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局如何实现货币扩张

1. 金融监管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金融监管的定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编辑] 金融监管的目的和原则 [编辑]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编辑] 金融监管的原则 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所谓分类管理原则就是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分别管理。所谓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在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不分监管对象，一视同仁适用统一监管标准。这一原则与分类管理原则并不矛盾，分类管理是为了突出重点，加强监测，但并不降低监管标准。公开监管原则就是指加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须明确适用的银行法规、政策和监管要求，并公布于众，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明确监管内容、目的和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监管，同时也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 [编辑] 金融监管的方式 1．公告监管 公告监管是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经营不作直接监督，只规定各金融企业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格式及内容定期将营业结果呈报政府的主管机关并予以公告，至于金融业的组织形式、金融企业的规范、金融资金的运用，都由金融企业自我管理，政府不对其多加干预。 公告监管的内容包括：公告财务报表、最低资本金与保证金规定、偿付能力标准规定。在公告监管下金融企业经营的好坏由其自身及一般大众自行判断，这种将政府和大众结合起来的监管方式，有利于金融机构在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由发展。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金融企业和公众很难评判金融企业经营的优劣，对金融企业的不正当经营也无能为力。因此公告监管是金融监管中最宽松的监管方式。 2．规范监管 规范监管又称准则监管，是指国家对金融业的经营制定一定的准则，要求其遵守的一种监管方式。在规范监管下，政府对金融企业经营的若干重大事项，如金融企业最低资本金、资产负债表的审核、资本金的运用，违反法律的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范，但对金融企业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预。这种监管方式强调金融企业经营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监管方式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于未触及金融企业经营的实体，仅一些基本准则，故难以起到严格有效的监管作用。 3．实体监管 实体监管是指国家订立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规则，金融监管机构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企业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实体监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融业设立时的监管，即金融许可证监管； 第二阶段是金融业经营期问的监管，这是实体监管的核心； 第三阶段是金融企业破产和清算的监管。 实体监管是国家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对金融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监管和规范监管更为严格、具体和有效。 [编辑] 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综合世界各国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金融监管，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具有以下深层次的原因和意义： 金融市场失灵和缺陷。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金融监管试图以一种有效方式来纠正金融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监管的效果而不是必要性方面。 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 个人或集体) 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的成本，维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众对金融的信心。因此，监管是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旨在提高公众金融信心的监管，是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 现代货币制度演变。从实物商品、贵金属形态到信用形态，一方面使得金融市场交易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一方面导致了现代纸币制度和部分储备金制度，两种重要的金融制度创新。 信用创造。金融机构产品或服务创新其实质是一种信用创造，这一方面可以节省货币，降低机会成本，而另一方面也使商业性结构面临更大的支付风险。金融系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最为典型的经济系统之一。任何对金融机构无力兑现的怀疑都会引起连锁反应，骤然出现的挤兑狂潮会在很短时间内使金融机构陷入支付危机，这又会导致公众金融信心的丧失，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将使一国国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表现的更为直接迅速。 [编辑] 金融监管的对象与内容 1．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 金融监管的传统对象是国内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的对象逐步扩大到那些业务性质与银行类似的准金融机构，如集体投资机构、贷款协会、银行附属公司或银行持股公司所开展的准银行业务等，甚至包括对金边债券市场业务有关的出票人、经纪人的监管等等。 目前，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视为金融监管的对象。 2．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等；对会计结算的监管；对外汇外债的监管；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对证券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信托业的监管；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 其中，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监管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银行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率、存款保护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编辑] 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制度先于中央银行制度而出现，但金融监管并不是中央银行的产物。 ；一、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自然发轫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特点具有自发性、初始性、单一性和滞后性，对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与主观认识不足，处于金融监管的初级阶段。 后果：自由经营银行业务造成的投机之风盛行，多次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严格监管，安全优先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而严格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对金融机构具体业务活动的限制，对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对利率的限制等方面。 影响：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健康发展，恢复了公众的投资信心，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与繁荣。并且，金融监管的领域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开始形成各自不同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效率优先 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便是放松管制，效率优先。 客观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加大了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过程中的汇率风险；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资本出现了相对过剩，银行经营日益国际化，全球性的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使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监管体系失灵。 理论背景：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从多个方面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尊崇效率优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对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了挑战。 4．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全与效率并重 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特征是安全与效率并重。 背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与自由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更加复杂，并具有国际传染性。有效的金融监管要求政府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二、《巴塞尔协议》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染性加之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使有效监管跨国金融机构并非易事，这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合作。1974年成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的重要协议，约束、引导着各国金融监管行为。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路径 《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神圣公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三个版本。每一次演变都体现了金融风险的变化，蕴涵着金融监管的新方向。 1．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是以跨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核心（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为8%）、以信用风险控制为约束重点的单一资本充足协议。 主要内容：界定了银行资本的组成，规定核心资本要占全部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应超过资本总额的50%。同时，对不同资产分别给予不同的风险权数，换算为风险资产，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最低为8%，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 意义：1988年版本使国际银行业监管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统一标准。实践证明，资本充足率这“一条铁律”适用于全世界所有银行，深入人心。 2．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产生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十分活跃，银行业深深介入其中，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对银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仅仅强调8% 这“一条铁律”很容易导致银行过分注重资本充足率，从而忽视银行业的赢利性及其他风险。 主要内容：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思路，强调从银行申请设立到破产倒闭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的风险监管，将源于银行的外汇、交易债券、股票、商品与期权头寸中的市场风险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 3．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产生背景：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许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的风险。 主要内容：将“一条铁律”扩充为“三道天条”，首次将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并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利用市场机制压缩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突出特点之一：强调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的作用——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它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突出特点之二：注重借用银行内部的力量加强风险防范——除继续保留外部评级方式外，更强调银行自己以市场为基础衡量风险状况，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对于信用风险，新协议提供了三种循序渐进的方案供银行选择：由监管当局利用外部评级结果确定资本水平的标准化方案、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 意义：新协议决定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的发展方向，各国的监管理念将由单一的严厉政府管制走向与监管对象协调和配合的协同监管，注重让市场的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的经营。 (二)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的金融监管呈现以下趋势： 1．监管理念方面，发生重心转移。注重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变“猫鼠对立关系”为“脑与四肢的协同关系”。 2．监管机制方面，走向多元化。由偏重于国家监管机制向监管机制多元化转变——国家专门监管机制、银行内控机制及自律机制的齐头并举。 多元化监管机制实现的关键在于引入市场约束，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便于存款户、投保者、股东等多方市场主体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3．监管模式方面，向功能型监管转变。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督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其优点主要是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能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 功能型监管的不足之处在于协调过多，程序复杂，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风险确认速度比不上机构型监管模式。但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金融信息网的建成完善，功能型监管的不足之处将会降到最小的程度。 4．监管技术方面，出现了一种激励相容的新方案。激励相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银行在测试期初向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水平，为该期间内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准备，在整个期间内，只要累积损失超过承诺水平，监管当局就对其进行惩罚，如交纳额外资本费给中央银行。 5．监管范围方面，有所扩大。从单纯的表内业务，扩展到包括表外业务在内的所有业务，还通过并表监督来加强监管。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适用条件分别是什么

