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金融市場完全開放
『壹』 談談培育我國金融市場還需創造哪些條件
一、我國當前金融市場的主要問題
我國金融市場主要問題表現在：利率、匯率管制嚴，資本市場沒有放開，其帶來的主要問題是，一是利率與匯率不是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供需規律決定其水平，使資源配置不能按市場規律達到最優化。因為；在市場情況下，市場的供需是對資源稀缺性的合理調節，而這種調節是通過資源供需量和價格進行的，任何一種資源都會向能帶來最大經濟效益的領域流動，而這種效益體現在資源扣除了獲得它所花費的成本後取得的價值增值，這也是社會財富的價值增量；因為是價值而不是價格；因此，就應准確衡量資源的真實成本，而在利率與匯率作為資源的單位價格不能按市場供需反映其真實價值時；資源所創造出的價值也就不真實，也就是說資源不是在有效配置的情況下使用。這在實際中看到的是，在利率、匯率管制的情況下，資金在價格得不到准確定價的情況下用於項目建設等，同時，價格不能真實反映價值的資源流動也是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如以行政命令和長官意志進行資金投放等；二是由於利率、匯率受管制，就不能按市場供需進行利率浮動，銀行或其他機構將無法採取有效的金融工具避免因調整利率、匯率帶來的損失。同時，我國在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的一切資金活動大都以完全浮動利率計價，這與我國固定利率(相對於完全浮動利率)制形成了較大利差風險，會使正常經營的銀行和企業造成資金上的損失，另外還給投機商創造了投機的機會，導致我國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的產生；三是資本市場不放開，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就無法創造出更多的金融產品進行風險防範與服務企業，如不能通過自營的期貨、期權和掉期等工具進行匯率、利率波動帶來的對收益與外幣資產價值的風險防範與化解，也不能做到資產多元化，使信貸資金主要集中在貸款的投向上，加大了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風險，同時也因銀行金融產品單一使企業應該享受的服務渠道減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如我國銀行不能參與企業純資本性融資的包裝、承銷與分銷等業務，因為這裡面涉及到承銷不成功進行資本性投資的問題，這在當前我國對金融市場管制的情況下，是不允許的。
分析這些問題的原因，最直接的是我國長期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市場的諸多條件短時間內難以具備，對於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知識和經驗缺乏較深的了解，加之長期以來對金融市場風險觀念上的誤區等，導致我國金融市場建設步伐較緩慢。但從今天我國的經濟實力與金融環境看，有些條件已經具備，如我國銀行間的同業拆借市場、證券市場已運作多年，交易系統已基本建立；我國的外匯儲備已超過3000億美元，已有足夠的市場抗風險能力；我國的銀行已開展國際業務十幾年，已積累了大量的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經驗，並培養了一大批這方面的人才等，因此已到了加快改革與完善我國金融市場的時候。
二、加快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與開放、做好現代金融風險防範
(一)金融市場的改革與完善是為我國經濟建設創造高效「操作平台」的需要。
我們知道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於經濟。在任何一個經濟實體里這兩方面都必須相輔相成的發展，才能達到整個社會的平穩、健康的發展。「十六大」報告中對我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制定了宏偉的監圖，尤其是提出建立全面小康社會，這就要求我國各行各業應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保證效益的提高，最終達到整個國民收入高質高量的最大化效應。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市場經濟，以市場機制來合理化配置資源、節約資源，按市場衡量標准與國際接軌進行資源調配和全球化經營，從而在世界經濟中使我國的資源得到有效地增值，創造高於國內生產價值的增量效益。金融市場的完善與發展在其中間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就是價值創造過程中一種平台，起著積極的資源輸導、分流和創造價值實現的整個價值鏈中重要一環。一是金融市場作為流通環節，能對外國資本與我國資本的有效結合會起到資源的合理配置的效應，從而創造兩種資源的和效應；二是通過資本投資降低閑置國外資本的機會成本，使其仍然留在國內，而不至於撤資，讓其等待更佳的投資機會，以便將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實際價值；三是有利於虛擬經濟的穩定發展，任何一種資本除在實際經濟中通過消耗而求得價值增值外，都會在流通環節或待生產領域求得價值的保值，如果沒有一種保證資本保值的環境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設想當一種資本不能因避免利率風險、匯率風險、通脹風險等通過金融市場而進行遠期買賣、期權交易、貨幣互換等市場機制進行保值，創造的價值能得以保證嗎?顯然不能，只有在加快金融市場機制的健全與完善中，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這一「無形的手」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四是只有一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市場才能保證我國銀行業資產的多元化配置，降低單一信貸產品的行業風險、經濟波動風險、期限風險和操作風險。
(二)加快金融市場改革與發展，應完全放開對利率與匯率的管制，適當開放資本市場。
利率是資本本身及資本運作的單位成本，它應該取決於資本市場對整個資本資源稀缺性的供需狀況、運作效率和風險程度的認可。匯率最終體現的是對國與國資金利差的補償。資本在利率、匯率的調節下，按市場供需規律實現了流動的需要和價值的增值。具體從以下三方面體現出適當放開資本市場、完全放開利率、匯率的必要性：
1.從整個資本供需看，只有全部資本參與市場分配與調節才能充分體現資本的成本。當前我國不允許外國貨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只允許經常貿易項下的自由兌換，這實際是人為限制了資本的自由流動。當然，猝然全面開放資本項下自由兌換會對本國貨幣造成一定沖擊，甚至會導致金融市場的混亂，但這主要取決於我國的經濟實力，就我國當前的綜合國力和外匯儲備來看，只要在一定的管制下，適當開放資本市場不會對我國金融市場造成重大沖擊。另外，一直實行管制，閉而不放，從長遠看也不利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成熟。因此，從現在開始，完全放開個人本外幣自由兌換，有管制的放開企業本外幣自由兌換是適應當前我國經濟狀況的，也是我國利率逐步走向市場化的必由之路。只有這樣，市場才能以市場規律分配和調節資本，使資本按市場計價，最終達到本幣、外幣、國內、國外價值趨於統一，才能使本幣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業務得以操作，才能避免本外幣的套利行為，更加鞏固人民幣的價值。
2.利率、匯率市場化是商業銀行在對風險程度認可基礎上，實行信貸資金真實計價的基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是一種稀缺資源，必須按市場規律進行調節與計價才能做到真正的價值增值。由於商業銀行經營產品的高風險性，決定在價值增值過程中，其收益具有各方面風險導致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其提供的信貸產品的價格必須包含補償了風險的溢價。這種溢價就是對風險程度的認可與承受的代價，它與獲得資金的成本共同構成了商業銀行資金的真實價格，即利率。因而，這就要求商業銀行應在進行信貸產品定價時，除考慮獲得資金的成本，還要考慮的因素是對風險的計價。因此，商業銀行應根據信貸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正確衡量信貸產品收益預期風險價值，決定銀行業的最低資本需要量，並確定合理的資本結構，計算平均的營運成本，在其基礎上按實施的不同信貸業務種類和預期收益確定執行的利率。而不是當前這種不分行業、不分信用等級、不分風險大小，一律按基準利率或基準利率最高、最低上下浮動幅度執行。
