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要进行货币改革

❶ 我一直分不清英镑，便士和先令的区别。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地位不同：

英镑是主币。便士和先令是辅币。

2、面值大小：

英镑大于先令大于便士。

3、换算现状：

现在1英镑=100新便士，先令在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被废除。

(1)为什么英国要进行货币改革扩展阅读：

1、英镑流通地区：

（1）英镑是英国官方货币。英镑在欧元被采用后，成为历史最悠久的仍然被使用的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第三名，在美元和欧元之后。

（2）英镑是第四大外汇交易币种，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虽然英镑和欧元没有固定汇率，然而，英镑和欧元之间经常存在长期的同步走势，虽然2006年中期以来这种趋势已经减弱。

（3）对通胀的担心导致英国央行自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早些时候调整利率，英镑兑欧元也达到2003年1月以来最高价格。

（4）人们预计2007年利率仍然会上调。2007年4月18日，英镑兑美元创26年新高，已经突破2美元的水平，这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

（5）由于英镑的国家象征意义，使得用欧元取代英镑的主意一直受到部分英国公共部门的争议。

（6）苏格兰保守党宣称，欧元的采用意味着本地特色钞票的终结，因为欧洲央行不允许成员国或是下一级别政府设计钞票。

（7）苏格兰国民党也不认同采取单一欧洲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应该有本国的特色货币，它的政党政策中包括进入单一货币体系。

（8）英镑兑其他货币英镑可以在全世界的外汇交易市场中被买卖，它的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是波动的。历史上，英镑一直是最有价值的基础外汇品种。

2、英镑发行机构：

（1）英格兰威尔士：

根据1844年的“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具有独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纸币的权力。

（2）苏格兰：

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克莱斯戴尔银行。

（3）北爱尔兰

爱尔兰银行、第一信托银行、丹斯克银行、阿尔斯特银行。

（4）英国王室属地：

根西岛政府、泽西岛政府、马恩岛政府。

❷ 简述英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历史作用

战后30多年来，英国两党奉行“巴茨克尔主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各阶级合作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资本主义。随着这一政策逐渐失灵，以玛・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为根治“英国病”开出了另一个处方。其基本内容是，在经济上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在政治上反对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打击工会和劳工运动，强化资本主义制度。
撒切尔主义在整治英国经济方面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自1982年以来英国经济保持了8年的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显著提高，商品竞争力增强，持续18年的财政赤字从1987年度起开始转为盈余。一时间英国似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同时，英国的年通膨率由80年代初的近22％降至80年代中的不到4％。这曾被看作撒切尔主义的一大突出成就。但是近年来通货膨胀又卷土重来，目前已达11％左右，再次位居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之首。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又导致生产和消费需求下降，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使英国经济滑入衰退。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撒切尔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产生疑问。
还应该指出，玛・撒切尔政府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是以加剧社会矛盾为代价的。80年代初实行的严厉的紧缩政策，曾使失业人数超过300万，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3％。随着高技术新兴工业部门在南部的发展和北部老工业区的衰败，英国的南、北差距日趋加大。税制改革使富人获得巨大好处，而加重了一般平民百姓的负担。今年4月开始推行的不问财产多寡而按人头纳税的地方税制，更是遭到普遍的反对。有人说，撒切尔夫人治理下的英国，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则更穷了。

❸ 为什么要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所确立的布雷德森林体系，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之所以会确定美元的中心地位是由于二战后美国的强国地位，经济实力远超遭遇二战的英国（布雷德森林体系之前，英镑是国际结算货币）。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元是世界各国的结算货币，各国都需要储备大量美元来保持贸易的正常进行，以及债权债务的结算。因此美元大量外流美国，美联储只能印制更多。而美国也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进口大于出口，导致国际收支逆差，美元走弱。美元走弱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的价值，因此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计划对抗美国，迫使美国在1973年放开汇率管制，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从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从布雷德森林体系的产生到结束，验证了特里芬难题。国际结算货币必须具备很高的信用和保值能力，国际收支应该出于顺差，这个条件与美国的逆差相矛盾。