分别适用条件:财政政策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 在经济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 在经济高峰时期，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到来。 货币政策又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刺激总需求。因此，当总需求低于经济生产能力时，就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因此，当通货膨胀严重时，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影响总需求，使其适应总供给的经济政策。它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
拓展资料
1. 货币政策，又称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金融管理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其特点是通过利率这一中介来间接影响宏观经济。不同的类型。财政政策根据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同，一般分为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目前，我国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是一种适度从紧、兼容并蓄的财政政策。从总量调整的角度看，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均衡型、扩张型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我国目前的稳健货币政策不同于上述三种类型，但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时而扩大，时而收紧以不同的方式。一切与财政收支有关的政策，如税率、发行国债、国家规定的较高保护价购买粮食、政府对公共工程或货物服务的投资数额等，都是财政政策。
2. 其中，政府直接投资、采购、转移支付、补贴等属于财政支出政策。差别税率和减税属于财政收入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中央银行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与银行相关的政策都属于货币政策。政策制定者则不同。财政政策由国家财政机关制定，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货币政策由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央银行直接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3. 两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这两方面都要求货币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工人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相互作用的。

3.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4. 货币供应量的扩大途径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增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 主要有三项：
（1）从货币当局资产方着手，加大国内资产的运用，即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特别是对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可以从资产方影响基础货币的增加。
（2）扩大货币发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到了近50%，因此加大货币发行是扩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M1、M2）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绝非是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过剩，远未达到东西多得用不了的程度。实际上，建设资金缺口极大，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为扩大货币发行，还可以核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帮助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尽快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贷款规模，使资金配置更加优化、有效。
（3）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购入债券，吐出基础货币，这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公开市场操作有一个好的着力点。 主要有四项：
（1）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迫使金融机构更积极放款，加速降低备付金率水平，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2）改变认购资金冻结数日的做法，消除新股认购对基础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管理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新股认购资金的验资既不需要资金的异地划拨，也不需要冻结数日，只要验资的某一时点上新股认购帐户中有真实资金就可以了。因此，应改进集中验资的方式，让所有证券结算银行或分行都在当地人民银行营业部开户，利用人民银行营业部联网系统实行证券认购资金的当地验资，资金信息集中到交易所进行认购。同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系统的基础货币量和准备金状况，冻结认购资金的时间应尽可能短，甚至可以缩短到几乎一个时点上。全国统一验资结束以后，认购资金重复认购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资金可在验资结束后立即解冻。中了新股以后的资金交割可另行制定交割日。这样，银行准备金管理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币也不会受到影响。 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
（3）改进金融系统的服务，增加有益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中介功能，这样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货币沉淀；也有助于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
（4）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续下猛药，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而有效提高货币乘数。