3.利率市場化有利於銀行按服務功能與水平確定利率之外加價。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除按利率向客戶提供信貸產品外，幾乎對其付出的其他成本無法得到補償，這也不是按市場規律作業務。商業銀行應將提供給客戶的產品、技術和信息等應該計價的價值，全部包括在價格中才能真實反映出全部資源的增值效應與質量。因此，應允許銀行按其創造產品，提供技術與信息等付出的成本進行利率加價，運用綜合收益率來衡量某類或整個資產收益水平，而不是只按現在帳面利率水平。這樣做不但會使銀行的競爭更加合理化、規范化，也有利於整個銀行業服務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使具有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和服務功能齊全、服務質量與效率高、運作安全的銀行得以長期穩定的發展。
(三)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保障金融秩序的前提。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發展，來自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風險因素會隨之增多，這對金融風險防範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銀行業還是與銀行業有關的其他行業，如何避免與化解金融風險已成為關繫到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保障市場秩序正常運作的前提。從整個經濟環境和將來我國銀行業發展分析，應從如下幾方面著手解決。一是增強整個市場透明度，包括以央行牽頭設立對銀行公開的企業信息網路，真實記錄企業的舉債、開戶、信譽等情況；二是銀行業組織機構的再造，減少信息與政令的傳導環節，實行市場開拓、風險控制、系統支持的扁平化管理；三是提高定量模型的風險分析能力，特別是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要以科學的手段或方法預計風險發生的概率、置信水平及風險價值，以准確衡量風險造成的潛在損失，減少定性分析的主觀偏差；四是實行行業、地區風險最高額度控制，按行業、地區的發展現狀與前景，衡量信貸產品與之的風險相關性，通過構建有效的資產組合分散風險；五是進行操作人員素質教育，形成系統內在風險管理文化，建立健全風險防範的激勵機制。
『貳』 金融業開放有哪三條規律
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金融業的開放有三條規律要遵循：①金融業作為競爭性的服務業，應當遵循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原則；②金融業的對外開放，要以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③金融業的開放要和防範金融風險並重，金融業的開放程度要與金融的監管能力相匹配。
二是深化金融和關鍵領域的改革，認真貫徹落實關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從防範系統風險的角度支持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新體制，完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增強國有企業的負債約束。完善房地產金融調控政策，建立防控房地產政策的調控機制。
三是加快補齊監管的短板，進一步明確監管姓監，優化監管力量，嚴格地執行監管法律。要抓緊出台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非金融機構投資金融機構的指導意見，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等審慎監管的基本制度。
四是要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活動，強化金融風險源頭管理，加強金融領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頓各類無照經營，或者是超范圍經營的金融業務。沒有經過金融監管部門批准，不得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
『叄』 如何推動金融業的對外開放
據報道，近日有專家表示，金融業開放、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減少資本管制應協同推進，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
從以對外開放促進金融市場改革發展來看，開放的內涵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將境外機構引進來或國內機構走出去。第二個層次是尊重並適應國際市場的規則和慣例，借鑒國際經驗，發展國內金融市場，最終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融合。
希望中國金融行業可以穩步的發展下去！
『肆』 韓國金融開放的經驗和教訓
一、90年代初期以來的第一輪金融開放——不當的金融開放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期間，韓國金融部門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銀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數銀行仍然是國有，資本流動受到嚴格管制。盡管80年代初期，銀行進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國銀行業務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國外開發性或政策性貸款只是國家執行產業戰略計劃的低成本的融資工具，國外貸款主要通過國有銀行體系流入韓國。銀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獨立的市場主體，大量的政策性貸款不是為了獲取利息收入而是為了提高產業投資水平、擴大出口和促進經濟增長。國家不僅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也為銀行提供國家信用。
在這種政府主導的模式下，國家對金融資源的控制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首先，政府運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儲蓄和資本積累率最大化。1965年實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銀行中的儲蓄額迅速增長，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建立也把非正規的場外證券市場的資金吸引到正規的金融體系中來，低成本的資金為銀行提供低利率貸款提供保障；其次，國家根據其產業政策在不同產業部門、不同企業之間配置金融資源，促進了產業結構的改善和企業集團的發展。政府的優惠貸款是產業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1973年到1991年間平均占國內信貸的比例超過40%。政府不僅向特定的企業和產業提供低息貸款，而且對他們進行臨時保護。在外部總需求大量減少時，政府能夠使充足的信貸以較低的利率流向財務上脆弱但結構完善的公司。國家對金融市場的控制使得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獲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業集團以更快的速度進行資本積累。
80年代末，美國給韓國施壓，就金融開放開始雙邊談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國集團政府、國際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都在積極推動韓國開放金融市場。從國內看，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理念也逐步佔了上風。自從90年代第一任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金泳三上台以來，韓國施政戰略由保護國內產業體系轉向促進經濟的全球化，韓國的金融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為了使韓國全球化戰略更制度化，韓國1993年申請並於1996年成為OECD成員。為了成為OECD成員，韓國同意向發達國家投資者逐步開放金融市場。除了對長期貸款和股權投資保留管制外①，韓國政府逐步放鬆了對資本流入特別是國外短期信貸的控制。受傳統政府擔保的思維慣性的影響，管制的放鬆導致企業過度借貸，外國銀行可以在沒有政府信貸擔保的情況下向大企業借貸，短期外債急劇增加。處於監管真空中的隸屬大財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大量在國外借入短期貸款並發放貸款給自己。從最大的30家大型企業集團的融資結構看，短期借款的比重從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從1993年到危機爆發前的1997年9月，韓國外債從440億美元增加到1200億美元，盡管1996年債務總量佔GDP的比重僅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債務。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韓國短期外債已經是儲備貨幣的323%。不僅如此，金融開放和放鬆管制的同時，韓國政府也從積極的產業指導政策和投資監管中退出，企業集團紛紛在鋼鐵、汽車等領域進行重復投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過高的企業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1997年宣告破產的財團中，起亞集團的負債率為519%；漢拿集團的負債率達 2056%；韓寶集團的負債率達到1900%；真露集團的負債率高達3073%。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7年初韓國一些企業集團的破產使得外國投資者對韓國失去信心，資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韓國用盡了全部外匯儲備，固定匯率失守，韓元暴跌，由於無力償還外債，不得不向IMF申請高達570億美元的援助。
