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壹』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於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冊的持牌銀行，最終控股人是中國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合並了原中銀集團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銀行的業務，並同時持有香港注冊的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和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的股份權益，使之成為中銀香港的附屬機構。
中銀集團1983年注冊成立，成員包括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金城銀行、廣東省銀行、鹽業銀行、交通銀行、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寶生銀行、華僑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中南銀行、新華銀行、國華商業銀行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等14家銀行，以及中國建設財務(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設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等，現共有總行、分行及辦事處300多家，是香港的第二大金融集團，吸收的存款總額佔香港存款總額的25%。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是中銀集團的領導機構，負責對各成員銀行的業務進行協調和管理，並對中國銀行總行負責。1994年5月開始成為香港第三家發鈔銀行。下屬機構：中銀集團香港分行、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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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銀行的企業性戰略規劃和經營性戰略規劃

全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imited)，總行(Head Office)位於北京市復興門內大街1號。是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規模排列位列第三。中國銀行的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領域，旗下有中銀香港、中銀國際、中銀保險等控股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為個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按核心資本計算，2007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9位。
中國銀行主營傳統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公司金融業務基於銀行的核心信貸產品，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個人金融業務主要針對個人客戶的金融需求，提供基於銀行卡之上的系統服務。金融市場業務主要是為全球其他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國際匯兌、資金清算、同業拆借和託管等全面服務。
中國銀行全資附屬投資銀行機構——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中銀國際」）是中國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運行平台。中銀國際在中國內地、香港及紐約、倫敦、新加坡設有分支機構，擁有高水準的專業人才隊伍、強大的機構銷售和零售網路。中銀國際全球性的管理運作，可為海內外客戶提供包括企業融資、收購兼並、財務顧問、定息收益、證券銷售、投資研究、直接投資、資產管理等在內的全方位投資銀行服務。
中國銀行通過全資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和聯營公司經營保險業務。其中，在香港擁有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分公司、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東亮保險專業有限公司和堡宜投資有限公司，在內地擁有中銀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地區有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7月的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在香港保險市場經營一般保險業務，業務品種齊全繁多，業務量多年位居當地同業前列。
中國銀行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商業銀行。1929年，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了中國金融業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後，中國銀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繼開設分支機構。目前，中國銀行擁有遍布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構網路，其中境內機構超過10，000家，境外機構600多家。1994年和1995年，中國銀行先後成為香港、澳門的發鈔銀行。
中國銀行所屬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銀行（香港）」或「中銀香港」），於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冊的持牌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合並了原中銀集團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銀行的業務，並同時持有香港注冊的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和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的股份權益，使之成為中銀香港的附屬機構。中銀香港是香港地區三家發鈔銀行之一，也是香港銀行公會輪任主席銀行之一。重組後的中銀香港於2002年7月在香港掛牌上市。
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百年品牌，中國銀行在穩健經營的同時，積極進取，不斷創新，創造了國內銀行業的許多第一，在國際結算、外匯資金和貿易融資等領域得到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在近百年輝煌的發展歷史中，中國銀行在中國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銀行於1912年由孫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7年間，中國銀行先後是當時的國家中央銀行、國際匯兌銀行和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以誠信為本，以振興民族金融業為己任，在艱難和戰亂的環境中拓展市場，穩健經營，銳意改革，表現出了頑強的創業精神，銀行業務和經營業績長期處於同業領先地位，並將分支機構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國近現代銀行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1949年，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994年，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中國銀行成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與其它三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一道成為國家金融業的支柱。
2003年，中國銀行被國務院確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之一。圍繞「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目標，中國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整合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加快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銀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啟動了新的航程。
2006年6月1日、7月5日，中國銀行先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成為首家A+H發行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按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市值計算，中國銀行為全球第五大銀行。
2004年7月14日，中國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北京奧運會唯一的銀行合作夥伴。中國銀行將為國內外客戶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宣傳和普及奧運精神，促進本次體育盛會圓滿成功，提升中國銀行的品牌形象。
中國銀行多年來的信譽和業績，得到了銀行同業、國內外客戶和權威媒體的廣泛認可。目前，中國銀行曾先後8次被《歐洲貨幣》評選為「中國最佳銀行」和「中國最佳國內銀行」，連續18年入選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企業，多次被《財資》評為「中國最佳國內銀行」，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及「中國最佳外匯銀行」，被《遠東經濟評論》評為「中國地區產品服務10強企業」，被《亞洲風險》雜志評為2006年度「中國最佳銀行」。在美國知名財經雜志《財富》與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詢公司Hay（合益）集團合作評選的25家「最受贊賞的中國公司」中，中國銀行榜上有名。在A+H資本市場整體上市後，中國銀行榮獲《投資者關系》「最佳IPO投資者關系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在近百年歲月里，中國銀行以其穩健的經營、雄厚的實力、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深得廣大客戶信賴，並與客戶建立了長期穩固的合作關系。中國銀行將秉承「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強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創建國際一流大銀行」的宗旨，依託其雄厚的實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為客戶提供全方位、高品質的銀行服務，與廣大客戶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編輯本段]歷史沿革
中國銀行於1912年1月24日由孫中山總統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開業。其由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起改稱大清銀行(Ta Ching Goverment Bank)，負責整頓幣制、發行貨幣、整理國庫，行使中央銀行權利)改組而來。故中國銀行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
民國政府時期
中國銀行自民國時期早年成立後一直擔負中央銀行職責直至1928年，此時國民政府另外設立中央銀行，並修訂中國銀行條例和章程，「經國民政府之特許為國際匯兌銀行」。當時總行亦從北京(時稱為北平)遷往上海辦公。
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官商合辦的股份制銀行。早期的中國銀行在限制北洋軍政府開支，抵制袁世凱停兌令，支持民族經濟發展，組織愛國華僑支援國內抗戰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4月間，國民政府再次修訂中國銀行條例，導致中國銀行的實際控制權事實落入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資本主義聚斂財富的工具。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中國銀行。原總管理處隨民國政府遷往台灣，至1960年在台重新開業。在台機構部門於1971年改名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2006年8月間和台灣交通銀行(Chiao Tung Bank)合並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留置大陸地區的各分支機構部門收歸國有，繼續以中國銀行行名營業存續。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1950年4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劃歸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領導。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中國銀行條例》，明確中國銀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特許的外匯專業銀行。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銀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一個職能部門，利用信貸、結算、匯率等多種手段促進對外貿易事業發展，使國家外匯收入不斷增加；積極參加反對美國政府凍結美元資產的斗爭，抵制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的經濟封鎖；支持交通部門逐步建立遠洋船隊，支持企業通過進口設備合遠材料來增加產量和質量；認真履行國家外匯專業銀行的職責，加強外匯管理發展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
改革開放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的各項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跨入了世界大型銀行的前列。
1979年3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同時行使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職能，直屬國務院領導。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兩塊牌子，內部一套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管。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改為中國銀行總行，負責統一經營和集中管理全國外匯業務。
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隨後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分設，各行其職，中國銀行統一經營國家外匯的職責不變。至此，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之下的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的身份發生根本性變化，由原中國人民銀行一個分支部門、國家金融管理機關，轉為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國家外匯由外匯管理局經營，中國銀行由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開始向國有商業銀行轉化。各外匯業務銀行在外匯業務經營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中國銀行正式結束了國家外匯專業管理，不再在外匯業務享有壟斷地位。中國銀行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與其它三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一道成為國家金融業的支柱。
股份制改革
中國銀行於200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之一。圍繞"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目標，中國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整合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加快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工作。
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銀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啟動了新的航程。
[編輯本段]國際化的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以誠信為本，以振興民族金融業為己任，在艱難和戰亂的環境中拓展市場，穩健經營，銳意改革，表現出了頑強的創業精神，銀行業務和經營業績長期處於同業領先地位，並將分支機構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國近現代銀行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由於歷史和業務發展的原因，中國銀行是目前國內銀行中最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先後分別在香港、澳門、倫敦、大阪、新加坡、紐約、曼谷、東京等地設立海外分支機構。
1929年，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中國金融業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繼開設分支機構，目前擁有遍布全球27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構網路，其中境內機構共計11,307個，境外機構共計603個。1994年和1995年，中國銀行先後成為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發鈔銀行。中國銀行在國內同業中率先引進國際管理技術人才和經營理念，不斷向國際化一流大銀行的目標邁進。
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向我國駐港機構發布保護國家資產，聽候接管的命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率先起義，宣布接受北京總管理處的領導，不久，倫敦、新加坡、雅加達、吉隆坡、卡拉奇、孟買、加爾各答、仰光等分支機構紛紛宣布接受國內總管理處的領導，為新中國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資產。
自1994年，中國銀行憑借悠久的歷史、廣泛的海外網路、出眾的實力和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優勢，盈利總額在國內銀行中一直居於首列。許多權威的國際金融雜志一致認為，中國銀行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中員工數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最強的銀行，人均利潤、人均資本合人均資產各項指標均居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之首。
本部分部分文字參考自中國銀行官方說明。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的百年經營和市場榮譽
中國銀行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領域，旗下有中銀香港、中銀國際、中銀保險等控股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為個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按核心資本計算，2005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國銀行主營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個人金融、資金業務和金融機構業務等業務。公司業務以信貸產品為基礎，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和融資、財務解決方案。個人金融業務主要針對個人客戶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儲蓄存款、消費信貸和銀行卡在內的服務。資金業務包括本外幣保值、資金管理、債務保值、境內外融資等資金運營和管理服務。而金融機構業務則是為全球其他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諸如資金清算、同業拆借和託管等全面服務。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百年品牌，中國銀行在注重穩健經營的同時積極進取，不斷創新，創造了國內銀行業的許多第一，在國際結算、外匯資金和貿易融資等領域得到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中國銀行多年來的信譽和業績，得到了來自業界、客戶和權威媒體的廣泛認可。曾先後8次被《歐洲貨幣》評選為「中國最佳銀行」和「中國最佳國內銀行」；連續16年進入《財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強企業；同時，被《財資》評為「中國最佳國內銀行」；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及「中國最佳外匯銀行」；被《遠東經濟評論》評為「中國地區產品服務十強企業」；中銀香港重組上市後，先後榮獲《投資者關系》「最佳IPO投資者關系獎」和《亞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公開上市進程
1990年代，中行踏入財務重組階段。
1998年，中國銀行獲中央政府注資425億元人民幣。
1999年和2000年中行以出售不良資產方式，獲注資2674億元。
2003年，中央匯金(全稱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向中行注資1864億元#，成為中行主要股東。
2004年中行出售總帳面值2720億元的不良貸款。
2005年8月，蘇格蘭皇家銀行以30.48億美元入股中行9.61%，淡馬錫全資附屬公司亞洲金融控股以15.24億美元入股4.8%。同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以7374萬美元入股0.23%。
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香港交易所(3988-HK)上市，首次公開招股(IPO)255.69億股，每股最後定價2.95港元，首日收市價為3.40港元。*
2006年7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601988-SH)上市，每股最後定價3.08人民幣，同日成為上證綜指成股。*
2006年12月4日，中國銀行成為恆生指數成份股，創下最短時間成為香港藍籌股的股份公司。
# 以上數據來自中國銀行有關公開文件
* 以上信息來自網路新聞媒體報道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行標
中國銀行行標於1986年經中國銀行總行批准正式使用。
行標從總體上看是古錢形狀代表銀行；「中」字代表中國；外圓表明中國銀行是面向全球的國際性大銀行。
中文行名：中國銀行中文行名字體由郭沫若先生題寫
[編輯本段]中銀國際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資附屬投資銀行機構。中銀國際建立起符合行業最佳規范的國際化投資銀行架構,在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設有分支機構,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中國沿海和內地中心城市建立了銷售網路。中銀國際擁有高水平的專業人才隊伍,強大的機構銷售和零售網路,全球性的管理運作,可為海內外客戶提供包括企業融資、收購兼並、財務顧問、證券銷售、定息收益、衍生產品、資產管理、直接投資等在內的全方位投資銀行服務。
[編輯本段]中銀香港和中國銀行
中銀香港全稱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於2001年間由香港寶生銀行並入承繼中國銀行(香港)集團有關銀行業務方面之成員(不包括南洋商業銀行和集友銀行)資產改組而來。中國銀行通過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間接擁有和管理該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集團成立於1990年代，由包括但不限於原來以中國銀行為首的13家有關銀行合並而成。
這些銀行分別是：
1、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1998年間遵照國家指示，重新歸屬交通銀行轄管)
2、八家內地成立銀行的香港分行：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鹽業銀行、集友銀行
3、兩家香港注冊的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寶生銀行
4、南洋商業銀行(部分分行)
其中南洋商業銀行下屬的南洋信用卡公司在中銀香港改組後成為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BOC Credit Card (International) Ltd.)，並改為中銀香港之附屬子機構。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與奧運
2005年2月22日 中國銀行作為國內獨家經銷「北京奧運金」的金融機構，在京成功發行第一組「北京奧運金」本色系列產品。
2005年2月2日 北京2008年奧運會合作夥伴俱樂部成立，北京奧組委向中國銀行頒發紀念牌和俱樂部會員證。
2004年12月8日 中國銀行和VISA國際組織在京舉行了全球首張北京奧運主題的「中銀VISA奧運信用卡」的首發儀式。
2004年11月3日 國際奧委會執委、市場開發委員會主席傑哈德·海博格先生及北京奧組委有關領導一行訪問中國銀行。
2004年8月23日 中國銀行在中國駐希臘大使館為中國奧運健兒舉辦慶功酒會。
2004年7月22日 中國銀行推出第一款奧運題材金融產品——長城VISA歐元卡雅典奧運珍藏版，支持中國體育代表團出征雅典。
2004年7月14日 北京奧組委正式宣布中國銀行成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唯一銀行合作夥伴。
該企業在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聯合發布的2006年度中國企業500強排名中名列第十，2007年度中國企業500強排名中名列第六。 該企業在2007年度《財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二百一十五。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新聞
股票代碼：601988
股票簡稱：中國銀行
編號：臨2007－024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保薦代表人變更的公告
中國銀行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於近日接到保薦人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銀河證券」)的通知，本公司原保薦代表人之一王俊已調離銀河證券，不再從事本公司的持續督導工作，銀河證券指派張衛東履行本公司的後續持續督導工作。本次變更後, 銀河證券指派本公司的保薦代表人為張衛東和王紅兵。
[編輯本段]中國銀行
在世界500強2007年以30750。8百萬美元的營業收入排列第215位；在汶川地震後， 中國銀行集團海內外機構和員工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捐物累計已超過1.23億元。

