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半两货币发行的目的是什么

1. 秦半两大钱

1“秦半两”背景

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导致金属货币大量出现。金属货币的形状主要来自于古人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劳动工具的形态，其中主要有刀币、铲币等。金属货币与先前的龟壳、贝类等实物货币相比具有坚固、耐用，容易统一形状等优点，其大小轻重形制均适宜，有利于减少钱币在流通过程中的磨损，体现了更大的优越性，到西周以后逐渐取代实物货币而成为市场的流通主体，东周时期实物货币已不再使用。后来出现了圆形的金属圜币，圜币有两种，即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钱，战国时秦国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封建集权国家，为发展国家经济和文化，巩固国家统一，结束货币长期混用的局面，统一了货币制度，以战国先秦的“秦半两”作为秦朝法定货币通行全国（半两钱始铸于战国已成史学定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从此刀币、铲币等金属货币一律停止流通。如西汉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在《史记·平准书》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古同“镒”，古代重量单位，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2“秦半两”的能指
对于“秦半两”钱币艺术符号的能指特征的描述包括“秦半两”的圆方造型、钱文特征和面文格式，而最重要的是“秦半两”内方外圆的圆方造型，因为这一基本造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流通的主要货币形态，自秦朝至清末民初一直被使用，在货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圆方造型
“秦半两”材质为青铜，钱币直径一般在2.4～3.6厘米范围，造型上内方外圆，圆形的直径大约相当于三个方孔（术语称“好”或“穿”）的宽度。在上文提到的《史记·平准书》有《索隐》引《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而每铢约为今日衡制的0.6克，合起来约重8克左右，即实重为秦衡制中的“半两”（秦衡制24铢为1两），故是以衡制命名的记重钱，不同于以后的以年号、国号命名的通宝类钱。由于岁月的摧残和当时铸造技术的限制，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秦半两”虽然比较粗糙，甚至有的大小、轻重不一（有些是样钱，有些是战国时秦国所铸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半两”造型是由构成要素中最简单的基本形——圆形和方形结合而成。这种方孔的圜币，很有可能与古人过去习惯在脖颈和腰间佩戴带孔的玉圜有关。
从设计形态上考虑，若只用圆或方形可能导致视觉感受上的单调，这时为打破这种单一，加入对比的元素（如圆与方的形态对比），以产生反差，便能实现增强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因此，在“秦半两”单一的圆廓上再镂穿一个方孔，视觉中心便产生了，对比也就出来了。正是这样一个朴实的方孔，使造型产生了变化，更使得钱币设计没有流于平淡。在构成的审美体验上，圆形使人感觉饱满、亲和；方形则使人感觉方正、稳定。“秦半两”圆形的动感曲线和方孔的安静直线，取得了曲与直、动与静的对比美。 2.2 钱文特征
钱文是中国古钱币的重要特征之一，古币上的文字有多少、大小之别，字形也因地域、时间不同而相异。圆形方孔的“秦半两”表面，没有多余的装饰成份，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字，与西方以图案为主的古钱迥然不同。而取舍本身就是在设计，“秦半两”正面只有“半两”二字，采用阳文，没有其它装饰元素，形态单纯，产生了一种简约之美。“半两”二字传为由秦相李斯（前280年～前208年）以小篆（即秦篆，李斯就是小篆的开创者和推行者）书写，笔法方圆丰匀、横折相趣，书体端庄古拙、朴实大方。在“秦半两”背面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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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钱文迹象，没有铸地名，这说明当时秦中央不许民间私铸，通过这一手段，彻底实现了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政治理念，加强了国家的集权观念，使铸币权和发行权牢牢掌控在国家的手中。 2.3 面文格式
“秦半两”钱币没有周廓，面文构成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两”右“半”，呈左右对称排列，位于钱币中部，均以方孔内正方形的两边线为基准书写铸造，无论旋读或对读，都很易识别。面文构成格式的应用，一方面是其特定的形式为特定的功能服务，对称的构成格式使视觉效果稳定，产生沉静、牢靠等审美体验，“秦半两”面文的对称格式可以衬托出钱币在金融流通中的庄重和诚信之感；另一方面，左右对称的构成格式与古代人们造币工艺相适应，它方便了“秦半两”的铸造和成型，[1]在生产加工时便于面文的布置和方向的识别。此外，“秦半两”面文与钱币表面的空白形成强烈的虚实对比，在钱币上营造出一种空间感，独具东方艺术的气息。 3“秦半两”的所指
造物设计思想是受当地当时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意识支配的，中国古代造币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折射着那个时代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2]当然在“秦半两”鲜明的形象、简洁的文字后面隐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刻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素朴质真的功能观、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内方外圆的人生观等三个层面上。 3.1 素朴质真的功能观
古代造物的目的是为了器用，以器用为本，即器物必须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造物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围绕着实用价值而设计，推崇的是素朴质真的功能观。[3]从“秦半两”钱币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没有多余的装饰，钱文特征明显，给人以素雅朴实的青铜质感。同样“秦半两”的铸造也考虑到了它的制造和使用，其中间的方孔体现了古代人们造物的智慧，它可以节省原材料，减轻自重，降低成本。一方面，由于当时铸造技术水平还不太高，铸造出的钱币边缘不整齐，需要打磨，于是古人就用方形长棍穿入“秦半两”中加以固定，便于打磨和统一规格，提高功效和成品率；另一方面，“秦半两”比铲币、刀币、圜币等金属货币设计更合理，其中的方孔利于钱币穿挂，便于携带、置放和储存，符合当时社会货币流通的需要，使用起来更加便利，由此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同和欢迎，奠定了未来金属货币的形制。 3.2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大戴礼记》转引《曾子·天圆篇》中有：“单居离问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天的事理叫做圆，地的事理称为方，即是说天圆地方不是讲它们的形状，而是讲它们遵循的“道”（事理）有阴阳的差异。[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提出了上述关于天圆地方宇宙观的重要学说，实质上，它是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凡是变化的日月星辰代表的是运动的物体，是以圆的形式出现，而静止的田野居室则是以方的形式为多，所谓动为阳，静为阴，那么，天圆就代表阳，地方就显示阴，天圆地方、阴阳和谐正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至战国后期，天圆地方学说已广泛盛行，正是由于这一学说，才为战国时秦出现的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奠定了造物设计上的思想基础。