盡管從時間上看，金融開放並不是始於金融危機，但卻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為了使本國企業集團不受外國企業影響，韓國在放鬆短期資本流動管制的同時，保留了對外國投資者長期投資和股權參與的限制，這種不對稱的管制和國內不良的借貸 文化 造成短期債務比例過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對資本流動取消控制的同時，未採取必要的監管 措施 ，造成監管真空。
二、危機後的第二輪金融開放
(一)金融開放並不是擺脫危機的良方
——使韓國擺脫危機的是政府的強力干預而不是金融開放
第二輪金融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外國投資者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包括允許外資股權參與和對銀行部門投資。在危機前，外國投資者個人擁有的韓國公司的股權不能超過7%，韓國公司外國股權合計不能超過26%。在1997年12月3日韓國政府將這兩個股權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韓國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對外資股權的全部上限規定，甚至允許外資的惡意收購。此外，金融開放的范圍還包括外匯交易、建立投資基金、允許外國人購買公共和公司債券、允許外資進入 保險 公司等廣泛的領域。1998年6月，韓國政府宣布分兩步實施外匯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實行外匯交易法案。取消經常帳戶交易的兌換限制，並建立資本帳戶交易的否定清單。凡是清單沒有明確禁止的項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韓國外匯市場發展規劃，到2011年將韓國建成東北亞的區域商務中心。目前，韓國匯率制度被IMF歸為通貨膨脹目標的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
第二輪金融開放的經濟政治背景與第一輪開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韓國被迫放棄固定匯率，12月韓元兌美元貶值70%，1998年韓國經濟衰退6.9%，失業率接近7%。由於相信金融危機爆發主要源於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危機，IMF作為債權人要求韓國調整對外國投資者的政策，取消外國投資者進入的障礙、提高利率、減少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可見，第二輪的金融開放的目標是通過吸引外資達到穩定金融體系和擺脫危機困境的目的。
盡管政府希望通過提高利率和金融開放獲取外部資金支持，但事與願違，外國投資者並沒有因為利率的提高和市場的開放而進入韓國。1998年，盡管韓國市場完全開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凈外流分別為10.5億和92億美元，只有直接投資表現凈流入5.1億美元。而且，多數資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從IMF的借款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外國對私人部門的投資是負的。直到1999年中期，當韓國金融和貨幣市場趨於穩定，外匯儲備在6月達到620億美元以後，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才有所增加。從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是出口，佔95%，而凈資本流入僅佔5%。為了穩定金融市場，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舉措：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為所有銀行存款提供擔保，這與IMF所主張的取消直接和間接的政府擔保相反。盡管危機期間，很多國家如印尼和泰國政府也提出了為存款擔保，但只有韓國國民相信他們的政府。韓國人不僅沒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黃金儲備與政府共闖難關，這一舉措增加20億的儲備，比1997年12月到 1999年6月的凈外商直接投資還多。可見，讓韓國擺脫危機困境的是韓國政府的有力干預，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開放和放棄干預。
為了穩定金融部門，韓國政府著力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政府將8家無清償能力的商業銀行收歸國有，經過結構調整，國有銀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這與90年代多數國家國有銀行比重下降的趨勢相背②。為了重建金融市場，韓國政府花費大量資金，資金不僅來源於國家預算，而且還通過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和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兩家政府機構以發行政府擔保債券的方式進行籌集。到2004年底，為穩定金融市場，韓國政府投資達165兆韓元，這相當於韓國2000年GDP的28%（見表1），扣除收入政府應對危機的成本佔GDP的比重大概為22%。從財政成本角度，韓國危機稱得上是最昂貴的金融危機之一。
一般來說，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政府的作用應該有所削弱。但是，韓國在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的同時，為了穩定幾乎被金融危機徹底摧毀的金融市場，政府的作用明顯加強。正是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強力干預穩定了金融市場，並為危機後的金融重建創造的條件。危機時，韓國政府起初希望外資收購國內銀行，但是在金融市場穩定以前，外資對韓國銀行沒有投資興趣。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資本充足率比率對銀行進行關閉和重組，到2004年6月，銀行由33家縮減為19 家，其他金融機構由142家縮減為114家，銀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銀行控制資產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業銀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資本充足率（BIS比率）為6.2%，但2004年，平均資本充足率（BIS比率）達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確成效顯著，重組後的銀行股權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銀行的價值大大提升了，在這個過程中，外國投資者對銀行的投資興趣也不斷增強。
(二)向外資出售銀行
——外資成為銀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隨著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場的穩定和銀行利潤率的上升，韓國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於危機使大量國內企業破產，一般國內企業沒有購買能力，大財團雖然有購買能力，但是為了抑制財團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嚴格限制財團進入銀行部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唯一選擇就是向外資銀行或公司出售銀行股權。韓元的貶值使韓國資產變得非常廉價，1999年以後，資本流入開始急劇增加，有價證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韓國第一銀行賣給一家美國基金新橋資本；2000年11月，Koram銀行賣給了美國投資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韓國外匯銀行賣給了美國Lone Star投資基金。從2001年開始，韓國銀行部門的外國證券投資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餘的七家全國性銀行中，有六家的外國股權比率超過 50%。總體來看，外國投資者擁有韓國商業銀行的股權比率高達66%，比1998年提高46個百分點（見表2）。
