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系統科技股票
❶ 誰知道上海聯強貿易公司的網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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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強國際()集團是亞太地區最大的5C(Component,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Commercial)專業通路商,針對高科技產業供應鏈提供整合型服務。聯強國際集團的營運據點,涵蓋中國大陸、台灣、港澳、澳大利亞、泰國等國家及地區,並投資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印度等國家,營運據點遍布全球29個國家、181個城市,形成以亞太為主軸,美洲、印度兩翼為輔的全球通路布局。
2008年,聯強國際自行結算全年合並營收(含中國大陸、台灣、澳洲等)為人民幣386億元;加計投資美國(含加拿大及墨西哥)、印度(含中東及非洲)、泰國以及台灣的群環科技等通路公司,則全集團在全球的營運規模達人民幣1,100億元,為全球第三大、亞洲第一大高科技通路商,且為最具獨特經營模式的公司。
聯強國際銷售的產品,橫跨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元組件四大領域,提供客戶多品牌、多產品與一次購足的便利。目前聯強國際集團銷售全球超過300個領導品牌,包括Intel、Microsoft、IBM、HP、Seagate、Nokia、Motorola、SonyEricsson等,產品品項高達七千項。
聯強國際集團深耕通路領域達30年,發展出銷售、通路、維修三合一的獨特經營模式。多年來致力於拓展多元化的產品及市場,研發通路管理的核心關鍵技術,建立整合配售、物流、維修的通路運作系統。1995年股票公開上市,成為台灣第一家上市的通路商,並陸續推出「手機兩年固」及「聯強維修網」等多項創新服務。
1997年,聯強國際進軍台灣以外市場,將經營通路的核心技術與管理知識,復制到台灣以外市場。2003年,聯強國際台灣以外營收正式超越總營收的五成,顯示台灣以外市場經營策略成功。此舉也使得聯強由台灣信息通訊流通業龍頭,晉身為世界級的通路商。
除營運績效持續穩定成長外,其經營、管理能力,迭獲多方肯定。包括曾獲《亞元雜志》(Asiamoney)評選為「台灣最佳管理企業」;入選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全球IT百強;名列台灣《商業周刊》2006年「兩岸三地1000大上市公司排行」前一百大企業;獲《今周刊》2008年「中國市場消費品牌五十強排行榜」第24名。
此外,近年來聯強持續提升針對客戶及消費者的服務水平,領先同業創新研發出多項標竿服務。包括曾獲品牌價值鑒定機構Interbrand評鑒為「台灣十大最有價值國際品牌」;獲台灣《天下雜志》、Accenture頒發的「卓越服務獎」。此外,聯強國際更連續數年獲得台灣《天下雜志》評選為「標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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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系統科技股票擴展閱讀
代表系統:
1,紅旗Linux
紅旗linux是中國較大、較成熟的Linux發行版之一,也是國產較出名的操作系統,與日本、韓國的Linux廠商,共同推出了AsianuxServer,並且擁有完善的教育系統和認證系統。
2,中興新支點操作系統
中興新支點操作系統基於Linux穩定內核,分為嵌入式操作系統(NewStart CGEL)、伺服器操作系統(NewStart CGSL)、桌面操作系統(NewStart NSDL)。
3,深度(Deepin)