同时，天圆地方的阴阳宇宙观还曾被秦相吕不韦（？～前235）用来指代君臣关系，昭示皇权天授，不可乱纲。在《吕氏春秋·季春纪》中有：“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而“秦半两”的方圆造型正是“主执圆、臣处方”的君臣关系的写照，只有维持这种“方圆不易”，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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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方外圆的人生观
内方外圆的货币形态还可追溯到《周易》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观和时空观的表征。如西晋文学家鲁褒（生卒年不详）在《钱神论》中所言：“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在这里所谓内方外圆，实际上隐含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就是要保持人内心的方直公正，对外的圆滑中庸，这种处世哲学一直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心理外显。它把人的属性分为内在品质（内方）和外在表象（外圆）两个方面，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一方面要求人们确立正直的心性、方正的品德；另一方面也主张以和谐为本，反对暴力和战争。这种内方外圆、内刚外柔的人生哲学，势必对“秦半两”内方外圆造型的形成产生一定的造物伦理影响。而“秦半两”作为货币也正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的“孔方兄”，以内方外圆的观念造币也反过来有利于这种内方外圆价值观及处世哲学思想的推广。 4 结语
早期的货币主要是龟壳、贝类等实物造币，后来出现的刀币、铲币等金属货币是仿物造币的产物。战国时期青铜铸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造币思想由仿物造币向实用造币和观念造币的演变，出现了圆形方孔的“秦半两”。这种钱币造型设计合理，符合当时的工艺要求，考虑到了铸造打磨和携带便利。在这里，“秦半两”圆方造型、钱文特征和面文格式体现了秦统治者的审美风尚，“秦半两”内方外圆的造型与中国古代素朴质真的功能观、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内方外圆的人生观，产生了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使“秦半两”钱币艺术符号的能指特征和所指内涵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因为，若单是从实用造币角度改变内孔为方孔，而没有观念造币上与之契合，笔者以为“秦半两”是不可能有这么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的。
可以肯定的是，“秦半两”最初是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的硬通货的法币符号之一，“秦半两”这种货币形式的出现，是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为事物。后来，其圆形方孔的样式成为了中国古代货币的最基本的构成形式，其形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最久的货币形态。从“秦半两”不难看出，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流通的工具，它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特征。从“秦半两”圆形方孔的造型可看出中国古代造物设计思想对钱币造型的重要影响，“秦半两”蕴含着其钱币之外的深刻精神内涵。这也就是它为何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54页。
[2]杨先艺：《论中国先秦哲学的造物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第23页。
[3]吴卫：《中国水车——明末中国传统升水器械设计思想研究》，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4]刘伟：《钱币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二）秦半两（秦统一时期） 始皇帝统一中国（前221年），仍使用半两钱。此时铸行的半两钱称秦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周边不甚规整，有流铜现象。“半”字上横方折，其下横与“两”字上横均较短，笔划粗细不匀，各钱大小轻重不一。按秦量制，半两为十二铢相当于8.28克。按秦法，法定半两钱应该名实相等，所以一些制作精好，文字规整，重达8克左右的半两钱大约铸于秦始皇时代 从大量的出土资料判断，秦朝官铸半两钱直径27毫米左右，重量多不合半两（12铢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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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合于半两者为数甚少，在尺寸、重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陕西风翔高家河出土的秦半两，形状相同，大小不一。厚重轻薄不等。最大直径3.4厘米，重12克。最小仅仅2厘米，重2.25克。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出土的半两钱，最大的直径3.2厘米，重6.75克。最小的直径1.15厘米，重0.2克弱。在始皇陵鱼池村遗址出土的540余枚半两钱中，取50枚测得数据，钱径最大者28.3毫米，最小者26.4毫米，最重者6.01克（合8.2铢），最轻者2.3克（合3.3铢）。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以此，可知“半两”仅为法定价值，而非铸币的实际重量，在社会流通的钱币大部分属于减重的半两钱，半两钱已失去实际意义上的纪重钱，走向了抽象意义的一种标记，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始皇法定推行的货币标准化也是不尽完善的。 秦朝行用的半两钱，按入土于始皇帝三十年（前217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载：“千钱一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取异”。按此条律令，当时流通的钱币存在好与坏的差别，也就是混同使用，秦朝钱币也同时混合使用。 《史记·六国年表》亦记:是年，天子“贺行钱”。《六国年表》又记:嬴政死，胡亥“复行钱”。秦二世胡亥“复行钱”，为重申秦钱制。以往虽有“复行钱”为胡亥改行轻小半两钱之说，由于出土资料证实先秦时轻小半两钱已大量铸行，秦简《金布律》又明确规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交杂，勿敢异”，故此说当予否定。而胡亥重申诸秦制之史实，却物证、史证皆备。如1964年西安三桥镇出土的嬴政三年“高奴禾石铜权”，权上除嬴政二十六年加刻的统一度量衡诏书外，还有二世元年再加刻的重申诏书。《秦始皇纪》云:二世元年应李斯等大臣所请，“具刻诏书”，“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同样是重申刻石所录秦制、秦令。故“复行钱”的记载，再次证明“初行钱”确为颁定钱制。
秦时，法令严酷，民间铜钱匮乏，据《史记》载：刘邦服役，吏人饯别，每人送钱三而萧何独送五钱。当时送钱以三五相计，可见钱币的贵重状况。是什幺原因造成货币量的少那？它和当时商业的萧条有关。秦政权对百姓头会箕敛，征发亡度，筑城戍边，修宫造坟，全国的成年男子几乎都在为皇权服役，人民的生活降到了最低水平，商品经济自然无法繁荣，整个社会在客观上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大大减少。
总之，秦始皇统一币制，极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秦钱为我国第一代之通货，亦为方孔圆钱形制之始，开中国两千年钱币形制之先河”(蒋若是语)。
相传，有种统一时行用的半两钱，币文系当时政治家、书法家李斯的手笔，李斯颇善书法，泰山琅玡台石刻是他撰写的标准小篆，结体协调，笔力工致，古拙苍劲，是早期书法中的佳作。李斯以秦籀文为基础，一扫先秦各种钱币书法的繁复、冗赘之气，钱文笔画气势不凡，稚拙含秀、结体如铁石，连笔之处纡绕曲折，体现了秦篆风格，形成小篆体，使钱文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秦半两。形式有：大样、小样、美制、无文。穿有：广穿、狭穿、花穿、重穿。穿上一横、穿下一横、穿上下一横。星月纹、背阳纹“二”、背阴纹“二”。字体有：隐起文、左读、大字、小字、肥字、细字、垂针、扁书。半字分：大半、小半、升半、降半、长半、斜半、缺半（仅有两字）。两字有：长字两、长人两、连山两、十字两、出头两、点两、缺笔两等。