韓國政府和多數專家學者相信外資進入將有助於穩定和重組國內脆弱的銀行業，通過學習國外金融工具和技術改善國內金融服務質量，並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他們還希望通過外國銀行來解決國內銀行體系的官僚、腐敗，並約束財團的投資行為。這些觀點也被剛剛經歷危機之苦的公眾所廣泛接受。韓國政府還希望通過出售國有銀行向公眾表明進行金融結構調整的決心。
但是，由於購買韓國銀行的主要是投資基金，他們並不想長期經營韓國銀行，而是希望通過轉賣獲取收益。2004年外國投資者開始出售股份，2004年4 月，Carlyle將KorAm銀行出售獲利6.75億美元，2005年2月，新橋資本將韓國第一銀行出售，獲利16億美元，三倍於它四年前的投資。韓國公眾對外資的短期套利，而且還不向韓國政府交稅極為反感，銀行業的開放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很多人確信將銀行直接賣給投資基金是不妥當的。不斷出現的韓國銀行銷售的丑聞③更是使一些專家學者和公眾對銀行開放、外國投資者的積極作用以及政府主導的有利於外國投資者的私有化進行置疑。
(三)外資銀行進入對銀行業的影響
僅僅經過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來）的時間就對韓國銀行開放的成敗下結論還為時尚早。目前來看，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得韓國銀行業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通過銀行業全面的開放，韓國政府成功地打破了與大財團的過從甚密的關系，商業銀行成為了獨立的市場主體。從這一點上看，韓國政府推行銀行開放的目標基本實現了。但是，外資的大舉進入的確也產生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
銀行的借貸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公司貸款減少、私人貸款增加（見表3），外資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比例較少，對家庭貸款的比例較高。這種信貸結構的變化暴露了韓國銀行缺乏對長期投資和國內企業進行資金支持的問題。由於商業銀行不願意為公司投資提供貸款，造成私人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下降，私人部門設備投資佔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這可能影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公司融資結構也發生變化，貸款、發債和股票融資的比例迅速下降，企業主要依靠內源融資發展，目前公司內源融資的比例達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僅為25%。內源融資比例的提高說明金融市場對私人部門發展中的作用在減弱，金融市場越來越與本國實體經濟相脫節；家庭的債務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韓國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於長期的信貸不足，使韓國產業發展和創新缺乏必要的融資支持，韓國產業面臨產業安全問題，實際上外資已經掌握了金融、電訊、半導體等重要產業的控制權。
由於競爭的加劇，使得銀行貸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減少。貸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產泡沫，為減少泡沫，監管當局要求銀行減少抵押貸款，但效果不佳。
外資進入而得到加強的銀行業競爭既沒有提高銀行服務的差別化程度，也沒有改變羊群心態。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內資還是外資銀行都會發生羊群行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億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決信用卡危機的過程中，盡管外國銀行參與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貸，但卻拒絕與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計劃。信用卡危機暴露了韓國銀行貸款的隨意性和較低的風險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亂或危機的時候，外資銀行不會象內資銀行那樣與政府合作，共度難關。
三、結論和啟示
（一）在金融市場沒有對內開放之前就對外開放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韓國在國內沒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場導向的金融體系之前，向外資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的確是一個冒險的行動。在轉型過程中，市場秩序和合理的價格並未形成，這時倉促向外資出售股權，可能使外資成為改革的受益者，而國家成為受損者。韓國銀行出售的丑聞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不是一個自由放任的過程，而是一個政府積極參與和引導的過程。韓國危機前，在放鬆對短期資本流動限制的同時，沒有建立相應的監管措施，使得短期債務迅猛增加，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韓國的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開放資本帳戶之前先加強國內金融體系的建設才是一個比較穩妥的做法。金融危機後，政府在恢復金融市場穩定和金融重建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IMF給韓國金融危機開的葯方是減少政府幹預，但事實證明，政府幹預才是讓韓國盡快擺脫危機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決條件。
（三）外資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資來解決國內問題是不現實的，力圖向國外投資者轉嫁銀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韓國面臨金融危機困境的時候，盡管銀行全面開放，外資也不願意進入承擔銀行結構調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場穩定後，外資才進入並充分享受了韓國銀行私有化的好處。基於韓國當時國內情況，向外國投資者出售銀行股權是制衡國內財團勢力和打破官僚金融體系的不得已的選擇，但外資銀行的介入改變了銀行貸款行為取向，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對國內私人部門金融支持不足、缺乏與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開放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國內的借貸文化和政府的監管能力。韓國盡快開放金融市場的原因是希望改變國內的借貸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資不僅沒有扭轉不良的借貸文化，而且也參與羊群行為中。在資本帳戶開放的情況下，不良的借貸文化會使債務累積、並迅速擴散和蔓延，使經濟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在金融開放的情況下，政府的審慎監管對維持金融市場穩定至關重要。韓國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後，衍生產品市場發展很快，金融創新也比較活躍，盡管韓國建立了金融監管委員會，並引入了新的監管 方法 和標准，但是金融監管的能力和水平遠不能跟上金融創新的速度。
註：
①這一舉措的初衷是鼓勵企業財團更容易獲得國際融資並成為國際化企業，同時不受外國企業的競爭性影響。
②比如墨西哥國有銀行比重由100%下降到0，智力由78%下降到28%，匈牙利由81%下降到9%，波蘭由80%下降到23%，印度由91%下降到80%，巴西由63%下降到43%。
③比如，韓國第一銀行的銷售使國外基金獲得巨大收益，基金聲稱這是對高風險的回報。但是韓國人普遍承認政府簽定了有利於外國投資者的條款。銷售協議規定外國投資者不接手不良貸款，為了消除不良貸款，政府只能不斷注資，私有化的風險完全由政府和納稅人背負，而不是投資基金；韓國銀行銷售的另一個例子是韓國外匯銀行的銷售，由於韓國政府以很低的折扣價出售股權，使國家蒙受巨額損失。
