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聯發展股票歷史資金流向
⑴ 就目前來說 中國商業銀行的資金主要流向那些地方（股市 房地產除外）
企業經營貸款、債券投資、個人房貸。
⑵ 根據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式分析我國股票市場未來的走勢
股票市場是市場經濟的高級組織形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化大生產越發達，對社會資金的融通需求就越大，股票市場籌集資金和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就越是能夠充分發揮，股票市場也就越發達。
(2)亞聯發展股票歷史資金流向擴展閱讀：
2013年影響股市表現因素分析：
我國經濟將在2013年實現溫和復甦，各項經濟指標將逐步好轉。與2012年每個季度經濟增速均低於年初預期相比，2013年每個季度實際增速有望不斷超出年初預期，預計全年GDP增速將回升到8%以上。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出口仍不會有起色，但內需的增長可以抵消外需的下降。而高鐵、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有增無減，投資仍是推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
⑶ 美國股票市場發展經歷了哪些過程
美國股市近五十年來主流投資理念的演變：價值型投資和成長型投資的周期循環投資理念的發源地來自於最具活力、最具創新精神、最發達的美國證券市場。雖然美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但真正的規范化、快速發展時期主要是在1933－1934年的證券法出台之後。戰後推出的養老金制度更是有力地推動了機構投資者隊伍的壯大和大大改變了股市的資金供需結構，五十年代的經濟持續增長和股市投資的財富效應，一起推動著股市指數的不斷攀升。以後的各個年代更是各種新思維、新現象的誕生年代，股票市場的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作為影響力最大的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尤其是開放式基金的發展，對於推動理性投資理念的普及和創新，通過引導市場、引導資金的流向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的增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演進，各種新的投資理念從發源地的里圈向外圍擴散，在傳播到外圍股票市場（歐洲、日本、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等）的過程中，必然會結合不同的市場特殊情況與其它投資理念不斷發生碰撞，誕生出新的投資模式。互聯網和通訊技術的進步更是加快了發源地的新投資理念在全球傳播的速度。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基本分析學派已成為華爾街等發達國家或地區股市的主流，它發展出的兩個主要分支是內在價值型（Valuestock）投資和成長型（Growthstock）投資。前者認為，投資者投資股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每年收取現金（股息）紅利，股票內在價值是未來現金流（投資者收到的現金紅利）的貼現。成長型的投資者購買股票的目的主要是獲得價格差而非現金紅利，其前提是假設以往主營收入與利潤增長良好的公司將來也會繼續良好的增長勢頭。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歷過度熱情追高成長型股票導致最終幻想破滅之後，必然又會走回到穩健的價值型投資的老路上，循環往復，周而復始，投資理念的變化呈現周期性的循環規律。同不同年代的產業發展周期一致，處在高增長期行業的高增長速度的熱門股在股票市場歷史上各時期比比皆是，如19世紀的鐵路股、20世紀早期的鋼鐵股和汽車股、50年代的鋁工業股、60年代的電子股和塑料股、70年代的石油股、80年代的生物制葯股和房地產股、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和網路股等等，各領風騷，概念股是成長型投資的必然產物和升華。戰後繁榮的五十年代：由於剛經歷了1929－1933年的大崩潰，在20世紀30、40年代，小規模的個人股票投資被認為是危險的舉動，個人投資購買股票不多，個人持有普通股熱是從50、60年代開始的，主要是因為當時（尤其是50年代末期）人們很難相信會再次出現大蕭條和股崩、藍籌股比債券表現好以及擔心通貨膨脹侵蝕個人的錢財。1958年，玻璃纖維船股票是當時市場上的搶手貨，它具有完全替代木船的許多優勢，迎合美國50年代的休閑主題。後來的互聯網股票同此時期的玻璃纖維船股票熱非常類似。「電子狂潮」和騰飛的六十年代：其鮮明特徵是後綴有「trons」的公司名稱的流行，是增長股票和新股的狂潮期。在很大程度上，電子工業股熱與當時的美蘇兩國太空軍備競賽有關。成長股是預期有高收益、高增長率的股票，特別是那些與高新技術相聯系的公司股票，如一些生產半導體、速調管、光學掃描器以及其它先進儀器、儀表裝置的公司，這些行業因投資者對其產品強大市場前景的憧憬而股價飛漲。從六十年代開始，多年以來傳統行業的5－10倍市盈率規則被50－1000倍取代。1961年，數據控制公司的市盈率達200多倍，而增長穩健的IBM和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市盈率也達80多倍。在此時期，以市盈率倍數為核心、注重未來現金流預測的穩固基礎理論讓位於注重投資者心理因素、「高買高賣、順勢而為」的空中樓閣理論。為滿足投資者對股票的無止境的投資飢渴，1959－1962年發行的新股比之前的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如同九十年代後期的「.com」，以「trons」後綴命名的公司紛紛涌現。電子狂潮在1962年卷土重來，5個月後終於爆發可怕的拋售浪潮。成長股、績優股同樣被捲入暴跌的災難，超過大盤的平均跌幅。股票市場從動盪中恢復趨向穩定後，進入的下一個運行熱潮便是企業並購浪潮。投資者對公司高增長的預期，如果不能通過高增長或高科技的概念獲得，便需要創造其它新的方法或概念作為接力棒。於是，六十年代中期誕生了專家們稱之為的美國產業發展史上的第三次並購浪潮。該時期企業並購浪潮的主要動力在於兼並過程本身會導致股票收益的增長，其中的技巧便是財務或金融知識而非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1968年，由於該次並購浪潮中的領導者發布的季度公告收益低於預測，引發了市場的懷疑和震動，企業並購浪潮開始急劇降溫。在六十年代，除了上述概念之外，市場還誕生出其它概念股票，施樂公司是概念股票的典型案例，其靜電復印技術的革命性發明吸引了幾乎所有業績優良的基金經理。後來這種概念化投資策略發展到任何概念都行的地步。概念公司經常出現的問題是擴張太快、負債過多、管理失控等，公司的經營管理風險很大，成長的不確定性大。當1969－1971年的熊市來臨，概念股跌幅比漲幅還大，還快。此後很多年，華爾街不再對業績迷信和推崇概念。就像行業或經濟發展有自己的周期一樣，整個六十年代公眾對概念崇拜的理念經過了近十年的洗禮之後，又回歸到周期循環的起點，崇尚績優成長股。到六十年代後期，隨著基金數量和規模的不斷擴大，開放式基金之間爭奪公眾資金的競爭加劇，公眾開始關注基金近期的業績記錄，尤其關注基金是否購買了那些有令人振奮的概念和完整信服歷史的股票。業績投資便開始風靡華爾街。漂亮的中年人所主宰的七十年代：經歷了六十年代的購買小型電子公司和概念股票之後，基金經理和投資者恢復理性和穩健原則，開始投資於有令人信服的增長記錄的藍籌股，這些股票一般有持續增加的股利以及很大的總股本（流動性好）。人們認為這些股票不會像六十年代投機狂熱時代那樣垮掉，人們普遍的心理是購買後開始等待長期收益，被稱為是謹慎的行動。當時的50隻時髦股票主要有：IBM、施樂、柯達、麥當勞、迪斯尼等。人們認為任何時候購買這些已經被歷史證實的成長股都不會錯，被稱為「一錘定音（one－decision）」股。而且，購買藍籌股還能為機構投資者帶來謹慎投資的聲譽（見表一）。狂嘯的八十年代：是生物工程股的好年華，同樣具備許多投機過頭的好股票，它以另一波包括生物技術和微電子在內的新領域的新股浪潮而開場。1983年出現的高科技浪潮是六十年代的極好翻版，僅僅是改變了名稱而已。技術革命喚醒了人們對高科技將徹底改變人類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幻想，直接刺激起60年代的概念炒作理念的復甦。幾乎所有的原始新科技股都是搶手貨，新股上市後還會狂漲。再次征服概念股的是以基因工程為基礎的生物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驅動生物技術狂熱的是抗癌（後來是抗愛滋病）新葯的問世，華爾街還因此出現了專門針對生物技術公司的新估價方法。最終的結果還是市場自身來消化自己吹起來的泡沫，從八十年代中期到後期，大多數生物技術公司股票跌去3/4，1988年的市場復甦也沒有幫多少忙。激動人心的九十年代：前半期是「亞洲四小龍」熱，當時的背景是基金經理因美國本土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後而將目光轉向海外，對新興國家市場激動人心的發現和巨大增長潛力的預期，加上人們對該市場的風險知之甚少，直接推動了股票投資的國際化———「亞洲四小龍」熱，後來因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崩潰。九十年代後半期至今的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概念股的狂飆及退潮，人們對此至今記憶猶新，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從狂妄到恐慌、最終到崩潰的完整過程和結局。追溯美國股票市場近五十年投資理念演變的歷史，大致按以下線索在展開，其中又蘊涵著某種周期性的循環規律：電子、半導體股（60＇S）———績優藍籌股（70＇S）———生物工程股（80＇S）———亞洲四小龍、網路股（90＇S）———傳統行業績優藍籌股（目前仍處在回歸過渡期）。在每一周期中，投資者對證券評價的風格和方式在證券定價中起關鍵作用，從而也就奠定該時期的主流投資理念。概念股興起時期，以內在價值型投資為基礎的穩股基礎理論屈從於空中樓閣理論，藉助於投資大眾的從眾化情緒和過度反應，將憧憬美好的空中樓閣演繹得登峰造極。在概念股崩潰之後，受傷的弱勢群體和投資大眾追求安全和穩健的觀念又深入人心，以內在價值作為股票投資價值的心理底線牢不可破，從而矯枉過正地走向另一個極端，回到有看得見的收益增長和分配現金紅利的傳統產業，直到下一輪周期新的振奮人心的概念出現。我們發現，市場投資理念的周期性變化同股票市場籌碼結構的調整過程驚人的一致，只有當被低估的市場籌碼（成長型股票熱時必然導致市場大量拋售價值型股票，持續一段時期後必然導致價值型股票被低估），在經過成長型股票熱的高峰之後，逐步被調整到更積極、堅定的投資者手中，且一旦這種市場籌碼結構轉換的調整完成或時機成熟之後，新一輪市場熱點或周期的啟動就不遠了。這種周期性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股票市場都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它與股市零和博弈游戲的利益矛盾或盈虧結構相一致。我們同樣還發現，基金引導著市場主流的投資理念。無論是向新型行業投資、向高成長的新興市場投資（國際化浪潮），還是向國內績優藍籌股投資，基金始終伴隨著先進的產業理論、管理思想的武裝，走在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最前沿，領先於經濟周期。正是資本的驅利性和對投資領域的高度敏感，資本才始終能夠率先找到流動的方向，引導社會資金（資源）流向回報最高、最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產業和公司，而一旦遇到阻力便開始自動調整，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參考資料 http://www.xslx.com/article1/messages02/2315.html
⑷ 2000年至今出台和金融相關的政策 都有哪些
（九）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政策措施：201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的匯報》，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覆蓋我國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實行最高50萬元的有限賠付，以低費率起步，將保費建立存款保險基金。目前，方案正在公開徵求意見。
意義與效果：存款保險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存款人利益和完善金融安全網的重要制度安排，對於完善我國金融安全網，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化金融改革、維護金融穩定和提升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50萬元的保護限額，能夠為全部金融機構99.6%和城市商業銀行99.5%、農村金融機構99.7%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護，能夠確保絕大多數存款人的信心和穩定。
（十）建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
政策措施：2013年6月26日，國務院第14次常務會議明確，發揮好開發銀行對棚戶區改造的信貸支持作用問題。有關部門抓緊制定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的方案，推動設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
意義與效果：設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有利於將政府政策支持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為大規模棚改開辟成本更低、來源穩定的融資渠道。人民銀行通過抵押補充貸款（PSL）工具為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提供了1萬億元長期穩定、成本適當的資金額度，資金利率較市場利率低約1個百分點。截至10月末，使用PSL資金發放的棚戶區改造貸款3127億元。
（十一）深化農業發展銀行改革
政策措施：國務院第63次常務會議原則同意農業發展銀行改革方案，明確了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的總體目標和主要政策措施。
意義與效果：深化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界定業務范圍，妥善解決政策性財務掛賬等歷史遺留問題，進一步明確資本補充計劃，建立科學的資本充足率約束機制，有利於其逐步建設成為定位明確、功能突出、業務清晰、資本充足、治理規范、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良好、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農業政策性銀行，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真正發揮主體和骨幹作用。
（十二）開展民營銀行試點
政策措施：發起自擔風險民營銀行試點工作，已批准首批5家試點民營銀行籌建。