❹ 简述英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历史作用

第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为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第二
英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确立了机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财富剧增后,英国也因而成为“世界工厂”.社会阶级结构方面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城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工业文明在欧美国家的确立,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❺ 2.17世纪末英国政府决定重新铸造货币,原因是什+么重新铸造货币引发了什么争+

摘要 原因此时在商业与金融方面也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通货膨胀！内忧外患在即，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刻不容缓，英国新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币制改革。

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作用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 “混合经济”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模式，先后经历了“撒切尔革命”和布莱尔“新混合经济”，两者虽有偏重，但实质相同且一脉相承，都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系的调整，属于“混合经济”模式的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颇具借鉴意义。 “撒切尔革命”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撒切尔夫人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79年，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拉开撒切尔时代私有化的序幕。超过100万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卖给私人。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时，撒切尔政府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监狱都可以在政府协助下由企业建造。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_然，“撒切尔革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加剧，失业问题严重。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放宽金融管制政策虽然令伦敦金融城崛起，却导致了资本不再对制造业注资，造成了英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当经济保持增长时，人民还能忍受，一旦经济停滞，经济自由化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向第三世界流动，西方世界整体陷入衰退。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利。英国工党籍此机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取代梅杰出任英国首相。 “新混合经济” 工党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回到“福利国家”的旧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尽管新工党仍实行“混合经济”，但有别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所以被称为“新混合经济”。 “新混合经济”不再把公有制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实践证明，国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其福利作用则代价巨大，且难以维持。1995年4月29日，在布莱尔的倡议和努力下，工党废除了党章第四条，放弃了公有制主张。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与老工党迥异，反而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莱尔在其《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中指出，“由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首创，并为1945年工党政府所继承的福利国家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创举之一，但它今日却为两大弱点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缓解贫困，未能恰当地帮助人们更加独立，从福利走向就业。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从此停步不前。结果是，福利国家既未充分实现其创始原则，又未能体现其成本效益”。为此，布莱尔政府确定的政策方针是：社会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则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总福利始终低于重新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布莱尔上台后，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开支，反而降低了税收负担和削减了政府开支，以求刺激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适应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发生分化，其上层已成为中产阶级，对于福利社会持反对态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层，大多也反对福利社会。因为福利的来源是他们的税负，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减少税收。工会的主张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工党最终选择与工会脱离关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从本质上看，“新混合经济”在维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强调市场的进取精神，这与“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但“新混合经济”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竞争与社会合作同时共存。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她认为，政府只有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责任，而毋须顾及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主张颇受争议，认为撒切尔不仅损害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独立工会运动，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业，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社会，此前英国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相互扶持的社会一去不返。“新混合经济”试图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一种政企之间、劳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代替那种在原始自由市场和指令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取消市场，而是使之富有朝气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因此之故，“新混合经济”仍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但与老工党不同的是，国家干预是有限的，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种补充、调节和润滑的作用。“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领域由政府做最为合适，哪些领域由私营部门来做最为合适，以及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才是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莱尔政府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及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在投资时采取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预仍然借助市场的力量。 国家干预必然导致官员权力膨胀及权力寻租，为此，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针对措施。比如，布莱尔上台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兰银行独立的惊人之举：让主要由金融专家组成，隶属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来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和“财政政策框架”，以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布莱尔在担任首相的10年中带领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GDP年均增长2.3%，年均失业率仅为4%左右，人均工资保持了4%的增长态势。与欧盟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长期饱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折磨相比，英国被宣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英国模式变迁的逻辑 综观英国在20世纪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从20世纪初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从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经济，实现福利国家。二是1979年开始的“撒切尔革命”，其特点是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开始的布莱尔“新混合经济”，可以说是对以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它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但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右派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20世纪英国经济模式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市场失灵”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是第一次转变的基础。而“政府失灵”则意味着国家干预并非万应灵药，国家干预有时不但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甚至自身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二次转变的基础。“撒切尔革命”实质上并未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仍有保留，只不过手段过于激烈，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莱尔的“新混合经济”，在本质上与“撒切尔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价值观，而非具体政策。撒切尔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但未否定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强调社会合作，但仍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对第二次转变的否定，而是对“撒切尔革命”的完善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关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与之前的“混合经济”相比，改变了过度的国家干预以及过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则过度照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貌似公平，但无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无法保证。“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则兼顾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利益，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的经济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注重个人竞争，也注重社会合作；既强调自由，又强调秩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基于资本治理的董事会，也有基于工人参与的监事会，这种权力格局，正是各方利益同时得以实现的保障。又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工人和雇主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则是超阶级的。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的政府出面谈判。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以维护阶级合作与利益平衡。即便偏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选择民主党上台，以增加社会福利。 总之，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通过“混合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实现共赢的有效的经济模式。当然，国家干预的强度_方式，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新加坡与韩国都是选择了威权政治模式，国家干预比较有力。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前环境，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必然选择。当然，国家干预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保障各个阶层的利益，实现共赢，才能取得成功。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共同富裕就是共赢，需要通过“混合经济”来实现。来源：英国的混合经济改革