deepin是一份致力於為全球用戶提供美觀、易用、安全、免費的使用環境的Linux發行版。它不僅僅包括對全球優秀開源產品進行的集成和配置,還開發了基於Qt5技術的深度桌面環境、基於Qt5技術的自主UI庫DTK、系統設置中心,以及音樂播放器、視頻播放器、軟體中心等一系列面向普通用戶的應用程序。
4,普華Linux(i-soft)
普華Linux是由普華基礎軟體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一系列Linux發行版, 包括桌面版、伺服器版、國產CPU系列版本,IBM Power伺服器版、HA和虛擬化系列等產品。
5,威科樂恩Linux
是由威科樂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開發的一伺服器操作系統,旨在幫助企業無縫地過渡到包含虛擬化和雲計算的新興數據中心模式。
6,銀河麒麟
銀河麒麟:是由國防科技大學、中軟公司、聯想公司、浪潮集團和民族恆星公司合作研製的閉源伺服器操作系統。此操作系統是863計劃重大攻關科研項目,目標是打破國外操作系統的壟斷,銀河麒麟研發一套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伺服器操作系統。銀河麒麟完全版共包括實時版、安全版、伺服器版三個版本,簡化版是基於伺服器版簡化而成的。
7,中標麒麟Linux(原中標普華Linux)
中標麒麟Linux桌面軟體是上海中標軟體有限公司發布的面向桌面應用的操作系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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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核心系統是記錄保存銀行客戶信息和存貸款操作等銀行最關鍵、最敏感的業務數據, 去IOE受... 銀行IT系統概念股 受「棱鏡」事件影響,最近部分銀行在做去「IOE」籌劃(I是IBM,O是Oracle,E是EMC),准備在三到五年內逐步淘汰外資,在銀行IT系統和
❼ 台灣科技現在處於什麼狀況呢
當我們仍然糾纏於TD式的自主創新,依靠行政力量吃飯時,我們不妨放眼看一看它山之石,看海峽對岸曾經走過的創新道路
網易科技專欄作家 郭建龍 (微博)
台灣地區電子業發展史雖然稱不上完美,但它從1970年代啟動,到1980年代爆發,1990年代成為中流的例子似乎告訴我們:1、政府如何在競爭的環境下令中小企業成長;2、中小企業如何融入世界、而不是和世界隔離,從而取得競爭的位置,並逐漸積累優勢;3、政府的政策如何從研發上幫助民間企業,而不是扼殺民間企業、培養官商。最終令整個社會經濟受益的。
台灣的科技除了IT業之外,還包括工具機、生物醫葯等方面,但我主要談的就是IT產業,以及晶元(IC)業。在這里,我會盡量完整地講述台灣IT發展的經過,從它的農業時代講起。
前戲:紮下自由經濟的根
我想扯遠一點,談論台灣經濟史上的兩個人,由於年代很早,他們和科技發展關系不大,但他們卻決定了如今台灣的經濟的形態:自由經濟、民間經濟、參與開放世界的競爭而不是封閉,正是這些基本特徵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特別發達,並受益於全球的經濟一體化。
這兩個人分別是「台灣經濟的總設計師」尹仲容和第一位獲諾獎提名的華人經濟學家蔣碩傑。
國民黨遷往台灣時,寶島剛從日本人手中拿回不久,島上日據50年留下的滄桑隨處可見。台灣島當時是一個農業島,主要生產甘蔗、香蕉等,就算有工業,也大部是加工甘蔗的工業,其餘零星的工業或是為了日本戰爭需要,或是作為日本本土工業的補充。
國民黨治台後引起了嚴重的通脹,後來就有了台幣改革(把貶值的舊台幣更換成新台幣)、美援的恢復、以及土地改革。其中土改強調贖買政策,先減租(最高37.5%),後由「政府」將多餘土地從地主手中買下來,再賣給少地的農民。「政府」支付給地主的大部分不是現金,而是當時僅有的幾個大廠的股票,農民也不是一次性把錢款交給「政府」,而是分十年還清。這樣不僅農民還得起錢,實際上買地比租地出的錢更少,並且,地主由於有了股票和資金,開始經營起工商業來。台灣的土改是一個極其成功的樣本值得研究。
到了1950年代,台灣的經濟算是穩定住了。這時,一個叫尹仲容的人走馬上任。