『叄』 中銀香港與內地的中國銀行有無關系

中銀香港是內地的中國銀行旗下的控股金額機構。
中國銀行，全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大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之一，始建於1912年。
中國銀行的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領域，旗下有中銀香港、中銀國際、中銀保險等控股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為個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

『肆』 民國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十股股票的價格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全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

中國銀行是1912年1月24日由孫中山總統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開業的。中國銀行的前身是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戶部銀行。在1908年改稱為大清銀行，負責整理幣制，造幣，發行紙幣，整理國庫，行使中央銀行權利，並添股招商。這是清政府「與國際接軌」的嘗試。

中國銀行成立後，繼續擔負中央銀行職責，到了1928年，國民政府另立央行，特許中國銀行為國際匯兌銀行。中國銀行一開始就走國際化道路，先後分別在香港、澳門、倫敦、大阪、新加坡、紐約等地設立海外分支機構。

舊中國的中國銀行是官商合辦的股份制銀行，早期的中國銀行在限制北洋軍政府開支，抵制袁世凱停兌令，支持民族經濟發展，組織愛國華僑支援國內抗戰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之後，中國銀行的實際控制權已經落到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資本主義聚斂財富的工具，是中行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了中國銀行，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向我國駐港機構發布保護，聽候接管的命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率先起義，宣布接受北京總管理處的領導，不久，倫敦、新加坡、雅加達、吉隆坡、卡拉奇、孟買、加爾各答、仰光等分支機構紛紛宣布接受國內總管理處的領導，為新中國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資產。此後，中國銀行成了新中國金融體系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1950年4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劃歸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領導。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中國銀行條例》，明確中國銀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特許的外匯專業銀行。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銀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一個職能部門，利用信貸、結算、匯率等多種手段促進外貿的發展，使我國外匯收入不斷增加；積極參加反對凍結美元資產的斗爭，抵制美國政府對我國實行的經濟封鎖；支持交通部門逐步建立遠洋船隊，支持企業通過進口設備合遠材料來增加產量和質量；認真履行國家外匯專業銀行的職責，加強外匯管理發展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

1979年3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同時行使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職能，直屬國務院領導。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兩塊牌子，內部一套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管。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改為中國銀行總行，負責統一經營和集中管理全國外匯業務。

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隨後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分設，各行其職，中國銀行統一經營國家外匯的職責不變。至此，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之下的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此時中國銀行的身份才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由原中國人民銀行的一個分支部門，國家金融管理機關，向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的各項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跨入了世界大銀行的前列。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家放寬對各家銀行經營領域的控制。根據國家金融體制改革的部署，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國家外匯由外匯管理局經營，中國銀行由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開始向國有商業銀行轉化。各外匯業務銀行在外匯業務經營方面享有平等地位，這打破了中國銀行在外匯業務方面的壟斷地位，這也標示中國銀行正式結束了國家外匯管理機構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向綜合性商業銀行的轉型。

中國銀行集團成立於1990年代，由原來以中國銀行為首的13家銀行合並而成。根據中銀香港的網頁，這12家銀行分別是：
1.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
2. 八家內地成立銀行的香港分行：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鹽業銀行、集友銀行
3. 兩家香港注冊的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寶生銀行
4. 南洋商業銀行（部份分行）

交通銀行在香港的業務曾經有一段時間也屬於中國銀行集團，但後來退出了。

從1994年到2004年這10年間，中國銀行憑借悠久的歷史、廣泛的海外網路、出眾的實力和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優勢，使中國銀行成為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銀行，盈利總額在國內銀行中一直居於首列。許多權威的國際金融雜志一致認為，中國銀行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中員工數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最強的銀行，人均利潤、人均資本合人均資產各項指標均居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之首。

中國銀行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領域，旗下有中銀香港、中銀國際、中銀保險等控股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為個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按核心資本計算，2005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國銀行主營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個人金融、資金業務和金融機構等業務。公司業務以信貸產品為基礎，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和融資、財務解決方案。個人金融業務主要針對個人客戶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儲蓄存款、消費信貸和銀行卡在內的服務。資金業務包括本外幣保值、資金管理、債務保值、境內外融資等資金運營和管理服務。而金融機構業務則是為全球其他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諸如資金清算、同業拆借和託管等全面服務。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百年品牌，中國銀行在注重穩健經營的同時積極進取，不斷創新，創造了國內銀行業的許多第一，在國際結算、外匯資金和貿易融資等領域得到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中國銀行有近百年輝煌而悠久的歷史，在中國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銀行於1912年由孫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7年間，中國銀行先後是當時的國家中央銀行、國際匯兌銀行和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以誠信為本，以振興民族金融業為己任，在艱難和戰亂的環境中拓展市場，穩健經營，銳意改革，表現出了頑強的創業精神，銀行業務和經營業績長期處於同業領先地位，並將分支機構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國近現代銀行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1949年，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94年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中國銀行成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與其它三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一道成為國家金融業的支柱。

中國銀行於200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之一。圍繞"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目標，中國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整合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加快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銀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啟動了新的航程。

中國銀行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商業銀行。1929年，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中國金融業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繼開設分支機構，目前擁有遍布全球27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構網路，其中境內機構共計11,307個，境外機構共計603個。1994年和1995年，中國銀行先後成為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發鈔銀行。中國銀行在國內同業中率先引進國際管理技術人才和經營理念，不斷向國際化一流大銀行的目標邁進。

2004年7月14日，中國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北京奧運會唯一的銀行合作夥伴。中國銀行將為國內外客戶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宣傳和普及奧運精神，促進本次體育盛會的圓滿成功，提升本行企業形象和社會價值。

中國銀行多年來的信譽和業績，得到了來自業界、客戶和權威媒體的廣泛認可。曾先後8次被《歐洲貨幣》評選為"中國最佳銀行"和「中國最佳國內銀行」；連續16年進入《財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強企業；同時，被《財資》評為" 中國最佳國內銀行"；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及"中國最佳外匯銀行"；被《遠東經濟評論》評為"中國地區產品服務十強企業"；中銀香港重組上市後，先後榮獲《投資者關系》"最佳IPO投資者關系獎"和《亞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在近百年的歲月里，中國銀行以其穩健的經營、雄厚的實力、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深得廣大客戶信賴，打造了卓越的品牌，與客戶建立了長期穩固的合作關系。中國銀行將承秉"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強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創建國際一流大銀行"的宗旨，依託其雄厚的實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為客戶提供全方位、高品質的銀行服務，與廣大客戶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2006年6月1日起，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門戶網站域名由www.bank-of-china.com 變更為 www.boc.cn。新域名更方便訪問中國銀行門戶網站。

2006年6月1日正式在香港掛牌上市
內地股票代碼：601988

中國銀行與奧運
2005年2月22日
中國銀行作為國內獨家經銷「北京奧運金」的金融機構，在京成功發行第一組「北京奧運金」本色系列產品。
2005年2月2日
北京2008年奧運會合作夥伴俱樂部成立，北京奧組委向中國銀行頒發紀念牌和俱樂部會員證。
2004年12月8日
中國銀行和Visa國際組織在京舉行了全球首張北京奧運主題的「中銀VISA奧運信用卡」的首發儀式。
2004年11月3日
國際奧委會執委、市場開發委員會主席傑哈德·海博格先生及北京奧組委有關領導一行訪問中國銀行。
2004年8月23日
中國銀行在中國駐希臘大使館為中國奧運健兒舉辦慶功酒會。
2004年7月22日
中國銀行推出第一款奧運題材金融產品——長城VISA歐元卡雅典奧運珍藏版，支持中國體育代表團出征雅典。
2004年7月14日
北京奧組委正式宣布中國銀行成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銀行合作夥伴。

