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發行如何影響稅收負擔

㈠ 為什麼增發紙幣有利於緩解財政赤字

財政(國庫)是政府通過稅收等集中收取再根據公共需要/政治需要/經濟發展需要集中分配資金,財政資金存放於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當財政資金支出大於收取時,出現財政赤字,國家可能通過發國債等手段籌集資金以彌補.也可以向中央銀行透支,透支不能彌補時,中央銀行印發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形成了紙幣的財政發行.這樣財政赤字被彌補了,但市場上的貨幣量增加了,因為這部分貨幣發行並非是經濟發展引起的貨幣需求而發行的,容易造成通貨膨脹.

㈡ 試論述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的影響 什麼決定了納稅人稅負水平的高低

我們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老話題。歷代統治者都把稅收作為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權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經濟學家都論述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歷史上的每次重大變革、變法都涉及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從理論上弄清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對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適應世界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稅收宏觀調控作用，促進我國經濟跨越式發展和各項建設事業的全面進步，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經濟意義和社會歷史意義。
一、稅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有位才有為。研究稅收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問題，首先要認識稅收的范疇，弄清稅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為此就要研究經濟與分配和分配與稅收的關系問題。
宏觀經濟是指整個國民經濟及其運行狀況，是相對微觀經濟(部門經濟或局部經濟)而言的，是對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個方面的活動及相互關系。社會再生產四個方面的活動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其中生產決定分配、交換、消費等三個環節，分配、交換、消費等三個環節並不是被動地、消極地適應生產，而是積極地影響生產，反作用於生產。在這四個環節中，生產是生產者的事，交換是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事，消費是消費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參與不幹預這三個方面的活動，但通過稅收參與企業和個人的收益分配，影響各方面的經濟活動。
恩格斯把經濟所包含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四個方面的關系概括為生產關系。馬克思認為這四個方面的關系都與財產所有權有關，財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這就如同科學技術凝結在勞動產品中一樣，財產關系凝結在四個關系之中。要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就要用法律明確財產關系，保護財產關系。勞動者的勞動權、企業的財產權、國家的政治權力都要參與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資、企業拿利潤、國家拿稅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關系確定財產歸屬，是財產關系在經濟上的體現；財產關系一旦形成，又反過來決定收益分配關系。財產和分配的關系問題是經濟的核心問題和要害問題，關繫到各方經濟利益，各方對此最敏感最關心。稅收之所以成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點，就是因為它參與國民收入分配，關繫到國家與企業、個人與國家、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對所有制、產權制度和分配製度進行改革，調整財產關系和分配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調動各方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
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國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國家政治權力和國家所有制決定的。馬克思說：「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權力統治著財產，……捉弄財產。」恩格斯說：「為了維持這種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納稅原則本質上純屬共產主義的原則，因為一切國家征稅都是從國家所有制來的。的確，或者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樣就沒有國家所有制，而國家就無權征稅，或者是國家有這種權力，這樣私有制就不是神聖不可侵犯，國家所有制就高於私有制，而國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國家宣布自己是全國的主人，從而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我們要求國家實行一種只考慮每一個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會真正福利的征稅辦法，作為達到目標的第一步。」
馬恩論述告訴我們：稅收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一種形式，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是國家主權在經濟上的重要體現；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征稅不能超過納稅人的承受能力，稅收是國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個國家分治或由各個國家瓜分佔有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單位和個人都有自己的國籍，它的生產經營一般都在某一個國家裡進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屬這個國家所有，並受該國家的保護。即使在以跨國經營為標志的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稅收管轄權的劃分也是以納稅人的國籍為依據。國家所有制使國家有權對管轄區內的生產經營單位和個人征稅。國家政權機關管理國家事務、興辦公益事業、保護單位和個人財產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財力作後盾。然而，國家政權本身不創造財富，國家財力來源於稅收，稅收來源於經濟，國家要把稅收蛋糕做大，更好地為人民謀福利，就要大力發展經濟。
從上述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經濟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稅收，稅收是分配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家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第二，經濟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於經濟。稅收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和國家建設的各個方面，影響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繫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國家政治權力和國家所有制高於企業和個人的財產權和所有權，決定勞動權、財產權和所有權的收益分配關系。稅收與國家政權的生存緊密連在一起，與人民利益息息相關，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國家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稅收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運用政權力量，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財產和分配關系是經濟的核心和要害。稅收處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中央與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點上，是各方最關心最敏感的經濟問題。必須從全局利益出發，統籌兼顧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稅收與各方利益分配關系，調動各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講，稅收屬宏觀經濟的分配范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占據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經濟決定稅收與稅收對經濟的反作用