尹仲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官僚,與宋子文相善,主掌過中央信託局。1951年,美國政府恢復供應台灣每年一億美元的美援,這筆錢成了台灣經濟恢復的重要因素,所以美援運用委員會成了幾個重要機構。
1954年尹仲容實際掌管了美援委員會,1958年兼任「行政院」外貿委員會主委和「中央銀行」總裁,成了集美援、金融、外匯、貿易、經濟權力於一身的「財經沙皇」。如今,在大陸的歷史上,有如此重大權力的人或許只有朱鎔基可以與他相比。
但當時台灣面臨的問題也和大陸曾經面臨的一樣,甚至更加復雜:1、金融管制;2、外匯管制、復式匯率盛行,如果要結匯,光有錢還不行,還需要一種叫結匯證的東西,否則不管是匯入還是匯出都受到管制;3、島內物資缺乏,農業為主,轉型困難。
當一個發展中的地方政府面臨這樣的局面時,往往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計劃經濟的思路,因為這是最直接的思路,不用動腦子都可以想到:如果事情不好,我主管者就應該立即插手。況且尹仲容大部分時間都在當公務員,又是電機系畢業,更容易變成技術官僚,而技術官僚最信奉的就是「Nationalism(國家主義)」。
但在尹仲容的主管下,台灣經濟卻渡過了這個險灘,開啟了一段號稱「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的航程。這就不得不談到蔣碩傑等經濟學家的影響。
大陸有一批人現在對哈耶克推崇備至,卻很少注意到,華人中還有一位哈耶克正宗的入室弟子,他就是蔣碩傑。
蔣碩傑信奉自由主義,在倫敦拿到博士學位,歸國後曾就職於北京大學,後去了IMF就職,尹仲容找到了他和另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劉大中,力邀他們去台灣就職。
當時市面上流行的是政府幹預的凱恩斯思想,流行政府管制,經濟自由主義恰好處於低潮,蔣碩傑的所謂單一匯率、匯兌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還屬於國際上的異數。但尹仲容卻聽從了他的建議,在島內逐漸廢除了結匯證、提倡自由貿易、有保護國內市場轉變成鼓勵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在全球化中尋找機會。
相傳蔣碩傑第一次見尹仲容時,感到尹是個技術官僚,沒有什麼好談的。但他贈送給了尹一本書,J. E. Meade的《計劃與價格機能》。尹仲容讀完後,認定這是本有用的書,並特別注重幾位經濟學家的建議,開始了經濟自由化運動。
這次自由化運動造就了台灣經濟的特質:政府放鬆管制、中小企業遍地、出口擴張導向、經濟爆發式增長。1990、2000年代中國大陸沿海的中小企業就很像當年台灣的經濟狀況,可見,政府只要放鬆管制,是可以帶來激烈競爭式的經濟的,在眾多活躍的經濟個體中,通過互相競爭和互相吞噬,成長出大企業來是遲早的事情。但一旦政府加強管制,經濟活力立即受到抑制,如果作為主體的企業無法成長,又談何經濟成長呢?
尹仲容死後,自由化運動留下了很大尾巴。一是金融等命脈行業仍然沒有開放,這導致了台灣地下金融極為發達,金融弊案頻現,1990年代以後台灣開始了金融改革,二是匯率統一了,卻沒有自由浮動,加上出口導向,最後積存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在1980年代台灣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游資四處掠奪,沖高了資產泡沫,也沖高了房價。三是政府控制論開始回潮,技術官僚們又開始談論凱恩斯主義。這都要留給後人去解決了。
我很奇怪,為什麼大陸完全按照台灣的步子又走了一遍,到現在民間金融的缺血、游資四溢、龐大的外匯儲備、可怕的通脹,與當時的台灣何其相似,教訓擺在那兒,卻無人能夠掌舵繞過,這大概就是所謂歷史的悲劇。
1981-82年,台灣還爆發了著名的蔣王論戰,其主角之一就是蔣碩傑。當時台灣政府為了擺脫石油危機,也採取了擴大政府開支、壓低利率、注重GDP的手段,這方面的支持者就是王作榮。而蔣碩傑卻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社會不公,認為應當控制貨幣、穩定經濟。他把政府主導的投資和低利率斥之為「五鬼搬運法」,偷竊人民的錢財。
如果他在天有靈,此時此刻,又會有什麼樣的說辭呢?