2. 半两钱的简介

半两钱形制为圆形方孔，重12铢（中国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有钱文曰“半两”。“半两”二字分列方好（即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战国末期，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即指秦国开始由王室铸造货币的流行，标明秦国王室专铸货币制度的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称“半两”。如吕后二年（前186）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民间私铸的半两，有轻不足一铢的，因其轻薄如榆荚，故称“榆荚半两”。汉武帝初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前118）废除半两钱，始铸五铢钱。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之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 作为秦始皇帝统一政策中的一节，秦半两钱的发行多有论述。但是，随着近年来新的考古文物资料的不断出土，又有了新的看法。从各地区出土的半两钱看，其重量有着明显的差异。“半两”二字的文体也多有不同，乍一看，很难判定是统一后的货币。同时，1976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中，可以了解到战国时秦的货币制度的情况，其中，在《文物》1982年第一期上刊载了四川省青川县战国墓出土的有关田律记录的木简以及半两钱的出土情况。这一发掘成果，至少如实地报告了战国时的秦国已经发行半两钱的情况。以上事例说明，关于半两钱，并非秦始皇帝统一货币之后的半两钱，而一定是战国时在秦国流通中出现的半两钱。那么，秦前后共发过两次货币。 《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
“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由此得知，前336年与前210年，秦发行了货币。半两钱与这些记载究竟有何关系?半两钱是汉武帝发行五铢钱之 前，长时期内连续发行的重量有相当变化的一种货币。半两钱的形状为圆形方孔。钱面上重量的记载对后代货币产生了很大影响。