意義與效果：開展民營銀行試點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玻璃門」的一大步，有利於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進一步優化銀行業結構，激發金融市場活力，提升微觀金融效率，加大對薄弱領域和環節的金融支持，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十三）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規模
政策措施：2013年8月28日，國務院第22次常務會議部署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工作。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了方案，新增3000億試點規模。
意義與效果：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是盤活存量資源的有效措施，有利於騰挪信貸空間，優化資源配置，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2014年8-10月，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24單、914.5億元，比2014年上半年多121.3億元。
（十四）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政策措施：出台《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增加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范圍。穩妥推進優先股試點工作。將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試點有序擴大至全國，並推出做市商交易機制。截至12月9日，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1434家，總市值3994.47億元，累計實現融資151.16億元。規范非上市公眾公司收購及重大資產重組等行為。進一步鼓勵證券投資基金創新，規范私募基金發展。
意義與效果：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有利於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減輕企業債務負擔，降低杠桿率，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發家數為35家，募集資金136.3億元，分別較二季度多增26家、86.7億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3033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2.4%，較上年全年提升1.1個百分點。
（十五）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
政策措施：2014年7月14日，國務院第54次常務會議聽取了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匯報。出台《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化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
意義與效果：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有利於完善現代金融體系、帶動擴大社會就業，有利於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保障社會穩定運行。一是2014年1-10月，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17301.5億元，同比增長18.25%。二是保險公司加大了保單質押貸款的服務力度。9月末，保單質押貸款1692億元，比年初增加357億元。三是逐步擴大保險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的范圍，放開創業板股票投資，支持中小企業融資需求。截至10月末累計投資金額約6660億元。
（十六）拓寬外匯儲備運用渠道
政策措施：不斷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機制，積極拓展多元化投資，為企業提供委託貸款，創新服務方式，充實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成立總規模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外匯儲備出資65億美元。支持中俄管道供油250億美元。中俄原油增供673億美元。向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小銀行提供外匯資金3848億美元。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促進亞洲基礎建設互聯互通、加強地區貿易投資合作創建平台。
意義與效果：完善外匯儲備運用和管理，有利於支持我企業「走出去」，帶動消化過剩產能和勞務輸出，擴大對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服務實體經濟和「一帶一路」等國家政治外交戰略。
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十七）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政策措施：2013年，經國務院批准，建立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加強金融管理部門溝通，形成監管合力，防範金融風險。
意義與效果：目前，我國實現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金融監管政策、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等方面的協調，對於維護金融穩定，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積極意義。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成立以來，加強金融領域重大問題研究，已就降低社會融資成本、防範化解金融領域重大風險隱患、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規范同業業務等達成共識，並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為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積極作用。
（十八）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
政策措施：2014年，印發《國務院關於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的意見》（國發〔2014〕30號），明確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
意義與效果：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具體舉措。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分級監管體系，明確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促進金融健康發展。
（十九）防範重點領域金融風險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3日，國務院第67次常務會議聽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情況匯報，並提請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
意義與效果：防範風險是金融業永恆的主題。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潛在風險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包括貨幣總量不小、企業杠桿率過高、地方政府進入償債高峰、部分影子銀行擴張過快等。有關部門高度重視，積極做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工作。一是動態排查風險隱患，把握趨勢，前瞻性掌握金融風險的「導火索」和「引爆點」，做到心中有數。二是妥善應對和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有關部門發布進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調整房貸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貸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三是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風險，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機制。加強總量風險控制，優化貸款結構，逐步化解存量風險。截至2014年9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不良貸款率為0.06%，比2011年末下降0.23個百分點。四是妥善處置信託、理財等金融產品可能引發的兌付風險。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有關單位落實責任分工，完善監管制度，做好風險防控。五是妥善應對退保風險。六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三次啟動應對大規模跨境資金流出和流入的政策預案。
五、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二十）啟動滬港通交易試點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滬港通交易試點正式啟動。
意義與效果：啟動滬港通交易試點，使內地與香港投資者能夠互相買賣股票，有利於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滬港通交易試點啟動以來，總體運行平穩，交易結算、額度控制等各個環節運行正常，為境外長期資金投資A股市場提供了便利。截至12月9日，滬股通總額度使用594.42億元人民幣，余額2405.58億元人民幣，總額度使用效率19.81%。截至12月8日，通過港股通從內地流向香港的人民幣資金累計65.88億元。
（二十一）金融支持上海自貿區建設
政策措施：有關部門先後出台支持自貿區建設的指導意見，共計54條，構成了金融支持自貿區實體經濟發展的總體政策框架，明確了自貿區金融改革的總體方向。
意義與效果：在上海自貿區試點有關金融政策，推動資金正常流動、市場化定價及其相關管理機制，支持金融機構在上海自由貿易區經營，鼓勵開展特色業務、針對性建立相對獨立的銀行業監管體系，深化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改革，提升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建立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將為金融改革開放探索出可復制的經驗。
（二十二）推動雙邊本幣互換
政策措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目的主要是維護金融穩定，便利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雙邊貿易和投資。2013年3月以來，人民銀行與巴西等1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涉及資金人民幣12970億元。
⑸ 為什麼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
人們常說，股票市場是經濟的晴雨表。也就是說股價變動不僅隨經濟周期的變化而變化，同時也能預示經濟周期的變化。實證研究顯示，股價的波動超前於經濟波動。往往在經濟還沒有走出谷底時，股價已經開始回升，這主要是由於投資者對經濟周期的一致判斷所引起的。
我們通常稱股市是虛擬經濟，稱與之相對的現實經濟為實物經濟，兩者的關系可以說是如影隨形」，彼此都能對對方有所反映。
由於受資源約束、人們預期和外部因素影響，經濟運行不會是一直處於均衡狀態。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經濟處於不均衡狀態。相應地，股市也具有上下波動運行的特點。
(5)亞聯發展股票歷史資金流向擴展閱讀：
股市的變化因素：
就股市而言，概括地講，影響股價變動的因素可分為：個別因素和一般因素。
個別因素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其所處行業地位、收益、資產價值、收益變動、分紅變化、增資、減資、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供求關系、股東構成變化、主力機構（如基金公司、券商參股、QFⅡ等等）持股比例、未來三年業績預測、市盈率、合並與收購等等。
就影響股價變動的個別因素而言，通過該上市公司的季報、半年報和年報大抵可以判斷是否值得投資該股以及獲利預期。
對於缺乏一般財務知識的投資者來說，有幾個數據有必要了解，它們是：該上市公司的總股本和流通股本、前三年的收益率和未來三年的預測、歷年的分紅和增資擴股情況、大股東情況等等。這些是選股時應該考慮的要素。
就影響股價變動的一般因素而言，除對個股股價變動有影響，主要可以用作對市場方向的判斷，而且市場對場外的一般因素的反應更為積極和敏感，這是因為場外的任何因素要麼利好市場，要麼利空市場。
這就意味著股價的漲跌除上市公司本身因素外，空頭市場還是多頭市場的判斷來自於影響整個市場的諸多因素。
⑹ 股指在漲,而股票的價格卻被主力一直壓著,這是什麼意思
每當股價有變動的時候，老是有很多股民朋友將主力資金的凈流入或凈流出作為股價走勢判斷的依據。其實有很多人並不是特別清楚主力資金的概念，以至於經常出現判斷失誤的的情況，虧錢了都還發覺不出來。所以今天我打算和大家好好聊聊關於主力資金的那些事兒，希望給小夥伴們一些啟示。強烈建議大家把整篇文章都看完，尤其是最重要的第二點。開始之前，不妨先領一波福利--機構精選的牛股榜單新鮮出爐，走過路過可別錯過：【絕密】機構推薦的牛股名單泄露，限時速領！！！
一、主力資金是什麼？
資金量較大，會對個股的股價造成很大影響的這類資金，我們把這些叫做主力資金，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社保、養老金、中央匯金、證金、外資（QFII、北向資金）、券商機構資金、游資、企業大股東等。當中簡單引發整個股票市場風波的主力資金之一的當然要數北向資金、券商機構資金。
一般來說，「北」代表的就是滬深兩市的股票，所以那些流入A股市場的香港資金以及國際資本都稱為北向資金；「南」代表的是港股，因此也把流入港股的中國內地資金叫做南向資金。北向資金為什麼要關注，一方面是由於北向資金背後擁有強大的投研團隊，知道許多散戶不知道的東西，北向資金還有另外一個稱謂叫做「聰明資金」，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在北向資金行為的中得到一點投資的機會。
券商機構資金則不光包含渠道優勢，並且連最新的資料都可以獲取到，一般而言，我們要去選擇的個股的標準是：業績較為優秀、行業發展前景較好的，很多時候個股的資金力量會影響到他們的主升浪，所以也得到了一個「轎夫」的稱號。股市行情信息知道得越快越好，推薦給你一個秒速推送行情消息的投資神器--【股市晴雨表】金融市場一手資訊播報