❼ 法币改革实施的意义及崩溃原因

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的历史动因
第一，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亦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5个月内，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3倍。有的外国在华银行甚至雇佣兵舰抢运白银出口以谋取暴利。白银外流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银行（包括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从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1934年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国内人心恐慌；二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三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四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以上海为例，1935年物价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厂难以维持，被迫倒闭。总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1935年的白银风潮。对于白银风潮，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如1934年10月起对出口白银课征重税，企图拦阻或减少白银的外流；加快实施币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起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影响。
当然，30年代初开始，基于世界经济恐慌的“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的潮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咄咄逼人之势，毕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个中国。在此形势面前，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氏的本意是积极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为了及早做好应战准备，未雨绸缪，他提议组织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了主动。1．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个机构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增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改变其力量主要在军队而政治经济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2．通过这一机构更好地与英、美等国拉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拟联络的学者与名流大多留学过西方，他们受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的信赖，蒋介石试图利用和通过他们的周旋去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这一机构如能设立，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有徐新六、吴鼎昌等银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陆续又有张嘉áo等著名银行家加入其中。这批银行家、金融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或多方活动，或参与策划。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他生前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份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中国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已多少有了预防日本扩大侵略的战略意图。
第三，“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①废除银两，采用银元；②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③确定银元法价，开始铸造新银币。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紧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又为在中国废止硬币、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出了诸如甘末尔、杨格、李滋·罗斯等经济专家来华参与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英国方面的李滋·罗斯对法币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罗斯来华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存在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谈判中，英国和美国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方面币制改革计划的详情，但均被中国方面加以拒绝。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英、日间的关系尚未探底，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告知日本”。而李滋·罗斯亲自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这件事被南京国民政府看作是英国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专家杨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将杨格方案为基础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给李滋·罗斯。对于该方案，李滋·罗斯不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还“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当宣布实行法币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法律授权下，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华的英国国民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元。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予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也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继续按每盎斯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国际收支变为顺差，中国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
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法币改革，有其复杂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以加强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又有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种种考虑。不管怎样，英、美支持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有利于法币在全国推行的。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推行，绝非是个别人主使和带有偶发性的金融事件。法币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呼唤，中国货币制度内部矛盾发展所使然；又是当时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导致。