『伍』 香港匯豐銀行網銀 匯款 至 香港中國銀行，只能輸入13位銀行帳號，而香港中行帳號有14位，怎麼解決

三種解決方案：

1、讓對方打電話去香港中國銀行問問能不能提供一個13位的賬號。

2、去香港櫃台填單匯款。

3、讓香港這邊EMAIL過來一張單，填完後郵寄到香港。

(5)鹽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擴展閱讀

香港匯錢到大陸賬戶可以採取以下幾種方法：

1、直接匯款：香港人可以將有關款項的港幣或者美圓直接通過香港銀行「電匯」到國內銀行帳戶中（要告訴香港銀行國內銀行的名稱、地址、電話，以及賬戶等等信息）。

當銀行收到這筆錢之後(一般從匯出之日起3個工作日)，可以到銀行查詢，然後說明這筆錢的用途就可以將這筆錢兌換成人民幣進入個人賬戶了。

但是每年這樣的匯款不能夠太大，比如款額最好不要超過5萬美元等值的外匯，否則，銀行需要個人到當地外匯管理局申請外匯額度。每次匯款大概會產生200港幣左右的銀行和電匯通信費用。

2、轉付人民幣現金：可以在香港找外匯兌換店將港幣換成人民幣，之後，讓他們在深圳或者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將手裡的人民幣現金存入到國內開戶銀行當地分行的銀行櫃台或者自動櫃員機（可以收現金存款的櫃員機），按照個人提供的賬號存給收款人。

這樣沒有任何費用。最好在香港中銀開戶（一定要同一人名），進行匯款。然後在國內中國銀行取款，但是香港人在國內提款是有限制的。

3、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港匯豐銀行辦理一張銀行卡，然後把卡和密碼由取款人保存，然後在國內的匯豐取款機上直接提款就可以了。