『伍』 如何完善金融市場
提高金融監管能力，有序推進中國金融對外開放
一是在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礎上，要按照年初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以我為主、循序漸進、安全可控、競爭合作、互利共贏的二十字方針，把握好金融開放的時機、力度和節奏，積極穩妥推進金融對外開放，不斷提高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二是在履行WTO承諾的基礎上，為中外資金融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在給與外資金融企業國民待遇的同時，也要逐步取消外資金融機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要強調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社會責任，鼓勵、支持和引導外資金融機構面向國內弱勢地區、產業和客戶開展金融服務。
三是要以有效性為目標，提高監管的專業化水平。要完善監管法律法規，創新金融監管的方式方法，積極引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等國際通行監管標准，逐步從合規性監管為主轉變為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並重，從審慎監管轉變為防範風險與鼓勵創新、提高效率並重，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當前，面臨中外金融機構混業經營步伐加快的局面，要建立和強化分業監管下不同監管機構的協調機制，在條件成熟時考慮建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逐步過渡到統一監管。
四是加強國際監管合作。隨著金融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我國金融企業海外分支機構日益增多，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也大大增加，因此，要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對走出國門的中資金融機構實施全球性並表監管，對外資金融機構在堅持母國監管原則的基礎上，加強與母國監管機構的定期溝通和信息交流。
(二)構建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改進和完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
一是深化利率匯率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中央銀行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調控的利率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市場基準利率建設，推動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逐步發揮作用，健全市場化的產品定價機制。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有管理的互動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
（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有何聯系）
資本市場是指證券融資和經營一年以上中長期資金惜貸的，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等，其融通的資金主要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使用，因此稱為資本市場。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證券市場，具有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的形式吸收中長期資金的巨大能力，公開發行的股票和債券還可在二級市場自由買賣和流通，有著很強的靈活性。
貨幣市場是經營一年以內短期資金融通的金融市場，包括同業拆借市場、票據貼現市場、回購市場和短期信貸市場等。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都是資金供求雙方進行交易的場所，是經濟體系中聚集、分配資金的」水庫」和」分流站」。但兩者有明確的分工。資金需求者通過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通過貨幣市場籌集短期資金，國家經濟部門則通過這兩個市場來闊控金融和經濟活動。從歷史上看，貨幣市場先於資本市場出現，貨幣市場是資本市場的基礎。但資本市場的風險要遠遠大於貨幣市場。其原因主要是中長期內影響資金使用效果的不確定性增大，不確定因素增多，以及影響資本市場價格水平的因素較多。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統稱金融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發展速度很快，目前已初具規模。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金融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對優化資源配置，搞活資金融通，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籌措建設資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如何）
資本市場是指證券融資和經營一年以上中長期資金惜貸的，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等，其融通的資金主要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使用，因此稱為資本市場。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證券市場，具有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的形式吸收中長期資金的巨大能力，公開發行的股票和債券還可在二級市場自由買賣和流通，有著很強的靈活性。
貨幣市場是經營一年以內短期資金融通的金融市場，包括同業拆借市場、票據貼現市場、回購市場和短期信貸市場等。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都是資金供求雙方進行交易的場所，是經濟體系中聚集、分配資金的」水庫」和」分流站」。但兩者有明確的分工。資金需求者通過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通過貨幣市場籌集短期資金，國家經濟部門則通過這兩個市場來闊控金融和經濟活動。從歷史上看，貨幣市場先於資本市場出現，貨幣市場是資本市場的基礎。但資本市場的風險要遠遠大於貨幣市場。其原因主要是中長期內影響資金使用效果的不確定性增大，不確定因素增多，以及影響資本市場價格水平的因素較多。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統稱金融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發展速度很快，目前已初具規模。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金融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對優化資源配置，搞活資金融通，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籌措建設資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陸』 我國的金融市場各方面標准逐漸放寬，你怎麼看待此現象
金融市場的標准放寬是為了擴大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雖說這么做會增加一定的風險系數，但是也能夠讓金融市場變得更加的自由化以及透明化。這些年國內的金融市場一直受到了嚴格的監管，這也導致國內的金融市場一直和國際金融市場無法展開充分的交流以及溝通，這也使得國內的金融市場不透明的問題經常會遭到國際投資者的批評以及詬病。不過放寬金融市場標准也會帶來以下幾方面影響。
一、加大國際投資者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參與度。中國這些年由於經濟實力的增長，使得中國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很多國際投資者的身影，而這些國際投資者也在中國金融市場上進行了大手筆的投資。然而過去由於種種規則的限制，這也導致國際投資者在中國市場上有些放不開手腳。而且國際投資者在和中國本土的金融公司進行競爭的時候也會占據一些先天的劣勢。而加大對於金融市場的標准放寬，就能夠讓國際投資者加強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的活躍度。