3. 半两钱是不是秦始皇时的铜钱

是 众所同知，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六国，同时采取了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统一货币有： 及至秦，中国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宝、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之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作为秦始皇帝统一政策中的一节，秦半两钱的发行多有论述。但是，随着近年来新的考古文物资料的不断出土，又有了新的看法。从各地区出土的半两钱看，其重量有着明显的差异。 “半两”二字的文体也多有不同，乍一看，很难判定是统一后的货币。同时，1976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中，可以了解到战国时秦的货币制度的情况，其中，在《文物》1982年第一期上刊载了四川省青川县战国墓出土的有关田律记录的木简以及半两钱的出土情况。这一发掘成果，至少如实地报告了战国时的秦国已经发行半两钱的情况。以上事例说明，关于半两钱，并非秦始皇帝统一货币之后的半两钱，而一定是战国时在秦国流通中出现的半两钱。 那么，秦前后共发过两次货币。《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 “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 由此得知，前336年与前210年，秦发行了货币。半两钱与这些记载究竟有何关系?半两钱是汉武帝发行五铢钱之前，长时期内连续发行的重量有相当变化的一种货币。半两钱的形状为圆形方孔。钱面上重量的记载对后代货币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本文想就最近了解到的关于战国时期与统一后的半两钱的出土报告以及当时货币制度的实况作以探讨。 一、秦半两钱的出土情况 最近关于半两钱的出土事例，有大量出土报告，下面表格中列举了中国各地发表的报告及秦半两钱的出土情况。表中的时期一栏记的是根据报告等推断的半两钱的埋藏时期。认为埋藏于汉代的钱币明确认为是四铢、半两钱的，在此谨做省略(表1)。 如表1所列，很明显，秦半两钱的出土集中在陕西、四川等地。陕西是秦之旧地，四川尽管战国前期属巴蜀，但于前316年归属了秦。而雍城又是秦的旧都，孝公十二年(前350)迁都于咸阳后，仍为重要都市。更何况作为秦的中心咸阳，以及在始皇陵周围的遗址中，无疑有大量的文物出土。至于其他地方的出土报告就很少。即使偶然发现秦半两钱的地方也与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山西省河津县在战国时称作皮氏，属魏国之地，前329年为秦所攻占。前272年，秦于河南省南阳一带，设置南阳郡。另外，关于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等出土地，均在秦筑长城附近。 表中可看出几个较为特殊的出土例子。 首先，表1-29的青川县战国墓，自1979年-1980年，先后发掘了三次，清理了72座墓。其中50号墓中出土了有田律记载的木简，又出土了7枚半两钱(表2)。根据木简的记载得知，在中国，这座墓的年代当是秦昭王元年(前306)，同时，有不少情况是以出土的7枚半两钱为标准来对战国秦半两钱编年的。但是就其埋藏年代来说，间濑收芳先生从出土文物及其他条件来看，认为这座墓的年代应在楚都郢陷落(前278)以后，而且枚半两钱的重量从2.1g-9.5g不等，差额较大，以此为编年标准似乎不太合适。 关于表1-1的雍城遗址高庄秦墓，1977年，发掘清理了46座，共出土580枚半两钱，属战国晚期的1号墓中出土了15枚，其中最大的一枚直径3.2cm，重6.75g，为最早类型的钱币。 表1-6的咸阳遗址长安张堡，于1962年冬发现有“杜市”印的釜里装有1000枚古钱。除了有两甾钱1枚，,7贝益化钱2枚外，其余均为半两钱。这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的“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相符。报告作者将这些半两钱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钱径较大，最大者3.7cm，一般的3cm以上，最重者11g，一般为6-7g之间，钱穿大多不规则，周边有流铜现象。钱文古朴、粗放，没有一定的规格，认为使用的是泥范。总计148枚，占全体的16%。 第二类：钱体大小厚重不一，较为小、轻、薄，一般钱径2.5-2.8cm，重3-6g，铸造粗劣。共738枚，占79.80%。 第三类：规格重、大、厚，规范化，直径均在3-3.2cm，重为6g左右，相当于秦制的八5,6钅KG-*2朱；厚0.15cm，钱穿方正。铸造技术先进。钱文规整。有38枚，占4.2%(表3)，这些半两钱为何时所埋，根据陶釜为战国器物及第三类半两钱与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墓、青川县50号战国墓出土的半两钱基本相同等情况来看，与汉半两有明显的区别。