經濟決定稅收和稅收反作用於經濟，是經濟稅收觀的基本觀點，對於正確理解、認識和處理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一)經濟是稅收的源泉，決定稅收的產生和發展，具體表現如下：
1.經濟決定稅收的產生。稅收分配的對象是生產經營單位和個人生產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一般來說，經濟活動延伸到哪裡，稅收就跟蹤到哪裡，哪裡有經濟活動，哪裡就有稅收。
2.經濟規模決定稅收規模，稅收規模隨經濟規模擴大而擴大。如全國2001年GDP達到95933.3億元，比1995年的58478億元增長64.05%，平均年增長10.6%；全國稅收2001年達到10453.4億元，比1995年的3927.9億元增長166.13%，平均年增長27.68%。河南2001年GDP達到5645.02億元，比1995年的3002.7億元增長87.99%，平均年增長14.66%；河南國稅收入2001年達到260.54億元，比1995年的143.77億元，增長81.22%，平均年增長13.53%。
3.經濟結構決定稅源結構。一是產業結構決定稅源結構。發達國家一、二、三產業的大體比例為10%、20%、70%；中國2001年三大產業的比例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產業的比例為21.86%、47.16%、30.98%。從上述比例來看，發達國家的主體稅源已經轉向第三產業，中國的主體稅源仍在第二產業，河南是中國的農業大省，農業增加值不含稅，決定河南經濟增長和稅負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結構決定稅源結構。改革開放以前，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非公有制經濟佔GDP不到1%，稅收99%來自公有經濟。目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上平分秋色，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稅收達到30%以上。三是地區經濟結構決定稅源結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來自該地區的稅收佔全國稅收30%以上。河南省轄市區稅收佔全省稅收80%左右，稅負達到7%左右，而縣城及農村稅收只佔20%左右，稅負只有2%左右。
4.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負水平。國家征稅要從計稅收入中扣除企業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費。發達國家作了這兩項扣除後，可分配的收益基數仍然很大。而發展中國家作了這兩項扣除後，可分配的收益基數小，如我國企業微利經營，甚至虧損，國家征所得稅很少。又如我國對大量達不到起征點個體戶不征稅。所以，盡管各個國家的稅制相似，但各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稅負差異很大。我國現行稅制在設計上參照了國際稅制，尤其參照發達國家的稅制。然而，發達國家中央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一般不低於30%，發展中國家一般不低於15%，中國2001年稅負只達到16%。在中國境內發達地區稅負高，欠發達地區稅負低；城市稅負高，縣城以下稅負低。
5.經濟科技含量決定稅收增長。科學技術是經濟和稅收增長的推動力。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大，帶來的稅收多。技術落後的傳統產業，增加值小，帶來的稅收少。凡是經濟和稅收高速增長的地區，都有高新技術產業支撐；凡是經濟和稅收增長緩慢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相對落後，傳統產業占的比重大。
6.經濟狀況決定稅收征管。企業行業特點和規模以及企業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決定稅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樣性。如規模限額以上的企業出於內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賬，加強財務核算。對這類企業實行查賬徵收。大量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一般不建賬，大量交易不開票。長期以來，對這類業戶實行定期定額徵收，漏稅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進。目前，河南國稅部門對稅源進行分類管理，探索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征管辦法，已經初見成效。
7.經濟改革決定稅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搞活國有企業，發展個體私有經濟，引進外資，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先後進行兩步利改稅和建立新稅制的重大改革，不斷調整完善稅收政策，促進經濟發展。
(二)稅收對經濟的反作用，主要通過稅種、稅率、減免稅、稅負、征管等要素調節各方經濟利益，影響經濟發展。稅收對經濟的影響具有兩重性：當稅收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時，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反之，則阻礙經濟發展。具體表現如下：
1.稅種對經濟的影響。每個稅種都有它的徵收目的和范圍。一般來說，主體稅種側重組織財政收入，稅基廣，具有普遍調節經濟的作用；其他稅種側重調節某種經濟行為，且有增加財政收入的功能。
2.稅率對經濟的影響。稅率是稅制核心，它對企業實現的收益進行分配，確定國家與企業各占份額，最終確定財產歸屬。稅率高低表明國家征稅深度，亦稱調節經濟的程度。美國經濟學家阿瑟�6�1拉弗用一條開口向下的拋物線表明，稅收隨稅率增大而增大，當稅率超過納稅人承受能力時，稅收就隨稅率增大而減少。可見，稅率適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稅率過高則影響經濟發展。
3.減稅對經濟的影響。減稅產生擴張效應，如：刺激民間投資和需求、吸引外資、促進資本在地區之間和國際之間流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復甦和持續增長，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經濟發展後勁。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採取了一輪又一輪的減稅措施，但並沒有減少稅收總收入。各國減稅後，宏觀稅負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趨勢。我國現行減免稅雖有多種形式，但都是為了支持、鼓勵、保護和照顧某類企業和個人的生存發展而採取的稅收優惠措施，其中許多減免稅帶有歧視性，不但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影響企業公平競爭。中國應當選擇無歧視性的減稅政策。
4.稅負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稅負反映國家征稅深度，也反映國家干預經濟的程度。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把企業利潤都拿走，資源由國家配置。發展市場經濟，就要讓企業有利可圖，以激勵民間投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增加經濟活力。如果國家征稅後，大多數企業微利甚至虧本，就會妨礙民間投資，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影響經濟活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用稅收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稅收用於盈利性的生產投資，否則，國家配置資源，加重企業負擔，部分企業受益，容易產生腐敗，導致企業競爭不公平，影響市場經濟發展。所以，稅負高低關繫到資源是由國家計劃配置還是由市場配置，關系我國經濟轉軌和舊體制復歸。
5.稅收征管對經濟的影響。稅制靠征管來落實。科學嚴密的征管，不僅可以正確貫徹落實稅收政策，把應收的稅征上來，發揮稅收的調控作用，而且可以發現稅制中的問題，促進稅制改進和完善，同時還可以方便納稅人，節省納稅人辦稅時間。反過來說，征管疏漏，稅款流失，造成實際稅負低於名義稅負，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引起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影響經濟發展。