但每天限額2萬港幣的等值人民幣，單次手續費RMB25元。這種方式取款沒有年度總額限制，但是內地ATM機器單次金額較小，所以算下來手續費也不低。

『陸』 劉航琛的工商界的木匠

劉航琛素來是要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經濟的發展。他充任劉湘的財政干員後，倚仗權勢，亦官亦商，開辦川康銀行，巧奪川鹽銀行，以兩行為支柱，大肆角逐，到處擴張，插手美豐，滲入聚興誠，硬卡重慶銀行，四處投資。他擔任銀行、工礦貿易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頭銜就有70多個，顯赫一時。與楊粲三、楊季謙、康心如、潘昌猷並列為重慶金融界大亨。劉航琛四處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們比之為「木匠」。 川康銀行初名川康殖業銀行，是1929年5月，劉航琛邀約盧作孚、何北衡等人發起的。最初由劉湘的副官長周見三臨時負責，營業地點設在重慶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業銀行取得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營業執照，遷入打銅街新建行址，正式營業。
為圖壓倒當時的商業行庄，虛張聲勢，擬定資本額為銀元400萬。實際上是劉航琛從禁煙款項下拿出60萬以劉湘名義入股，另加一點商股，只湊足100萬。1935年增資50萬。共為150萬元。
川康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時，劉湘親自出席，劉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長，盧作孚任總經理，周季悔任協理，湯壺嶠任經理。希圖借重這些商界聞人，以沖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川康的一切，由劉航琛代表劉湘主持。川康主要是為軍閥劉湘和劉航琛私人服務。因此，對於一般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如存、放、匯兌等，只不過聊備一格，並不重視，同聚興誠、美豐相比，這些業務的發展大為遜色。但是，劉航琛運用所掌握的地方軍閥財政大權，扶植川康，壯大經濟力量，則是一般商業銀行所望塵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軍總金庫收不抵支時，其經理兼收支組主任鄒汝百（一作鄒汝伯）發出大量期票（即「鄒票」），川康首先辦理「鄒票」貼現業務，帶動金融業相率經營，使軍費獲得暫時周轉；（二）二十一軍大量發行庫券、公債，川康帶頭認購，在重慶金融市場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二十一軍防區擴大到下川東沿江各縣，向省外采購軍火都由水道運輸，在申匯價高無劃時，川康就錁現到上海代劉湘交付軍火價款；（四）替劉湘部隊承匯轉發軍餉等等。這些方面部獲利豐碩，單就1933年結算來看，川康賺了54．6萬余元，其中利息和匯水收入就占收益額中的90%。此外，1931年劉航琛利用其財政大權，以「安定重慶金融」為理由，經劉湘批准，川康發行1元、5元、10元3種「無息存票」100萬元，在市面流通。這種「無息存票」，名為存款收據，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現金，其實就是變相發行鈔票。川康還用劉航琛的招牌，向各軍政機關吸收存款。這樣，川康的活動資金大量增加，對劉湘的財政周轉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戰爆發，全國和地方發行的公債暴跌，握存者無法拋售。重慶各銀行錢庄投資公債辦理押借的1200餘萬元，到期必須贖回。重慶利濟、安濟兩財團所出的7底期票340萬元。宣布延期兌付。中央銀行現鈔短缺，規定每戶存款取現500元。重慶7底、8半銀根相繼抽緊，整個金融市場，突然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川康殖業銀行歷年投資各企業和債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擔在手，積壓頭寸，出現緊張局面。但有劉航琛這塊招牌，東拉西扯，勉能應付。為要發展，必須改弦更張。當時重慶平民銀行由寧芷邨任總經理、劉航琛任董事，資本為100萬元，資金運轉比較靈活。四川商業銀行系范紹增任董事長、劉航琛為董事，資本為100萬元。投資公債數字雖小，但在上海賭公債多頭，行情吃虧，且難脫手，加以修建打銅街新行址，積壓了36萬元，以致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危機。劉航琛乃極力倡議三行合並經營，謀求發展。在進行磋商時，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劉航琛認為兼並平民、商業兩行後，資本共為350萬元，倘湊足400萬，就可超過聚興誠、美豐兩行資本的總和，而成為重慶最大的一家商業銀行，執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資金周轉方面，平民銀行資金是活動的，商業銀行資金雖暫有困難，但其新建行址和經營的四川飯店全部傢俱已商妥轉讓給交通銀行，可得 40萬元現金，三行合並後的資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寧芷邨考慮，重慶為抗戰後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動，資力有限，恐難支持，川康有劉湘作後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劉航琛共事有年，認為頗有應變之才，預計前途，合並有利。范紹增則想到商業銀行資負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業清理，有傷體面，只好承認出售新建行址，合並經營。在研究行名時，經過—番商量，為保留其遞嬗歷史，決定三行各取兩字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這樣大家心安理得，各無異議。最後於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並。
1937年10月12日召開三行合並後第一次股東大會，選出周見三、范紹增、夏仲實等15人為董事，甘典夔、湯壺嶠等5人為監事。董事會推出周見三、范紹增、羅震川、劉航琛、寧芷邨為常務董事，劉航琛為董事長；決定聘寧芷邨為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為協理，不久戴任銀行公會主席，改由范眾渠繼任，衷玉麟為渝行經理；確定資本為法幣400萬元，原川康殖業銀行佔200萬元（實際收足150萬元，余由劉航琛湊足），原重慶平民銀行、四川商業銀行各佔100萬元。
劉航琛擔任川康董事長後，即提出集中人力財力，整理內部和謀求對外發展的經營計劃。他口稱胸無成見，一秉「大公」，實則大搞排擠，獨攬大權。許多重大事件，如為了他個人政治目的的對外巨額投資，既不通過董事會，也不讓常務董事曉得，以致引起常務董事周見三憤而辭職。代表商業銀行大股東范紹增的范眾渠（范部軍需處長）出任川康協理，只能按月領工資，沒有實權。當時范紹增已投靠蔣介石任蔣軍第八十八軍軍長，住在重慶，由於開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劉卡住，造成隔閡。范部的編餘人員，要求在川康工作，劉也拒不接受。這樣加深了范、劉之間矛盾。范揚言：「我的錢是一槍一炮打出來的，劉航琛要我的錢，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由杜月笙、顧嘉棠出面，約集劉、范2人當面調解，協議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萬元退給17萬元計算，范將所退股金買了復華銀行，為該行董事長了事。劉航琛同寧芷邨兩人早在北京念書時相識，及至二十一、二十四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時，劉、寧關系更密。但由於劉航琛有獨霸川康野心。當川康增設天津、西安、衡陽各分行時，對經理人選，竟獨自決定，不僅未通過董事會，連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寧芷邨亦未預聞；劉航琛又好睹成性，隨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劉同杜月笙、顧嘉棠、康心如等賭牌九，一夜之間輸了10餘萬元，他開出墨條向川康支取，適因市場銀根甚緊，寧即拒付，以至劉、寧矛盾日益加深。抗戰勝利後，劉航琛把川康所存外匯美金30萬元投入利濟輪船公司，事前寧毫無所知，因而寧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險惡，職責所在，有拖累之虞。乃決意脫離川康。經王陵基出面調解，以范紹增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萬元退21萬計算，共約退法幣20多億元了結。
劉航琛排擠了商業、平民兩行的勢力，退掉了范、寧等人的股款，擴大了他的股權，就是以劉湘名義投資的股款，也七轉八轉的化為己有。隨著川康的不斷增資，到1949年，劉已攫取川康股額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鹽銀行前身是「重慶鹽業銀行」，一直是當時鹽運使王纘緒支撐的。1932年7月，經改組更名為重慶川鹽銀行，由吳受彤出任董事長，實行董事長制，大權獨攬。資本主要是鹽商籌集，資力較為雄厚。劉航琛對川鹽一向垂涎，他極力拉攏吳受彤，曾助吳投機印花煙酒庫券，使吳得利甚豐。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吳受彤當上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吳對劉亦十分欽佩。吳、劉2人平素間互相標榜，彼此賞識，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鹽選舉第二屆董事會之前，吳便拉了劉航琛和唐華、甘典夔等二十一軍財政干員入股，使劉得以當上川鹽銀行董事。1937年吳病危，他召見行內主要負責人再三囑咐：「劉航琛是個人才，辦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鹽董事長一職，非劉莫屬。」「託孤」後不久，吳病故，董事會即推舉劉航琛代理董事長職務，並由石竹軒、陳麗生、何說岩、曾子唯、馬紹周等人赴大溪別墅迎劉勸駕。劉是一個以擴經濟實力而發展政治勢力的野心家，對於這個已經打好基礎的川鹽銀行，覬覦已久，當然樂於接手。1938年春，董事會正式改選，劉即真除董事長。
川鹽向被王纘緒視為掌中之物，劉航琛奪得董事長，戰勝王纘緒，即以四川財政廳駐渝辦事處主任何九淵為川鹽董事會主任秘書，代行董事長職務，以田習之為川鹽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席文光為川鹽香港辦事處主任，牢牢控制著川鹽。隨後，劉航琛為王纘緒所迫，逃去香港時，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會臨時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淵聯絡渝幫股東，田習之聯絡江津幫股東，掌握實權，把王纘緒親信、西充幫的郭松年、楊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幫同江津幫聯合起來。以重慶警備副司令兼參謀長謝秉之（江津幫）代理董事長，保證「劉來謝走」。王纘緒仍未奪得董事長，憤而派人刺殺了何九淵。1940年1月，劉航琛由港返渝，謝秉之交卸，川鹽仍歸劉掌管。
1949年，劉先後收買了石竹軒、王纘緒、唐華、鄧宅華、郭松年、陳介生等人的股本。通過這次收買，劉航琛在川鹽的股權達資本總額70%。 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力，儼然是重慶金融界的巨頭。在工商各業四處插手，廣為投資，進行擴張，一時聲勢赫赫。
1930年，軍閥、鹽商曾子唯，挾持康心如，強迫美豐銀行退股。劉航琛藉此插手，以劉湘名義收購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為了投桃報李。送劉2萬元股本，並安為美豐銀行董事。從此，劉對美豐視同川康一樣，遇事都給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劉航琛主持的川康銀行力量，以加快美豐發展速度。而劉航琛則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濃厚，利用美豐的資力以鞏固川康。經康心如與劉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聯合公庫的先例，於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豐）聯合營業事務總所」，由兩行董事會推劉航琛任總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開辟業務，由總所派康心遠、胡浚泉分任美豐、川康成都分行經理，分工合作，統算盈虧。但辦了一年，在業務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發生問題，終以得不償失而解體。劉、康兩人關系卻始終拉得很緊。
楊粲三主持的聚興誠銀行，素稱殷實，劉航琛向欲染指。他組織川康殖業銀行時，便以聚興誠的楊粲三、張茂芹為董事。1931年申匯大跌期中，劉與楊合作，由川康、聚興誠兩行從上海錁回現洋八九百萬元，彼此分潤不少。1933年中匯大漲時，劉航琛又叫川康借給聚興誠銀元50萬元，並代為辦妥打錁護照，使聚行賺得一筆可觀匯水。但楊粲三對軍閥勢力素有戒心，盡管在1930年口頭上曾對劉航琛表示：「我們先訂合同，如果你將來下台，請到聚行擔任總經理。」實際上生怕軍閥勢力的滲入。1935年，聚行存戶陳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財政廳控告楊家經營的謙吉祥和外國貿易部虧折甚大，楊家人實際上已無條件再作無限責任股東，故須查帳等等。劉航琛抓住這一機會，以財政廳長身份密令重慶市長張必果到聚行查帳。將聚行的財產目錄、往來帳、房地產帳等提去。繼後又迭次派員到聚行索閱事務委員會、股東會的會議記錄、立案文件、資產負債表等。楊粲三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一時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詢情由並進行調解。這時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現。提出只要改組聚行公司組織，查帳問題即可解決。並還具體要求，要讓劉航琛及其相近的幾個人都參加聚行股份。楊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於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由揚永泰專電劉航琛謂：「……擱而言之，殊非善策，萬一因此而發生川省金融之劇變，則吾輩責任又不能避也。」囑對聚行查帳一事早作處理。結果迫使楊粲三於1937年將聚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接納劉航琛為常務董事，入股4萬元了結此案。
潘昌猷經營重慶商業銀行．倚仗其兄潘文華的勢力，在重慶金融界爭衡，同劉航琛素來不和。1936年，國民政府發行「統一公債」，規定公債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購進大量公債，進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全國各地金融市場掀起巨大風潮。銀根奇緊，公債狂跌，重慶銀行損失頗大，每天提存擠兌。吵鬧不休，出現嚴重危機，弄得潘昌猷焦頭爛額。劉航琛知道後，想趁機進行宰割。重慶銀行向四川省銀行借款應急，劉以省行總經理，斷然拒借，還煽起商界向重慶銀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時又以財政廳長身份去見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財政監理處處長關吉玉，主張在這次金融風潮中，關閉重慶銀行等幾家投機慘敗的銀行。以解救其他銀行渡過難關。經潘昌猷向顧祝同等亟力表白，顧、關考慮到潘文華的關系，乃沒有採納劉航琛的意見，並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銀行辦理抵押日拆，以應急需。劉航琛還是只同意辦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後由於楊粲三的主動支援，調撥頭寸，潘才渡過難關，沒被劉航琛卡死。
劉航琛以川康、川鹽兩行為支柱，大搞擴張，大量投資各工商企業，發展經濟勢力，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動創辦；有的是別人創辦約他參加，以壯聲勢；有的趁增資改組時打入；還有的是迫使企業請他參加。投資范圍，在工礦企業方面：有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大華生絲公司、川康興業公司、華西興業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潤記營造廠、平光機器廠、華源織造廠、西安益世印刷廠、四川絹紡廠、民生公司、利濟輪船公司等等；在商業方面：有中國國貨公司、和源豬鬃公司、重慶豬鬃公司、南洋煙草公司、中復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險方面：有重慶銀行、美豐銀行、聚興誠銀行、華康銀行、大夏銀行、和通銀行、興華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等等，還有新聞事業的《商務日報》、《新民報》、《益世報》等。他自己說：「除了沒有做大糞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資金融、保險、信託事業，是企圖利用資金滲入或加強聯系，俾能獲得巨額利潤分配；投資商業則主要是囤積投機，以圖暴利；投資新聞事業，是希圖成為他在政治經濟活動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資《益世報》（天主教主辦）完全是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於斌，另有所圖。他到處投資，大大擴張了個人實力。 1945年抗戰勝利了，劉航琛認為是發展個人野心的良好機會。他說：「抗戰期中，重慶是經營重心。抗戰勝利，上海是經營的前線，重慶是後方。將來紐約是經營的前線。上海是後方。」因此，他在重慶以川鹽、川康兩行聯合了寶元、沱江、渝新、電力、水泥、絲業、廣利、華西、滬西等公司、銀行、廠礦、行號共18家，設立了一個「聯合經濟研究室」，以劉正華為主任，撥資2萬美金．搜集有關經濟情報，打算發行《經濟通訊》月刊，以應各單位發展，業務之需。同時，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鹽銀行二樓成立了川鹽、川康、和源、利濟、電力公司等5單位的聯合辦事處，以塗重光任總秘書，以期實現他所渭的「使業務日臻現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總管理處遷到上海，並再度調整機構，在總管理處之下，劃上海、重慶兩個管理區。以漢口、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地分行屬上海區，成立上海區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處，屬重慶區，成立重慶區行。兩個區行的一切業務經營人權由劉航琛獨攬。
他把經營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後，於1946年，他夥同四川旅行社總經理汪代璽，拉上青幫頭子杜月笙、顧嘉棠積極籌辦利濟輪船公司，劉航琛任董事長，由其親信塗重光任總經理，汪代璽任協理。於斌答應把天津教區現有的一艘輪船交劉經營。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籌設一家海洋輪船公司（劉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筆外匯投資該公司），將來可交劉航琛辦理。劉滿以為有李、於的支撐，一定可以壓倒壟斷川江航運的民生公司。進而可以向海運事業發展。他為了開辦利濟輪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鹽兩行大量外匯作為投資，由汪代璽介紹收買了「利濟」、「利華」兩條破爛不堪，載重3000噸的海輪，花掉美金60萬，經過多次大小檢修，才勉強航行於津、滬、穗、港之間。公司計劃另訂新船兩艘，一艘取名「利鏞」（杜月笙名鏞），另一艘叫「利航」（劉航琛），准備航行國外，擴大海運事業。由於「利濟」、「利華」兩輪耗去的檢修費和遭受停航損失太大，連同購船價款，總計花了百萬美金以上，訂造新輪，還須另籌資金，乃未實現。 劉航琛野心勃勃，正圖力求一逞；國民黨政權由於發動全面內戰，受到致命打擊，也正在土崩瓦解，東逃西散，財政金融全面崩潰。在這樣情形下，劉航琛傾注全力經營的利濟輪船公司，李宗仁、於斌的許諾都未兌現，而海運業務清淡，本身人員臃腫，財力薄弱，經營不善，「利濟」、「利華」兩輪長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員工資發不出而罷工，汪代璽無法解決，最後由總經理塗重光親到香港把輪船賣掉遣散職工了事。利濟的破產，給川康、川鹽兩行帶來了重大災難。特別是川康，從1946年起，陸續投資利濟法幣439．85億元，1948年又增資金圓券9．6萬元。川鹽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劉航琛還挪用了川康美金30萬和川鹽美金25萬給利濟周轉。還把和源豬鬃公司外匯40萬美金，強作對利濟的投資。更妙的是杜月笙、顧嘉棠見勢不妙，將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逼著劉航琛以部分投資轉為川康借款。這樣，川康就為利濟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為川康破產的另一致命傷。
1949年10月，劉航琛攜眷逃竄香港後，川康銀行已面臨內外交困絕境，衷玉鱗出任董事長，當時川康急需解決的：一是對外負債中有部分系軍款，催提甚急；另一個是決定裁遣職工90餘人的遣散費和留行數百職工的生活費，需巨款應付。衷玉麟為此曾兩次飛香港要求劉航琛解決，劉不得已，先後交由他女兒劉敬蓉帶來黃金200餘兩，並挪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港幣200萬元匯渝，由川康和重慶豬鬃公司各用半數，終無濟於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對外負債尚有28萬銀元之巨。在重慶解放前夕，軍官們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趨嚴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經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劉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脫身之術，匆匆宣布川康停業，帶著被蓋到龍王廟警察所投案，藉以暫時獲得庇護至重慶解放。
1949年4月，川鹽銀行萬縣幫石竹軒掀起倒劉風波，劉航琛改組董監會，以何兆青任董事兼總管理處業務經理，准備整頓業務，終因蔣政權面臨覆滅，市場混亂，渝分行頭寸尚差黃金400餘兩，多方設法填補無著，情況極為窘迫，更由於劉航琛到處投資，把資金扼死在許多企業里，「搖得動，扯不出來」。只好自食惡果，被迫接受高利貸借款來維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額日增，差額更大，形成無法填補差額的嚴重局面。到6月8日川鹽已無力應付存戶的大量提存，只得關門暫時擱淺。一時聚集在行內數百戶存款人，要求償還本息，責罵不休。何兆青急電香港劉航琛請求接濟，劉派女兒劉敬蓉飛渝攜帶黃金400兩、美鈔2000元。繼後，川鹽又派張政績飛香港向劉取回黃金100餘兩。以這些金鈔掉換成銀元，陸續償付各存戶，8月中旬後業務逐漸恢復。不久國民政府發行銀元券當硬洋使用，不到兩月，貶值如廢紙，鬧得市面無市，許多商業銀行無形擱淺，川鹽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關門。解放後清理，資不抵債，宣告破產。

『柒』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發展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2001年9月12日在香港注冊成立，以持有其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中國銀行(香港)的全部股權。中銀香港(控股)在成功的全球公開售股後，其股份於2002年7月25日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編號 2388(一級美國預托證券 ---- 場外交易符號﹕BHKLY)。
* 十家銀行包括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七家內地成立銀行(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鹽業銀行)的香港分行，以及香港注冊的華僑商業銀行和寶生銀行。