5. 香港如何发行货币

香港的货币包括由政府发行的硬币及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发行纸币面额有10元、20元、50元、100元、500元和1000元六种 (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没有10元券); 由香港政府发行的硬币有5元、2元、1元、5毫、2毫、1毫及1仙纸币。港币发行制度是香港实行的是商业银行发钞制度。1845年，英资金宝银行开张，首次发行纸币54000元，开创了由英资商业银行发行港币的先例。1897年，渣打银行根据1853年的英廷大宪章发行纸币，次年汇丰银行也依据1866年《汇丰银行条例》参与港元纸币的发行。有利银行也根据1911年的 《纸币发行条例》，参与货币的发行。后来有利银行被汇丰收购，其纸币发行权被取消。自此英资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一直是香港的发钞行。1994年5月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首次发行港钞，打破了英资银行垄断港钞发行的局面。香港货币由商业银行代为发行，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外汇作为发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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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1、向市场释放大量的基础货币

中国央行降准，不仅来得急，而且降准幅度也比以往大。因为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采取定向微调的方式，即使降准也只有0.5个百分点，但最近一次降准却达1个百分点。

而上一次中国央行降准1.0个百分点，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是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这次央行突然降准1.0个百分点，有市场分析误解为是因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增大，政府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即误解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由中性转向强刺激，或中国版的量宽政策正在启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从央行以非常规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意义来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已开始。

从已有数据来看，至2014年底，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33.8万亿人民币，以当时汇率计算，为5.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53%，是2006年底时资产负债表12.9万亿人民币规模的2.6倍。

同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4.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6%，是2006年底时资产负债表9037亿美元规模的5.0倍。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绝对及相对规模都比美联储的要大，只不过，美联储的扩张速度要比中国央行快而已。

上述数据表明，2008年以来的“中国式量化”，其规模要大于美联储，只不过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方式与美联储不同罢了。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购买债券）方式来进行，因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目前持有2.46万亿美元的各年期美国国债以及1.74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占比达到93%。

而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主要来自不断购入外汇，结果是，2014年底，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资产为27.1万亿人民币，占比80%。尽管两者成因不同，但两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都意味着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或流动性。

2、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

美国及中国都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但中国主要是针对银行或机构（比如不同的银行实行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言，美国主要是针对不同存款额度而言。

比如，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8.5%；而美国存款额度为1450万美元至1.036亿美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3%，高于1.036亿美元的为10%，其他情况为零。不过，尽管中美两国法定存款准备率差距很大，但总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却比较接近。

2014年，美联储法定及超额存款准备金达2.5万亿美元（但其法定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之比为1：18），相当于美国10.4万亿美元存款的25%，相当于美国GDP的20%；中国法定和超额准备金（两者之比为7：1）总额相当于106万亿元存款的22%，相当于中国GDP的37%。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的差异在于中国绝大部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而美国主要是超额存款准备金。这就使得中国央行将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而美联储则不需要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

美联储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主要通过美国银行去杠杆化，把过多的流动性又回流到美联储的账户。中国央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主要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用它来作为对外汇占款形成的流动性的对冲。

因此，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外汇占款流入多少及流入速度。比如，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2003年的6%上升到2011年的21.5%，主要是与外汇整体大量和持续流入、以控制因为购汇而释出的大量人民币这一流动性货币的供给有关。

如果外汇占款突然收缩，央行就得通过降准来向市场增加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央行突然降准，很大程度上与2015年一季度外汇占款突然减少有关。也就是说，这次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并不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而是基础货币形成条件发生了变化。

(6)金融管理局如何实现货币扩张扩展阅读：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需统筹考虑物价、就业、增长及国际收支等的关系

与发达国家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发达国家的单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更关注利率工具，用政策利率稳定物价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就得统筹考虑物价、就业、增长及国际收支等目标之间的关系。这种多重目标制与当前中国转轨经济有关，同时由于长期面临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国内流动性投放过多，使得中国央行不得不关注国际收支等问题。

因此，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目前中国央行可采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及数量型工具。

首先，中国的基准利率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基准利率是商业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而美联储是货币市场隔夜拆借利率。前者是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直接定价，后者则是金融市场间接利率，需要相关的传导机制影响金融市场各行为主体的信用风险定价。