可以說放寬金融市場的標准對於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也會帶來一定的幫助，但是金融市場並不會迎來全面放寬的情況。因為全面放寬中國國內的金融市場的話，就會讓國內投資者面臨著極大的風險。
『柒』 發揮資本中介功能 激發金融市場活力
金融體系制度建設與實體經濟發展需求匹配不夠。2018年以來金融與實體關系的失衡源於兩個變化：一是以往由影子銀行承擔的實體融資需求無處承接；二是新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度不斷提升，但新經濟和新產業對現有的金融體系難以適應。金融與實體關系的失衡表現為社融結構的失衡和居民財富配置結構的失衡。下一階段金融市場的主要目標是，著力改善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匹配度，同時維持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之間的平衡。
激發金融市場活力需從暢通市場體系和發展機構主體入手：一是盡快疏通市場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進市場統一發展；二是促進以「券商+機構投資者」為特徵的資本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建議從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機構投資者培育、銀行和券商發展等方面完善資本市場架構。大力發展ABS是支持債券市場發展、解決非標融資下滑的有效手段。培育不同風險偏好的機構投資者，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前提。銀行、券商各司其職，讓券商發揮好資本中介功能。
我國已經明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轉向供給側，轉向創新驅動。也就是說，在新一輪改革開放進程中，民營經濟、金融市場被委以重任。但是目前金融體系的轉變還沒有完全跟上實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兩個新的變化使得整個社會的投融資需求平衡被打破。第一，以往由影子銀行承擔的部分實體融資需求無處承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影子銀行的資金池運作、剛性兌付模式掩蓋了投融資需求不匹配的事實。原來，銀行理財資金來自要求剛兌的低風險資金，對應的資產端則是以地方政府信用擔保的低風險、長周期資產為主，現在資金端和資產端均在打破剛兌，投融資兩端的風險均出現上升。
第二，新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度不斷提升。2011年以來，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占第三產業GDP的比重從2011年的4.8%提升至2017年的6.4%，佔GDP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2.1%提升至3.3%；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佔GDP的比重從2011年的1.6%提升至2016年的2.0%。兩大行業的增加值占第三產業GDP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從2011年的8.4%提升至2016年的9.5%；佔GDP總額的比重也從原來2011年的3.7%提升至2016年的4.9%。
新經濟和新產業具備的特徵使其難以適應現有的金融體系。一是輕資產。這類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為無形資產，比如知識產權等， 只有少量可抵押資產甚至無抵押資產。二是所處發展階段一般為早期成長期，因此基本無信用背書。三是具有較高風險、無穩定現金流可追蹤等經營特徵，使公司難以通過銀行風控獲得信貸融資。
這種投融資與需求的不匹配表現在兩個方面：社融結構的失衡和居民財富配置結構的失衡。最新的社融結構數據顯示直接融資佔比仍在下降，社融存量中人民幣貸款佔比接近七成，並且這一佔比仍然在提升；非標融資佔比、企業債券融資佔比、股票融資佔比均在下降。由於傳統商業銀行貸款難以覆蓋中小民營企業，這種社融結構失衡的現象，導致部分依靠非標等方式融資的民營企業出現融資困難。同時，居民財富投資比例也出現失衡。我國居民財富主要集中在存款和房地產等資產上。根據不完全測算，在居民財富中，房地產佔比超過70%，儲蓄存款佔比超過15%。
核心要義仍然是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三大良性循環。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三大良性循環。在央行等相關部委的政策引導下，金融體系內部的杠桿目前得到有效遏制，金融體系內部之間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均衡。但是自2018年以來，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循環被打破。因此，我們認為下一階段金融市場的主要目標是：著力改善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匹配度，同時維持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之間的平衡。解決好了這三個良性循環問題，才意味著金融市場體系和新發展理念和經濟發展方式相匹配。
為了更好地激發金融市場活力服務於實體經濟，需要從疏通金融市場間的阻隔和發展金融市場各類機構主體入手。
(一)盡快疏通市場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進市場統一發展
在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系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主要存在三大分割。一是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分割。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在法律依據、管理體制、經營機制以及監管上都存在一定的人為分割，資本市場的很多主體還不能順暢地進入貨幣市場，銀行、保險等機構還未能進入國債期貨等市場，這使金融市場的效能不能得到正常發揮。二是債券市場的內部分割。目前我國債券審核主體、交易場所以及託管清算體系都相互分割。在債券發行方面，債券發行「多頭管理」增加了債券招標發行的難度。在交易場所上，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分割使債券市場結構失衡，交易效率低下。截至2015年11月底，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規模佔比超90%，交易規模佔比約為82%，遠超交易所債券市場規模。在託管清算上，中債登、上海清算所以及中證登三足鼎立的清算託管體系提高了債券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場交易效率。三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分割。在分業監管體系下，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分別對銀行信託、保險和證券基金期貨等機構實行分類分離管理。因為金融市場內部分割，使本就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更難得到發展，也就很難承接因非標融資受限導致的社融總額下降。
(二)促進「券商+機構投資者」為特徵的資本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兩類主體機構的培育尤其重要
以「銀行+信貸非標」為主要特徵的傳統金融體系對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隨著經濟轉型的深入，中國對由負債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更加謹慎。未來，資本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銀行的信貸和非標的決策更多是基於企業的存量資產和負債水平作出的，銀行總是在努力找到存量的擔保或者隱形擔保，因為只有這樣銀行才能化解他們所承擔的儲蓄和剛兌理財產品的風險。資管新規的出台打破了剛兌，也就打破了「銀行+信貸非標」的模式鏈條。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再需要銀行，不再需要信貸和非標，而是需要有新金融模式。當中央政府不斷壓縮地方政府的隱形負債的同時，亟需同步加快培育「券商+機構投資者」為主的資本市場架構。