『捌』 黃奕住的主要貢獻

黃奕住在返國前夕，即已考慮今後如何運用其資財為祖國的復興及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綜合起來，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活動可概括為下列幾個方面：
其一，創辦銀行，扶助發展華僑工商業，振興祖國實業。
黃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業經營活動中，深刻體會到銀行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17年，華僑糖商遇到困難，遭到荷蘭銀行資本的掣肘和刁難，使他認識到建立華僑銀行及本國資本銀行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從印尼返國途經新加坡時，即投資入股華僑銀行40萬元叻幣。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賓及日本等地考察時，「聞岷里拉（即現首都馬尼拉）華僑多泉（州）人，金融之權操縱於外國銀行，損失甚鉅」，因此，他和著名菲律賓愛國僑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華總商會商議後，決定共同「倡組中興銀行，以挽回權利」。「中興銀行」初定注冊資本1000萬元，先招股500萬元（菲幣）。黃奕住認股100萬元。該行初創時，實繳資本為200多萬元。黃奕住實際佔了該行投資的一半，他被推舉為該行董事。在他的關心指導及同行們的齊心協力經營下，該銀行營業蒸蒸日上。到1933年時，其資本已實增至600萬元，資產總額達2470多萬元，成為菲律賓最主要的僑營銀行之一，對扶助華僑經營工商業及當地經濟發展起著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黃奕住因「念吾僑民苦異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其富強，徒坐擁浮資非夫也」，專程前往上海，拜會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報》董事長史量才、銀行家胡筠（胡筆江）等人，共商「謀設中南銀行於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該行創辦之初預定招股2000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500萬元，黃奕住認股350萬元，佔70%。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後，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銀行正式成立並營業。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該行向國民政府立案後，「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發行鈔票，視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因此，中南銀行成為當時全國可以發行鈔票的3家銀行之一。該行為了取信於民，「特聯合了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訂十足現金准備及准備公開制度，於四銀行之外，另設四行准備倉庫，專為保管准備現金，發行鈔票。」在中南銀行舉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胡筠任總經理，史量才、韓君玉等任常務董事。1924年，該行增資至750萬元，黃奕住入股500餘萬元，仍占資本額的3/4。隨著銀行業務的開展，該行先後在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設立了分行，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此外，「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並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的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銀行成立之後，還積極投資支持國內各項民族工業的生產和發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紡織公司（佔有65%的股份）、益中磁電廠、誠孚工廠、天津北洋紡織公司（佔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廣州礦務公司等等，對扶植民族工商業起了一定的作用。黃奕住之子黃浴沂回國後，曾就任中南銀行協理，代表黃奕住經營該行業務。黃奕住則息居廈門鼓浪嶼。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視。抗日戰爭爆發後，總經理胡筠在一次從香港飛赴重慶時，不幸飛機被敵機追擊而遇難身亡，黃浴沂即接任了總經理之職。此外，黃奕住學於1921年8月7日在廈門市創辦了「日興銀號」，以與南洋群島各地通呼吸，溝通廈門與海外華僑的僑匯、融資及促進工、商業等之發展。「其資金之鉅，為廈門各銀庄之冠」。由於「日興號」有良好的信譽，東南亞各地華僑曾紛紛把他們的游資匯存該銀庄，以備家鄉建築房屋或其他實業之用。如印尼華僑李丕樹，即曾一次匯寄30萬元大洋，存於該行。
其二，創辦經營社會公用事業，建設家鄉。
黃奕住創建了廈門市自來水公司。
廈門是一個海島。廣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販們每天用運水船從海澄縣九龍江淡水區取來販賣的「船仔水」。市內小販們向運水船商買水後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給各家各戶。本世紀20年代前後，每天販水量約一萬多擔。這些食用水都未經消毒過濾，且經過多次轉運，極不衛生。黃奕住定居鼓浪嶼後，經常來往於廈門鼓浪嶼渡口，目睹水販們挑運販水的情景，深感此問題關繫到全島居民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關繫到千家萬戶的亟待解決的主要社會及建設問題之一。因此他決心「創辦廈門自來水，以重衛生」。1920年，他即發起籌辦廈門市自來水公司。翌年，他與廈門商會會長洪鴻儒、中國銀行廈門分行經理陳實甫、英商匯豐銀行買辦葉孚光及幾位照辦華僑共商籌資興辦事宜。1923年5月，公司經當時北京政府農商部批準定名為「商辦廈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資本為100萬元，黃奕住先認股40萬元。自來水的蓄水池、過濾池、水塔等公司建築工程於1925年在上海招標，結果，由德國西門子公司以92萬元中標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為2億8千萬加侖，可供全市20多萬居民9個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該公司召開成立大會，制訂章程，規定資本為200萬元，黃奕住當選為公司董事。1929年，黃奕住又倡議在鼓浪嶼日光岩和雞冠山分別建造了高低水池兩座，並備有大小運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將廈門自來水由船運至鼓浪嶼抽送池，從而解決了鼓浪嶼居民用水之需。這是廈門市（包括鼓浪嶼）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居民飲用自來水問題。黃奕住對廈門人民的貢獻是值得贊頌的。
黃奕住承辦了廈門電話公司，發展廈門市內外的通訊聯系。
早在1907年12月，廈門市即已開始運用電話，它是由華僑林爾嘉創辦的「廈門德律風（英文Telephone的音譯）公司」裝配的，擁有400門磁石式的電話機。鼓浪嶼當時是個「公共租界」，日商也辦有一個「川北電話公司」，電話業務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隨著廈門市政建設開始發展，原有電話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黃奕住深感發展廈門內外通訊聯系的重要意義，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萬元收購了廈門德律風公司後，再增加30萬元資本，加以改裝及擴建。同時，他還應廣大廈、鼓市民「收購日本人電話公司」的倡議和要求，經過多方努力，於1923年以23250元將日商的「川北電話公司」購入自辦。黃奕住接辦廈門、鼓浪嶼電話公司後，銳意改進。他聘請了上海的錢咸昌為總工程師，對原有的話機、電桿線路等進行改換，採用美國卡洛公司的新式機件，最大通話容量可達2500門，同時培訓接線員，並給予優厚的工資待遇，因此使電訊接收靈敏迅速暢通，用戶也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他還投資鋪設了廈門至鼓浪嶼海底電話電纜。1924年1月1日，廈、鼓之間也正式通話。1925年，他又投資10萬元在漳州市設立「通敏電話公司」，並在海澄、石碼、浮宮及南靖縣等地設立分線，進一步溝通了廈門與內地的通訊聯系。後來，他又曾派錢咸昌總工程師到泉州勘測，籌劃泉州、永春等地與廈門的長途電話，後因軍閥割據、地霸橫行、接著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黃奕住設立電話公司，始終抱著「以服務桑梓為主旨，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黃奕住獨資創辦經營的「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獲准正式注冊立案，領照營業。資本額增至100萬元。
黃奕住曾籌建漳（州）龍（岩）鐵路，並致力於開發閩西礦產資源。
1905年，廈門至漳州的鐵路即已開始興建，1910年正式通車。當時從廈門至漳州的交通線路是從廈門乘船經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嶼，再乘火車。但當時該鐵路只鋪軌到江東橋，僅完成28公里，距離漳州還有22公里。黃奕住為了開發閩南及閩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1922年即有續建該鐵路並擴展至龍岩地區的打算，並曾約請荷蘭工程師樊迪克納前往視察，後因故中斷。1926年3月15日，菲律賓華僑在廈門鼓浪嶼開會發起救鄉運動。黃奕住在會上「提議續辦漳龍鐵路至龍岩，以利交通。僉謂敷設鐵路為救鄉根本要圖，即經全體通過」。會上選舉了黃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雙輝、陳培錕、黃琬、薩福均、鄭華、黃鍾訓、林榮森及薛敏老等11人為籌備委員。不久，召開成立大會，黃奕住被舉為籌委會主任，會址即設在其公館。同年10月12日，獲得當時交通部、農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術人員前來視察勘探及估價，然後由華僑出資主辦。但到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廣東攻入福建，政局混亂，鐵路籌建計劃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領導的19路軍進駐福建後，政局較為穩定，又重新研究籌建該鐵路問題。6月1日在鼓浪嶼設立了漳龍路礦籌備處。黃奕住積極支持，曾聘請德國工程師來進行測量，繪有詳細藍圖，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備。國民政府實業部也准備派地質工程師侯德風、礦業工程師王目倫等來進行測量。不斷，籌備工作在緊張進行時，又發生了福建閩變事件，結果全部計劃又成泡影。此後抗戰爆發，漳龍鐵路始終沒有建成。
黃奕住還積極從事廈門、鼓浪嶼的房屋及市政建設。
20年代以前，廈門可說幾乎沒有很好地建設，市容簡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後，廈門開始進行市政改革和建設，興建了一批新的樓房，其中華僑投資興建的佔了重要的地位，據調查，福建華僑投資房地產的主要有廈門、泉州、福州晉江縣。其中尤以廈門最為突出，佔全部投資的90.19%。而廈門市的房地產建設投資中，又以印尼華僑為最多，黃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黃奕住組建了黃聚德堂房地產股份公司，投資金額為245萬元，佔1930年廈門全市全部房地產投資（7641550元）的1/3左右。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總計建築和購置的房屋達160座，面積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還投資助建了廈門海濱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嶼賓館即是黃奕住的產業，建築之大之優美，是屈指可數的。鼓浪嶼有一條「日興街」，也是他捐資修築的。黃奕住投資房地產業，自有其贏利目的，但他對廈門市容美化，對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及市民住房條件的改善，無疑都起過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貢獻。
黃奕住不僅是一位愛國的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參加華僑社團、熱心文教公益福利事業及僑鄉各方面建設的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
早在1907年，黃奕住的經營事業有些初步發展時，即積極參加了各項愛國華僑社團活動。1907年3月7日，為了促進僑商的團結與合作，維護華僑的正當利益，他和三寶壠市著名僑商周炳喜、馬厥猷、甘欽福等30餘人共同發起創辦了三寶壠中華商會，這是印尼僅後於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個中華商會。該會的宗旨是「增進華僑商業知識，保護半島華僑利益，發展本島華僑商業，促進祖國對爪哇島的貿易。」從1907年成立第一屆董事會起至1913年的第七屆董事會，黃奕住都被選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幾屆董事會，他又被選為該會副會長。黃奕住參與該會領導層工作期間，積極參加會務，為祖國及當地僑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從1907年至他回國為止的十多年間，他積極參加和推動該會對祖國廣東、廣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東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災害進行募捐救濟活動，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獻。1909年，三寶壠、巴城和泗水的中華商會本著增強祖國海軍力量的願望，開展了「捐助中國海軍」的活動。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廣圻參贊到三寶壠募集航業銀行股資，促進祖國航運業之發展，黃奕住認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廈門信用銀行代表許綸華到該地招股，以推動廈門的經濟發展，黃奕住認股5000元。這一年，由於荷印殖民政府將當地華僑養老院和貧民院解散，不少僑商聞訊後甚為憤慨。中華商會召集了各社團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撫年老無靠之貧僑。黃奕住被推舉為該堂的財政，負責籌借及管理該堂的一切經費及收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中華商會從1912年2月29日起聯合並領導各社團及廣大華僑進行了3天的慶祝活動。黃奕住擔任了慶祝活動籌委會委員及財政工作。在這3天的慶祝活動中，三寶壠華僑熱烈的愛國之情空前高漲。黃奕住也為推翻了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而歡欣鼓舞，愛國熱情進一步增強。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孫道仁派葉國瑞到三寶壠徵募軍務債票時，黃奕住和其他商會董事都認為此事關繫到家鄉的改建及救國活動，他認購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寶壠中華商會經商議後，致電當時的北京國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國與外國訂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寶壠舉辦了一個「博覽會」。黃奕住和其他董事認為這是一個宣傳介紹祖國的好機會，共同出資建了一個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陳列展覽室。在這前後，中華商會的全體董事（包括黃奕住）「鑒於前清政府之舉借外債，致損國權，不願再作外債之舉借，因發起國民捐」，以幫助民國成立後的國家各方面的建設。黃奕住和其他董事分頭到各地向僑胞勸募，曾獲得巨款，匯返祖國。1915年5月13日，商會董事們獲悉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甚為氣憤，曾致電北京政府「勿簽對日不平等條約」。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寶壠中華商會，希望獲得當地甘蔗良種及其種植方法。黃奕住是一位多年經營蔗糖業的著名糖商，熟悉情況，因此和諸董事一道，寫了詳細介紹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廣種植，促進福建家鄉經濟作物的發展。由於祖國政局的種種原因，黃奕住上述種種活動雖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愛國愛鄉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
在印尼三寶壠從商期間，黃奕住對當地華僑教育事業的推動和發展也不遺餘力。現代的印尼華僑學校是始於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中華學堂，接著三寶壠等各地紛紛效法，亦先後建立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黃奕住是創辦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華會館負責人雲集三寶壠開會，決定成立「荷印中華總會」，作為所有僑團和僑校的中心組織。總會會務每年分別由巴城、三寶壠及泗水三市中華會館輪流主辦。1907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一期會務，並決定將中華總會易名為「爪哇學務總會」，專管華僑學校教育事宜。1911年至1915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二期會務。黃奕住擔任了「爪哇學務總會」的領導人，並負責財政工作。當時籌備學校教育經費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黃奕住在任期間花了不少心血，且還慷慨解囊，出資協助。1916年3月15日，黃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黃仲涵等共同發起創辦第一間華僑中學「華英中學」。黃仲涵擔任該校董事會擔保人，郭春榮任董事會主席，黃奕住任財政委員之職直到回國為止。「華英中學」的建立，為中爪哇各地華僑子弟升入中學深造、學習中文和英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董事們共同努力，經費較充裕，師資力量較強，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華僑子弟人才，始終是爪哇著名華僑中學之一。
1920年黃奕住返回祖國以後，對福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亦作了許多捐獻。1920年，他即在家鄉南安縣樓下鄉創辦了斗南小學。1923年又創建了斗南初級師范學校，為家鄉小學培養師資。在他的影響及推動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華僑捐資辦學的熱潮。斗南學校從創辦直至黃奕住逝世為止，所有經費「均由他獨資供給，雖匪患頻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頓」。1912年，他又在鼓浪嶼創辦了「慈勤女子中學」。他每年不提供經常經費三分之二，直至抗戰爆發後廈門淪陷，慈勤女子中學才被迫停辦。黃奕住還獨資捐建了廈門同文學院一座教學樓，該樓命名為「奕住樓」。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黃奕住捐贈10萬元。1927年他又捐贈廈門大學圖書設備費國幣3萬元。為了紀念和表彰他熱心教育的義舉，1931年6月，在廈門大學的主樓「群賢」一樓刻下了「黃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圖書，其誼可著」的石碑文，以資紀念。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裡。他還先後對新加坡華僑中學、廣東嶺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倡捐巨資，累數十餘萬金」。他前後購置3萬元圖書給廈門鼓浪嶼中山圖書館等。他之所以如此熱心興辦教育及文化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幼失學，為大憾事，今於吾父吾母卯基之鄉，吾身數十年經營衣食之地，晚歲游歷之區，為青年學子略盡吾情，彌吾闕憾焉。」此外，他還捐資17000多元獨修閩南古剎及泉州開元寺著名的東、西塔中的東塔，以保護文化歷史古跡。至於泉州順濟橋的修築及對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業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詳列。1921年10月，他捐獻3萬元助濟華北遭受旱災之災民。為此，當時中國政府曾贈予「急公好義」的牌匾嘉獎。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災，他也捐助賑濟災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樂善好施」的匾額。總之，他一生對「四方之慈善事業踵門勸募者，靡弗樂為之應，瑣之不勝枚舉也。」
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後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
在此期間，黃奕住還考慮到上海中南銀行及各地分行、廈門日興銀庄存款客戶的利益，曾登報啟事，通知所有客戶：「不論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來領取本息。」以維護客戶利益及該行信譽，免遭日寇之劫掠。當「黃日興銀行停業時，存款凡300餘萬元，一一償清，不使（客戶）受毫發損。」廈門淪陷前夕，他考慮到鼓浪嶼地區小，難避敵人及漢奸耳目，決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蟄居期間，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深為痛心。他「每聞時事，即悒悒不樂，謂天下不相中國，降此鞠凶，呼欽書（其子）兄弟，告之曰：吾愛國愛鄉之心，不後於人。一入國門，即思竭涓埃之極，乃卒未酬所志」，而引為畢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奕住不幸病逝於上海，終年80歲。
黃奕住的一生經歷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輩華僑、歸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一位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剝削壓榨而無以為生的中國農民，被迫出洋謀生，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精心經營，從一位剃頭匠、肩挑小販而成為富有的僑商，從一位自發的具有淳樸鄉土觀念的中國移民而成為自覺的憂國憂民、熱愛祖國及家鄉、積極支持資助並直接從事祖國及家鄉各項建設事業的愛國華僑領袖、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受到廣大華僑及鄉親們的推崇。他畢生「行事既善，聲聞以廣」。回國後，「迭受政府大綬寶光嘉禾章之褒，廈門總商會、市政府之正、副會長之聘，鼓浪嶼工部局補推他為華人董事，並曾被僑務局聘為高等顧問等職。」「蓋舉國中朝野，咸於府君（黃奕住）敬禮有加焉。」雖然由於歷史時代社會等原因，黃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終堅持愛國愛鄉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做一名中華民族的兒女而自豪。直到臨終之際，他仍諄諄教誨其子孫。要繼承其遺志，忠於祖國。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們學習和紀念的。
黃奕住的子孫後代現還在鼓浪嶼，海外等地生活。