法币改革的历史正效应
法币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它所产生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法币改革的评价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
必须承认，法币改革后，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亡得更快更惨，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个月中，就膨胀了“六十五万倍”。在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但是，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至极。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和“孙头”，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作为辅币，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子”或“银毫子”；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兑价相差悬殊。至于流通的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流行各种商店、钱庄或其他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当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吾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改革实施后，前此众多纷乱的货币被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法币”所取代。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货币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因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没有引起过大波动。同时，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支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的比价，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末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来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发行数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12—1949年为5．6％，其中1926—1936年为8．3％，1928—1936年为8．4％，后面两个数字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内。如果考虑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实际情况，将东北地区除外，则1926—1936年为6．4％，1931—1936年为6．7％。这组统计数字显示出抗战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促成这种“最快”发展的是综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币改革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日本对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扩大侵略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法币改革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在法币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内，局势一直朝着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现代化方向转化”。日本曾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坏中国法币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势”的发展。首先，日本妄图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汉奸流氓，在市内繁华街道用外钞购货，若店铺找付中国的钞票时，则声称不能兑现而拒绝收受。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相率不再收用中国的银行钞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将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国钞票到一家银行要求立即兑换现银。搅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稳，挤兑之风日甚一日。华北地区唐山市从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两周内，即被兑出现洋793000元，且千元钞票兑洋的贴水也从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动用日军或收买汉奸、日本浪人组织“密输团”，从事大规模白银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每日偷运白银约15万元出境。除华北外，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偷运白银每日约20万元左右。当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对币制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以任何形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对中国法币改革及法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这表明，日本已预感到发行法币的中国金融改革必将推进经济发展，并极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必然体现于经济上、生产上。如前所述，法币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新币制政策，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育和增强了国力，因而法币改革体现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在全国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此，发行纸币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战争的需要也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次，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国民政府捞取了政治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在实行法币之初，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国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宣言书作用。法币实行以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抗战中法币逐渐被取消“无限制买卖外币”后，在防止日寇套汇及国内资金逃避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法币虽是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但却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外汇的出售是无限制的，较战前不同的是，这时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补助办法。这期间，中国法币的汇价是稳定的，没有外汇黑市。此时，日军“在华大部分军费的开支，主要是靠抛出外汇和日元”。但是，“由于维持着自由购买外汇的办法，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当时资金逃亡的情形显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办法并不足以制止资金的逃亡，因此我国外汇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损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国民政府仍极力在金融方面维持法币外汇政策，但因为统制力量的不及，市场上出现黑市。这一期间，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百分之八十是供给上海的）。但是，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上海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上海出口换回的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以增加其外汇头寸，致使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额日益减少，该行“当时外汇核准额与请求额之百分比：第一星期为百分之五十，总额四十五万镑，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约为百分之二五，约三十五万镑，自六月以后，核准额更趋减少，仅达请求额的百分之五，约为五万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个月中，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一元法币兑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方面则采取极力维持黑市汇价的办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间1千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国民政府一面坚持法币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汇价，另方面采取公开或暗中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产生了正负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确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为维持了法币黑市外汇，给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币套买外汇，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迅速被消耗、挖空。这种“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买去的。”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发动了大规模的货币战。首先是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1938年6月起，日军宣布禁止印有中国南方地名的法币在华北流通，并勒令华北地区12种重要出口商品须向伪联合准备银行结售外汇。1942年起，华中地区禁用法币。一些地方甚至规定对持有法币60元以下者处徒刑或罚款、持有法币60元以上者处死刑的严刑峻法；颁布所谓的《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对所谓的“扰乱金融行为者”及持有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行为”者，处以“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罚金。”其次是利用种种手段搜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大量法币。日寇在其占领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罗法币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币），必致因私运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许流通之时期只规定为三个月”。搜罗的大量法币被其运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基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并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无法通过搜罗法币去套汇，无法获得中国的大量外汇基金，有力地打击了其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因为缺乏资金基础，其宣传很久的伪中央银行较长一段时期内竟“无法成立，华兴伪币也不能大量流通”。国民政府在法币方面的重要政策调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货币战——物资争夺战上也没能战胜中国”。而这种“政策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沿海及东部地区的银行、企业、机关和居民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等原因外，国民政府晚些时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及取消法币的“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场利率降低。以重庆地区为例，该地战前资金紧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达八、九元，抗战初起后更涨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资金内流，该地区利率逐渐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过三元，较战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资金供应状况的大为松动，“过去成为重庆高利贷特色的银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种现象也日趋消灭，最近四川省银行、四川、美丰及聚兴诚等银行且相率减低存款利息”。
资金的内流及相对充裕，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如中国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别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实业银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银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资力的相对充实，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种投资和放款的扩大对坚持抗战的经济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银行业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投资，既使自身有利可图，又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参见下表）。
后方7家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 （主要是公债）表