认为第一、二类为民间私铸，年代应为秦惠文王二年以前；第三类则是国家统一的铸行钱币，即惠文王二年以后的钱币。同时，作者将半两钱的铸行时期追溯至秦献公七年的“初行为市”时期。至少确定其贮藏时期应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因为这一出土资料可以说明在战国时期，尽管这些半两钱发行时期的早晚、钱形大小、钱的轻重有很大差异，但都同时流通，并且以1000枚为单位将其收藏便于使用。此外，在这里，有战国时齐国的,贝益化钱、两甾钱与半两钱同时出土。两甾钱钱径3.1cm，穿0.9cm，重5g，贝益化钱2枚，1枚钱径2.3厘米，穿0.8厘米，重3克，另一枚钱径2.4厘米，穿0.6厘米，重3克。关于两甾钱与半两钱同时出土，已由1954年四川巴县冬笋坝49号战国墓的发掘报告中得知，可同样在表1-27的长庆桥镇，1988年12月出土的铁罐内，发现了2万余枚半两钱及贝益化钱1枚，两甾钱2枚。两甾钱为战国秦货币的可能性较大，可何时在何种状况下铸造而成尚不明确。贝益 化钱为战国齐国货币，这属秦国领地且在当时的都城出土，资料非常重要。两甾钱、贝益化钱与半两钱的组合中，也许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 表1-9的咸阳遗址长陵车站附近，1962年3月在沙坑中出土了15种战国货币140枚与铜料块。 其中有秦半两钱，魏安邑2釿，梁充釿金当，梁正尚金当，楚殊布当忻，齐法化刀，燕易(明)刀，尖首刀，古刀与楚蚁鼻钱五种等。报告作者明确认为此遗址为秦代所属。江村治树先生根据这些资料认为：“这些货币与铜片出土时几乎均已破碎，似乎不是储藏之币，而是作为铜屑来埋藏。因此，并不能作为秦时流通战国各国货币的证据。”但也很难认定这些战国货币是作为青铜材料专门从战国各地运输而来。稻叶一郎则认为“虽属于秦代的出土事例，但在咸阳近郊长陵车站南沙坑中的陶瓮中同时出土已破损的齐刀、明刀、布钱、蚁鼻钱及半两钱等情况，则雄辩地证明了咸阳周边并用着这些货币。这里应注意到，将遥远东方齐国、燕国等刀币运往远在西方的咸阳。”假如没有与半两钱同时出土，则可以认为是将战国各地货币回炉而统一铸成半两钱。但也没有必要将其专门运往咸阳，而就在当地造钱所铸造即可，最后作为货币流通到秦国。这也许是有意图地破坏了货币的功能而埋下去的。不管怎么说，战国六国货币在秦流通的证据似乎欠妥。 以下就秦始皇陵周围遗址中出土的半两钱做以探讨，以澄清秦始皇帝是否果真实行了货币的统一。 根据表1-23的鱼池遗址调查报告得知，538枚半两钱在一个穴洞里南北向排列，共有三排。 除半两钱以外，再无他物发现，这样排列又有什么目的?据实测，半两钱直径由2.6厘米到2.8厘米，重由2.3克至5.45克，由于这些半两钱较为规格化，因此，推测可能属于官铸货币。同时也看出，当时的半两钱与其重量相比，它的形状较受重视。 表1-20的一号兵马俑坑出土的4枚半两钱。其中一枚直径3.1厘米，穿径1厘米，厚0.9厘米，另一枚 直径2.4厘米，穿径0.9厘米，厚0.08厘米。关于兵马俑坑的建筑，鹤间和幸先生认为是二世皇帝进行的短暂的工事。如果这样，那么半两钱则为二世皇帝时所埋。有着明显差异的这2枚半两钱与上述鱼池遗址不同，表明了形状相异的半两钱在二世时是通行的。这可以说与表1-25的为始皇帝灵魂供奉饮食的“丽山饲官”建筑遗址中出土的2枚半两钱(直径1.9cm和3cm)相同。始皇时代，一方面发行的确实是有一定规格的半两钱，但另一方面，则是在通行阶段，具有相当差异的半两钱仍然在混用。 表1-37的内蒙古赤峰新窝铺发现的陶罐已经破碎，但里面钱的排列依然规则有序。已经确认其中有方足布245枚，尖足布12枚，半两钱1枚，贝益化钱2325枚，刀币6枚。埋藏时间尚不能断定，但村北7.5公里处有燕国长城遗址，所以，认为新窝铺村分布有战国时期的居住遗址。半两钱直径2.8厘米。在同一陶罐中出土除楚国外的战国各国货币，说明半两钱与战国货币同时流通，并存在着一定的交换关系。 二、秦的半两钱范 一直认为，秦半两钱原来是用泥范铸造而成，基本为一范一钱。因此，钱币形状不一、轻重有别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然而，最近才知道秦半两钱钱范的存在。如下表(表4)。 表4-1的雍城遗址东社村出土的半两钱铜范背面带一T字形把手，长17.1厘米,宽8厘米，厚1厘米，钱左右各3枚，共6枚，钱径3.3-3.4厘米，穿径0.6-0.8厘米。为“分流直铸式”，出土地点在雍水河南岸的台地上，隶属战国秦的小型墓葬范围。因同时出土有战国晚期陶片，所以，此陶范应是战国晚期平民墓葬内的随葬品。这与表4-2的岐山县故郡乡亢家村出土(岐山博物馆藏)的2枚及表4-3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半两钱铜范属同一类型。从半两钱的大小、钱文等判断，认为可能是秦统一前的战国时秦国铸造。 表4—7陕西临潼县韩峪乡油王村的秦芷阳宫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出土了半两钱铜母范。 左右各排列7枚，共14枚，钱径为2.7厘米。周围还发现有很多铜渣、残铜料、废骨料、石材料，以及泥范残块、筒瓦残片、板瓦残片等，还有战国时秦的陶釜、陶罐等器物残片出土。 由此断定，此铜范应为战国末至秦统一时期所铸。