『玖』 中國的幾大銀行有什麼區別嗎

針對服務范圍不同。

1、中國銀行：中央管理的大型國有銀行， 國家副部級單位。中國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銀行。是香港、澳門地區的發鈔行。

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基金、保險、航空租賃等。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開展國際貿易結算、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匯業務，大力支持外貿發展和經濟建設。

(9)鹽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擴展閱讀

合資銀行是由幾方共同出資興辦的銀行。包括國內官商之間、企業之間興辦的合資銀行和一國與外國政府 (或外商) 合資興辦的銀行等。

國內官商合辦的合資銀行，如1929年開業的「中國國貨銀行」、1937年改組的「中國實業銀行」；私人之間合辦的銀行，如1923年由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四家合資創辦的「四行儲蓄會」。

合資銀行 的最大好處是它採用了合資的形式，因而可以綜合各家出資單位的優勢。例如，合資銀行可能採用外方的先進技術，但保持地方銀行的面目和管理方式，還可以與外國銀行建立並保持經常的聯系。

合資銀行的主要弊端也是來自它的合資形式，由於所有權的分散化，各出資方對某些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進行業務決策時，經常要進行反復的協商、平衡，使得政策的制訂變得復雜化。

『拾』 我的公司老闆讓我上網查找什麼中行的開業目的和開業後的預期效果，這得怎麼找啊，有誰知道嗎

鴉片戰爭以後清朝統治時期的金融

第一節 貨幣制度的危機

一、落後的銀兩制度

（一）實銀兩

實銀兩是交易時接受的現銀。

1、實銀的種類、名稱、重量

實銀種類繁多，形式不定。實銀鑄成錠，有的形似馬蹄，有的狀如紡錘，有的像饅頭，還有不成形的散碎銀。它們都各有其名，然可統稱為「元寶」或「寶銀」。寶銀的重量不等，大錠有50兩，中錠10兩，小錠只有幾兩，碎銀不足1兩，使用時依重量計值。

2、實銀的成色

成色是指含銀的多少。從理論上講，實銀的成色是以純銀成色1000/1000作為標准，但實際上流通的寶銀達不到這個標准，因而就按純銀的成色加以折算，即按其成色核定含銀多少。全國統一的、公認的標准有：純銀、足銀、紋銀、標准銀。

3、實銀的稱量

銀兩按重量計值，屬稱量貨幣。寶銀的重量標準是「平」。全國主要的平有：庫平、關平、漕平、市平4種。庫平是政府征稅使用的標准，關平是海關使用的平，漕平是徵收漕銀折色使用的平，市平是各地市場使用的平。

（二）虛銀兩

虛銀是實虛的價值符號，是用於計算的單位，在賬務處理上具有重要意義。虛銀也有重量和成色（假設的），一錠實銀要存入金融機構，先要根據所在地的實銀標准推算了其升水或貼水，然後按照當地使用的虛銀標准計算其應記的數額才能入賬。全國有影響的虛銀有：上海的九八規元、天津的行化銀、漢口洋例等。

（三）銀兩制度的落後性

銀兩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具有很多缺陷，其落後性表現在：形狀和重量不合用，名稱和種類過於復雜，成色高低不齊，平法大小不一，鑄造分散，流通極為不便。

二、自鑄銀元

一方面由於銀兩制度的落後性，造成流通不便。另一方面經咸豐、同治至光緒初年，外國銀元大量流入中國，對中國金融危害甚大，清政府對此不能再行漠視。1887年（光緒十三年），清庭准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省設廠試鑄銀元。1889年開始鑄造第一批銀元，翌年流通於市場。這是近代中國正式鑄造銀元的開端。這種銀元稱光緒元寶，正面有「光緒元寶」的漢滿文字，上方鑄有「廣東省造」字樣，下方鑄有「庫平七錢二分」的重量標准，背面鑄有龍紋圖案，故俗稱「龍洋」。這種銀元含銀9成，清政府下令作為中國的法幣。

1910年（宣統二年）清政府頒布《幣制則例》，將銀元的鑄造權收歸中央，開始鑄造「大清銀幣」，稱為國幣。

三、從制錢到銅元

（一）制錢的落後性

1、統治者對制錢貶值（減重、減色），以此人民實行超經濟剝削。

2、分散鑄造的政策，各地各自為政，私鑄的現象無法杜絕，導致制錢紛繁雜亂。

3、各省各地劃地為界，導致制錢流通有很大的局限性。

上述混亂狀況致使制錢的流通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嚴重不相適應。制錢制度的封建性，表明它已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形態。

（二）自鑄銅元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兩廣總督李鴻章來廣東市面鬧錢荒之際，於6月開始試鑄銅元，每枚重2錢，成色為銅九五、白鉛四、錫一，名「光緒之寶」，當制錢10文。這種銅元由機器製造，花紋精緻，式樣美觀，成色劃一，很受歡迎，政府也大得鑄造利益。1901年下令沿海各省仿鑄，至1905年戶部奏稱開鑄銅元已有17省，鑄造局達20處。

