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股票歷史資金流向

A. 哪有股票論文，可以指點一下嗎

股票（stock）是股份公司發行的所有權憑證，是股份公司為籌集資金而發行給各個股東作為持股憑證並藉以取得股息和紅利的一種有價證券。只有我在快樂之中覺得不生最美麗無悔的選擇。愛上你，愛上這座城，

B. 創歷史新低的股票有哪些

答:按照2015年9月1日收盤價計算，收盤價創歷史新低的股票一共有4個：
300105 龍源技術
601689 拓普集團
603012 創力集團
603806 福斯特

C. 拓普集團股票這股如何

按照2015年9月1日收盤價計算，收盤價創歷史新低的股票一共有4個：
300105 龍源技術
601689 拓普集團
603012 創力集團
603806 福斯特

D. 股市風險的探析

股市風險探析
觀察中國股市風險，需要從結構上來把握，對風險的實際分布狀態進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輪大跌之前，特別是當上證綜指上摸4000點之後，各種恐高的聲音再次響起。其中擔憂風險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預的人有兩大理由：一是股指漲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沖動，甚至有媒體把民工入市也當作股市過熱的證據來調侃。這難道是判斷風險的依據？股市風險固然可以從指數上看出一二，但那隻是表象，在這表象後面更為重要的是市場各利益相關方的信息風險，是信息不對稱、信息缺損與信息操縱風險。

中國股市本輪近20%的暴跌，經過十來天的反彈整理，似乎就這么過去了。什麼原因造成的？如果我們現在還只是看到數百家公司股票連續跌停、市值損失上萬億元，如果我們還簡單地認為，這是股票交易印花稅惹的禍，或者真假「洋鬼子」忽悠出來的毛病，甚至還在暗自慶幸這是對新股民的一次很好的風險教育，而不作系統、深入、貼近實際的思考，那就有點不知教訓，甚至白付學費了。從各類市場參與者在這場風波前後的表現，以及管理層與媒體的作為看，潛藏在中國股市中的內在與外在缺陷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那麼這個市場的中長期風險就要比眼前的短期風險更大，更危險，也更有害了。

首先看內在風險。從結構上看，除了系統性風險外，在資本市場上最直接的風險是來自投資品自身的信息風險，也就是由投資品的信息殘缺、延宕、非對稱傳布，或信息虛假、欺詐、操弄等造成的風險。以股票為例，股票作為投資品，其風險主要有公司治理風險、經營風險、財務風險等，而所有這些風險都表現為公司信息及信息披露風險。尤其是那些與經營情況和盈利預期直接相關的信息，以違規或違法的方式在市場上做選擇性傳播，更是導致市場異動與投資者行為異常的直接原因。比如，近期杭蕭鋼構(19.59,-0.45,-2.25%)股價異動就典型地反映了這種信息非對稱傳播的危害。

除此之外，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股權分置問題雖然在短期內在股權制度上有了重大變革，並由此引發了市場由熊轉牛的突變，但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行為偏好，尤其是只注重自己那部分利益的習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徹底改變。大股東無視全體股東的長遠利益與公司前途，在充分享有股權分置改革以前的那些特殊股權利益之後，又得到了本次股改帶來的利益變現機會，這種一次性制度紅利很可能扭曲大股東的行為，造成普遍的公司治理短期化惡果，比如大股東會盡可能地把短期業績做好，或者製造利好題材，以配合大小非高價減持等等，若是這樣一種結局，那麼這樣的股權分置改革將是可悲的，而中國股市的中長期風險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市場層面看，相對於其他風險，市場操作風險也許是最容易被投資者所感受的。因為隨著股指的漲跌，股價的波動，操作風險也跟著起伏。如果我們撇開其他因素，單就市場操作來講，通常有三大風險會直接呈現在所有投資人面前：一是估值風險，二是資金流量與流向信息風險，三是投資者博弈風險。從實際操作尤其是短線操作看，由於市場是憑實力說話的，因此擁有資金話語權的主力機構永遠是市場的主導者，而中小散戶多半都是群羊效應中的尾隨者，根本無法與主力抗衡，因而市場操作風險主要取決於主力機構。

