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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如何利用货币政策

发布时间: 2023-03-01 06:46:33

Ⅰ 如何稳扎稳打推进数字货币进程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东方IC 图

数字货币现状

1983年,DavidChaum提出eCash(电子现金)系统与1998年WeiDai提出b-money(B币)构成全球最早的数字货币系统。随着2009年初比特币的诞生和热炒,数字货币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近年来,数字货币蓬勃发展,狗狗币、元宝币、以太坊、IOTA、Cosmos、Libra等项目接踵登场,而一批大的传统金融机构也推出数字货币,如高盛的SETLcoin、摩根大通的JPMCoin等,截至目前,市场上已经有超过2000多种数字货币。

在这些超主权的数字货币蓬勃发展的同时,具有法定地位、由国家主权背书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也应运而生,各国央行都在加紧布局和发展主权数字货币。在一项针对66家央行的调查中显示,目前超过80%的国家央行正在 探索 主权数字货币,特别是全球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都已走在各国 探索 的前列。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数字经济和数字 科技 逆势蓬勃发展,全球主要国家都抓紧借机迅速发展其主权数字货币。

如“数字美元”被纳入美国最新财政刺激法案,美国文莫公司数字支付业务较去年增长52%;俄罗斯提出建立以黄金为锚定物的数字货币方案;法国央行5月完成首个数字欧元测试;日本央行在7月让其首席经济学家负责研究数字货币;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等3国已完成了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而包括巴哈马、柬埔寨、中国、东加勒比货币联盟、韩国和瑞典在内的6个国家及组织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零售试点。

目前,传统银行只占全球银行业和支付业股票市值的72%,低于2010年的96%。

六大特点

首先是二元账户结构主导。在 探索 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稳妥可靠是重要考量因素。因此,为减少给现行货币体系带来动荡或不确定性,大多数央行数字货币计划都维持了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账户结构。这样一来,各国央行基本可以保留对货币发行和交易处理的严格控制,包括掌握改变和逆转交易的能力。此外,二元账户结构也延续了现有的客户服务模式,不仅更加容易同现行法律结合,同时也便于公众接受。

其次是多技术路径并行。数字货币同其他新兴技术一样,并没有唯一可行的技术路径,因此各国在 探索 中也使用了不同技术方式。如在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区块链加密技术和传统加密技术分别被使用。而在接入方式上,出于监管考虑,完全以令牌为基础的匿名接入并不受欢迎,以账户为基础的接入相对常见,但也有央行在使用账户 令牌的方式。

三是基础设施配置高。鉴于数字货币巨大的潜力、不确定性和重要性,开发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建设一个有韧性、安全、高性能、有潜力的良好基础设施,以此来承载庞大的用户规模,保障安全性,同时有一定的灵活性以满足当前需要和未来需求的扩展。

四是对货币政策影响有限。由于数字货币推出时间较短,因此央行数字货币零售业务是否会对所在国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尚没有确定性答案,但总的来看,发行数字货币不会改变央行可信度、不会掩盖财政支配地位及其他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因此对一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目前看不会很大,但是各国在推进过程中也保持着谨慎。

五是加紧开展国际合作。虽然各国央行数字货币计划目前均侧重于国内使用,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就其标准和规则进行国际协商。如国家清算银行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典、瑞士、欧盟六家央行建立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组;世界经济论坛发起创立“央行数字货币政策制定者工具包”;G7峰会也将数字货币列为固定议题。

六是不易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货币之间的竞争本质是国家综合实力、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家信用的竞争,仅凭借一种新技术,大概率上不足以动摇美元在中短期内的主导地位。美国凭借其技术、金融能力、国家综合实力等优势仍在未来数字货币竞争领域占得先机,特别是在连美国监管机构“收编”脸书的Libra后更是增强其竞争力。

风险与挑战

首先,公众参与不积极。对于年轻人,数字货币因其便捷性深受欢迎。但老年人无论对数字货币还是其所依靠的智能手机都很陌生,学习、应用都较为困难。根据统计,在美国智能手机使用率也仅为75%左右,欧洲则更低。此外,数字货币所代表的新的理念也不是被所有人接受,欧洲 社会 目前整体保守,对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化 社会 都比较排斥,推动并培训民众使用数字货币难度不小。

其次,公私权力边界模糊。与使用现金时高度的匿名化、隐秘性、自由性相比,数字货币的高度中心化、可追踪化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会强化国家或监管机构对于民众数据信息的掌握能力。据媒体披露,美国情报机构CIA已经试图利用数字货币和电子交易不仅对本国民众而且对其他国家使用者进行情报搜集,引发国际 社会 普遍担忧。