三、稅收與經濟管理體制
國家只要征稅，稅收就要發生作用。稅收宏觀調控是國家有意識地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發展。要正確理解和認識這個問題，就要研究稅收與經濟體制的關系問題。
經濟體制是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計劃、財政、稅收、物價、金融等手段。在歷史上，國家經濟管理體制有兩種形態，一是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計劃經濟體制，二者在資源由誰配置、對微觀經濟管與不管和如何管等問題上有本質的區別。古典經濟學家亞當�6�1斯密認為市場富有效率，主張自由放任，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美國供求學派凱恩斯認為市場有缺陷，主張政府幹預，達到供求平衡。許多國家政府採用凱恩斯理論，避免了經濟大幅度波動，緩解了經濟危機，保持了經濟持續發展。後來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同時認為市場並非靈丹妙葯，主張政府調控，不能讓那隻看不見的手捉弄經濟。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資源由國家配置，企業既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包括稅收在內的各種經濟杠桿對企業的經濟活動失去影響力，稅收只是國家籌集建設資金的工具。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失去生機和活力，所以要進行經濟改革。我國經濟改革的取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作用，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轉向間接調控，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央關於經濟改革的文件中都強調發揮宏觀調控體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經濟，越要重視宏觀調節，越要善於在及時掌握經濟動態的基礎上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以利於調節社會供應總量和需求總量、積累和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調節財力、物力、人力流向，調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的布局，調節市場供求，調節對外經濟往來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黨的十二大以來，幾屆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強調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避免經濟大幅度波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經濟體制包含稅收手段，經濟體制改革包含稅制改革，決定稅制改革；稅收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宏觀調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經濟改革都要反映到稅收上來，都要對稅制進行相應改革。改革開放初期，黨和政府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為此進行兩步利改稅，建立多稅種、多環節、多次征的復合稅制。1992年10月12日，黨的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醞釀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第三次稅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稅制，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1999年11月，中國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國現行稅制，促進對外開放，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
要發揮稅收的宏觀作用，就要從理論上弄清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家宏觀調控需要財力作後盾，稅收是國家財力的主要來源。因此，要擴大稅收規模，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加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只有這樣，才能支持落後地區的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
(二)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關系，是財稅體制的核心問題。因此，稅收規模的擴大，不能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公平競爭是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必須公平稅負，促進企業的公平競爭。
(四)發展是硬道理，稅收政策必須體現國家產業政策，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扶持弱勢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稅收調控作用包含在稅制中，通過征管來實現。當前，一方面企業負擔重，經濟效益不高，虧損面較大，靠提高稅負，增加稅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國財政赤字連年增加，債務連年上升，靠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也不大可能。但是，稅制不盡合理，稅負不平，稅收流失較多，稅外收費額較大，費擠稅的現象相當突出。因此，要完善稅制，合理設置稅種，調整稅率，清費立稅，清理減免稅，開征新稅種，擴大稅基，加強稅收征管，增強稅收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經濟發展。
四、稅收調控與經濟發展
稅收調控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效益，促進全國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因此，應當根據當前形勢，採取相應的稅收措施和對策。
(一)調節供求關系，促進供求平衡。經濟能否均衡發展，取決於需求與供給是否均衡。我國經濟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通貨緊縮、供大於求、民間投資不足、大多數低收入階層消費不足。國家在貨幣政策失靈的情況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擴大投資，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到2002年，我國經濟走出低谷，出現快速增長勢頭。但是，國家債務連年攀升，政府投資，部分企業受益，影響企業公平競爭；一些地方和企業爭項目、跑項目，容易產生腐敗；一些項目缺乏科學論證，倉促上馬，盲目建設，重復建設，造成浪費；有些國債資金被用於「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重視累進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在調節經濟、實現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貨緊縮、供大於求時，企業和個人收入減少，稅率自動降低，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促使經濟升溫；在通貨膨脹、求大於供時，企業和個人收入增加，稅率自動上升，抑制民間投資和消費，促使經濟降溫。發達國家實行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既發揮稅收對經濟自動調節器的作用，又保護了稅本，或者說企業不因國家征稅而蝕本。我國稅收，流轉稅占的份額大，所得稅占的份額小，對經濟調節缺乏靈活性，征稅容易侵蝕稅本。1994年實行的新稅制，與當時通貨膨脹有關，1996年以後，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我國經濟轉為通貨緊縮，需要對現行稅制進行改革，實行減稅政策。然而，我國執行的是一條增稅政策，稅收超常增長。在正常情況下，稅收與GDP的彈性系數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國稅收與GDP的彈性系數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由1996年前的兩位數降到7%左右。