這種市場化的新金融體系，除了上述的市場規則、市場之間的暢通等問題之外，核心是讓市場主體作用得到發揮，尤其是券商和機構投資者。因為機構投資者是專業、理性、服從於委託人利益的市場化的力量，是代表資本的力量，是服從於投資回報的商業化力量。券商是居於機構投資者和發行人，或者說企業之間的專業中介，是市場的組織者，是交易的推進人，是價格的發現者，是新金融體系的市場化配置力量的影響者。「無形的手」是金融規律，是經濟規律。只有這兩股力量同時發揮作用，金融市場才成其為市場。更重要的是，這兩股力量都服從於投資回報，都基於企業未來現金流的判斷，不是基於過去的資產負債，不是基於擔保和抵押。
未來，如果銀行和證券公司各司其職，銀行主要負責間接融資，即通過信貸模式支持實體經濟和傳統經濟，證券公司主要推動直接融資發展，通過幫助企業發行股票債券、完成產業整合，通過加強交易和衍生品創設等業務，更高效地發現價格，降低交易成本，幫助企業和個人管理風險，也就化解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重大風險。
以下具體從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機構投資者培育、銀行和券商發展等方面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議。
1、大力發展ABS是支持債券市場發展、解決非標融資下滑的有效手段。
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已經初步形成了較完善的市場交易體系，國債、地方債、企業債、政策性金融債、短融和中票的流動性較好，但其他固收產品整體的交易並不活躍，產品種類與境外成熟市場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無論從豐富產品種類、完善風險對沖工具，還是加強交易平台建設等層面，都是長期發展的方向。短期來看，要抓住當前資管新規推動非標資產轉標的機遇，大力發展ABS，豐富債券市場產品種，推動直接融資發展。
資產證券化對緩解當前因社融下滑帶來的企業潛在流動性風險也有巨大的意義。近10年來，地產和基建對影子銀行即非標融資的依賴程度較高，在資管新規落地後，以銀行理財為代表的資管產品對非標資產的投資要求更加嚴格，使得非標資產規模下降導致社融增速明顯下滑。為化解企業融資鏈條中斷可能帶來的風險，最好的方式是實現非標資產轉標，但對於很多企業而言，通過傳統的公司債、企業債和股權融資獲得資金的難度較大。因此，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對接項目融資需求是最適合的方式，同時可以實現資產出表、降低資產負債率。
按照監管主體，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可分為證監會主管ABS(信貸資產證券化)、銀保監會主管ABS(企業資產證券化)、交易商協會主管ABN(資產支持票據)以及銀保監會主管項目資產支持計劃(保險資產證券化)等四種類型。截至2017年末，資產證券化市場存量規模達19454億元。其中，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6766億元，佔比34.8%；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11847億元，佔比60.9%；資產支持票據產品798億元，佔比4.1%；保險資產證券化產品43億元，佔比0.2%。2015年以來資產證券化規模快速增長的主要貢獻來源於企業資產證券化，小額貸款、應收賬款、企業債券占據了主要的市場發行量。在2017年，證監會ABS的基礎資產類別愈加多樣化，與房地產相關的CMBS、REITs等成為市場創新的風口。此外PPP資產證券化也在政策激勵下成為市場的新熱點。
短期除了加速發展ABS外，在提高債券市場流動性，滿足機構投資者風險管理需求方面，也可以引導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參與國債期貨交易。目前國內國債期貨的主要參與者是證券公司等非銀機構，從機構風險偏好、交易目的、現貨定價能力、持倉穩定性等方面看，經常存在市場策略趨同、市場定價在一定時間內持續偏離的情況。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還在於缺乏銀行等具有更強定價權、風險管理能力和對市場波動容忍度更高的機構投資者。目前國債現貨市場中，主要的交易商、做市商和承銷商都是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由於其負債久期較長，是超長期國債的主要需求方，在超長期國債的定價方面擁有相對優勢，因此加快推動商業銀行和保險機構參與國債期貨有助於活躍債券市場流動性，更好地發揮國債期貨的風險管理功能。
此外，考慮商業銀行交易體量相對較大，在相應機構參與初期做好倉位限額管理，避免對市場帶來沖擊、放大波動。同時交易所也可以考慮針對性地推出大宗交易機制。
2、培育不同風險偏好的機構投資者，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前提。
我國股票市場投資者無論從市值結構還是從交易結構來看，機構投資者佔比仍然較低。從市值結構來看，2017年產業資本(包含個人大股東)持股市值佔比最高，為49.85%，個人投資者持股市值佔比為25.74%，政府(包含證金和匯金資產管理)持股市值佔比為12.1%，境內投資機構持股市值佔比為10.34%，境外投資機構持股市值佔比為1.97%。
從交易結構來看，個人投資者佔主導地位。根據上交所統計年鑒披露，2016年上交所個人投資者交易量佔比為85.6%，專業機構佔比為12.2%。其中，投資基金佔比3.5%，其他專業機構佔比8.7%，一般法人為1.4%，滬股通為0.8%。
通過對比2017年末美國投資者持股市值結構，我們發現雖然其家庭投資者持股市值最高(佔比為39%)，但以共同基金、境外投資者、養老金、ETF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持股市值佔比也接近60%，遠超過個人投資者，並且美國沒有規模巨大、流動性較低的法人股，因此美國股市受機構投資者的影響要遠大於國內A股市場。
我國債券市場投資者結構呈現出以商業銀行主導、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分層結構尚未形成的基本格局。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的投資者結構不斷豐富，其中銀行間市場的投資者全部為機構投資者，包括人民銀行、財政部等特殊結算成員、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保險機構、基金公司、非金融機構、非法人機構投資者、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交易所市場的投資者分為合格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以上交所為例，合格投資者包括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貨公司、保險公司和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資產管理產品等非法人機構投資者，QFII和RQFII 等境外機構，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1000萬元的企事業單位法人、合夥企業，名下金融資產不低於人民幣300萬元的個人投資者等。
整體來看，我國債券市場是機構投資者主導的市場，這與境外發達的發展特徵是相一致的。但我國機構投資者類型相對單一，以銀行間市場為例，2017年末商業銀行的債券託管市值佔比高達67%，遠遠高於其他機構。市場的活躍性和流動性的提高需要有多樣化的市場需求為基礎，市場參與者風險偏好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制約我國固定收益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投資者的投資偏好來看，基金公司偏好企業債和公司債，交易佔比接近70%；保險和社保基金對公司債、企業債及國債的交易相對較高；券商自營的交易結構更為均衡，國債、地方政府債、中小企業私募債及公司債和企業債都是重要交易品種；境外投資者主要交易的品種是國債和企業債；專戶理財、信託和券商資管及一般法人是中小企業私募債的交易主體；一般法人是可轉換公司債的交易主體。
目前我國推動機構投資者發展已經取得一定的進展。2017年11月國務院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啟動了第三輪國有企業股權劃轉社保，到2018年3月已有三家央企試點，國有企業股權劃轉社保一方面有助於解決部分養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也為資本市場培育了重量級機構投資者。
3、銀行、券商各司其職，讓券商發揮好資本中介功能。
從英、美、日三國的經驗來看，直接融資比例的提升是伴隨著混業經營發展同步推進的。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繼續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混業經營程度進一步深化，同期直接融資比例持續攀升，由58%上升至76%。美國在1990年允許銀行附屬公司經營債券承銷和買賣業務，1999年正式開啟金融混業經營。在這段時間內，美國直接融資比例逐步提升。日本1981年修改銀行法，允許銀行經營有價證券業務，標志著日本金融混業經營逐步開啟，直至1993年日本正式進入混業經營，日本直接融資比例也是逐步提升。我們認為金融業混業經營將分別形成以銀行為主導和以券商為主導的兩大金融集團，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集團在固定收益、外匯和部分貴金屬業務上具備優勢，以券商為主導的金融集團在權益和大宗商品業務上具備優勢。