再次,法律监管不足不当。当前针对金融行为的监管法律或法规并不完全适用于数字货币。法律的立法过程不仅较长,同时存在滞后性,需要在实践中一步步加以完善。如何在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好之时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可控成为一大挑战,特别是因为货币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血液,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增强相关领域立法工作的前瞻性迫在眉睫。此外,有些国家过度立法,严重制约了数字货币的有效 探索 ,成为了限制其发展的罪魁祸首。

第四,对金融系统造成安全隐患。数字货币发行十分简单,可能会使部分本就财政纪律松弛的国家通胀水平进一步恶化,进而威胁金融系统安全。另外,在遇到金融危机时,数字货币最容易被人们大量抛售,增加银行被挤兑的风险,破坏金融稳定。鉴于央行可以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给个人,两个主体在不需要商业银行的情况下就能完成交易,去中介化的风险不容忽视。最后,数字货币有可能对银行存款产生挤占,部分侵蚀银行信贷渠道。

第五,存在全球金融体系分裂风险。虽然各国也在加强数字货币国际协调,但是目前各方在技术标准、隐私保护、数据流通等方面监管和规则都不同。这背后反映了各国经济实力、价值观的不同,同时也是对自身货币主权、金融主权乃至国家安全综合考虑的结果。而数字货币的差异化会加速本就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不排除将来出现碎片化状况。

第六,数据安全堪忧。数字货币的使用严重依赖数据,而数据本身的安全性广受质疑。特别是近年来频繁爆出的数据泄露、黑客攻击、恶意买卖客户数据等事件加剧了民众的担心。此外数据的存储也面临挑战,虽然存储设备一般位于央行或者大型数据平台的专业场所且通常拥有备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或灾害等极端挑战下,如何保护数据仍是重要议题。

第七,冲击传统金融机构。随着数字货币的兴起,大量金融 科技 公司蜂拥进入这个行业利润丰厚的领域,而由于落后的信息技术、本已较低的贷款利率、昂贵的合规成本等因素,传统的放贷机构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金融 科技 巨头巧妙结合金融与技术,将各项成本降至更低同时还可以管控好风险,这样就将低收益与高风险转嫁给传统机构。

启示及建议

要加强监管明确边界,有前瞻性地开展立法,完善相关制度,不仅规范发行者的行为,同时保障使用者和投资者的权益。立法过程中可以选取特定区域作试点,推出地方性法规,发放特别牌照,不断 探索 什么可以做、什么坚决不能做。在立法中要为通过尽职调查、身份核查、交易追踪等方式打击洗钱、非法筹资等老大难问题留出政策空间,发挥数字货币优势。特别需要注重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安全,立法切忌管得太死,要为业务后续发展留出空间。

央行的主权数字货币因其透明度和追溯性可以为政府观察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提供更为直观、客观的视角,从而为科学施政提供重要依据。此外,央行数字货币支持智能合同,如果利用好可以强化货币政策杠杆,包括央行制定负名义利率、创造有时限或附带其他支出条件的货币,以便更精准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货币干预,放大货币政策影响。

此外,笔者认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也非常重要。一是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配合我自贸和开发区战略,在各项条件逐步成熟后进行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结算实验;二是积极开展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着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尝试建立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中心的支付结算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致力于建立一个规范、统一、互利的国际规范,从而保障国际金融体系在数字货币时代稳定有序。但也要防止个别国家独霸规则和话语权,进一步强化其金融霸权,避免其动辄使用金融方式制裁其他国家。

央行主权数字货币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属于新鲜事物,特别是人们在接受全新货币方式并逐步取代沿用上百年的纸质货币时,难免会有不信任和抵触心态,在使用过程中也会有诸多技术性问题。鉴此,需要广泛开展宣传和普及活动,生动、全面、客观介绍央行数字货币各方面情况,便于民众增信释疑,提前扫清障碍,为日后全面推广奠定良好民众基础。

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高校、协会等各主体的独特优势,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广泛吸引各方面人才投入,创建创新友好的政策和 社会 氛围,共同致力于在 探索 主权数字货币领域形成合力。在 探索 过程中不仅要积极进取,同时也要树立边界和底线,不能无原则只追求利润,在守法基础上也要注重道德和 社会 风俗,切实服务用户。此外,要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探索 数字货币对货币理论、法定货币机制、定价理论、企业治理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Ⅱ 央行行长易纲专访释放六大信号!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货币政策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Ⅲ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及趋势