據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思馬斯頓用實證回歸分析法測算，稅收佔GDP的比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下降0.36個百分點。所以，要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就要調整稅制結構，逐步建立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在此基礎上，可根據供求狀況，實行以減稅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既是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也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二)調節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2001年，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62481.9億元、28667.8億元和14329.8億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長速度為17.5%、16.7%和15.1%。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7448元；上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7382元，位於全國之首；河南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942元，位於全國中等偏下；貴州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865元，位於全國最低。可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發展水平的差距明顯擴大。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各個地區的經濟能否平衡發展，關繫到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因此，為了促進各地經濟的協調發展，讓各個地區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須實行分稅制，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通過轉移支付的辦法，支持落後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三)調節個人收入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但是，市場經濟本身不是趨向共同富裕，而是趨向兩極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收入來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時出現了個人收入差距擴大乃至懸殊的現象。一方面，農村還有幾千萬人口的溫飽問題未解決，城市也有上千萬的貧困人口；另一方面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估計達到1000萬人以上。2001年，科學研究、綜合技術服務業和外資企業人均年工資高達1.6萬多元，為全國平均工資10870元的147.19%，而國有單位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1178元，城鎮集體單位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6867元，農、林、牧、漁業的人均年工資只有5741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元。因此，對合法收入應當保護，並依法征稅；對過高收入作適當調節；對於非法收入，必須堅決取締和打擊。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將各類應稅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實行按年綜合計征個人所得稅，同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加大個人收入調節力度，縮小個人收入之間的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四)調整稅負，促進公平競爭。市場經濟要求稅收公開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業的經濟活動，給企業創造一個透明的、公平的、可預見的稅收環境，促進企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稅收負擔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謂公平，就是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不搞歧視政策；所謂合理就是稅收負擔不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業的競爭力，不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所謂透明就是讓企業預見自己繳納的稅款。按照原則來衡量，我國2001年稅負為16%，相當於發展國家的稅負水平，若考慮政府部門收費，企業稅費負擔在30%以上，接近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許多企業微利經營，甚至虧損。我國主體稅種生產型增值稅的法定稅率為17%，若按國外可比口徑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的稅率為23%，高於大多數西方國家20%以下的稅率水平。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法定基本稅率為33%，高於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的稅率水平，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不統一，對外資企業優惠較多，外資企業的稅負輕於內資企業。在內資企業中，由於管理上的原因，規模限額以上企業的稅負較重，大量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稅負較輕。因此，要把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大征稅范圍，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適當降低稅率，取消不必要的稅收優惠，加大稅費改革力度，加強稅收征管，尤其改進和加強小企業和個體戶的征管，努力實現公平稅負的目標，促進企業公平競爭。
(五)調整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稅收優惠是國家利用稅收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以減少稅收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高新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世紀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應當把稅收優惠的重點放在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上，可採取投資抵免、降低稅率、稅前費用扣除、加速折舊等形式，加大對科技、教育、社會保障、農業、生態環境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力度。實施稅收優惠政策，要貫徹國民待遇原則，清理整頓過多過濫的減免稅，取消歧視性的稅收優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競爭和反傾銷案的發生。
(六)調節對外經濟往來，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加入WTO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標志著中國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給我國經濟和稅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需要採取應對措施。一要按照WTO規定的公平、透明、無歧視、國民待遇等原則，完善我國稅制，與國際稅制接軌，合理合法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過《稅收協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國與國之間的稅收管轄權，避免重復征稅，促進企業走出去，引進來。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諾，降低進口關稅，調整稅率，使關稅總水平降低，但在某些產品的稅率上有升有降，以保護我國幼小產業的發展。同時要改進出口退稅的管理辦法，實行免、抵、退，擴大產品出口。四要加強國際間的征管合作，大力開展反避稅斗爭，維護我國權益。
剛學了稅收，我總的給你談談稅收的總的作用和地位