二、主力資金流入流出對股價有什麼影響？
正常來說，只要發生主力資金流入量大於流出量的情況，也就表示股票市場里的供要小於求，股票價格自然會上漲；若是主力資金流入量小於流出量，那就說明供大於求，股票跌價是必然的。
因此股票的價格走向是會受到資金流向的很大程度上的影響。然而需要了解的是，單看流進流出的數據准確率無法得到保證，有時候主力資金大量流出，股票卻上漲，其背後原因是主力利用少量的資金拉升股價誘多，然後逐步以小單的形式出貨，不停地有散戶來接盤，股價自然而然的就上漲了。
所以必須進行全面的綜合分析，才能夠選出一隻比較優質的股票，提前設置好止損位和止盈位並持續關注，到位並且及時的制定出相應的措施才是中小投資者在股市中盈利的關鍵。如果實在沒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某隻個股，不妨點擊下面這個鏈接，輸入自己想要了解的股票代碼，進行深度分析：【免費】測一測你的股票當前估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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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資金流動的特點有哪些
1、國際直接投資高速增長
8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兩個熱潮期是80年代後半期。據統計，1986-1990年國際投資流出量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長；每年流出的絕對額也猛增，1985年為533億美元，1990年高達2250億美元；國際直接投資累計總額從1985年的6836億美元，增至1990年的1.7萬億美元。二是1995年以來。1995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量達3150億美元，增長40％，1996年達3490億美元，增長11％；1997年達4 240億美元，增長25％。199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並沒有因亞洲金融危機而減少，而且各地普遍增長。
2、國際資本市場迅速膨脹
國際資本市場的規模主要指國際借貸(中長期)和國際證券投資的數量。至80年代末，該市場規模約5萬億美元，為1970年的34倍。整個80年代，金融市場資本量每年遞增16.5％，遠超過世界商品貿易每年5％的增長，進入90年代所，該市場進一步擴大。據資料顯示，截至1997年7月底，國際銀行放款總額達99698億美元，放款凈額達52350億美元。而至1997年12月，國際證券發行總量高達35314億美元。這里的證券發行包括國際債券、貨幣市場工具、歐洲票據等。如果再計算股票市場，則國際資本市場的規模將進-步膨脹。1997年多數發達國家股票市場達到了或接近創記錄的水平。美國道·瓊斯指數在1992-1996年間翻了一番，1998年又突破9000點大關。目前更高達11000點以上。債券、股市及銀團放款市場的興旺發達是1997年以來國際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3、國際外匯市場交易量擴大
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流動，尤其短期資金流動，已佔主導地位。貨幣資本已脫離世界生產和國際貿易而獨立運動，而由此形成的貨幣資本運動與商品運動相分離的現象，也構成了當代資本流動的一個重要特點。
4、跨國公司成為推動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角
代國際資本流動，尤其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角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擁有巨額的資本、龐大的生產規模、先進的科學技術、全球的經營戰略、現代化的管理手段以及世界性的銷售網路，其觸角遍及全球各個市場，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對「無國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5、發達國家繼續保持國際直接投資的壟斷地位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一直是國際資本輸出的主導者，尤其在國際直接投資每年的流出中，始終居壟斷地位(98％)，其中美、日、德、英、法5大國又占國際直接投資年流量的70％，是國際資金和技術輸出的最重要來源國。
6、國際資本投資主體多元化
8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特徵，越來越明顯，而且投資主體層次清晰。這種多元化體現在：
(1)發達國家都是重要的投資主體，構成投資主體的第一層次
2)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群、石油輸出國組織、阿拉伯海灣產油國等
(3)其他發展中國家構成投資主體的第三層次，是補充的投資力量
7、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發生重大變化
國際資本傾向於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從80年代以來，國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1998年9月2日公布的統計數字。國際資本更多的是在發達國家之間互為流動,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比率上有所下降，但其總量仍呈持續增長之勢
⑻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09年金融危機背景下為什麼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控制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是防範金融危機的必要選擇
資本主義的金融發展史是一部不斷創新、虛擬資本不斷膨脹、不斷縮水、金融危機不斷的波動史。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幣信用理論，研究和掌握目前正在肆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特點和爆發原因，對於防止虛擬資本的過度投機和形成金融大泡沫，有效地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確保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驗證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十五章中對「信用和虛擬資本」進行了專題論述。馬克思引用威?里瑟姆在《關於通貨問題的通信》中說：「空頭匯票，是指人們在一張流通的匯票到期以前又開出另一張代替它的匯票，這樣，通過單純流通手段的製造，就製造出虛擬資本。在貨幣過剩和便宜的時候，我知道，這個辦法被人使用到驚人的程度。」
在引用詹?威?吉爾巴特《銀行業的歷史和原理》理論時，證明了「銀行的目的在於便利營業。但一切便利營業的事情，都會便利投機。營業和投機在很多情況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很難說營業在哪一點終止，投機從哪一點開始……在有銀行的地方，都可以較容易和較便宜地獲得資本。資本便宜會助長投機。」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進行深入研究，認為虛擬資本本身並不具有價值，但是它卻可以通過循環運動產生利潤（某種形式的剩餘價值）。虛擬資本的不穩定性來自貨幣的虛擬化，即貨幣並不真正具有價值。自從貨幣與金本位及金匯兌本位脫鉤之後，雖然還具有其作為支付手段的使用價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種實物來衡量的價值了。這時貨幣的價值只能用其購買力來衡量，而貨幣的購買力又要受到貨幣發行量、利率、匯率、人們的消費行為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貨幣的虛擬化就會增強虛擬經濟的不穩定性。
隨著現代金融創新能力的提升，虛擬資本從初端的商品期貨或期權、貨幣期貨或期權、債券期貨或期權、股票期貨或期權，以及相應的遠期合約、互換、互換期權等，逐步向包括利息率期貨或期權、股票價格指數期貨或期權、物價指數期貨或期權及其它組合式綜合價格指數期貨或期權等高級衍生產品和工具轉化，勢必導致整個經濟的虛擬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其實已經告誡我們，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並通過「蝴蝶效應」迅速殃及全球實體經濟！
因此，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是百餘年金融發展史所證明了的一條正確論斷。
二、監管缺位與虛擬資本過度膨脹是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兩大元兇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全面奉行「市場作為經濟運行機制的穩定性」理論的美國金融業，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金融創新，開發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衍生產品，使資本極度虛擬化，並將虛擬經濟推高到失控狀態。實體經濟一旦被打上虛擬化的烙印，經濟泡沫的破滅則是早晚之事。再者，美國的低儲蓄和超前消費生活理念，無形地助推了次級債市場的空前繁榮。次貸危機的爆發與許多機構違背「謹慎經營」的原則，利用創新濫用金融杠桿密切相關，高負債率和利用資本市場過度融資造成了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深度災害。（一）失控的金融創新加深了資本虛擬化程度，加劇了投機和冒險行為。
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的衍生品交易幾乎覆蓋和壟斷了國際金融衍生品市場，次級債便是其中之一，它將大批基金吸引到次貸衍生品的「漩渦」中來。當市場陶醉在「金融創新改變了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規律」美夢中時，危機便悄悄降臨。美聯儲連續15次降息於2003年6月見底至1%，然後因油價推動全面通脹等系列因素而被迫加息，從2004年6月起連續17次加息至5.25%。這時，基金的「分散風險」失靈了，保險公司連自己也不保險了，利率變化的「蝴蝶翅膀」扇動出金融風暴的「路線圖」：越來越多的低端客戶無法正常支付按揭貸款——房貸違約率上升，市場開始拒絕次貸抵押債券——房市泡沫破裂，作為抵押品的期房價格急劇縮水——涉足次貸的金融機構平均30倍的杠桿效應將風險急劇放大，負債和資本金比例嚴重失調，被迫快速出售資產來平衡其債務——「恐慌性殺價」與「負債和資本金比例失調」惡性互動，導致資產價格循環式下跌——流動性驟然收緊，資金嚴重短缺——銀行惜貸，殃及正常經營的無辜企業——政府緊急救市措施被解讀為危機深不見底，股市大跌，投資信心嚴重受挫——行業多米諾骨牌效應令金融巨頭紛紛倒地——失業率急劇上升，消費明顯萎縮——資金從資本市場恐慌性撤離——債務鏈將次貸危機向持有次貸等美國債權、美元資本的國家和地區快速延伸……次貸就這樣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把風險變為安全，最後把創新變為危機。次貸自身也因而「衍生」成為金融扭曲、異化的典型代表。
（二）金融監管滯後或缺位，導致錯失處置危機的最佳時機。
監管缺位，美國監管機構對遠遠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的過度放縱。隨著金融產品不斷創新，其監管的法制進程也一直處於反復和搖擺中。1999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鬆監管，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的格局。衍生工具被投機賭博趨勢主宰。衍生產品的對沖和套期保值功能，日益被投機賭博性操作淹沒。
同時，許多金融大鱷繞開監管束縛，披著金融創新外衣競相發展場外交易，為金融危機的爆發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國際清算銀行、各國監管部門及國際掉期和衍生品協會等對場外交易參與者的調查統計， 2007年下半年全球所有未清償的場外交易衍生品的名義價值增長15%，衍生品場外交易未清償合約的價值是場內交易的5倍以上，其速度和規模遠遠超出場內交易，有些國家場外交易規模甚至占整個衍生品市場份額的80%以上。
正是監管部門放任和允許金融市場的場外交易和過度創新，沒有進行必要的窗口指導和政策干預，才最終導致這場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大爆發
<strong>答案補充</strong>
三、金融危機對金融業及實體經濟的深度危害（一）嚴重危及金融安全，製造金融恐慌。起端於華爾街的次貸危機，終於在2008年下半年演變為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特別是以雷曼兄弟等金融巨頭破產案為標志的「多米諾骨牌」坍塌效應，被迅速傳遞到世界各國，從而引發了一場來勢洶涌、好像深不見底的「金融海嘯」，歐美、亞洲等主要經濟體無一倖免，一度造成全球性大恐慌，資本市場迅速縮水，嚴重打擊了公眾信心。就連最不開放的北朝鮮，也因中國的傳遞效應使其礦產品出口業務大為收縮；而以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撐的冰島等小國，則面臨國家信用的喪失和「政府破產」的悲劇。歐美金融業依靠政府大量注資和提供政府擔保才得以續業。<strong>答案補充</strong>
（二）嚴重沖擊實體經濟。
金融業對實體經濟最直接、影響最大的是「惜貸」。面對籌資困難以及利率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規模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萎縮。美國三季度GDP同比下降0.3%，許多國家大幅下調經濟增長速度。第二是消費萎縮。據統計，美國9月就業崗位減少了將近16萬個，為2003年以來的最大降幅。不難理解，這失業的16萬人只能是減少各種日常支出才能繼續生活。而對於沒有失業的人來說，投資股市和基金的錢越來越少、自己未來的薪水只降不升、生活成本的增加等等，都會讓人們不由自主地捂緊了錢包。表現這一狀況的是零售業銷售情況，美國9月零售銷售月降1.2%，是3年來的最大降幅。第三是投資需求下降。從銀行貸款難或者貸款利率高，人們就不會願意投資，新企業不會開工、也不會有新的工作崗位、現有企業不會擴大生產規模。<strong>答案補充</strong>