台灣經濟發展到1980年代,已經走到了門檻,如果沒有IT業的發展和後來的第二波自由化,也許它也走入了困境。IT業讓台灣搭上了一輛發展的快車。
入港:中小企業闖叢林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台灣IT發展之初,島內地方政府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重視。最初的江山是靠民營中小企業在血淋淋的生意場上拼出來的。
在談論一個機遇時往往分兩個層面,一是技術,二是機遇。
先談技術層面:
這里,再回顧一下全球IT業內的事實,1977年,美國的蘋果公司推出了Apple個人電腦,宣布個人電腦時代來臨。蘋果公司獲得了如同今天iphone和ipad一樣的成功,將它的競爭對手(當時是IBM,現在是微軟和Google)甩在了身後。
但反應過來的IBM卻做出了一樁偉大的決定:開放。以前的個人電腦就像現在的手機一樣,是一體化的,由廠商說了算,市面上充斥著各種形狀的電腦。但IBM卻把電腦大卸八塊,告訴人們這是硬碟,那是內存,帶個風扇照樣發燙的是CPU,還有一件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叫操作系統,每一樣器官都是一個模塊,把所有模塊放在一起就拼湊成了一台個人電腦。這樣,IBM可以向不同的廠商定製不同的器官,這造就了後來的微軟(操作系統)、英特爾(CPU),還包括Epson(列印機)、Zenith(電源)、台灣的中華映管(顯示器)等。
IBM這革命性的一步打垮了封閉的蘋果,但最後,當一整條產業鏈成熟之後,證明沒有IBM,產業鏈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台灣IT業也正是得益於此。
1960年代,由於尹仲容等人打下的自由經濟和參與全球競爭的基礎,一批歐美和日本電子業為了降低成本,開始到台灣進行投資,把它納入了全球化的格局之中。
早期在台灣投資的電子業包括收音機、電視機、顯示器等等,公司則包括日本的三洋、日立、東芝、NEC等,美國的RCA、奇異、埃德蒙、西屋等,還有荷蘭的菲利普。生產模式也和大陸一樣,是來料加工。但時間長了,台灣人也從來料加工中積累了一些技術,出現了一些中小企業開始為這些大廠生產電阻、電路板等元器件。
1970年代末,電腦出現後,國外的一些小型機廠商也開始在台灣設廠,如王安電腦、Digital、德州儀器、IBM等。
而這時,台灣已經有一些中小企業可以參與製造電腦了。
大陸現在這個時期與當時的台灣(以及以後的1980年代)頗為類似,充斥著山寨機,並且不注重知識產權,通過反編譯等逆向工程獲得技術,生產與原版機類似的機型在本地銷售,甚至可以外銷。
台灣第一家IT公司神通(1974)開始是以代理Q1小型電腦、英特爾處理器、Perkin-Elmer小型電腦起家,由於代理之後,需要裝配和維修,開始培養自己的工程師。1977年,神通推出了自己的中文操作系統。宏碁草創之初也是代理商出身,並開始學習進程。全亞科技公司在1977年發布了第一台電腦學習機EDU-80。
另外,除了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實力之外,還需要第二個因素:機遇。
台灣的機遇充滿了詭異之處,它是一個個中小企業主們在於政府和知識產權玩躲貓貓游戲時沖出來的:
1970年代初期日本的電玩風暴進入台灣,立即遭到了被山寨的命運。台灣的山寨產品質量不錯,價格便宜,迅速佔領了市場。
像大陸的山寨產品,大陸的山寨廠商們一旦不做山寨手機了,就立即轉向山寨上網本。台灣的電子游戲山寨業由於知識產權問題遭到了政府的抑制,到1981年更是被禁止,也玩不動了,這時,有頭腦的山寨廠商們開始考慮下一步玩什麼,他們選上了正在崛起的電腦業。
於是蘋果電腦遭殃了,1980年,宏碁推出了模仿產品小教授一號,模仿的是蘋果一號。1981年推出小教授二號,模仿模仿蘋果二號,不僅在島內銷售,也有了外銷訂單。
但宏碁隨後就收到了蘋果的起訴書,告其侵權,眼看電腦玩不轉了,但宏碁又迅速轉向,找到了IBM兼容機這個市場。當時的IBM頗有現在的聯發科的味道,來者不拒,結果台灣的IT業正是找到了港灣,以後的發展都是圍繞著IBM兼容機進行的。它們被收編到了國際產業鏈中,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
最初時,政府對於這一切都採取了漠視的態度,只是由於自由經濟的活力,才讓台灣的經濟找到了起飛的方向。如今的大陸也在尋找方向的過程中,如果政府不能促進行業發展,那麼至少政府可以少管一點,少一些禁令,讓市場自由發展,也許這就足夠了。
找到了方向台灣IT業隨後進入了一個政府與產業互動的時期,那麼,這時的政府的作用又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潤滑劑: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府和研究院?