㈢ 為什麼增發貨幣可以彌補財政赤字

借款時如果中央銀行發行貨幣就會產生鑄幣稅，而鑄幣稅是屬於財政部的這樣財政收入就增加瞭然後就彌補了。
一、財政赤字是指年度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的差額，會計上通常用紅字表示，所以叫財政赤字。也叫預算赤字。國家財政當年支出大於收入的經濟現象。
二、在現實中，國家經常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解決大量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有時會出現入不敷出的局面。這是現在財政赤字不可避免的一個原因。不過，這表明財政赤字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即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政府的燃眉之急。
三、當一個國家財政赤字累積過高時，就好像一間公司背負的債務過多一樣，對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對於該國貨幣亦屬長期的利空，且日後為了要解決財政赤字只有靠減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這兩項措施，對於經濟或社會的穩定都有不良的影響。一國財政赤字若加大，該國貨幣會下跌，反之，若財政赤字縮小，表示該國經濟良好，該國貨幣會上揚。
四、財政赤字的大小對於判斷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關重要的。財政政策是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而財政赤字則是衡量財政政策狀況的重要指標。因此，正確衡量財政赤字對於制定財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非常遺憾的是，對於如何正確衡量財政赤字，經濟學家並沒有達成共識。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通常意義上的財政赤字並不是財政政策狀況的一個好指標。這就是說，他們認為按照公認的方法衡量的財政赤字既不能准確地衡量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又不能准確地衡量給後代納稅人造成的負擔。

㈣ 當政府增加稅收，同時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量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物價上漲，居民手中的財富值被稀釋。

舉個例子，央行增發了很多貨幣。特價便宜的話，用不了這么多超發的貨幣，只有讓特價上漲，貨幣才能在市場上流通。此時，政府又增加稅收，兩種政策使居民和企業的財富值、購買力都下降了。