另外，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半两钱与鱼池遗址出土的半两钱形态非常相似，所以认为此地为比较理想的铸钱场所。 表4-4及5中是1991年4月于秦始皇帝陵以东2.5公里处的代王镇孟家村遗址发现的2枚半两钱铜范。各有12枚和14枚半两钱数。在此出土范围内，还发现了烧土坑和冶炼铜用的炉壁残块以及残瓦片等。钱范与秦陵周围出土的半两钱相近，报告作者认为这里是秦代铸钱作坊遗址。表4-7与表4-4及5为同一类型，可能为秦统一时国家所铸。 表4-8是1977年同家村东南土壕里出土的半两钱范。此地位于秦都栎阳近郊。土壕周围发现战国时期陶片，断崖上发现烧土块和炉渣。经确认，同家村一带很有可能是秦的冶铜铸币遗址。 表4-10宝鸡市博物馆所藏的半两钱范本是作为秦统一时期的钱范，但是就其钱文字样判断，怀疑其属汉代钱范。 以上就半两钱以及钱范的出土情况做了介绍，从这些资料大概可以看出以下问题，同一墓或遗址中出土的大小明显不同的半两钱咋一看，对其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实施存在怀疑，可是当时政府对于在国内流通的货币采取了严格的管理体制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况且，从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秦半两钱与五铢钱同时出土的这一情况来看，战国时期的半两钱一直到西汉武帝发行五铢钱为止仍在使用。这个可能性很大。虽然半两钱的出土不能全部判明其遗址年代，但仍是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同时钱形大小、轻重不一的半两钱同时流通，并不能说明其铸造时间不好区别。比如，战国时期的半两钱，一般看来型比较大，直径在3厘米以上，钱文下半横棒较短，两个上横棒也短。由钱范的出土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与统一以后的半两钱的区别。很可能当时的政府发行的半两钱的确有一定的规格。那么，当时，为什么型较大的半两钱却受到驱逐呢，依据这一问题下面就半两钱的发行时间做一探讨。 三、半两钱的发行 半两钱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首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还有，《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里也载有：“二年，天子贺。行钱。”关于“行钱”，加藤繁氏所述，应理解为钱的发行。如此考虑的话，那么根据记载，秦国在惠文王二年(前336)便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政府也掌握了铸造权应该没有问题。可是这时的钱是什么钱则众说纷纭。当然，已知战国半两钱存在的现在，发行半两钱应不无妥当之理，惠文王二年发行半两钱一说王家佑先生已有所指出，不过吴镇烽先生则认为一两圆钱、半环钱、十二铢钱、两甾钱、半两钱等是惠文王以前，将民间铸造的钱币统一为半两钱而作为国家专门铸造发行的钱币的。山田腾芳先生又认为是国家废除了以前的“重一两十二(四)铢”钱而发行半两钱。另外，王裕巽先生认为是孝公十二年至十六年间，为商鞅所实行。 那么，在此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六国年表》中的“天子贺”与“行钱”的关系。一般来说，根据记载，在商鞅变法之后，到惠文王二年，秦国才开始铸造自己的铜钱，为此天子贺。 可是同样，在《六国年表》中有“周显王三十三年，贺秦”的记载，虽然没有“行钱”字样记载，但仍可另作考虑。另外，“重一两十二(四)铢”钱是为了与黄金交换而铸造，所以，不是半两钱的先行货币。是不是在圆孔圆钱之后出现的方孔圆钱?在战国秦的货币中大量出土半两钱的情况说明惠文王时，发行的钱是半两钱。 由此而知，秦在惠文王以前已经使用货币： 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献公七年(前378)，初行为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从而得知，公元前378年，“市”始得到公认。可最近在雍城发现了“市”建筑遗址。“市”的规模，西166.5米，南230.4，东156.6米，北166.5米，面积约34030平方米，并且在周围各建有“门塾”。1983年，经过对“西门塾”遗址的考古调查，从中出土了大量瓦片，另外，还有半两钱和陶器残片。其中一个陶器底部，记有“咸□里□”四个字样。从这些出土文物推断这个“市”遗址使用于战国早期至秦汉时期。由此认为当时已实施了具有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的“集中市制”。从半两钱的出土可看出，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中进行着货币交换。 此外，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商业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他实施变法法令，为了取得人们的信任，立三丈之木于城门外，使得货币使用更贴近了人们的生活。 