在本節中,我們要引入另兩人。他們是「台灣科技之父」李國鼎和「工研院長」張忠謀。
1978年,在海峽兩岸針對發展和促進科學分別召開了高級別的會議。在大陸就是全國科學大會,在會上強調了科技是生產力,科技現代化是關鍵等等,當時,大陸剛剛結束了混亂,恰好處於解放思想的時代。
而在一衣帶水的台灣也召開了另一個會議:台灣第一次科技會議,由於台灣經濟已經遇到了門檻,下一步怎麼發展,成了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顯然,低工資、低成本的搞法已經維持不下去了。政府決定投入高科技信息產業,在這里尋求發展。於是,前期靠中小企業打江山的局面告一段落。
政府發展的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政府赤膊上陣,或者推官商企業,如同大陸現在的發展思路一樣,TD就是典型的官商產物,也是政績產物。但這樣的做法會扼殺中小企業的活力,而中小企業才是真正創新的主體。至於官商,最後都是靠壟斷資源吃飯,至於真正的創新則很困難。比如現在的中移動、中石油莫不是靠壟斷牌照賺快錢,當然它們還算稍微爭氣的,不爭氣的就像大唐,純粹靠吃軟飯拿政策單了。
另一種思路是從政策上推動,這樣的說法不錯,但什麼樣的政策才能夠推動產業,卻是值得思考的。
李國鼎恰在這時出現了。
李國鼎之前曾經擔任過台灣的「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早期草擬過投資獎勵條例,推動過出口加工區。後因為蔣經國不喜歡而下台,但他對台灣的經濟非常了解,以至於蔣經國得履大位後,層邀他出面擔任「行政院長」但被拒絕。
有人說,擔任閣員的李國鼎不如辭職之後的李國鼎貢獻大。雖然貴為「財政部長」,也只不過是個政府的門神而已,被大量日常事務所纏繞。一旦離任後,李國鼎擔任了一系列的「閑差」,比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委員、「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小組召集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在這些看似邊緣性的職位上反而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讓他遊走於中美兩地、政商之間,尋找著發展台灣科技的最佳途徑。
在李國鼎的力推下,台灣政府發展科技的措施包括:建立了新竹開發區,讓科技企業落戶,產生群聚效應,這樣的做法使得新竹成為了另一個矽谷。
不過大陸的開發區多如牛毛,大部分都做成了房地產,除了少數如中關村有點兒影子之外,為什麼大陸的開發區絕大部分都沒有成為下一個新竹?
答案在於人才。1978年,李國鼎赴美為台灣「行政院」延攬了一批一流外籍專家學者作為顧問,制定政策,並開始大力吸引人才回台灣開展事業。到1991年止,新竹園區內135家企業有66家屬於海歸創業,其中44人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
但這里又有一個疑問,如果你聽說過大陸企業中星微,就知道它也是海歸創業,並在納斯達克上市,其董事長鄧中翰已經成了人大代表和院士,但企業卻懶得一塌糊塗,逐漸變成了官商企業,為什麼就沒法像台灣海歸一樣繼續做技術?