㈤ 影響稅收負擔的因素有哪些

決定稅收的因素也很多：

1、經營主體決定稅收(如:個人、個體戶、合夥企業、有限公司、分公司、公益基金會)
2、股權架構決定稅收(如:個體持股、公司持股、合夥企業持股)
3、注冊地址決定稅收(如:新疆喀什、海南自貿區、前海自貿區、香港、開曼群島)
4、法律關系決定稅收(如:勞動關系、勞務關系、采購關系、撮合關系、擔保關系)
5、納稅人類型決定稅收(如:小規模、一般納稅人)
6、企業性質決定稅收(如: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外貿企業)
7、銷售商品決定稅收(如:銷售服務、銷售商品、銷售軟體)
8、企業經營是否能取得發票決定稅收(如:上游供應商是否能開具專用發票)
9、國家政策決定稅收(如:小微企業180萬內免徵、軟體企業2免三減半等)

但有的企業為了少繳稅費，採取購買發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利用個人賬戶走私賬等違法行為，一旦被發現，輕則可能只需補繳稅款+0.5至5倍的罰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重則可能被沒收違法所得，並處3至7年的有期徒刑。但通過分賬制定合理有效的稅務計劃，將本不該產生的稅費從源頭杜絕，讓企業無需偷稅漏稅就能大大降低稅費。
在如今強監管之下，企業的稅務問題不容忽視，需盡快自查自糾，降低稅務風險，防範於未然。

