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应以什么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1. 宏观经济学论述题:目前经济形势，应该采用什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
2、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货币的供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而采取“紧”、“松”或“适度”等不同的政策趋向。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四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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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目前，随着加强宏观调控艺术的迫切性不断提高，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调控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松”“紧”搭配，而逐渐尝试在经济总量、结构和制度等多重优化目标下的协调。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在此有必要在总结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未来的两大政策配合目标与重点。
国内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是与经济总量和结构特征、体制改革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总供求与社会资本的平衡情况，以及政策主管部门的权力演变，都是决定两大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把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独立。三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
综合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应根据不同目标展开两大政策协调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前的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被寄予厚望的单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多重调控目标，往往在货币内部稳定与对外平衡之间陷入两难境地。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寻求新的两大政策搭配机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选择。根据不同目标，笔者认为，未来的两大政策协调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经济总量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作为传统的政策协调目标，为了促使经济总量平衡，两大政策往往致力于 “松”“紧”结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将来这方面的政策创新，首先应注意尝试更多的“松”“紧”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对“松”“紧”的程度从模糊目标到逐渐量化。此外，虽然经济均衡条件的表达式有所区别，但都是“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基本形式的演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要围绕两大政策对国民收入恒等式中不同变量的影响而有序地展开，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路，因此，这也要求同样重视两大政策协调对需求和供给管理的作用。当然，在追求宏观经济均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发挥政策协调作用，促进局部市场或经济领域的效率与均衡。当前经济中，需要政府加强调控的领域非常多，而两大政策也有很多具体领域可以加强协调。例如，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既需要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创新工具的支持。
第二，基于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没能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两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发掘。对于实体经济结构，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领域；对金融结构，则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众多热点。对实体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金融结构问题，则是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当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国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是两大政策协调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
第三，基于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更多外部约束，也有了更多可协调的领域。例如，在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向浮动，货币政策却受到制度约束而产生内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要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内外均衡中的协调，建立有效的配合与分工机制。在实践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就具有多重政策协调意义。一方面其可以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增加有效的调控工具，另一方面还可以分离央行对冲职能，有利于央行当前更好地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不再屈从于汇率政策。
第四，基于金融稳定与发展目标的政策协调。一方面，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方面，两大政策有很多协调空间。例如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平稳地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额。在大量发行国债或税收高峰期，国库就会有巨额的净收款，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减。反之，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确定，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支出都会大幅增加，增加短期流动性过剩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也要依靠政府债务政策的协调。如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也是构建市场化利率曲线与核心金融市场的前提，在这方面的两大政策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第五，基于财政目标的政策协调。反过来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也常常出现。例如，在财政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如果短期内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会强烈冲击债券市场，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甚至会流标。再比如，由于我国仍由央行代理国库，财政当局的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就必须有央行的主动配合，否则寸步难行。而由于财政存款事实上起到货币紧缩作用，因此可以理解当前货币当局配合改革的动力有限。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强化两大政策的协调与平衡来加以解决。
第六，基于制度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健全的制度是两大政策协调的必要条件，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财政与货币当局自身的协调机制，也使两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从国外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对于两大政策配合，一种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论来分析财政与货币当局的协调问题。原因在于，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同，同样的两大政策组合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实践中，为了改善两大政策协调的效果，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政策当局间的交流和协商机制。例如，在英国，作为主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建立了一种三方会谈机制，英格兰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务局提供金融市场的情况，财政部反馈财政政策运行，并且当各方意见无法统一时，由财政大臣进行裁决。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在历史上，经常由中央确定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但往往只是确定了政策 “扩张”或“紧缩”的大方向，在“松”“紧”力度，以及动态协调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两大部门的交流通道，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虑不同政策的衔接和配合。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两大政策磋商机制。一方面，可考虑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等部门领导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交流对宏观经济形势、国债市场、国库存款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政策冲突情况进行处理等。另一方面，应加强两部门的政策执行人员的沟通，包括专门数据的互通有无、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协调的路径磨合等。这样，才能真正使两大政策配合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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