比如，前兩年上證綜指只有1000多點，主力對當時的市場不認可，股市照樣走熊。而現在的中國經濟基本面並沒有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股市卻已判若兩人。可見對市場的估值，主要取決於主力的贏利預期。在基本面不變的情況下，對股市打壓越低，吸籌越多，日後贏利才越高。而市場的這種估值風險，不僅表現在大盤上，更直接地表現為主力對個股與板塊的操控上。這是其一。其二，對市場操作影響更大的是有關資金流量與流向的信息也受控於主力。因為主力資金不僅會影響股價，而且能隱蔽地把握與操弄資金流量與流向。這便構成了資金信息的不對稱風險。另外，再從博弈關系看，市場上盡管散戶很多，但能夠動用各種交易手段來影響股價的，主要還是主力。所以只有主力機構才是市場的麻煩製造者，才是市場風險的策源地。而主力的所作所為，將直接關系著市場的中短期交易風險。

除了這兩種內在風險之外，還有一種比較隱晦的風險，那就是中介與資訊服務風險。這是由券商等中介服務機構的服務殘缺與隱晦的不公正而造成的投資風險。這種風險通常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對服務對象實施差別化服務。比如，對主力資金提供各種買賣便利，而對中小散戶則缺乏包括理財指導與風險提示等在內的起碼的市場服務；還有一種是對資訊產品實施差別化供給。比如，一些中介機構將其調研報告分不同時間和詳略文本，向不同對象發布，造成信息不對稱，進而為不同對象的買賣時點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這種非對稱性信息服務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散戶的影響與傷害往往更大、更直接，並由此構成了對股市的短期擾動。

股市的內在風險還有很多，表現形式也五花八門，但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作為市場參與者，由於各自的利益訴求不同，在博弈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所處的位置也不盡一致，因此對市場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而由此觸發的市場風險也有很大差別。從主導性看，首先是上市公司，其次是各類機構，最後才是散戶。而散戶由於其投資偏好千差萬別，不可能形成一股影響市場的合力，因此拿散戶說事，其實是一種誤導。而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博弈結果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以強凌弱，用竭澤而漁的方式進行財富掠奪，最後造成市場生態整體惡化，釀成巨大風險；還有一種是共生共榮，形成有合理投資預期的市場生態。就目前而言，特別要警惕的是前一種結果，那是一種危險的游戲，需要從制度上加以制止。

除了內在風險，在觀察股市風險構成時，還有兩個外在因素，也會對股市造成局部系統性傷害，一個是輿論誤導風險，還有一個是監管不當風險。

輿論誤導風險主要是由媒體或其他機構的信息傳播方式不當而引發的市場風險。這種風險有些可能是由於不懂市場經濟規律或不能公正地對待不同市場主體而造成的；有些卻有可能是出於商業利益而故意操弄的。比如，將財經報道娛樂化，為吸引「眼球」，故意將極小概率事件極力放大、甚至不惜歪曲事實真相，以博取聳人聽聞的效果；又如，有些傳媒熱衷於煽情，追「名人」、「洋人」，放「狠話」、「怪話」，操弄話語權，以謀求賣點；再如，有些證券機構及其代言人出於商業考慮，在不同時點對股市作誘導性評價，等等。

凡此種種，輿論誤導風險，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佔有輿論優勢的利益相關方，為了一己的利益而影響輿論導向，在財經信息傳播的系統、完整、對稱、均衡性上有違「三公」原則，由此誤導公眾，並釀成人為的市場風險。其結果一是造成市場短期波動加大、效率降低，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減弱；二對投資者來說，則意味著投資成本上升、投資判斷力降低，操作失誤增加。在以信息為主導的虛擬市場中，這是一種容易釀成局部性系統風險的人為隱患。

至於監管風險，也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監管不到位風險，比如對影響市場的主導性力量，如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對各類機構合法合規經營的監管是否到位，將直接影響市場的基礎和整體質量，對券商等中介機構在對散戶服務特別是風險提示方面的督導是否到位，也直接影響市場心態直至社會輿論；還有一個是監管不當風險，包括政策措施內容不當和出台時機不當的風險，也將影響市場的正常運行。