㈥ 用經濟學原理的供求關系解釋，人民幣匯率變動如何影響稅收。最好有圖解。

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我國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涉及到我國金融市場穩健完善程度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在經濟貨幣化，金融化的今天，經濟的運行離不開金融的穩定與健康。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對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是一系列大的考驗，金融系統是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穩定，進一步影響著我國稅收的安全，這樣人民幣匯率改革其實與我國稅收安全有著內在的聯系。
一、 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與稅收安全
（一）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與金融風險
1.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現狀與趨勢
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正朝著逐步市場化的方向邁進。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後到2005年，我國實行的一直是市場化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圓的被動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我國改革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單一的浮動匯率制度為市場化的，參考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在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的一大步。以後改革的方向是最終走向完全的市場化，逐步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兌換。
2.人民幣匯率改革帶來的金融風險
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總體方向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前進，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將不斷在社會各層面顯現，如我國現在的商業銀行改革，以前遺留歷史問題帶來很多經營和管理上的包袱與問題，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是對我國銀行體系的風險管理能力的考驗，銀行風險管理的健全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敗，決定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可以說，在過去金融對外封閉的歷史中，金融風險在我國金融系統和我國的經濟中是一種積聚，人民幣匯率改革就好像慢慢擰開了釋放風險的閥們，市場化進程越快，這種釋放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考驗越大，對人們觀念與思想的考驗也越大。
（二）金融風險與我國的稅收安全
1.金融風險與我國的經濟實體
金融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選擇金融風險的存在，只能選擇管理風險的方法。系統風險是無法避免與管理的，非系統風險則能通過資產組合等方式分散。大部分理性的經濟體都是風險中性或者風險厭惡的，在市場經濟中他們會選擇各種方法來管理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如企業，個人，政府，國外投資者，投機者等，他們選擇的風險應對將對我國的經濟產生影響。
2.經濟實體風險應對與我國稅收安全
面對金融風險帶來的不確定，不同的經濟體會選擇不同的風險應對與管理辦法，比如在匯率更加市場化的情況下，進出口企業將會選擇遠期交易等衍生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可能會改進風險控制與識別水平，引入更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等，而這些管理理念仍然是存在風險的，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風險給我們的經濟體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1.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與人民幣匯率改革
「人民幣匯率改革過程中，伴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價格、利率、匯率和收入等經濟杠桿將逐漸取得對經濟生活的主導性調節和支配地位，而完善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這些經濟杠桿作用的發揮。」 在金融全球一體化的條件下，任何微小的利率變動或偶然事件發生，都可能導致國際間資本大規模快速流動，這樣很容易對一國經濟造成較大的影響和沖擊。
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更加市場化選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在保證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保證經常貿易基本正常，沒有大規模的贏余或者赤字，資本項目下，國際資本流動基本正常的同時，保證國內基本經濟變數的穩定和諧，保證國內消費，投資，儲蓄的協調運行，宏觀政策選擇更加綜合化，市場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搭配與我國稅收
要保證國際國內市場的均衡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相互配合。根據蒙代爾宏觀政策搭配理論，貨幣政策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時比較有效，財政政策在調節國內市場的均衡比較有效。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在調節國際收支時，有必要進行一定的沖銷操作，保持國內經濟變數的相對穩定，同時，財政政策協調貨幣政策，在投資和政府購買方面做調整，保持和調節總供求的平衡，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二者相互配合對保證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保證我國稅收的穩定增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我國稅收改革對應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相應配套改革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在各方面都很難找出確定的量，也很難用一個模型去衡量在市場經濟中發生的一切，衡量某個變數變化最後帶來多大的影響，實際中不存在經濟學中嚴格假設的情況。經過一番討論，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的影響依然是比較模糊的，但確定的是，我們已經知道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個方面，這樣就能對症下葯，找出相應的稅收政策。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追求效率，體現公平，講究便利，力求節約。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四原則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放到今天依然適用。我們的稅收制度的設計在理念上要盡可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保證效率優先的前提下，實現更大程度的公平，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貫徹稅收四原則是很必要的，不僅有利於推進我國的經濟發展，保證我國稅收安全，更能增大我國財政實力，保證我國和諧社會的目標的實現。
（二）我國稅收制度應對金融風險相應調整的基本原則
金融風險是伴隨金融制度建立與發展過程的客觀問題，能否正確認識並予以有效地防範與化解，是確保金融安全的關鍵，關繫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場的效率。實際上，由於金融幾乎是貫穿於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風險控制為基調的金融安全，已成為當今一國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標志。
稅收對金融風險的防範就是要做到在保證金融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降低和分散金融風險，保證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穩定，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保證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保證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均衡協調。
（三）我國稅收制度改革在金融風險管理方面的主要配套改革
金融風險的防範是個系統性工程，有賴於我國各方面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稅收制度的完善只是所有改革中的一部分，稅收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還必須配合其他制度與體制的改革，我們的改革才是完善和有效的。
1.調整房地產稅收政策，加大對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的調控力度，防止過度投機房地產市場是比較容易產生泡沫的市場，容易積聚金融風險，可以說房地產市場是金融風險的預警器，由於房地產市場流動性比較高，容易變現，國際資本和熱錢傾向於選擇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活動。加強房地產市場的監管有利於規避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改變現行營業稅，加強對房地產流通的規范，對於涉嫌炒作投機房地產行為徵收高稅，比如在去年推出的營業稅防範房地產投機的改革，我認為改革力度應該加強，稅率偏低，相對於房地產市場投機高額利潤來說，營業稅率起不到太大的調節作用。
2.調整資本市場稅收政策，嚴防金融風險，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稅收政策在很多方面需要做出調整，比如在促進資產證券化方面，鼓勵資金投資入市，防止投機資本炒作等方面。
在促進資產證券化方面，我們應該在印花稅方面對於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發起機構轉讓信貸資產將實施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信貸資產信託授予受託機構時，雙方簽訂的信託合同，受託機構委託貸款服務機構管理信貸資產時雙方簽訂的委託管理合同暫不徵收印花稅等；在營業稅方面，對受託機構從其受託管理的信貸資產信託項目中取得的貸款利息收入應全額繳納營業稅。對非金融機構投資者買賣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取得的差價收入，不徵收營業稅；在所得稅方面。對信託項目收益在取得當年向機構投資者分配的部分，在信託環節暫不徵收企業所得稅等。
在防止投機資本炒作方面，一方面要加強對投機資本和熱錢炒作的監控，另一方面在所得稅方面對惡意炒作行為徵收高額稅收做出特別規定。對於投機資本的炒作方面，由於我國沒有建立很好的監控制度，從而稅收調節也難以發揮作用。另外對於惡意炒作的行為難以有效界定，投機行為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會在短時間內顯現，稅收在這方面的調節作用存在很大滯後性。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監管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是必要的。
3.調整稅收政策，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於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准，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准分類並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
稅收在這方面的調節應該在促進銀行投資多元化，引進戰略投資者，促進股份制改造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方面，我們可以對投資者的股權收益徵收較低的所得稅或者預提稅等。另外在促進金融機構投資多元化方面，我們在所得稅方面，印花稅方面提供優惠。
4.出台相應稅收政策，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准，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於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製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並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於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稅收在這方面的支持應該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降低我國金融風險方面。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方面，我們可以在所得稅方面給予優惠，發揮國家的政策導向作用，因為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貢獻不容忽視，適當的支持是應該的。在促進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面，我們依然可以在保證中小企業發行債券的信用保證方面一方面對保證機構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在中小企業融資後資金運用方面比如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和改善經營管理方面給予所得稅優惠。
5.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進行稅收改革，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範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於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並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後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准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並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准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在作好金融資本流入監管的同時，對於流入我國的金融資本享受現行外資生產企業「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應該看到，這樣的優惠政策有一定的政策依據，還可以吸引外資的流入，在我國金融市場形成競爭的態勢，有利於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另外在外國金融資本進入的領域進行調節，對於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股市等市場，作好監管工作，稅收方面應該做出適當的調節作用。
6.加快稅收改革進程，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並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後盾。
7.完善稅收改革，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藉此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減少由過分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目前我國處於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攻堅階段，促進產權多元化有利於國有企業的健康有效經營和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於國有企業的改制提供一方面對於參股方或者戰略投資者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對於國有企業股權轉讓所得實行所得稅優惠，對於再投資用於技術改造和管理革新給予進一步稅收優惠。這也適合我國現在稅收優惠的普惠制改革方向。國有企業的改制是我國改革的關鍵所在，關繫到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我們在加強監管防止惡意收購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在稅收方面給予最大可能的優惠待遇，提供一種我國政府的改革導向作用。
良好金融秩序的維持和保證對於防範和分散金融風險，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我們在加強金融立法的同時，作好稅收立法工作，推進我國稅收體制的改革，更好的發揮稅收的調節與導向作用，調節經濟的穩定，尤其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稅收立法的完善也是在向國際國內市場傳達我國政府加強市場與經濟監管的信心與導向信息。
稅收改革在第三部分各方面的調節見效是相當緩慢的，但確定的是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的。金融風險的防範和管理，根本的是在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消除我國經濟的隱藏風險因素，比如促進企業股份制改造，增強風險管理意識；促進金融機構全面風險體制的建立和金融市場的正當競爭，改善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革是系統化，長期化的工作，稅收改革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稅收一定程度的超前改革，能為我國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比較有利的稅收和經濟環境，也能體現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
我國人民幣市場化改革進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體的風險意識與管理的健全，國際國內市場的協調和融合為基礎，稅收的改革對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是一個促進和導向，適當的稅收調整能促進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健康進行，保證我國經濟的安全，保證我國稅收的安全。