商鞅统一度量衡政策，完全是为了商业交易的顺利发展。这一政策，彻底地开始了货币的发行。在度量衡统一后不久，国内一系列的货币统一政策也实施了。这一事实暗示了对始皇三十七年的“复行钱”做出同样的解释。关于“复行钱”《史记·六国年表》始皇三十七年一条中记载：“三十七年，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稻叶一郎先生将这段记载理解为始皇帝统一货币，即“秦实行统一货币的制度，为时已晚，尚未普及即为灭”，但是，是不是仍然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胡亥即位以后，并行了三字的记载，那么，“复行钱”就为二世皇帝所实行的了? 可是，关于对二世皇帝的评价，到底如何?鹤间先生则谈到：“应把他作为一个继始皇帝死后，为了维持秦帝国体制，不得不借助先帝权威，越加图谋其权威化，从而来推进秦的伟大事业之发展的人物来看待”，二世皇帝是一个想殊死继承伟大的始皇帝的后继政策的皇帝。 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复行钱”就不是二世皇帝新发行的货币。这在传世的或是已出土的货币当中，至今尚未看到除半两钱以外这样的货币。属于二世皇帝所做事业的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半两钱也不能说明是二世皇帝特别发行的货币。另外，如果“行钱”是由国家发行的半两钱，那么，在“复行钱”之前，就应该有停止“行钱”的记载，何况，放弃一次国家的铸造权更是令人难以想像。着眼半两钱重量的变化，既然照钱文“半两”的重量来统一其重量发行，那后来的八铢钱、五分铢钱、四铢钱等这样的记载似乎出于何处都无关紧要了。以上考察，目的是对二世皇帝“复行钱”的记载实则为战国秦以来的货币制度的再认识。从而调整现实与法定的货币制度不符的情况。 对“初行钱”与“复行钱”做再一次整理，得出下面结论，商鞅在国内很彻底地实行了度量衡的统一，之后，惠文王时开始废除秦国内半两钱以外的货币，也严禁民间私铸。“复行钱”是始皇帝在全国彻底实行度量衡的统一以后，在半两钱逐渐渗透的过程中，废除战国六国的货币，即以半两钱的统一为最终目标的。而二世皇帝的意图也是在难以实现一国之威的状态下才使得政策不能彻底地实施于全国。而且，楚汉战争当中，战国各国的货币也被废除，最终统一成钱文为“半两”形式的货币。 四、半两钱的实态 半两钱如何使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里记载：“钱十一为一布”，就是说，秦货币与半两钱的交换是1布换11枚钱。黄金则可能是1斤换1万钱，有关半两钱的高额授受，同样在金布律中有记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即以千枚为单位进行交换。此时，钱的善恶不成为问题。咸阳遗址长安张堡出土的半两钱证明了以千为单位的重要性，至于钱的大小、种类不同，并没有什么问题。 较一枚钱的重量，其形状大小倒更为重要些。从表2青川出土的7枚半两钱来看，其重量为14.3克到3.2克不等，差异相当大。可直径基本为3厘米左右却是确切无疑的。通过高额交换以及政府征收各项税款并向官吏支付等发行并回收半两钱，政府是有严格的管理体制的，在政府绝对保证的前提下使之通行无误。 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小额单位的一枚钱兑换，市场上难免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形，对于型小、轻少、质量较劣的半两钱，市场上也有拒绝兑换的场合。或许市场上也有计算钱的重量的。《郊律中》记载：“黄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就是说黄金有秤半铢的秤和分铜，在长沙等战国各地出土的秤与分铜看来，当时一些有能力的商人们交易时，也许亲自携带着秤。当然，富有经验的商人则用手即可掂来重量。 有关一钱的价值，法律答问中记载：“盗十五(伍)甲一羊，羊颈有索，索直(值)一钱。论问何”(399简)。由此得知，羊首所带绳索值一钱。还有：“有人盗采桑叶，藏，不盈一钱，论何，赀徭三旬”(377简)。从中而知，桑叶不值一钱。 金布律中还有记载： “有买及卖，各婴其价，小物各不能一钱者勿婴”(136简)。 即就是说，商品各有其价，不满一钱的东西即不值。由此可见，在小额单位的兑换中，半两钱是一枚一枚授受的姿态。 五、结语 以上所见，半两钱是一贯作为秦的货币而流通。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出土报告发表。我期待着新的报告来解答下面列举的几个探讨性问题。 惠文王以前秦的货币制度如何?如何理解继半两钱之后，西汉前期的半两钱? 半两钱埋藏的理由如何?大量半两钱的出土是为了储备，而一、二枚的出土又意味着什么? 兵马俑坑的出土中，是否可以这样推测，与其说是偶然掉进去还不如说是为了工程顺利完成而祭祀土地神的一种有意识的埋藏。 战国六国货币及被看做是秦国国内的货币与半两钱的关系如何?当时商人是采取什么样的交换比率? 进一步详细研究货币的出土情况仍是今后必须做的一项工作，自战国惠文王至汉武帝时期一贯实行的货币制度状况，还须做更深的研究。