银行名称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国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兴业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实业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兴诚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垦业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对后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抗战后，后方企业单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为止，“战区工厂迁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战以来各省新建及复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复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额资金，而“政府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合迁移、建厂与流动资金三项，得到贷款共约九百余万元，其中由国库拨付占四百万元，其他则由银行贷付，政府给予担保。”企业急需资金，对企业给以资金的支持，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和贡献。后方的银行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普遍较抗战前有长足进步。以交通银行为例，该行对于西南后方的企业如中国兴业、裕滇纺织、华西兴业、四川丝业、民生实业等16大公司的贷款，“各自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仅在西南各地的农村贷款累计达到5600余万元，较1937年的2400余万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说，“法币更无疑的是抗战的重要支柱”，“中国如无一九三二年之币制改革，决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此话有些道理，它从某种角度指出法币改革在抗战的胜利中曾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重又探讨法币改革，既是为了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关键的“改革”将对民、对国、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效应。

❽ 《国富论》中“晚近金币改革”是怎样的一次改革 求详细

英国于1971年对其货币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前，英国基本的货币单位有三个：英镑(pound)、先令(shilling) 和便士(penny)，其换算关系为：
one pound(1英镑)＝20 shillings(20先令)
one shilling(1先令)＝12 pence(12便士)
由于这种币制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英国政府于1971年对其进行了改革(于 1971年2月15日开始实行)，改革后的基本货币基本单位只有两个：英镑(pound)和便士(penny)，其换算关系为：
one pound(1英镑)＝100 pence(100便士)
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货币也有纸币和硬币之分。纸币(notes)有半镑、1镑、5镑、10镑和20镑等几种，硬币(coins)面额有半便士、1便士、5便士、10便士和50便士等几种。
英镑(pound) 这一货币单位在书写时，通常可用符号￡代之，注意此时词序也有所变化: 10英镑＝10 pounds＝￡10
另外要注意 penny(便士)这个词，它的复数形式有两种：pennies / pence。其区别是：前者主要用来指一便士的硬币数目，而后者主要用于数词后构成复合词或用来谈论钱的价值等。如：
Give me five pennies for this fivepence. 请把这个5便士硬币换成5枚1便士的硬币。
It only costs a few pence. 它只值几分钱。
最后再补充一点，关于 pound复数形式的使用：作为货币单位的 pound, 其复数一般要加-s, 但是如果其后接有一数词时，其复数加不加 -s 均可以：
She paid two pounds or perhaps two pound(s) ten. 她付了2英镑或许2英镑10便士。
顺便说一句，pound 除了在英国用作货币单位外，还在爱尔兰、马尔他、在塞浦路斯、埃及、黎巴嫩、苏丹、叙利亚等国家用作货币单位，并且其换算也不尽相同：
在爱尔兰和马尔他：1 pound=100 pence(便士)
在塞浦路斯：1 pound=1000 mils(米尔)
在埃及：1 pound=100 piasters(皮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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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英国会同意由美国主导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英国国力受损严重的同时美国实力跃升，英国当时已经没有能力来制约美国，，为了对方共同的竞争对手（苏联），只能作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