無論是以銀行主導還是以券商主導的金融集團，都要實現銀行和券商功能的隔離。銀行專注從事信貸業務，投行部門建議成立為子公司，可以與集團下屬的券商合並一起從事廣義的投行業務，銀行資管業務由理財子公司承接，這樣一方面可實現金融集團下各金融業務風險隔離，另一方面使各金融業務專業化運作。
為了更好地實現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滿足投融資需求的目的，券商作為資本市場核心中介的功能要進一步突出，體現在券商的業務模式上就是從事做市交易和衍生品創設業務，為市場提供流動性，完善資本市場定價功能，同時通過衍生品創設滿足客戶風險管理的需求。但券商資本中介功能的實現需要監管層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例如逐步推出做市交易和新的衍生工具等。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捌』 推進金融開放的經濟價值
金融開放是指將國內金融市場向國際金融市場開放，允許國內和國際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進行業務活動。金融開放具有很多經濟價值，其中一些包括：
1.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開放能夠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和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2.提高金融效率: 金融開放可以帶來更多的競爭和創新，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
3.提高金融穩定性: 金融開放能夠增加國內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提高金融穩定性。
4.提高貨幣國際化: 金融開放能夠促進貨幣國際化，使得國家貨幣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流通。
5.提高國際競爭力：金融開放能夠使得國家金融市場更加國際化，進而提高國際競爭力。
6.提高投資者保護: 金融開放能夠提高投資者保護，使得投資者能夠更好地參與國內金融市場。
『玖』 張明 | 金融開放的維度、次序與風險防範
註：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 財經 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中央 財經 大學全球金融治理協同創新中心、中央 財經 大學金融學院共同主辦，雙威大學傑弗里·薩克斯可持續發展中心、第一 財經 研究院和普華永道中國協辦的「第九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成功舉辦。本屆論壇主題是「後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恢復與結構性變化」。會議特邀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研究員發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大家好，非常榮幸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准備就金融開放的主題，講四個問題。
第一，金融開放的四個維度。
金融開放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至少可以分為四個維度，第一是金融市場的開放，具體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投資額度的開放，第二方面是機構的股權比例的開放，最近中國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第二個維度是資本賬戶的開放。第三個維度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第四個維度是貨幣的國際化。
這四個維度的開放各自都有一個最終目標。對於中國來講，金融市場的開放指的是對境內外投資者投資額度完全放開，對境內機構的股權比例完全放開；資本賬戶開放最終的目標是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最終目標，就是自由浮動，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就是成為能和美元、歐元相提並論的第三大國際貨幣。
第二，金融開放維度的不對稱格局。
迄今為止，金融市場開放與資本賬戶開放這兩個維度呈現出非常強的不對稱性。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資本賬戶，對外國投資者的開放程度要遠超過我們對內地投資者投資於海外市場的開放的程度。換句話說，在資本賬戶開放領域我們有很典型的寬進嚴出的現象。舉個例子，2019年9月我們取消了QFII和RQFII額度限制，理論上來講外國機構投資者可以大量的投資於中國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但是我們在QDII的開放方面，額度管理相當的嚴格。最近因為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我們在QDII的額度管理方面稍微有一些放鬆。
目前我們不對稱的金融開放格局的形成，主要是2015年「811匯改」後，為遏制本幣貶值的壓力而採取的，未來我們應該盡快糾正這個不對稱的金融開放格局。
第三，金融開放維度的次序安排。
談到金融開放四個維度的優先次序，最優先的不好講，但希望最後一個是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根據我們研究團隊的研究，資本賬戶的適當管理是中國防範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火牆，它的拆除應該慎重，並且需要一些前提條件。比如目前，我們的金融市場在加快開放，但是資本賬戶的開放還是比較審慎的。
關於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兩個方面應該統籌起來看。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都是因為形成了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之間的惡性循環，兩者相互強化，最後形成了觸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目前我們國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沒有得到根本消除之前，要麼資本賬戶開放可以快一點，但是匯率機制市場化應該慢一點。要麼匯率的形成機制可以快一點，但是資本賬戶開放應該慢一點。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第二種情況，應該加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與此同時保持適當的資本賬戶管制。
第四，金融開放下的風險防範。
在開放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前瞻性地防範風險，要做好風險防範的預案。
第一個維度，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之後，我們必然會迎來短期的大進大出。 不要認為外國資本一定會持續流入，他們對利差變動非常敏感，證券投資的波動性也是非常強的。這兩年滬港通北上資金的波動性就非常強。
未來如果短期內資本大進大出，我們應該怎麼來治理？從目前來看，宏觀審慎政策是一個更好的治理方式，比如托賓稅。
此外，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必然會導致匯率的頻繁波動，所以我們一定要想好，是不是到了一個能夠承受匯率非常大幅波動的時候，在短期內我們是一步到位走向自由浮動好，還是有一個匯率的目標區，在這個目標區內匯率可以自由浮動，但是一旦逼近目標區的上下限的時候，管理會加強。自由浮動與匯率目標區孰優孰劣，我們可以討論。
第二個維度，最近幾年來中國國際收支的脆弱性有所加強。 一方面，地下渠道的資本流動規模依然較大，從目前發布的數據來看，在今年2季度資本外流的規模很大。另一方面，雖然由於疫情原因，今年經常賬戶順差異常地好，但是過去兩年萎縮得比較厲害。過去兩年我們的國際收支表有這樣一個特點，也即經常賬戶余額加上金融賬戶余額，等於一個規模較大的地下資本凈流出。在這個情況下，再考慮到金融開放可能帶來更大規模的跨境資本流動，我們需要提防國際收支異常波動帶來的潛在風險。
『拾』 為什麼中國金融忽然開放
我覺得有以下原因，
第一就是國力不斷的上升，已經是第二大國家是有能力經受住國際金融的考驗
第二，提升國內金融市場良性競爭
第三，走向國際增加自己對世界的發展的影響力
第四，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
第五，引進國家的先有設備和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