1910年，清政府頒布《幣制則例》，將銅元的鑄造權收歸中央，定銅元為2分、1分、5厘、1厘4種，這是企圖將銅元作為銀元的鋪幣，令1905年設立於天津的戶部造幣總廠鑄銅元。第二年，清王朝被推翻，銅元陷入紊亂局面。

第二節 金融機構的變化

一、典當業由盛而衰

典當業（當鋪），如前一章所述，在明末清初十分發達。當鋪的日常業務，就是存款、放款、簽發銀鋪票。當鋪的放款都是以物作押的個人放款。當鋪存款的來源，一是官款，二是私款。在官銀號成立之前，地方的各項庫款多存放於當鋪生息，這是當鋪的主要存款來源之一。紳商富戶的私款，也多交存當鋪生息。而大官僚則以當鋪作為營運資金的場所，借給當鋪取利。當鋪接當時，有時不付現錢，而是開給可隨時兌現的銀票、錢票，信用好的當鋪所發的銀錢票，能在市面流通，於是便成了信用貨幣。

除私當之外，還有「官當」，官當是直接以庫款投資開辦的當鋪。

當鋪的利率都很高。存款年利率大概在1分甚至1分以上。據《道光東華錄》記載：江蘇藩庫撥銀10萬兩發典生息，每年得利息12000兩，年利率為12%。這是官當的利率水平。私當則不會低於這個水平。放款的利息率自然更高。清政府規定，當鋪取息每月不得超過3分。一般情況是視當物價值的大小和贖當時間的長短而定，價值越小，贖當時間越短，利率越高。當物到期不能贖取，就成「死當」，由當鋪自行處理。當鋪處理死當也有很大收益，因為接當時一般是按當物價值的一半貸款，有的甚至只有1/3。當鋪處理死當物品就可獲得高於貸款1倍至2倍的額外收益。

到了清末，典當業逐漸衰亡，其原因：(1)銀行的興起，錢庄、票號的發展以及官銀錢號的設立，取代了典鋪的業務；(2)當鋪存款的主要來源——公款存放被上述金融機構取代，導致當鋪的存款業務大大萎縮，失去重要的資金來源。但是當鋪的本業——抵押放款卻始終不衰。

二、錢庄的發展

（一）錢庄發展的原因

鴉片戰爭後，隨著沿海沿江城市的陸續對外開放，中外交往日漸頻繁，商品經濟迅速發展，錢庄發展很快，數量和資本額大幅度增長、業務擴大，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上海。

（二）錢庄的業務

1、傳統的銀錢兌換，辦理存款，發放貸款，簽發銀錢票。放款以信用放款為主，輔以抵押放款，押品有絲繭、花鈔布、有價證券、房地產等。錢庄的慣例是給工商業戶的長期貸款，最長為6個月，少有長於6個月的，到年終必須全部收回，只有少數殷實戶可以跨年，因而，不少工商業者都願意同錢庄保持資金融通關系。

2、庄票。庄票是由錢庄簽發的載有一定金額並由其負責兌現的一種票據，分即期和遠期兩種，即期庄票貝票即付，遠期庄票到期付現。庄票的信用很好，可代替現金在市面流通。

3、資金拆借。在19世紀60年代，錢庄同外國在華銀行建立了資金融通關系，庄票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錢庄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國在華銀行拆借資金，於是庄票就成了錢庄同外車在華銀行建立資金拆借關系的工具，使錢庄的信用得於擴大。

4、匯劃制度。「匯劃」就是錢庄業的票據清算。1890年（光緒十六年），上海錢庄決議成立匯劃總會，作為相互清算的機構，各錢庄收付在100兩以上者，在匯劃總會軋差，余額才收付現銀。匯劃總會除負責辦理會員錢庄（稱匯劃庄）之間的收付差額外，還代理非會員庄和外國銀行的清算業務。這是具有現代意義的票據交換制度的雛形。

三、票號由興盛到衰亡

（一）票號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

票號的組織形式，一般是獨資或合資，均負無限責任。合資的票號，合資人不一定很多。合資人以合同方式確定合資關系，成為票號的股東。此外，票號有所謂「身股」，即人力股，票號的經理和表現良好的職員，以自己的勞動力折成股份。身股亦參加分紅。「富有者出資，辦事者出力，合作股份，利益均沾」，這是票號股本構成的特點。

票號的經營方式也有其特點。出資人並不直接經營，而是聘請經理，同經理簽訂合同，將經營和一切事務委託給經理，就不再過問其具體事務，到年終決算期才閱檢賬簿，經過3年或4年算一次「大賬」，決算盈虧，按股均分，對職員評定功過，經理亦可頂人力股參加分紅。

票號遍設分號，總號對分號管理的原則是「全局統籌，不分畛域，酌盈濟虛，抽疲轉快」。分號亦對總號負無限責任。

（二）票號的業務

1、匯兌業務

匯兌是票號的主要業務，初期商業匯兌又占絕大部分。

「逆匯」業務。票號在辦理匯兌業務中，有時商號要求票號先為其墊付匯款，在設定期限內，商號交還墊款，並支付相應的利息。有時票號在收到商號交付的匯款後，設定在必要的匯兌時間之外延遲一定的日期向收款者交付匯款，票號則免收匯費或給予一定數額的補貼。前一種情況是票號的放款，後一種情況是票號的存款。逆匯則是存款、放款、匯兌相結合。

票號匯兌的方式，有票匯和信匯兩種。

為清政府匯解公款。(1)辦理清政府捐輸的匯解；(2)為清政府匯解京餉、協餉；(3)匯兌洋務經費。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票號進入大發展時期，到甲午戰爭時發展到鼎盛。這時，官款匯兌的數量急劇上升，商業匯兌的比重下降。票號實際上成了清朝政府稅款的解繳機關，同清政府建立起了一種特殊關系，它們的利害得失也異常緊密地結合起來。

2、存貸業務

票號吸收存款以公款為主。在銀行誕生以前，政府的公款，在京存國款，在省存藩庫。票號結交官吏，官吏便將公款存入票號，且一般都不計息。這是票號重要的資金來源，對其資金周轉有著關鍵性作用。票號也吸收私人存款，主要是貴族顯官的私款。這類存款分定活兩種，定期多為3—6個月，偶有1年以上。活期不計息，定期的利息很低，按時間長短，大致在2%—8%之間，低於錢庄的存款利息。

票號貸款的對象主要是官僚、錢庄、大商人。對一般工商業戶票號是概不貸款的。貸款期限一般是3個月，偶有長達1年的，利息率視貸款對象和銀根松緊而定，從幾厘到1分多不等，對官僚的貸款，有時僅扣息即達30%。票號貸款重信用輕抵押，甚至看借款人的勢力。到了清末，造成大量貸款無法收回。

票號為清政府借墊京協各餉，為清政府籌借、抵還外債，解救清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是票號放款業務的重要內容。

（三）票號發展和衰亡的原因

1、票號發展的原因

（1）鴉片戰爭以後，打破了中國的封閉式的自然經濟，通商口岸的開放，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資金調撥的頻率和數量逐年增加。票號本身就起源於匯兌，是貨幣流通擴大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鴉片戰爭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給票號提供了發票機。

（2）太平天國失敗後，農民運動仍然此起彼伏，給清政府解送現銀增加了困難，需要一個資信可靠、收解靈活、可匯可墊、機構普遍的資金運轉機構。票號長期為清政府匯解公款，得到政府的信任，這就為票號能夠擴大業務擴張機構創造了有利條件。

（3）票號同清朝地方政府官吏緊密地勾結在一起，同清政府建立了密切聯系，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通過地方官吏，壟斷官款匯兌，壯大了自己的資金實力。

2、票號衰亡的原因

票號在甲午戰爭後期，達到極盛時，經過短暫的發展，就逐步走向衰亡，其主要原因是：

（1）中國近代銀行的興起，官銀錢號的設立，同票號展開了競爭。1905年戶部銀行成立，清政府規定公款的存儲和匯解交由戶部銀行辦理，各省官銀號成立，當地又規定由官銀號辦理京餉協餉的匯兌。1907年交通銀行成立，又奪走了票號的大部分商業匯兌業務，因此，票號的業務急劇萎縮，到清亡時，它的匯兌量減少了3/4。

（2）票號保守，不思變革，組織制度、用人機制和經營方式都很死板，無法同銀行競爭。

（3）清政府滅亡，票號失去靠山。

四、官銀錢號

官銀錢號是清政府官方設立的金融機構，它經歷了一個設立、裁撤、再設立的過程。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因軍需、賑災、河工等費用很多，決議成立官銀錢號發行錢票，在支持兵丁月餉、官員公費和各項工程費用時，搭放一定成數。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管理清室財務的內務府設立了天元、天亨、天利、天貞、西天元等5家官銀號（俗稱「五天官號」），發行錢票、銀票所得收益，作為內務府的進款。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清政府財政拮據，遂鑄造大錢，發行官票寶鈔。為推行便利，於1853年（咸豐三年）設立乾豫、乾恆、乾豐、乾益4家官銀錢號（俗稱「四乾官號」），發行以戶部所屬寶泉、寶源兩局所鑄制錢為「票本」的京錢票，充發八旗兵餉之用。次年，又設立宇升、宇恆、宇謙、宇豐、宇泰5家官錢號（俗稱「五宇官號」），以鐵大錢為「鈔本」，發行「京錢票」。

與此同時，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各省地方相繼設立了官錢局或官銀號，發行銀錢票在省內流通。地方官銀錢號還辦理存放款，經理省庫，代墊公款，經管官款的匯兌存撥，以多種方式接濟官府，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外庫，致使同時存在的票號業務大受影響。辛亥革命後，這些地方官銀號大多改為各省地方銀行。

五、清末金融風潮

清朝末年，金融風潮不斷，錢庄大批倒閉，市場動盪不寧，工商各業深受其累。大的金融風潮有三次：1883年（光緒九年）的上海金融風潮；1897年，上海發生的貼票風潮；1910年，上海發生的橡皮股票風潮。

第三節 資本主義金融勢力的入侵

一、外國銀行的設立及其擴張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憑借攫取到的種種特權，對中國展開了以商品輸出為中心的侵略活動，搶佔中國的市場，掠奪中國的原料。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它們又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控制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在這種侵略中，它們的銀行也蜂擁而來。

最早侵入中國的銀行是英國的麗如銀行，1845年在香港和廣州設立分行，1847年又在上海設立分理處，1850年改為分行，同年在香港發行紙幣，這是流通於中國市場上的第一批外國鈔票。

匯豐銀行是第一個將總行設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銀行。1864年8月成立，額定資本500萬港元，1865年3月繳足半數正式營業，當年在香港開始發行紙幣，4月在上海設立分行並營業，1866年又在福州、寧波、漢口、汕頭設代理處，1867年上海分行開始發鈔。

從1845年至19世紀60年代，入侵中國的外國銀行有：麗如銀行、匯隆銀行、阿加剌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法蘭西銀行、匯豐銀行。除一家法國銀行外，其餘均為英國銀行。

