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开设什么有利于货币流通

㈠ 晋商是怎样解决货币流通问题的

依靠私人钱庄的信誉与在国内的规模。

㈡ 古代晋商与徽商的区别

1、所指的人不同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2、经营方式不同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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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2、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

㈢ 清朝前期经济发展

        上一次说到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巩固统一，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末年的大动荡，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清初的统治者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国之大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位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使农业生产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为清朝前期的兴盛奠定基础。清朝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全国的耕地面积，比明朝鼎盛时期增加了近三亿亩。在庄稼种植方面，又改进种植技术，改良新品种，推广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繁荣，农业生产品种和产量的增加，也对手工业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清朝的前期丝织，棉织印染，制糖，制茶，制瓷，矿冶等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就是出现了机户与机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雇佣关系，不过这一资本主义的萌芽很快就被掐断了。

        清朝前期的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某些农村地区甚至也发展为了工商业城镇，有的地方居民超过万户，比县城的规模还要大。如吴江县的盛泽镇，出现了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的景象，湖北的汉口镇在明朝中期才发展起来，到清朝时已经成为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大都会。在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等大城市中，工商业非常繁荣，乾隆时期的苏州以拥有十万烟火，财富甲于天下，有的地段地值寸金。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也形成了一些大的商帮，如山西商人组成的晋商主要贩卖粮食，食盐，绸缎等到乾隆时，又专门经营汇兑，放贷和存款业务。全国各地开设票号，便于货币流通，这也就是我们现代银行的雏形。与晋商相匹敌的是江南徽州府商人组成的徽商，他们主要从事食盐，典当，茶叶，木材，粮食，布绸等行业的经营活动，这些活动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达到一亿多，明末以来经济衰败和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前期的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使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社会安定，人口的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到康熙时，全国人口总数已达到1.5亿，乾隆末年人股发展到三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3。但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许多问题，有些地方由于人口密度在加大，人地矛盾逐渐突出，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开荒垦田，使很多天然植被和原始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力下降，庞大的人口也造成了社会的压抑，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㈣ 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的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对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深远影响

一、政治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财力，势力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

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

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

”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影响。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

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再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

当时许多山西商家就意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二、经济影响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正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所评价：“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古文物、古寺庙、古色古香的民居，更有称雄全国的金融都市，这里有号称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日升昌票号。

在当时全国51家票号（银行）中，平遥就占有22家，这里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华尔街’。”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清代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

1、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

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 *** 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

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

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与意义

商品交易的蓬勃发展，既增加了山西钱庄的金融资本储备，为做更大商品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基本生活需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缓和了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敌对情绪，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长城内外的和平与稳定。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文化影响

1、儒家文化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

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

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

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

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2、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贡献

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

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

《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

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

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行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

晋中商人不仅仅爱听戏文，爱看剧目，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扶持戏班子。

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古戏台，渠家在这里组建了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

在当地有“金财主”之称的渠元淦，在同治年间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

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

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

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

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

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

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

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

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

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

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

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

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

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

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

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

”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

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

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

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

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

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

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

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

“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

“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

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

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

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

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

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

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

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

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

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

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

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

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

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参考

晋商的发展历史(组图)_网易新闻

news.163/14/1119/00/ABCF7JE300014Q4P.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与商人精神 _文化星期五_中国网

china//feature/519808.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搜狐

history.sohu/s2014/mingqingshanxi/index.s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官商一体 权力庇护(2)-搜狐

history.sohu/20140902/n403986167_1.s

【亦观察】 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_网易财经

money.163/14/0620/09/9V62HTKK002551G6.

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与戏曲_中国网

china/blog/zhuanti/2009-06/04/content_17886716.

㈤ 晋商的经商之道

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5)晋商开设什么有利于货币流通扩展阅读：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

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

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