数字人民币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广电运通、长亮科技、拉卡拉、数字认证等

本文核心数据:数字人民币接口、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1、国内外央行纷纷开启数字货币布局

从数字货币布局来看,近年来,多个国家开启了对数字货币的研究,部分国家已迈过研发阶段,发行了数字货币。不过,各国发行或计划发行的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特征,差异性来源于发行机构、应用领域、数字货币采用的技术等。

图表1:2020年以来部分国家数字货币进展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智慧银行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Ⅳ 如何看待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的主要形式,不久的将来,货币无纸化是必然的趋势。因为数字货币有非常多的优势,便于携带,没有任何发行、运输、存储、防伪等等成本,而且数字货币的流通速度非常快,效率极高。最关键的是,有了数字货币,央行可以更加了解市场上货币流通的真是情况,从而制定更加准确的的货币政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4)数字经济如何利用货币政策扩展阅读

1、数字货币的概念

理论界对数字货币尚未形成专门的学术定义,但对数字货币基本形成三种认识:一是数字货币等同于电子货币;二是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的一种;三是数字货币是种独立的支付工具。不同的认识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数字货币是新兴事物,且主要是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专业性和独特性使得其被蒙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纱”;二是数字货币早期的理念创立者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而技术的长期价值让数字货币展现于世人面前,显现出其蕴藏的巨大能量。

2、如何看待央行要推动数字货币研发?

因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可以丰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箱,数字货币利率未来或可成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央行数字货币对于货币政策是否有影响以及带来何种影响,微观上取决于央行数字货币业务属性的具体设计,中观上受制于金融体系结构,宏观上依赖于货币金融环境。从长期演进视角来观察,数字时代的中央银行货币应适应数字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满足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职能需求。数字货币的引入可以丰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箱,数字货币利率未来或可成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并在给定条件下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灵敏度,进一步助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一定程度折射出货币金融体系两端的趋势性变化: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货币形态与内涵都发生了重要改变,人们对于货币与支付的需求也朝着更加开放、即时、分布式的方向演化;另一方面,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货币在未来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及时审视与探究。

Ⅳ 分析政府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的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14、货币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
答:(1)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2)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为特点,目的在于刺激需求的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抽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为特点,目的在于抑制需求的增加。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分别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期间,一般要通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要通过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来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

Ⅵ 美紧盯中国数字人民币计划,如何推广数字人民币

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实施并不构成发行和发行技术方面的障碍。数字人民币的挑战主要在于促销。作者认为,为促进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数字人民币推广商业化。在交付策略方面,根据当前数字人民币的两层交付设计,最终将通过第二级代理服务银行将数字人民币交付给最终用户。笔者认为,在启动过程中,应遵循以商品化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的战略,以免与市场上的其他支付方式产生不公平竞争。

未来,如果数字人民币突破零售支付功能,其使用场景将进一步扩大。例如,在减贫基金和拆迁基金等专项资金的发行中,可控制的匿名要求可以适当放宽,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可以用来有效地制止和打击扣减和腐败问题。对于可能用于大额支付的数字人民币,可以引入特殊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来支持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Ⅶ 什么是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和区块链数字货币为什么如此重要

从金融视角来说,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其实就是新一代的数字金融体系。数字金融体系,就是建立在区块链数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上的。

站在企业的角度,怎么来理解数字经济?

我们知道工业经济驱动因素是化石燃料,数字经济驱动因素是数据。那么数据怎么去驱动一个商业?我概括为,把数据计算机模型化,用算法来组织这些数据,同时把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计算机程序化,数据变成算法模型,再把算法模型串起来,把业务流程变成计算机的程序,或者变成智能合约,这就是数字技术。这个数字经济并不是经济学家角度的数字经济。

如何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需要依靠一系列的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这一系列的数字化技术组成了数字经济,或者是数字商业。

数字化的技术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跨时空,因为数据天然具有穿透的本能。比如跨境跨组织,数据流通是没有国境可以阻止的,所以它是跨时空的,同时数据具有穿透性,它纵向是可以穿透市场的,把中间的中介和阶层通通都消融掉,然后让交易变成点对点,买家和卖家不再需要中介。纵向可以穿透市场,横向缩短了产业链。点对点,交易结算就没有中间人做担保了。

数字金融核心就是点对点的支付清算和非担保的交易交收。现在用银行卡去商场买东西,不是点对点的交易,商家要收到这笔钱,它需要时间,银行在担保这笔交易是完全可以结算的。可是如果这些中介消失之后,交易需要怎么做到实时清结算?目前来看,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技术方案,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更好的方案。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区块链技术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足够数字化,它是跨境的,是跨时空的,是跨组织的。数据的流动是没有边界的,所以区块链同时是分布式的,它是自组织的和去中心化的。

