许多将自己束缚于这个世界一隅的货币理论家和决策者感到浑身不自在。而该学说的政策主张，包括对银行资产投资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强化对银行的检查程序、将货币控制范围扩大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都成了本轮危机的现实救助手段。经历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渴望获得理论解释的人们，如果读到该学说，是否会感叹“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呢？

梳理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数百年历史，从中可以看到，相关学说如同钟摆一样，始终围绕“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来回摇摆。理论的纷争，既来自研究者的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又源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断言，争论还会继续，但真理将越辩越明，实践会对理论作出选择。“大萧条”让人们选择了货币经济理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又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和持续效应，真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回望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史，留下的是先贤学者对货币金融与经济关系不断深化认识的曲折足迹。孰是孰非，唯有让时间来证明。时间也能让后人的探索与前人的“足迹”遥相呼应。时间还能让人感慨：前人的一些认识，有的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肤浅而让人忍俊不禁，有的却是那么深刻而富有远见。或许现在，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对曾经让人兴奋不已、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感到困惑与迷茫，甚至从盲目迷信转为避之不及，但展望未来，可能在短短数年后，我们又会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理论总是在反复曲折中螺旋前行，并日益彰显其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Ⅸ 央行：下一阶段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 聚焦支持实体经济

8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
据观点地产新媒体获悉，央行表示，要统筹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前瞻性、有效性，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针对下一阶段，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稳字当头，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此外，要密切跟踪研判物价走势，稳定社会预期，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加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分类施策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具体放哪包括：一是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二是继续落实和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运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保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稳定性，实施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延期工作，继续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
三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供应链金融等融合发展，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实现金融与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四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持续释放LPR改革潜力，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畅通利率传导渠道，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五是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市场风险。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重，持续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加强债券市场法制建设，压实中介机构职责，落实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持续落实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建设各项成果，坚决打击各类逃废债。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六是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优化金融供给。坚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密切监测、重点排查重点领域风险点，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加快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