19世紀70年代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外國銀行加快了入侵中國的步伐，打破了英國銀行獨霸中國的局面。這一時期在中國設立的外國銀行有：德意志銀行、德豐銀行、德華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惠通銀行、中華匯理銀行、東方匯理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花旗銀行、台灣銀行、華比銀行、荷蘭銀行、朝鮮銀行等等。

二、外國銀行的經濟侵略與掠奪

外國銀行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與掠奪主要採用以下手法：

1、 壟斷國際匯兌，操縱外匯牌價。

2、 吸收存款，辦理貸款，控制中國的金融市場。

3、 發行鈔票，侵犯中國的主權。

4、 通過借款控制中國的財政。

第四節 中國的銀行業興起

一、中國銀行業興起的歷史條件

中國銀行業是在帝國主義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這種侵略的刺激所形成的近代產業的發展中產生的。

（一）外國銀行的侵略，刺激了中國抵禦外國銀行的侵略勢力，自辦銀行的要求

從1845年開始，到19世紀末，外國銀行在中國橫行了四五十年，它們操縱了中國經濟，壟斷了中國的國際匯兌業務和國內金融市場；發行鈔票，侵犯中國主權，並通過貸款控制中國的財政，攫取了中國大量的權益。為了抵禦外國銀行的侵略勢力，挽回權益，收回利權，「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二）中國近代產業的發展，要求興辦銀行

19世紀中葉出現的洋務運動以及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中國產生了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主義產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產業的發展，產業資本迅速增加，商品交換和商品經營范圍不斷擴大，信用的利用就愈廣泛，補充資金的要求就愈迫切，要求有同這種狀況相適應的近代金融機構。於是，銀行就應產業發展的要求而興起。

二、中國通商銀行、戶部銀行、交通銀行的設立

1897年5月27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通商銀行正式成立，額定商股500萬兩，先收半數，另商借戶部庫銀100萬兩。總行設於上海，同年在漢口設立分行，以後又在北京、天津、福州、廣州、鎮江、煙台、香港、重慶、保定、九江、揚州、蘇州、寧波等地設立分支行。其內部管理全仿匯豐銀行，總行和各重要通商口岸分行除有中國人擔任經理外，還聘請一名外國人擔任洋經理執掌業務經營大權。

戶部銀行由戶部奏准設立，目的在於整頓幣制，推行紙幣，以濟財政。額定股本500萬兩，官商各半，官股由戶部認購，商股准私人自由認購，但以中國人為限，不得轉賣外國人。1905年正式成立，總行設於北京。其業務為存放款，匯兌公私款項等，享有鑄造貨幣、代理國庫，發行紙幣的特權，表明它已具有中央銀行的職能。1908年戶部改為度支部，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

交通銀行是郵傳部奏准於1908年在北京成立。資本額500萬兩，官四商六，郵傳部認購官股2萬股200萬兩，另外商股3萬股300萬兩任官民認購。郵傳部是最大股東，總理、協理都由郵傳部指派。

三、私人資本銀行的出現

私人資本銀行出現於20世紀初期。成立於1906年的信成銀行是第一家私資本銀行，其創辦人是無錫富商周廷弼。1905年他到日本考察銀行，回國後就創辦了信成銀行。資本額50萬元，周自任總經理。該行為股份有限公司，除經營普通銀行業務外，還兼辦儲蓄，是最早辦理儲蓄的華資銀行。又經商部批准，可發行銀行兌換券。總行設於上海，在無錫、南京、天津、北京設立分行。

浙江興業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信義銀行、裕商銀行都是這一時設立的私人資本銀行。

四、中國的銀行業興起的特點

（一）中國的銀行業不是直接由工業資本發展而產生，它是間接地由民族自救和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的。

（二）中國封建經濟下的金融機構錢庄和票號，沒有直接演變為近代的新式銀行。

（三）中國的銀行業一產生就分為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大類。

第六章

第一節 帝國主義在華金融勢力的擴張

一、匯豐銀行奪取關稅保管權

清末的大量借款和《辛丑條約》規定的4.5億兩賠款都是以關稅和部分鹽稅、厘金作抵押，帝國主義因此控制了中國關稅的征解權。《辛丑條約》第六條規定，賠款的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辦理，帝國主義國家各派1名銀行董事，共同收存按月賠付的款項，然後分撥給有關國家的銀行。當時負責收存的共有匯豐、東方匯里等9家外國銀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英國首先提出關稅交由匯豐銀行獨家保管，理由是以備稅關的日常開支和償還外債。英國的提議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它們主張交由《辛丑條約》規定的銀行賠款委員會保存。又遭到英國的反對。經過討價，最後達到妥協，銀行國際委員會出籠，它的職權就是監督1900年以前中國所欠以關稅為擔保的外債的償付。1912年1月，帝國主義國家外交團同中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協定共8條，規定：銀行國際委員會由在1900年以前同以關稅為擔保而尚未償清的外債和庚子賠款有關的銀行之經理組成，其職權是決定與此有關的外債優先權問題；匯豐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為關稅的保管人。從此，銀行國際委員會就監督著中國關稅的收解和債賠兩款的賠付，關稅保管由9家銀行變成3家銀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中國對德宣戰，德華銀行於1917年被中國接管，其保管的1/3關稅落入匯豐之手，1926年11月，華俄道勝銀行清理它所保管的1/3也落入匯豐銀行。

二、外國銀行勢力的繼續擴張

北洋政府時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勢力繼續擴張，增設了一批銀行。1914—1926年，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新設銀行44家、125個分支機構，加上清朝時的在華銀行，共66行226個分支機構。這些銀行極其分支機構，分布的范圍十分廣泛，伸入中國的內地和邊疆，勢力已達極盛。英國銀行的勢力仍然最大，居外國在華銀行的主導地位、匯豐銀行仍執牛耳。德俄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力量有所削弱，美日兩國不甘落後，迅速擴大和加強在華的金融勢力。

三、國際銀行團的演變和「善後大借款」

（一）四國銀行團

1898年，美國同清政府簽訂了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取得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和經營管理權。但美國不按合同辦事。在湘、鄂、粵三省人民的譴責下，清政府被迫以675萬美元贖回鐵路。1908年，清政府指派張之洞督辦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張之洞商英法合組的華中鐵路公司借款，後者要挾多端，沒有結果。德國乘機插入進來，表示願以較寬的條件提供全部貸款，因此達成協議，1909年4月簽訂了「中德湖廣鐵路草約」。英國對此提出抗議，於是英、法、德3國銀行經過談判，組成三國銀行團對華貸款。參加銀行團的有英國的匯豐銀行、中英公司、華中鐵路公司，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等8個單位，德國的德華銀行、德華鐵路公司等12家銀行和公司。7月，三國銀行團同清政府簽訂了《粵漢鐵路借款草約》。美國按照它的「門戶開放」原則，強行要求參加貸款，而英、法、德極力排斥美國。但美國態度強硬，最後達到妥協，三國銀行團同意美國加入。1910年，美國加入銀行團，參加的有花旗銀行和摩根公司等4個單位。三國銀行團變成了4國銀行團。1911年5月，四國銀行團同清政府簽訂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金額600萬英鎊（合銀4540萬兩），以兩湖的厘金、鹽稅收入擔保，4國享有兩湖境內兩路的修築權以及兩路在延伸時繼續借款和修築的優先權。

（二）六國銀行團

1911年4國銀行團同清政府簽訂了《幣制實業借款合同》。這意味著英、法、德、美將插足東北。這就觸犯了日、俄在東北的利益，引起日、俄的不滿和抗議。後幾經爭吵，4國銀團接受日、俄參加。4國銀行團變成了6國銀行團。1912年6月，6國銀行團正式成立，俄國參加銀行團的是華俄道勝銀行為代表的8個單位，日本是橫濱正金銀行。

（三）五國銀行團與「善後大借款」

「善後大借款」是袁世凱竊踞大總統職位以後，為籌集軍費以消滅南方各省勢力而借辦理善後為名向銀行團舉借的巨額長期借款。這筆借款自1912年2月正式提出，經過討價還價，直到6國銀行團成立，才於當年12月達成協議。然而，各國銀行代表為爭奪對中國的財政監督權相持不下，協議遲遲未能簽字。1913年3月，美國政府因外國顧問分配方案中沒有美國席位並且在銀行團無法達到它投資東北的目的，宣布退出銀行團，6國銀行團變成了5國銀行團。1913年4月，袁世凱政府同5國銀行團簽署了「善後大借款」的合同。

「善後大借款」合同規定：借款金額2500萬英鎊（合銀元24827萬元），年息5厘，折扣84，期限47年，用途為償指定的借款、墊款、賠款和軍政費用等6項；中國以全部鹽稅、部分關稅和直隸、河南、山東、江蘇4省的中央稅為擔保；借款由匯豐、東方匯理、華俄道勝、橫濱正金、德華5家銀行承擔。

第二節 中國金融業的發展

一、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大清銀行停業清理。1912年2月5日，經其商股申請，新政府批准，中國銀行在上海原大清銀行的舊址開業。1913年4月，參議院通過《中國銀行則例》30條，規定中國銀行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總額為銀元6000萬元，官商各半，設總行於北京，遂將上海中國銀行改為分行。北洋政府規定中國銀行為國家中央銀行，代理國庫，募集和償還公債，發行鈔票，鑄造和發行國幣。

交通銀行1914年修改章程，增加股本金1000萬兩，繼續經理輪、路、電、郵4政的收支，並取得代理金庫、經付公債本息、代收稅款、發行鈔票等權利，成為事實上的國家銀行。

二、京鈔風潮

由於中交兩行濫發鈔票，導致銀行實力不斷削弱，信用基礎日益動搖。在這種情形之下，袁世凱的心腹、長期控制交通銀行實權、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和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密度發行不兌現紙幣。但消息走漏，風聲所及，市場震動，擠兌風潮迅速在京、津等地發生。1916年5月，北洋政府以國務院的名義悍然下令中、交兩行停止鈔票兌現和存款付現。於是京、津兩地兩行完全停止兌付，外地也開始停兌。這些鈔票當時人們稱為京鈔。京鈔停止兌現以後，人們紛紛拋出紙幣，搶購商品，致使物價上漲，幣值下跌，投機盛行，交易停頓，市場混亂。這就是20世紀初發生在京、津等地的京鈔風潮。

三、民族資本銀行的發展

辛亥革命以後，民族資本銀行有了快速發展。1912—1927年，全國新設銀行186家，平均每年11.6家。一些著名的銀行都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主要有：

南三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

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

四、錢庄的繼續發展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錢庄尚處在橡皮風潮的餘波之中，辛亥革命上海又發生了金融恐慌，1912年初，大批錢庄停業倒閉，數量由1911年的51家再減為20餘家。此後，隨著大量資金湧入上海，為錢庄增添了資金力量，錢庄又趨向於穩定，並進而發展。到1926年，上海錢庄增加到87家。資本額和盈利都有增長。

錢庄繼續發展的原因：

1、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的發展，工商業的發展需要錢庄的支持，而商號同錢庄有來往的悠久歷史，它們多同錢庄往來，同銀行打交道的不多。

2、一些銀行還依靠錢庄代理收解，存款於錢庄，錢庄在業務中領用銀行的鈔券，這些都增加了錢庄的資金實力。

3、外國銀行仍然接受庄票以支持錢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