所以区块链的由来,任何新的颠覆式技术的应用,历来就有两条路线,或者说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它视为一种工具,用它来改善传统的商业模式,得到一种边际效益上的提升。另外一种是把它当作一套制度,用来重构商业的底层逻辑。

这两种应用方法,在过去几年就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当互联网公司在推广“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传统的商业机构说,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那么现在那些喊“+互联网”的人到哪去了?有人认为,互联网只是用来改善的一项技术,传统的东西可以加上一些互联网技术,好比把互联网当电子邮件使用,你弄了一套电子邮件系统,就以为是互联网了。但是有人却把互联网当作制度,从底层重构了商业,最后你会发现你失业了。

第二是去中心化的。为什么要去中心?商业上的区域中心技术带来了商业的去中心化,这个是 历史 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在哪里?我觉得是两点,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进入2.0版本。现在通过互联网,已经不是公司在全球化,不是公司把自己变成跨国公司,而是任何一个个人互联网都赋能给它,让它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小县城,通过互联网把它的产品卖给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个人全球化的时候,解决点对点的交易,点对点的服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么区块链技术所带来的实时清算结算,点对点交易交收这些特点,正好可以帮助个人商业活动的全球化。

第三是经济的数字化。当数据集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流通基本上是跨时空的,商业活动对金融支付的需求,是随时随地随身的,而做不到随时随地随身随需提供场景化、虚拟化的支付清算服务,终究会被技术和市场所淘汰。

数字货币为什么如此重要?

第一,数字货币的发行拓宽了原有货币政策的选择范围。如果能够将全部的实体货币转换为数字货币,这就使得央行突破零利率下限,将名义利率降至为负成为了可能。

另外,数字货币还提供了一种新的量化宽松工具,央行以无偿支付的方式向每一位公民发放等量的数字货币,可以直接绕过危机期间低效率的金融市场,提高公民消费和偿还债务能力,从而更容易实现央行平抑波动的货币政策目标。

第二,数字货币可以使得货币政策更透明。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应该具有系统性和透明性,这样可以增强货币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减少内部噪音,加强系统的稳定。

虽然,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值的控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央行数字货币的实施为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透明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采用央行数字货币,同通货膨胀目标制一样,央行可以建立一个固定的、用具体的价格指数来规定的价格水平目标,从而为经济系统提供一个持久、可信和透明的名义锚。

第三,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解决实物现金减少的问题,而且为央行带来部分铸币税。随着移动支付手段和手机支付应用的兴起,现金在 社会 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

随着纸币消亡,经济中流通的惟一货币形式将是居民的银行存款,央行可能会失去向公众发行钞票的权力。另外,在现行体制下,铸币税只能通过发行实物现金获得。因此,在普通民众持有现金意愿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方便的、能够与电子支付系统连接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让央行重新获得一部分铸币税。

第四,数字货币可以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货币允许居民、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以央行数字货币结算。这可以分担商业银行的部分结算职能,降低支付系统中流动性和信贷风险的集中度。

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出于政策稳健性的需要,央行数字货币也可以依托商业银行系统发行和运转。

此外,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能够为银行存款提供一种真正无风险的替代品。居民从持有银行存款向持有数字现金转变,降低了一部分对存款的政府担保需求,削弱了金融体系中道德风险的一个来源。

Ⅷ 我国当前经济调整期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打补丁,增强央行针对性流动性投放的反应能力。央行单一的货币投放渠道在利率市场化脱媒提速的大背景下,或会导致市场短期的大幅波动。由此,货币政策也进入了打补丁的操作方式,主要表现为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定向逆回购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2013年的SLF操作始于6月,当月余额为4160亿元,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对象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目前还仅限于满足“三农”信贷需求。预计这种补丁式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SLF操作的好处是由商业银行主动发起,央行会对缺乏流动性的商业银行提供点对点的必要支持,但也会提出相应的整改要求,以加强流动性投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窗口指导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SLF只能作为补充流动性的临时工具,不能形成人民币投放的长效机制,同时由于其本身操作的不透明,让市场难以形成稳定的一致预期。