我國作為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分子，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未能倖免。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伴隨著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我國的外向型企業就一直處於艱難的境地，未能進行結構調整的出口企業面臨十分嚴峻的破產關停壓力。特別是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更將涉外企業置於困境，訂單大幅減少，生產難以為繼，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較大的影響。三季度GDP罕見地降到兩位數以下，10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8.2%，同比降低9.7個百分點。金融危機的威力正逐步顯現，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也正在釋放。 0 5566688 2010-1-8 6:28:43 121.18.71.* 舉報 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八大機遇與挑戰:
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面對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此次危機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更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
在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出口、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旅遊業、勞動就業、經濟增長、經濟地位等層面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並蘊含著難得的機遇。
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面對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此次危機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更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那麼，在我國經濟與世界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出口、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旅遊業、勞動就業、經濟增長、經濟地位等層面都會產生哪些影響，又會蘊含哪些機遇呢？
第一個層面，海外投資。一方面，危機發生後，海外資本市場出現暴跌，對我國較多海外投資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風險也不可忽視，一些項目可能面臨著資產價格縮水、投資收益下降、投資回收期延長等一系列風險。
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一些公司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一些國家大幅降低了外資進入門檻。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創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潛在機會。國際金融危機延續時間越長，破壞程度越大、經濟恢復越慢，我國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就會越多。
第二個層面，進出口貿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的目標地也主要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這次危機對我國進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會帶來沖擊，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資金回收困難、訂單減少的風險。我國一般性貿易出口收入、貿易順差、外匯收入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可能都會發生重要變化。
就我國進口而言，一些國家基於生產自救可能會出台一些有利於產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關稅、降低出口價格、放鬆技術封鎖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銅、鐵礦石等價格大幅調整降低了我國進口相關商品的成本，這些都有利於相關商品的進口。我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機遇，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擴大技術類、資源類、短缺類、價格優勢類商品的進口。
第三個層面，金融證券保險業。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聯動、匯率波動及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對銀行貸款業務可能產生重要影響；海外金融機構的風險可能傳導到其設置在我國的分支機構上來。對我國證券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股價波動及其對證券機構經營、業績和對投資者投資收益的影響；股價波動對市場融資功能的影響及其對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資的影響。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波動對保險業經營及業績的影響；資本市場波動對保險業投資收益的影響。
就影響程度而言，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對外有所開放但尚不充分，這就決定了此次危機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相對有限。一方面，在國際金融、證券市場沒有穩定之前，我國金融、證券市場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單邊行情。另一方面，影響我國金融、證券市場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仍是國內的市場環境和運行機制。今後我國仍會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發展路徑，但市場監管和風險防範會進一步加強。
第四個層面，房地產業。這次危機從源頭上看是房地產市場危機。因此，由房地產市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面臨一些海外投資客拋售房產、抽離資金的情況；其次，基於美國這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國未來會進一步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會控制房地產虛假需求的擴大和價格的暴漲暴跌，以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金融業系統性風險。
第五個層面，旅遊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受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基於發展本國經濟、增加就業的需要，可能會出台促進本國旅遊業發展的舉措，以吸引更多境外遊客。因此，我國居民出國旅遊可能會更加便利，國內旅遊業面臨著旅遊人數分流的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影響，海外入境的人數可能會明顯減少，這對涉外旅遊會產生較大影響。
第六個層面，勞動就業。此次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放緩，新增就業機會可能相對減少。因此，未來一定時期可能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二是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等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失業金融從業人員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國面臨著引進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機遇，國內金融業也可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才競爭的態勢。但從長遠來看，這種人才競爭對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個層面，經濟增長。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基礎、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同時，我國經濟仍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城市基礎實施、新農村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一旦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較深而出現GDP增速下降較多時，我國投資型經濟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八個層面，經濟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恢復經濟的復雜程度、困難程度會比我國大得多。因此，在未來幾年增速趨緩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總量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差距將會縮小，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將會上升。具體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價可能會考慮「中國企業談判因素」，而不是過去那種我國「需求什麼」國際市場「炒什麼」、「漲什麼」的格局。
⑼ 請問，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
一、亞洲金融風暴與香港匯股震盪
1、亞洲金融風暴的演進與特點
從今年7月泰國放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受沖擊的亞洲各國或地區出現匯市和股市大幅波動（參見表一、表二），並引發全球性股市動盪。目前亞洲金融風暴已持續近6個月，其間大致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三個階段【注1】。
表一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匯市波動[略]
表二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股市波動[略]
資料來源：引自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別指明，本報告所引資料來自：《香港經濟日報》、香港《信報》各期；李羅力主編《金融風暴：東南亞金融危機透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階段：泰銖危機爆發並波及整個東南亞，各國匯率屢創歷史新低，股市持續下跌。 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取代泰銖對一攬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泰銖危機爆發，當天泰銖匯率下跌20%。一場以泰銖危機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其他東南亞各國。7月11日菲律賓宣布實行匯率自由浮動。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等國貨幣相繼與美元脫鉤。在匯率制度變動下，東南亞貨幣匯率屢創歷史新低，同時受貨幣匯率下跌影響，東南亞各國股市狂瀉不止。
第二階段：台灣和香港匯市再次受沖擊,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盪。10月17日，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堅守了近四個月後，台灣放棄與美元掛鉤，宣布自由浮動，導致台灣匯市和台灣股市重挫。隨後國際金融投機家第四次狙擊仍堅持聯系匯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動用外匯儲備基金維持聯系匯率制。在港幣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銀行相繼提高拆放貸利率和短期同業拆借息口後，港元匯率迅速平穩下來。但這次港元保衛戰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恆生指數就從13601點跌破1萬點大關，跌幅達33.4%。其中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損失高達8000億港元。10月28日後，香港股市大跌導致紐約、倫敦、東京股市震盪，反過來又帶動香港股市劇烈震盪。
第三階段：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韓國和日本。進入11月份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到11月20日，韓元匯率跌至1139兌1美元，跌幅達兩成有餘，以美元表示的國際購買力減少五分之一。接著日本山一證券因1065億日元的外匯虧損和1583億日元的證券交易虧損，於11月24日宣布倒閉，東京股市大幅下跌，隨即帶動紐約、倫敦股市的連鎖下跌，亞洲金融風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3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創1992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
從上述演進歷程來分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帶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
（1）以區內國家（或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序,按多米諾效應方式,由弱到強依次受到沖擊。7月泰銖首先與美元脫鉤，隨後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相繼宣布與美元脫鉤，東亞美元區匯市和股市雙雙受到沖擊。10月，台灣放棄與美元掛溝而自由浮動，台幣與台股遭受重挫，同時香港在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同時，出現股市大幅震盪。11月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隨後日本股市因山一證券倒閉而出現波動，日元兌美元也大幅下降。從本幣貶值和股市跌幅來看，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注2】。其中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東盟國家，幣值和股市損失明顯高於「四小龍」及日本。