答案在於,大陸的政府管得太多了,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資源,以至於人一旦能夠靠攏權力,就不再真正搞企業了。
台灣島內政府雖然鼓勵科技發展,卻有個界限:企業的好壞需要放到全球化的市場上去競爭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標准。政府不支持無法市場化的東西,不接受官商企業的哭鬧,也不負責分配資源。台灣島內政府的態度明確,扶持的主體就是那些民間企業,不管他以前是山寨企業還是別的。
如果鄧中翰到了台灣,他面臨的局面只有兩種,要麼灰溜溜失敗,要麼拼出來做出符合市場需要的產品,至於想混政界撈資源照顧企業,這條路不見得完全不通,卻要艱難得多。
至於免稅等政策,各地都差不多,就不再詳談。
說到這里,就要引入台灣的「工業研究院」(「工研院」)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大陸也有叫中科院,幾乎無所作為,除了叛逆者柳傳志做出個聯想,其餘大部分的中科院系企業都長不大,依靠政策活著。
如果台灣「工研院」也是如此,那麼也並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但「工研院」卻成了台灣科技創新的潤滑劑(其實我更願意稱它為引擎之一),「工研院」的做法有哪些特殊之處?
一是聘請一流人才。張忠謀就是人才引進的佼佼者。張忠謀,德州儀器全球副總裁,通用器材總裁。是當時美國公司中華人界少有的高管之一。1985年到台灣擔任「工研院」院長,力推「工研院」研究經費的50%必須出自企業,另50%來自政府,強調做企業的後盾,做對他們有用的研究,而不是做脫離實際的空想。
隨後,1986年,台積電成立,張忠謀擔任了董事長,成為了台灣半導體教父。
二是幫助企業購買國外技術,繞過知識產權障礙。送工程師到海外(如當時美國有名的王安電腦)培訓積累技術。
三是幫助企業研究最新產品。其實在張忠謀之前,「工研院」的研究能力已經令人矚目。「工研院」電子所與廠商合作開發台式機的最早案例,是與宏碁開發IBM PC XT兼容電腦。宏碁付給工研院1500萬元,電子所負責開放硬體和BIOS,其餘機箱、電源等由宏碁去找上游廠商做。1983年開發成功。1984年升級到PC AT。1986年,宏碁、電子所、佳佳科技相繼開發成功32位電腦386,比IBM推出只晚了兩個月。1989年推出486時,「工研院」的開發速度甚至超過了IBM公司本身。
在開發筆記本電腦時,「工研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台灣成為了世界90%以上筆記本電腦的製造商。
四是剝離成熟的研究項目成立公司。這主要反映在更基礎的行業——晶元業(半導體,IC)上,晶元是IT業中更上游,技術含量更高的方向,台灣的幾家大型IC企業多是從工研院直接剝離出來的。1979年,「工研院」電子所把積體電路示範工廠剝離出來成立了台聯電。1987年,「超大型積體電路計劃」的相關設備和人員又剝離出來,成立了巨無霸台積電,由張忠謀自任董事長。一旦斷奶後,則完全市場化運作,不拖泥帶水。
根據2009年的統計,台積電營收89.89億美元,佔有全球晶圓市場份額的44.8%,台聯電營收28.15億,佔有14%。
但「工研院」還在繼續下著金蛋:1988年又剝離出台灣光罩,1994年,又剝離出先進積電公司。
晶元和IT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也對雙方都有促進作用。
或許我們從本節可以體會出政府的作用。政府不應該干涉市場的運營,而只是看市場哪裡不完善,做一些補充性的工作。政府也不應該掌握過多的資源,而應該將內部所有企業缺乏的資源從外部找來,交給合適的企業。政府更不應該強迫企業去做事,也不應該設置太多的障礙。總之,這樣的政府接近於無為和讓利,又再合適的時機做點什麼,這一點,我們的父愛式政府能夠承諾嗎?