第二,换目标,价格优先,市场化引导利率走廊。更好的方法也许是给出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利率水平或者波动区间来稳定市场预期。笔者判断,央行很有可能把原来注重数量的管理方式,逐步转换成更为市场化一些的价格管理。但显然价格和数量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要维系一个持续的银行间的价格水平,就必须不断做无限量的流动性供给或者回收操作。这个价格水平肯定是一个范围,突破这个走廊,就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或者回收。而货币政策的松紧就由这个走廊相对上一个阶段的高低来判断。
这似乎同顶层决策者一直强调的所谓“上下限管理”理念是兼容的,在那里“上限”是防止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而对应到资金价格水平,上限是不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要危及实体经济的弱复苏;下限则要增加套利成本,避免诱惑投资机构强化期限错配而不断提高杠杆率。考虑到利率市场化的远景,尽快转向价格目标--SHIBOR、贷款基础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也有助于未来基准利率体系的培育,即构造中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预期这些改革在今年都会逐渐加快步伐。

第三,主动转换货币供给机制,参与货币竞争,布局谋篇。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货币投放机制清单中,央行已将准备金列入第二顺序上的备选项。笔者的理解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都是来自于外汇占款,尽管现在并没有看到外汇占款的系统性下降,但是没有人敢拍胸脯说,到今年年底QE正式全部退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绝对下降(也可能提前加息)的时候,还能保证没有资金流出。一旦出现基础货币不能充分供应的情况,就只有靠提高货币乘数(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QE的退出也未必完全是件坏事,如果外汇占款真的逐渐枯竭,那么中国货币投放机制必然面临转型,这就从“打补丁”走到了“换系统”。如果“降准+组合央票操作”成为央行的常规选择,以形成能够产生市场一致预期的可持续的流动性投放新机制,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会显著增强。难点在于市场总觉得准备金率的调整意味着明显的货币政策转向,但这是一个固化的偏见。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也要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归常态,通过可能即将扩容的国债规模,来主动化货币调节能力,切断对外汇占款的依赖性。并不断教育市场中国货币供给的独特性,在进一步消化外汇储备的同时,构建离岸蓄水池,输出人民币。这是对目前依旧如火如荼的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

只有在货币发行上甩开美元,更新系统后,才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需讳言,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机会,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员,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储备货币,还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

第四,汇率与利率政策协调,谋求内外均衡。大型经济体通常应该放开汇率,优先国内政策目标,让利率目标获得政策自由。适当地压制内部的利率、放开外部的汇率,也会减缓套利资本的大幅进出。最近的热点是人民币汇率的连续大幅贬值,这并不一定代表资本大量从中国流出,从走势上看,这一次央行主动引导贬值的迹象比较明显,中间价在贬值而离岸价格一开始还在升值。可对比的是2013年6月份(QE退出强烈预期),国内利率快速上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但在岸的人民币中间价仍在继续升值。结合1月份超预期的外贸和外汇占款数据,因此央行有意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阶段性修正的迹象较为明显。
当局的主要政策意图可能是打破人民币2005年以来形成的单边升值预期,对市场进行风险警示,进而抑制跨境利率汇率套利,即套息交易。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效应将产生叠加效应,使汇率收益由正转负,人民币贬值2%-2.5%将使企业的套利收益付之东流。预计短期人民币中间价可能在6.10-6.20之间波动,NDF可能会在预期扭转下波动区间扩大到6.40甚至以上。当然央行的核心目的可能应该还是为即将扩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做热身(预期二季度就可能会扩大到4%的幅度),未来三个月人民币汇率或维持宽幅震荡。这会明显加大套利交易的难度,并赢得一定的主动性。

第五,守住底线,强化沟通。底线思维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最坏的场景来布置压力测试。2014很可能成为最惊险的一年,笔者闻到了雾霾空气中一丝危险的味道,今年一开年就到处红灯频闪。如果三大风险碰头──即房地产泡沫破裂(杭州、常州的房产价格下跌警告),地方融资平台违约(无法出售土地融资),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并直接摧毁掉银行体系(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影子银行,例如各种涉矿、涉地产信托一再出现的违约警告)。不幸的是,这三个风险往往高度关联,因而是会系统性的同时爆发。再考虑到今年的全球流动性格局,这往往还会导致资本外逃和本币价格的持续性贬值(人民币的连续大幅贬值搞不好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四者叠加就必然是全面混乱的硬着陆。拒绝四者碰头和共振,这就是底线。
当然,货币当局最好是通过开放性的机制和人事安排来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例如银行间市场上流传的一个吐槽就是,去年6月央行和市场机构深深对视了几天,觉得对方都真正懂得了自己,但实际情况是,接下来的半年中大家反而误会更深。政策的不透明和市场的超调反应历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本来就容易神神叨叨的金融市场而言,前瞻的预期管理和即时沟通非常重要,这对全球货币当局来说亦是一个一贯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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