觀察中國股市風險，需要從結構上來把握，對風險的實際分布狀態進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輪大跌之前，特別是當上證綜指上摸4000點之後，各種恐高的聲音再次響起。其中擔憂風險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預的人有兩大理由：一是股指漲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沖動，甚至有媒體把民工入市也當作股市過熱的證據來調侃。這難道是我們判斷風險的依據？

更為奇怪的是，發出這種聲音的居然有不少是吃過洋麵包的專業人士與財經媒體，比如有媒體稱，中國股民正在搶乘泰坦尼克號這艘冰海沉船，等等。這種用極具煽情色彩的語言不做量化分析的報道出自專業媒體，實在匪夷所思。

如果說股指背離基本面，漲得太快太過，有價值回歸的要求、有市場調整的風險，這好理解；如果有些新股民缺乏必要的投資理財知識與風險防範意識，需要時時加以提醒和告知，這也好理解。但是如果我們僅憑指數高低或股民開戶多少來判斷股市風險，那也太簡單、太教條、太離譜了。

股市風險固然可以從指數上看出一二，但那隻是表象，在這表象後面更為重要的是市場各利益相關方的信息風險，是信息不對稱、信息缺損與信息操縱風險。而對於股市風險信息的誤導，本身又是一大可笑又可悲的人為風險。

從宏觀基本面和上市公司與證券市場的各項近期指標看，短期內都有喜人的業績，也就是說短期內並沒有哪些重大因素能夠改變股指持續向上的牛市格局，令人擔心的則是上述中長期缺陷如果得不到治理，有可能釀成市場未來風險。這是中國股市目前的基本狀況。因此，唯股指是論，僅憑指數高低來評論股市風險大小，是非常粗糙的做法。

但願本輪大跌付出的代價能夠讓我們看到這一點。在對股市風險的評價中，能夠拿出有充分說服力的事實與量化指標來，而不是一葉障目，或者為了別有用心的商業目的，在那裡忽悠人。

E. 我要寫一篇關於股票的論文（我們這學期在網上模擬炒股了）。希望各位給點意見啊，我都不知道從哪裡入手好

本文應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進行了分析。首先，探討了股票股利會計結轉存在的各種備選方式及其理論依據；然後介紹和評價了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的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接著評述了股票股利會計政策顯示信號的理論假設及其實證檢驗；最後，結合我國會計制度對股票股利的相關規定，討論了我國公司會計的現實選擇。

制定會計政策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將會計理論應用於實務的最為重要一環。在我略高於實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隨著企業經營自主權的確立與強化，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已受到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重視。從理論界現有研究狀況看，多限於會計政策概念、性質、特點、目標等一般性理論問題的研究，還缺乏從實務處理的角度對會計政策進行具體分析[1]。有鑒於此，本文選擇公司分配股票股利這一會計事項，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經濟後果作一簡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重視，同時民為實務界有關股票股利帳務處理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採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根據其制定的主體不同，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企業會計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權威機構通過會計准則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而事者則是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常也稱之為微觀會計政策。產生會計政策的主要原因在於會計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們所持的不同的會計觀點[2]。
由於所有者權益本身是由資產與負債倒軋而得，是各項會計政策的最終體現，這無疑對其自身變動的會計處理增添了復雜性，其會計政策也便具有相應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過留存收益資本化而造成權益內部變動的一件典型會計事項，長期以來，人們對股票股利的會計處理一直存在爭議。從某種意義上講，股票股利本身源於人們對股東權益的認識。這使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義。

一、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採用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稱為分紅股或送股，是公司無償向普通股股東增發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會計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股東收取股票股利時應否將其砍認為投資收益；其二，送股公司應如何確認和計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權益變化。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下，股東不應將收取的股票股利確認為投資收益。這也是目前會計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本文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即送股公司的會計處理，它涉及到結轉科目與結轉金額的確定。