（2）金融風暴在區內多次吹襲、反復震盪、相互影響，同時強度逐漸加大，進而波及全球，由此產生較大的破壞性。與九十年代後出現的幾次國際金融動盪【注3】,如1992年的歐洲金融市場動盪、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破產兼並和倒閉危機所造成的破壞相比（參見圖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但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而且危機的強度和破壞力更大。可以預期,經此金融風暴的沖擊, 雖不至於達到使「東亞奇跡」破滅的程度,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將會明顯放慢,並為該地區的長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2、亞洲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
從東南亞開始並波及到東北亞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在九十年代以來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動盪加劇的背景下，由於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些經濟
結構和經濟發展問題,同時受國際投機資本的外部持續沖擊而產生的。因此我們認為，今次亞洲金融風暴既有九十年代後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共同原因，同時又有由自身經濟問題決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參見綜合開發研究院課題組：《東南亞金融危機：理論與政策分析》（唐傑、馮蘇寶、龍隆執筆）,《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個國家出現的100多起銀行破產中，23個國家的直接損失佔GDP比重超過3%，最高（阿根廷）達50%以上。參見《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度會議》，1996年，華盛頓。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10月。
圖一 金融危機的直接損失[略]
資料來源：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第35頁，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
（1）亞洲金融風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動盪加劇的趨勢，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因素則構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擴大，一體化趨勢日益發展，同時出現資金活動日趨國際化、自由化，由此導致巨額國際游資、國際清算資金和國際儲備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頻繁調動，從而間接為國際金融動盪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國際資本總額不斷增加，目前已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占其GDP的比重超過100%，美國高達10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從1986年的1880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1.2萬億美元。1996年流入東亞的資金總量達到1087億美元【注4】。結果客觀上導致九十年代後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機與產業政策》，轉引自《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現為外匯和利率波動。1993年--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波動幅度達到3個百分點，1991年--1997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德國馬克、加拿大元也達20-30%。當國際資本為賺取利率和匯率差價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頻繁進出時，經濟基礎和金融體系存在問題的國家出現金融動盪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隨著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經營品種也不斷多樣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達1200多種,金融衍生交易額也不斷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於經濟發展對資金和投資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為過度投機創造了條件。隨著金融衍生工具這一現代交易手段的推廣,九十年以來以金融詐騙、銀行危機、金融市場動盪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現代操作條件下，具有較大投機性的國際游資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間完成全球不同市場上的大筆投機性交易，實現巨額資金在不同地區的快速轉移，從而為引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動盪創造了條件。
第三,在國際金融動盪不斷加劇的趨勢面前,由國際金融市場、本國金融調控和金融機構監管三個層次構成的金融監管卻出現失控和乏力，結果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性的金融動盪與危機【注5】。
(2)亞洲金融風暴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的集中爆發。這些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的經濟基礎及金融體系方面的缺陷,便成為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內在原因。
第一，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根據形勢及時調整和轉換，是東南亞國家普遍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東南亞國家普遍選擇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創造並延續了「東亞經濟奇跡」。但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後，先行的「四小龍」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而後來的東盟國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即使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也存在過於迎合外資流向，不但與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趨同，
【注5】胡進、張才進：「全球金融動盪加劇的四大成因」, 《港澳經濟》,1997年第3期。
而且過分集中於簡單加工業。結果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沖擊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擴張勢頭放緩，帶動經濟增長下降，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外匯儲備減少，進而對固定匯率產生壓力，最終使金融風暴在區內廣泛爆發。相比之下，在金融風暴中「四小龍」的損失之所以低於東盟國家，從根本上看就是因為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快於後者。
第二，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外貿逆差遞增、經常項目赤字高企、外匯儲備遞減、外資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是構成本次金融危機的直接隱患。以金融風暴發源地的泰國為例來分析【注6】，其危機的隱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埋下。從1990年起，泰國的外貿逆差逐年遞增、經常項目赤字居高不下、外匯儲備每年只減不增，分別從1990年的74.94億美元、72.82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億美元、82.22億美元和41.75億美元。另一方面，泰國的外債從90年代開始也急劇膨脹，從1990年的280億美元，膨脹到1996年的900億美元，僅1998年即將到期的短期外債就達400多億美元，超過其全部外匯儲備。
第三，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體繫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長期債券市場不發達，短期貸款高於長期貸款，非生產性貸款（特別是房地產和消費性貸款）高於生產性貸款，外資大多以短期資本形式進入國內。結果客觀上導致泡沫經濟大量出現。二是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增加普遍高於中央銀行，結果使得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下降，金融動盪得以在東南亞各國普遍出現。三是銀行資產質量不高，金融風險加劇，導致金融危機在區內廣泛產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實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進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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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參見陳曉軍：「泰國經濟金融危機的演變及其初步啟示」, 《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國的貨幣危機及其啟示」,《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達枝：《泰國貨幣危機：教訓及其啟示》,見《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但是在國內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設施不完備，監管措施和監管機構不完善的條件下，東南亞國家過早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動盪。這一點以泰國為例可以看得更為清楚。90年代以來，泰國為吸引外資，先後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有關義務，取消了經常項目國際支付的限制。1991年，開始減少對資本項目交易的外匯限制。1992年又對外資開放，允許國內投資者直接通過銀行獲得低息的外國資金，導致肆意借貸低息資金。1994年又進一步放鬆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寬出入境時可攜帶的外幣限額，允許持有泰國離岸銀行執照的外國銀行在泰國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等等。但是，在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卻未能完善金融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外匯投機的渠道增加，從而加劇了投機者對泰國金融穩定性的沖擊。此外，日本和韓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五，政策失誤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從泰國的情況看【注7】，政策失誤主要表現為，一是長期實行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匯率政策,無法與
利用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經濟的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觀政策沒能協調國內經濟平衡目標與國際收支平衡目標的關系,從而產生經常帳戶赤字；三是在外匯管理制度上沒能處理好開產資本帳戶與保護本幣安全的相互關系。
第六，政府不當干預在引發投資者信心危機的同時也加劇了金融風暴。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東南亞許多國家一方面採取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等經濟杠桿來調節。如印尼在印尼盾兌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後，為了收緊資金流動，中央銀行把利率上調2倍。另一方面甚至採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如馬來西亞一度採取措施,限制投資人賣空一百種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類似做法，限制外國人進行外匯交易。結果事與願違,馬來西亞宣布限制後，投資人因無法自由買賣而信心大失，資金大規模移出，導致當日吉隆坡股市下挫，並帶動整個東南亞地區股市下跌。印尼的情況也類似，顯示出以限制市場運作的這種短期做法根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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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參見謝多：「泰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調與貨幣危機」, 《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