高潮:OEM到品牌
太累了。不得不偷懶。
一旦台灣的IT業出名後,媒體的報道很多,因此這一段的歷史基本都可以在媒體上找到,故不再詳述。
簡單幾句話:1980年代末,由於世界分工的原因,台灣的IT走向了代工之路,並在代工時掌握了更多的技術。這時才是創新和樹立品牌的時機。於是出現了聯發科集成晶元和華碩易PC這樣的創新型產品,也出現了宏達電和宏碁這樣的品牌,有的企業衰落了,但成就了一批成功者,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如果沒有技術的積累,光試圖拍腦袋搞創新,搞不成功就哭鬧著向政府要政策,排斥其他廠商、打擊民間企業,等於是在扼殺整個市場的活力,而我們就是這么乾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強烈反對TD和WAPI等偽創新,而支持華為、中興、甚至那些山寨企業在真正的市場中拼殺,為他們唱歌的原因。
那些高喊著民族主義為自己牟利的人實際上是在殘害我們經濟的活力。
余韻:資本市場
最後談一下資本市場。
這里,就引入了本文的最後一位主角戴立寧。
戴立寧曾經擔任過台灣「證管會」主任委員,相當於大陸證監會主席。
前面談到過,尹仲容的自由化運動沒有涉及到金融業,以至於台灣的金融業一直是政府控制的,這對於民間企業、特別是中下企業、以及新發展企業非常不利,官營銀行都變得像當鋪一樣,按抵押放款,沒有抵押不放款,懶得去考察企業的實際情況。
結果,台灣造成了龐大的地下金融體系。
進入1990年代,台灣開始進行金融改革,引入民營銀行,鼓勵金融競爭。但剛剛起步時,對於已經進行到高潮期的IT革命顯然不夠。
台灣的創業投資體系有了長足進步,並在1994年後形成爆發,但這也只是一部分,對於需要更多投資的IC業,僅靠創投仍然不夠。
於是,就要談到證券市場的作用。
在戴立寧的任上,對台灣的證券市場進行了大力的改造。他的改革包括:
1、台灣證券市場的盤子太淺,於是他盡量降低資本市場的准入條件,但要求加強企業財務披露制度。他以「果汁理論」來形容自己的作為,有的人喜歡100%的果汁,有的人喜歡10%的果汁,那麼商店老闆怎麼辦?商店老闆會把所有濃度的果汁都擺出來,讓顧客自己選擇。由於投資者的品味不同,證交所也應該提供盡可能多的選擇,有的企業是現金牛,現在很賺錢,價格也高,有的企業現在虧錢,都未來可能會很好,等等,只要財務披露透明,就應該讓顧客選擇。
網易專欄作者方三文最近的文章也談到美國證交所並不一定要求企業盈利才能上市,但要求財務透明,也是這個原因,他們不負責幫助顧客挑選果汁。
讓審批制變成報備制,是一個政府從父愛式向現代政府過渡的標志之一,這會給民間企業和創新型企業更多的機會。
惜乎大陸的創業板推出來就成了廢板,上市要求很高,結果土豆、優酷等真正的創新公司都不滿足條件,一堆權貴公司卻可以符合條件上市,於是,資本市場對於創新關閉了。
2、為了引進合格的投資人,放開QFII。
3、加強櫃台市場,讓好的、暫時不上市的公司的股權也能上櫃進行交易,最終,櫃台市場逐漸發展成了第二個證券交易市場,並且第三個,也就是所謂的興櫃市場也推出了。
90年代初台灣證券市場的改革正逢其時,那時台灣的晶圓市場恰好處於融資的高峰期,晶圓產品線的投資動輒上百億,一般人很難投得起,而融資市場如果不配合,這個行業就很難興起。
今天,我恰好收到一封信,談到中國面板產業很差錢,是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呢?一旦從資本市場無法融到資,就只能向政府去要,最後淪落為吃政策飯的企業。
一句話,我們的政策飯太好吃了,我們的政府控制的資源太多了,以至於企業吃到飯的太舒服,吃不到飯的太艱難。
本文的第2、3、4部分著重參考了台灣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教授的新作《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巨流,2010年12月),承蒙贈書,深表感謝。
本文的第5部分參考了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戴立寧先生的經歷,感激不盡。
但本文觀點均由本文作者負責,特別針對大陸科技政策的觀點則完全來自本文作者,寫作本文時亦未與二位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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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配股是在利益或利息分紅及剩餘財產分配時比普通股處於劣勢的股票,一般是在普通股分配之後,對剩餘利益進行再分配。如果公司的盈利巨大,後配股的發行數量又很有限,則購買後配股的股東可以取得很高的收益。發行後配股,一般所籌措的資金不能立即產生收益,投資者的范圍又受限制,因此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