（一）結轉科目的確認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可以視為帳戶結轉和股票分割兩筆業務的復合。因為股票股利並不代表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增加，如果會計上不對股東權益另行分類，或者完全按來源劃分權益，則不存在帳戶之間的結轉問題。但在現行的會計實務中，為了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會計人員對股東權益的劃分並未完全遵循來源標准，而是考慮了多重目標。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資本金帳戶和留存收益帳戶。前者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永久性資本（股份公司為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在我國為資本公積）。這樣結轉分錄就可以分別由資本盈餘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資本帳戶結轉。
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資本金帳戶不得用於股利分配，用於利潤分配的資金一般只能來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實行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股利來源一般不作嚴格限制，例如根據美國示範公司法（MBCA）的規定，如果公司保持償債能力並能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則允許分配，在這種規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 stock）都可直接用於分配，更不用說資盈餘（capital surplus）了；而在英國，用於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紅（bonus issue）」，其實施是按增發股份的面值從資本盈餘中結轉的。

（二）結轉金額的計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會計本質是在不改變公司資產總額的情況下，通過結轉留存收益（授權資本制下還包括資本盈餘）而增中其法定資本數額。結轉之後，同等數額資產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會不能象以前一樣將這些資產分配給股東，所限制的數額為增發股份所必要的額外法定資本，這一數額即為需要資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資本數額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無面值股份為董事會所設定的價值），相應地，只有面值結轉才是符合股票股利會計本質的，任何其它結轉計價方式都是武斷的，有違於這一事項的內在邏輯性。
但在實務中，卻存在多種計量方法，如市場價值、增發前每股帳面資產價值或同類股票的發行價值，其中尤以市價結轉法最受關注。支持市價結轉主要持下述兩種觀點[3]；

1、再投資假設：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兩筆交易組成，公司先向股東支付現金股利，股東收到現金股利後再按市場價值向公司購買新增股份。從帳務處理上看，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可以按股票的市場價值減少留存收益；而隨後的股票銷售將按同等金額增加實收資本。

2、機會成本假設：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認為是將股票送給股東而不是在市場中出售的機會成本。即因為公司本來可以按市價出售這些股份，這是股利金額的最好證據，這一數額應被資本化。
這些觀點的似是而非性實質上反映了人們對股東權益認識的模糊，如以剩餘權益理論來看市價結轉，股票市場價值代表了企業的權益總額，其本身已包括了資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將代表兩者之和的數額從後者結轉到前者是不合邏輯的。

二、美國股票股利會計准則評介

在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1938年—1958年）於1941年首次發布關於股票股利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ARB11）。該項公報對股票股利的來源及帳務處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於當期收益；其次，當市場價值顯著高於面值或法律規定時，增發垢股份應按市場價值予以資本化。1952年，ARB11為現行權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訂後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這份公報對評估股票股利的標准作了界定和區分，同修訂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動。1953年，CAP又對此前發布的42份研究公報進行調整，匯編而成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和第1號會計術語公報。其中，關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會計規定被收錄於43號公報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並一直沿用至今。

（一）准則簡介

在這份准則中，最受爭議的一點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規定。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當送股比例低於20%或25%時，必須按增發股份的市價結轉（後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選取25%作為劃分小額送股上限）。CAP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投資者會將其視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數額相當於收取額外股份的公允價值。基於這種認識，市場一般不會對小額送股作出明顯反應。因此，如無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別規定，公司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應按市價結轉。但在控股公司（closely-held companies）中，因股東對公司事務十分了解，不會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應當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設定價值予以資本化[4]。
對於高於設定比率的大額送股，CAP提供了兩種備選處理方法，一是根據所在州公司法的規定，按面值或設定價值結轉，並建議公司將送股描述為「以股利形式實施的分割」（splitup effected in the form of a 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對此未作規定時，就沒有必要對留存收益進行資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帳務處理。對此，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還推薦了另一種處理辦法，即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股本帳戶。