3、對香港金融風暴的基本評價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反復沖擊下, 香港不但未能倖免，反而一度成為金融風暴的主戰場。港元數度遭到國際炒家的強烈狙擊，但均被香港特區政府擊退，確保了港元匯率的穩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提高利率也導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動，從而引發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為保證港元匯率穩定付出了重大代價。
香港金融危機的產生，既有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出現金融風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經濟基礎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相似，在經濟高度開放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各種背景性因素均會對香港產生直接影響；同時大致相似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產業結構和投資趨向引發的經濟泡沫現象，以及長期實行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則決定了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徵。第二，與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香港並不存在新興市場化和經濟轉型國家或地區普遍出現的一些共性問題，如過分依賴外資來推動經濟發展，在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設施和金融監管條件還不成熟時盲目對外開放和實行金融自由化，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和銀行資產質量不高等。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更為完善，這就使得香港具備了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可靠基礎。第三，受東南亞金融風暴波及而產生的香港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沖擊聯系匯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們認為，港股下跌決不僅僅是由於為穩定港元匯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實際上，對包括「中國概念股」在內的過度投機性炒作，使股市風險不斷積聚，才是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為確保聯系匯率制而調高利率，不過是這種長期積累投機風險的釋放誘因而已。
對於本次香港金融危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價。
第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匯率穩定、繼續與美元掛鉤的地區。這表明與區內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具有更為穩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監管體系和經濟基礎，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的能力更為強大。
與東南亞國家相比，香港能夠成功地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進而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原因在於：（1）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經濟基礎穩健，經濟實力雄厚，發展前景良好，盡管還存在一些內部隱患，但仍能從總體上為穩定匯率提供一個可靠的經濟基礎。（2）聯系匯率制度是實現港元匯率穩定的內在機制，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堅持聯系匯率制度的一系列應對操作，客觀上給投資者以極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匯率穩定成為可能。（3）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億美元），人均則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時財政盈餘和儲備十分可觀，此外還得到外匯率儲備量達1340億美元的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這與金融風暴中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和外匯儲備有限的現狀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穩定港元匯率的重要條件。（4）香港金融體系和金融管理體系較為完善，特別是近年來實行了諸如修改銀行條例、實施「會計安排」、「流動資金調節」、「即時結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銀行體系的安全度以及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從而避免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制度和監管體系方面的缺陷，為穩定港元匯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但僅靠提高利率來穩定港元匯率代價沉重。大量事實表明，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穩定器」，在本次金融風暴中香港特區政府成功地捍衛聯系匯率制度，確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體經濟基礎的穩定與健全，從而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可靠保證。從1983年港府推出聯系匯率制度以來，先後成功地渡過了多次政經事件沖擊和港元風潮。實施十多年來，港元兌美元匯價最為低時為7.95:1，最高為7.714:1，港元匯率波幅從未超過2%，充分顯示了該制度在金融危機時期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維護金融秩序和市場信心的有效性。因此，從香港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當然也應看到，在現行操作條件下，香港為保持港元匯率穩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價。
第三，香港為穩定港元匯率而付出的重大代價，客觀上有利於香港未來長期發展。本次金融風暴表明，以金融和地產為核心內容的服務型經濟容易形成泡沫經濟。對香港而言，伴隨經濟轉型而在香港實行多年的高地價高房價政策，以
及近期證券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性炒作，從長期來看不但增加了香港總體運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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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饒余慶：「東南亞貨幣危機的影響與教訓」，《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經濟的泡沫成分不斷加大，對香港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客觀上要求對此進行調整。我們認為，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損失，實際上就是對香港前期發展模式的被動式過度調整。而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客觀上表明進行這種調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夠利用金融危機付出的重大代價，來換取對服務型經濟主導條件下的發展路向進行必要的調整，那麼對香港未來長期發展來說，這種代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勢不會大幅回升，同時港元可能再度被狙擊。港股經歷了10月下旬的股災後，其泡沫成分被擠了出來，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難以大幅走好：（1）東南亞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災引起了紐約、倫敦、東京股市的震盪，並反過來影響東南亞及香港股市持續波動。這種相互聯動局面一但形成，由於受慣性影響，一般不會馬上停止。（2）目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有停息的跡象，特別是韓國與日本受沖擊後，有可能進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圍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動盪。（3）在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度，並導致本國貨幣主動或被動貶值後，香港作為區內唯一保持匯率穩定且仍然實行原來聯系匯率制度不變的地區，相對升值的港元受到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強，進而引發香港股市震盪。
二、金融風暴表明香港經濟仍潛存隱患
1、缺乏彈性的聯系匯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於1983年開始實行的聯系匯率制，本質上是一種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和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通過銀行套戥機制，實現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注9】。實行十多年來，基本取得了預期效果，確保了香港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穩定（參見圖二）。但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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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參見饒余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劉志強、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 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呂汝漢：《香港金融體系》，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9月
次金融風暴來看，聯系匯率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香港未來的發展。
圖二 港元匯率走勢（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轉引自劉志強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第14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1）聯系匯率制存在內部問題，給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雖然套戥機制使得港幣兌美元保持穩定，但由於這種穩定是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與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實現的，因此產生以下兩大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港元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別是在兩國經濟水平有所差異的條件下，兩種貨幣的市值無法反映其國際競爭力與經常項目收支，從而創造出
http://..com/question/7347252.html?fr=qrl3
⑽ （2000-2010）十年財政政策是如何結合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運行進行調節的
有就不錯了！
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
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政策涵義的。