中国银行利率是管制下的利率，而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是市场化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当商业银行都在突破央行的利率管制而产生严重的金融脱媒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用更是容易弱化。

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央行的降息所产生作用不大的原因所在。

其次，由于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全面开放，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还没有确立，人民币汇率不可自由浮动。因此，中国货币政策长期以来都受到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的困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

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上述情况更是极端化。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资本流入和外汇占款较快速增长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工具既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变化及产生结构调整，也影响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流向及规模，影响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上的主动性。所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汇率工具同样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考量。

综上，当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得在现实的基点上及既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逐渐地挤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得去杠杆而不是加杠杆，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

就得促进当前中国经济由旧的增长模式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及保证经济增长，而不是重新启动又一轮的信用过度扩张或推出所谓的中国版QE，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以往的增长快车道。

因此，在当前经济内外失衡的大背景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应是今年或当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7. 金融管理局的主要职能

金融管理局主要是负责金融政策及银行、货币管理，担当类似中央银行的角色，直接向财政司司长负责。

8.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1、控制货币发行：这项措施的作用是，钞票可以整齐划一，防止币制混乱；中央银行可以掌握资金来源，作为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权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

2、对政府的贷款：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贷款助长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规定以短期贷款为限，当税款或债款收足时就要还清。

3、推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通过它的公开市场业务，起到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4、改变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据以控制商业银行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5、调整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的贴现行为。调整再贴现率，可以控制和调节信贷规模，影响货币供应量。

6、选择性信用管制：它是对特定的对象分别进行专项管理，包括：证券交易信用管理、消费信用管理、不动产信用管理。

7、直接信用管制：它是中央银行采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措施，以控制和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8)金融管理局如何实现货币扩张扩展阅读：

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三种后果。第一种是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第二种是人们花掉手中的货币，并使市场交易中对实际商品数量的需求增加，从而使经济得到增长，物价并不会提高。第三种是人们花掉手中的货币，但实际商品消费数量没有增加，只是抬高了物价水平，经济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增长。

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带动总需求增长，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正常运行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其主要功能在于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增加时，利率会降低，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因此多在经济萧条时采用。

9. 当中央银行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时候会怎么做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增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

一、增加基础货币

1、从货币当局资产方着手，加大国内资产的运用，即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特别是对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可以从资产方影响基础货币的增加。

2、扩大货币发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到了近50%，因此加大货币发行是扩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M1、M2）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绝非是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过剩，远未达到东西多得用不了的程度。

实际上，建设资金缺口极大，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同时，为扩大货币发行，还可以核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帮助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尽快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贷款规模，使资金配置更加优化、有效。

3、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购入债券，吐出基础货币，这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公开市场操作有一个好的着力点。

二、提高货币乘数

2、改变认购资金冻结数日的做法，消除新股认购对基础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管理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新股认购资金的验资既不需要资金的异地划拨，也不需要冻结数日，只要验资的某一时点上新股认购帐户中有真实资金就可以了。

因此，应改进集中验资的方式，让所有证券结算银行或分行都在当地人民银行营业部开户，利用人民银行营业部联网系统实行证券认购资金的当地验资，资金信息集中到交易所进行认购。同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系统的基础货币量和准备金状况，冻结认购资金的时间应尽可能短，甚至可以缩短到几乎一个时点上。

全国统一验资结束以后，认购资金重复认购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资金可在验资结束后立即解冻。中了新股以后的资金交割可另行制定交割日。这样，银行准备金管理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币也不会受到影响。 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

3、改进金融系统的服务，增加有益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中介功能，这样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货币沉淀；也有助于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

4、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续下猛药，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而有效提高货币乘数。

(9)金融管理局如何实现货币扩张扩展阅读：

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基本因素也有三个：一是基础货币，二是超额准备金，三是货币供应量。

在中央银行体制下，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为商业银行所持倍数放大效应商业银行扣除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后，形成了超额准备金，通过其在整个商业银行系统中的反复使用便产生倍数放大效应。

使1 元的中央银行负债，经过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业务运用后，变成了几元的商业银行负债。在商业银行系统内放大了的银行负债，与中央银行向公众提供的部分现金一起，构成了整个货币供应量，提供给非银行经济部门。

以上分析看出，基础货币是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把基础货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超额准备金的大小又是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扩张能力的制约条件。而整个货币供应量又是基础货币与信贷扩张能力（即货币乘数）的乘积。

可见，在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中，“基础货币——超额准备及它的倍数放大效应——货币供应量”这三个基本因素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0. 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大陆中央银行发挥类似作用的是什么

香港金融管理局是香港政府架构中负责维持货币及银行体系稳定的机构，其主要职能为：

• 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维持货币稳定

• 促进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稳定与健全

• 协助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包括维持与发展香港的金融基建

• 以及管理外汇基金。

这都与大陆中央银行作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