（二）評價

對於CAP的這份公報，公眾褒貶不一。尤其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說法。在准則制定之初，委員會部分成員就曾指出，CAP在制訂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會計政策時，已認為不應將其確認為收益；而在制訂股票股利發放者（issuer）的會計政策時，又基於與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兩者之間缺乏內在一致性。並且，CAP將會計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場瓜這一假設之上，也是不符合邏輯的。此外，對市場瓜的假設也並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麼無論是何種比例的送股，對股票的稀釋都應當立即在股票價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 etal.1978）分析了送股時股價行為，發現無認綱舉目張額送股還是大額送股，股東在股東的除權日附近的異常報酬並不顯著異於零。[5]亦即，市場對各種比例的送股均會作出適度調整，只不過受市場非完善因素阻礙，這種調整不是很充分而已。盡管如此，CAP突破了傳統會計理論框架的約束，結合股票股利的市場反應來制定會計准則。對此，哲夫（Zeff 1978）評論道，CAP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公報是會計界在制訂會計政策時將其經濟後果納入考慮的最早事件之一[6]。這對於其他會計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從歷史上看，會計程序委員會是為美國注冊會計師最初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而設立的機構，尚處於准則制定的探索階段。委員會發表的會計研究公報，也主要是對現行會計慣例加以選擇和認可，而缺乏對會計原則的系統研究。股票股利會計准則的制定充分體現了ARB就事認強烈，缺乏前後一貫理論依據的不成熟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報沒有嚴格遵循會計上的邏輯。

三、有關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實證研究

與現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並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而只是企業內部的會計結轉和股票分割的復合。因此，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則會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對其會計政策的信息內涵作出適度反應。這方面的研究舉不勝舉。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 and Titman 1984）（簡稱GMT）在調查股票股利宣告日價格反應時，發現有顯著的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確實向市場傳遞了某種信息。對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兩天報酬為3.03%，而後者則為4.9%，顯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較大；對於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額股票股利的異常報酬為4.90%，小額股票股利為5.89%，宣告報酬隨送股規模呈反向關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設（retained earnings hypothesis）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8]。

（一）留存收益假設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非完善市場中，企業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和未來的增長潛力，即具備更多關於企業價值的真實信息。因此，在必要時，尤其是在企業價值被市場低估時，管理者便會採用相應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種常用的信號顯示（signaling）機制。同現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傳播信息，又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歡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股票股利的發放是不花任何代價的。作為一種信號顯示機制，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須具備相應的信號成本，足以使潛在的造假者望而卻步，股票股利同樣如此。從會計角度來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設來解釋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
該假設認為，企業發放股票股利時，一般會從留存收益中結轉出一部分金額到永久性資本帳戶（即股本和資本盈餘），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業發放現金股利的最高限額。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減少，實際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來支付現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經營前景，可用未來的收益填補減少的這一部分，否則，會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現金股利而陷入極為不利的困境。這對於造假者而言，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者會將股票股利的發放視為一個有利信號，它顯示了管理者對公司未來業績的信心。
嚴格地講，留存收益假設是不夠准確的，它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首先，對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結果必須要減少留存收益；其次，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後乾則涉及到相關法律的具體規定。為此，彼得遜等人（Peterson et al.1996）[9]提出可分配權益（distributalbe 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對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額。只有引起可分配權益減少的股票股利，其信號成本才是昂貴的。

（二）送股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實證檢驗

根據會計程序委員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定，股票股利的會計結轉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方式：
當送股比例低於25%時，
·必須按增發股票的市價從留存收益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
當送股比例大於或等於25%,可以在下述三種方法中選擇
·按面值從留存收益轉入普通股股本帳戶
·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帳戶
·視同股票分割不作帳戶結轉,只須按送股比例減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權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規定的,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要求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類則為留存收益和資本盈餘之和；第三類最為寬松，只要不至於引起資不抵債，所有權益均可用於發放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多樣性及分配權益的不同規定，使得其信號成本也不盡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會計處理對可分配權益的影響（參見會計研究2000.3第51頁）
根據留存收益假設，可分配權益減少得越多，則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就越高，從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對未來業績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過送股比例及會計方法的選擇，向市場顯示其關於企業價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遜等人的實證結果表明，對於可分配權益減少了的企業，投資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獲得異常報酬顯著高於其它企業，證實了留存收益假設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規定，25%的送股比例為大額送股與小額送股的分界線。在此以上按面值結轉，在此以下則按市值結轉。又因股票市價一般遠遠高於其面值或設定價值。這樣，在送股比例低於且接近於25%時，公司所結轉的留存收益數額可能會遠遠超過其送股比例高於25%的情況。從而出現小額送股卻要比大額送股減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現象。例如，在1987年6月，貝爾產業（Bell In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贈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貝爾為此結轉了2052.7萬美元。而如果貝爾宣告25%的股票股利，則只需按面值減少33.8萬美元的留存收益。由於兩種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在20%和25%兩種送股比例之間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根據留存收益假設，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場理解為管理者傳遞關於企業價值更有利的信號。對此，蘭金等人（Rankine et al.1997）通過經驗測試，對兩種送股比例的企業作了比較。結果表明，對於送股比例為20%的企業，股東在宣告期獲得了更大的異常報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後的期間內出現了增長更快的現金股利[10]。
上述結果證實，管理者有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傳其私有信息的動機。換言之，會計政策具有傳遞信號的功能，從而有利於減緩企業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四、我國股票股利會計政策評析
迄今為止，我國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只是在相關的法規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規定。