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多種原因，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了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趨於弱化，「吃飯財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後出現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別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財政政策盡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化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於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企業改革中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至為關鍵的調節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財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類型，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中外的經濟理論表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徵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在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採取的一種應對性財政政策舉措，並非是一種政策類型。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採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內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里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幣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境允許，就是說，盡管國家財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財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適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來達到擴展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境發生變化，財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二）政策的定向性。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於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於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正是有鑒於此，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後勁和產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三）政策的復合性。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於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 專門用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設備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內投資項目，在規定范圍內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原則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確定與適時調整，對政策目標的實現和政策效應的優劣，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和正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當的貨幣政策，應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幾個「兼顧」或幾個「結合」：
第一，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於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於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於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適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於轉軌「鎮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於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於當前經濟的協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將為後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後延性障礙。
第三，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持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展需要、發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又的確存在著不少現實障礙和困難，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第四，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內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將是制約我國後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後加以統籌考慮。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出現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1、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於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2、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於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盡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於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激活我國巨額儲蓄存款余額和游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盪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風險實證分析
積極財政政策風險是指積極財政政策的預期目標不能實現或失敗的可能性。其風險的表現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風險，二是政策執行風險。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風險不是局限於某一個環節，而是貫穿於政策的全過程。一般而言，導致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確定方面的偏差。確定的政策目標嚴重脫離實際，或財政政策目標與國民經濟發展目標脫節，或財政政策目標本身的模糊性，都會帶來相應的政策風險。（2）在財政政策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3）財政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響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程度。（4）財政政策工具選擇上的失當，且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5）財政政策嚴重滯後，沒有隨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6）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過大或過小。（7）在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由於特定利益集團的阻撓或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對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含義、表現及成因進行了抽象分析，對中國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分析不能停留於此，而必須密切聯系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來具體進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財政部關於增發國債用於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於中西部地區；二是繼續貫徹落實 1999年出台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居民的收入穩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追加現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從近3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來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1998年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 2000年拉動經濟增長1.7個百分點（中國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長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表明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已出現了走向良性循環的重要轉機。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盡管2000年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我國的經濟競爭力還比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還沒有根本轉變，企業經濟效率沒有明顯的提高，不少企業經營十分困難，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業發展基礎不牢，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仍沒有很好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信息化程度較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堅實的基礎。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們的預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在其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客觀上仍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導致政策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而言，集中在拉動經濟的年度增長上，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關注不夠。其次，在分析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的原因時，認為是內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著力點只是放在擴大內需上，而對社會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來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第四，在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回升的情況下，我國財政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擴大需求上，而沒有適時地進行戰略上的轉移，財政政策顯得嚴重滯後。第五，在處理財政政策作用和市場機製作用的關系方面，片面強調前者的作用，而忽視後者的作用，沒有擺正財政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財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財政風險尤其是國債風險進一步加大。第六，積極財政政策沒有體現其應有的公平性，而是過於向國有經濟傾斜，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存在明顯的歧視，尤其是在財政投入方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於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第七，由於層層截留、挪用，據估計，約有20％的國債資金不能到位，致使通過國債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大打折扣。
[編輯本段]防範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基本對策
1.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確定上，必須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作為我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不能僅僅局限於確保年度或任期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應將重心放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才能真正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有保證。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既包括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地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城鄉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生態環境的好轉等。
2. 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拉動需求轉移到改善供給上來。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初期，針對需求嚴重不足的嚴酷現實，財政政策作用的側重點放在拉動需求方面，這樣做簡單、容易操作，而且見效快，因而是無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投資品及消費品價格開始止跌回升，這說明我國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效需求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移到有效供給上來了。經過3年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償債率、債務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過警戒線，雖然負債率還較低，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相對低下，因而以西方發達國家及歐盟成員國所確定的警戒線標准來說明我國的國債發行還有較大的空間，這是不正確的。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的國債負擔率應控制在20％以內為宜，最多不得超過30％，否則有發生財政危機的危險。