4. 秦朝半两钱对中国古代的影响

秦朝半两钱对中国古代的影响;币制的统一，大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政权，它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掉关东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而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嬴政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废谥法，以世计，自称始皇。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皇帝，取消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吏均由皇帝任免。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自己铸行货币，齐有法化刀，楚有爰金和蚁鼻钱，燕有明刀，韩有方足布，赵有尖足布，魏有桥足布，秦有圜钱等等。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并且有优有劣，换算困难，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秦始皇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政治家。他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终统一了全国的货币。

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实际上秦半两在铸造技术方面并没有超过先秦各国的铜铸币，它的流通信誉是靠国家的法律来维护的。云梦竹简《金布律》记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早在秦惠文王二年，初次行用钱的时候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王室手中了。秦钱不铸地名，正是铸币发行权集中的反映。秦始皇改革币制，一方面废除各大小诸侯的旧币，另一方面严禁民间私铸，巩固加强国家的铸币权和发行权，这也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最重要的措施。

古泉学家丁福保曾有诗咏秦半两：“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项入咸阳。”

刘邦和项羽都曾率军进入过秦都咸阳。项羽还烧毁了秦代的宫殿，在与刘邦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后，被刘邦打败。这两个人在这一时期还都使用秦半两。

秦半两这种方孔钱，是秦始皇削平战国诸侯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束紊乱的币制，而统一施行的钱币。这种外圆内方的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从而也就奠定了我国历朝铜钱的基本形式。这种半两钱重为古代的十二铢，古代以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其实，它的重量没有那么准确。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秦始皇时半两钱直径为2.5-2.8厘米，重3-6克。但留传下来的实物直径也有大于4厘米的，最大的为6.8厘米，后者有人认为是假钱，有人认为是样钱。

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可见当时物价很便宜，钱价是贵的。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过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当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数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这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兵三千，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将十人。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这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十余人，皆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多增加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二枚钱的缘故。

秦始皇统一币制后，“半两”钱就成了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最高境界。

“ 半两”钱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 ，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代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秦“半两”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

“半两”钱上的数字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铢（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直径十二分（3.2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

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秦始皇为了统一大业所实施的措施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币制的统一，大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5. 古代流通极广的秦半两、五铢钱、开元通宝等货币，它们都有什么作用

秦半两、五铢钱、开元通宝都属于货币，是古代不同朝代流行的，各个时期用的材料不一样，面值也是不一样，但是作用和现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是用来买东西付款时用的，只不过每个朝代的叫法不一样，这种钱币的发展，对当时的经济和农业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唐代以后，唐玄宗曾以开元为年号，来制造钱币，其实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年号钱是到宋朝以后才开始发行的，改为纯粹的货币符号，他以十钱为一两计算，与现在的斤和两差不多了，开元通宝的出现，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以后的钱币的统一和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加快了速度，开元通宝是是流行时间最长的货币，为纸币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6. 秦朝和哈，汉武帝铸造两种货币的目的各是什么

统一货币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秦朝是为了消除六国遗族的影响力，而汉朝同样是为了消除秦朝的影响力

7. 在秦朝时期统一货币，为何要用“半两”命名

造发行的。其实秦半两钱已经在秦国流通了很多年，只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将秦国的钱币推广向全国而已。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政策，用来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其中一项就是统一货币，就是“以秦币为天下之币”。

秦始皇统一货币，目的在于实行“一钱制”，并使之通行全国，只为单一化、标准化，而不在于创造新钱制。

至于“半两”，则是个计重单位，在古代，一斤为16两，1两为24株，半两就是12株。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规定铜钱重12株，也就是半两。因此，秦半两也就作为统一货币，开始在全国流通。

8. 古代流通极广的秦两半、五铢钱、开元通宝等货币有什么作用

“秦两半”铜币的意义在于为后世的货币树立榜样。两千年后的清朝铜币的形状仍然是一个圆形的方形洞。春秋战国前的春秋时期，全国流通的“秦两半”铜币，国家的状况和硬币的发行都是无序的，都是由国家或地区发行的。

“开元通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对传统货币制度的改革，也是对中国古代二十四制计算方法的总结，十进制计算方法进入公众视野，为未来银元货币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自唐玄宗以“开元”为年度数字以来，许多人认为“开元通宝”是年号。其实不是，因为年号直到宋朝才开始。尽管以年号铸造铜币在宋朝之前偶有出现，但未形成制度，直到宋太宗时，才作为一种制度保留下来，北宋开始，几乎每改年号就铸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