（一）制度分析

我國屬於法定資本制的國家。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權益由四個科目構成，即股本、資本公積、盈餘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其中，由資本公積向股本的結轉屬於資本性帳戶的內部結轉，不具有利潤分配的性質，由此項會計處理而進行的無償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國證監會於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關於上市公司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須將以利潤派送紅股和以公積金轉為股本予以明確區分，並在股東大會上分別作出決議，分項披露，不得將才者均表示為送紅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後剩餘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國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正式規定。根據《企業會計准則第×號——所有者權益（徵求意見稿）》第21條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時，「應按該種股票該次發行價格確定其價值。如果該次作為股利發放的該種股票沒有發行價格，則應根據公司連續盈利情況和財產增值情況確定股票股利的價值，按確定的股票股利的價值減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據《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對結轉分錄的規定，公司按股東大會批準的應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額，辦理增資手續後，借記「利潤分配——轉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貸記「股本」。如實際發放的股票股利金額與票面金額不一致，應當按其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雖然《制度》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其帳戶處理所涉及的科目看，無疑是允許企業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於面值的金額結轉。

（二）實務處理

盡管會計制度允許企業採用多種送股計價方式。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於股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價值難以確定。公司發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為股票面值一般為1元，便於確定所要結轉的金額（應等於增發股票有數量）。這使股票股利的數額與折股的股票面值總額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價問題。從納稅角度看，這一處理有利於公司減輕股東稅賦，因為如按照市價結轉，其結轉金額無疑會遠遠超過面值數額，由此應由股東承擔的稅賦也是相當重的。
此外，實務還對股票股利處理時間與報告揭示作了靈活處理。對於現金股利，在董事會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後，必須進行帳務處理；當它與股東大會批準的現金股利之間發生差異時，必須調整會計報表相關項目的年初數或上年數。對於股票股利，董事會提出分配方案時不需要進行帳務處理，只需要在當期會計報表附註中披露；在股東大會批准利潤分配方案並實際發生時，直接進行帳務處理，因而不存在有關項目調整的問題。股票股利之所以採用上述處理方法，首先考慮到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差別，如果採用與現金股利丁同的處理方法，在董事會提出利潤分配方案時須作為負債處理，執必誇大公司的負債權益比例，從而可能導致一些股東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誤解。其次，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增加資本時必須報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變更注冊資本。一般情況下，應當是在股東大會正式批准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後，才正式申請變更注冊資本的注冊登記。因此，在送股發生時再進行帳務處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會計調整。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界對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選擇既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又有利於簡化會計工作程序和手續，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維護了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與美國相比，我國實務界對送股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缺乏可選性，從而限制了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功能。但在目前，由於我國尚不具備象美國一樣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會計政策來傳遞信號還缺乏相應的市場條件，因而會計政策還僅僅限於指導會計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結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動機、經濟效果、選擇依據作了逐一分析。現作如下歸納：
·會計政策的可選性產生於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的認識上的分歧；
·宏觀會計政策制定者有動機通過准則的制定以擴大影響；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傳達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會計政策的選擇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則，並有利於企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公司法是制定會計政策的法律依據，會計政策從會計角度確保公司法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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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會計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