由此可見，以擴大國債規模和財政支出規模為主要內容的旨在拉動需求增長的財政政策已沒有多大的迴旋餘地。單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可能解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要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放到改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上來。要通過財政政策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並使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和城鄉經濟結構逐步合理化，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有機協調起來。
3.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及政策的重心發生轉移的情況下，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首先，在國債方面，雖然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行是必要的，但國債發行規模要加以嚴格控制，國債增長速度應低於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國債風險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國債資金的運用應僅限於具有經濟效益的領域，並重點投向基礎產業及基礎設施，以及企業技術改造和信息產業及生物醫葯等高新技術產業。國債資金向這些領域的投入不是包辦或壟斷，而是重在發揮其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國債資金應退出納消費性領域，有關社會保障事務應通過稅收等無償性收入來解決。在國債資金投資結構上，要逐步加大新興產業及企業技術改造方面的投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充分發揮國債投資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拉動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要加大對國債投資過程的監督管理，確保國債資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國債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的過程中，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西部地區的基礎工業及基礎設施方面，優化西部地區投資環境，並使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其次，要充分發揮財政貼息的杠桿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財政投資支持國家重點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和對社會投資實施調控，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財政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日趨下降、國債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面對中長期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巨大的投資資金需要，財政的直接投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當前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是通過財政貼息支持政策性融資，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引導。目前要擴大財政貼息的資金規模，使之成為加強供給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過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刺激民間投資。要廢除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並相應調低其基本稅率，取消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區分；統一企業所得稅，給內外資企業以公平的稅收待遇。取消地區性稅收優惠待遇，實行以產業為導向的稅收優惠待遇。
第四，要切實解決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問題，充分發揮人大、政協、人民群眾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規范和約束政府本身的行為，切實減輕企業及個人的負擔，調動其投資積極性。如在政府收費方面，有關政府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等都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的審批，收費標準的調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大常委會舉行聽證會。各級政府只是收費的執行者和管理者，無權進行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和調整。
4.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只能建立在市場機製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政策只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對財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誇大。在運用財政政策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時，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圍，保持財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適度性。要通過財政政策的實施，彌補私人經濟部門投資的不足，並積極引導其投資方向，而不是排擠私人經濟部門投資，同其在經濟領域爭利。作為財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要注重提高決策水平和執行水平，及時收集和掌握經濟發展信息，減少和避免政策決策和政策執行的盲目性。
5.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及其風險的防範，還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國的一切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都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我國即將加入WTO的歷史背景下，要確保其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之間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間投資缺乏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民間投資產業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礙等，使民間投資近幾年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要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必須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面給予公平待遇，廢除各種歧視性的規章制度，民營企業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及銀行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要逐步取消產業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變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除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及國防安全的領域不宜讓民間資本進入外，其他領域應盡可能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都必須對國內民間資本開放。
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這是貨幣政策性質和貨幣政策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是應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沖擊的明智之舉，是有效提振內需、充分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作用的重要舉措，是防止經濟大幅下滑、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有力保證。
在我看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義：其一，這是「適度擴張」而非「完全擴張」的貨幣政策。兩種政策的區別不僅在於擴張程度的差異，還在於其各自運用時所面對的宏觀經濟態勢的不同。完全擴張型貨幣政策通常在經濟發生危機或經濟蕭條時採用。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實施目的在於縮短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的時間過程，拉動經濟復甦；適度擴張型貨幣政策則適用於經濟顯著減速或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實施目的在於維護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確保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很顯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選擇，與我國現實的宏觀經濟態勢是吻合的。
其二，這種政策無論是在質的規定上，還是在「量」的變化上，都有別於從緊的貨幣政策。質的規定自不待言，「量」的變化也是如此。盡管沒有一個可以用來衡量「適度」的、公認的、統一的標准，但體現貨幣政策能量和實施程度的一些宏觀金融變數指標，如貸款增量、貸款增長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等的總體水平，應明顯高於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期。
其三，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如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備金比率一類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應該是放鬆的，盡管它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程度會有差別。以擴張信貸規模和降息為主基調的信貸政策與利率政策，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承擔著主要角色，而匯率政策的作用也不應低估。面對我國出口下滑導致外部需求明顯萎縮的情況，應改變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加大人民幣匯率向下浮動的幅度。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拉動內需，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投資需求看，實施這種政策一方面有利於增加企業投資資金的可得性，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另一方面，會調低利率總水平，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這兩方面歸結到一起，是有利於刺激企業及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熱情，擴大投資需求。但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資效率，使投資更好地發揮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使投資資金更多地流向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如「三農」、節能環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創新高科技等行業。應改善投資環境，消除行業和市場壁壘，給民營資本以「國民待遇」，使其能夠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公平參與金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資。對某些總量型的貨幣政策措施，應賦予其結構調控功能。僅以央行作為經常性政策調控工具的存款准備金比率為例。應改變「一刀切」的存款准備金比率，實行差別存款准備金制度，對主要的商品糧基地所在地區、金融資源相對貧乏的經濟落後地區，可實行相對較低的存款准備金比率。這樣做，既可以增強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有利於促進地區間經濟的協調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
消費主要受勞動者收入制約，因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擴大消費需求方面，貨幣政策作用的支點，應是強化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結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進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拉動消費。同時，貨幣政策應和產業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密切協調配合，形成拉動消費需求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