㈦ 關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需求管理的兩大政策，其運作就是通過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給來調節總需求。就調節貨幣供給這個角度來說，它們的區別在於貨幣政策是通過銀行系統，運用金融工具，由金融傳導機制使之生效；而財政政策則是通過財政系統，運用財稅工具，又財政傳導機制使之生效。

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來影響宏觀經濟的政府行為。在短期中，財政政策 主要影響物品和勞務的總需求，是刺激或減緩經濟發展的最直接的方式。政府經常通過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的操作來影響經濟的走向。政府預算支出的狀況、預算赤字與GDP的比值、稅種與稅率的變動等都是理財規劃師所需要密切關注的經濟指標。

貨幣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量來影響宏觀經濟的行為。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利率來實現的。貨幣量的增加會使短期利率下降，並最終刺激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使總需求曲線發生位移。再貼現率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準利率，其升降將直接影響各類市場利率的走向。同時法定準備率的調整以及公開市場業務操作都會影響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利率水平。理財規劃師判斷各種金融工具利率走勢的基礎就在於根據貨幣政策的操作對基準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做出預測。
希望採納

㈧ 政府增加稅收，發行國債，增加貨幣的優缺點

前兩種屬於財政政策，都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稅收需要修改法律，過程比較復雜，籌集資金的周期比較長，對經濟有持續的影響，不適用於臨時籌集資金，這是增加稅收的缺點。增加稅收的優點在於不會增加政府財政赤字。
發行國債所需要的手續簡便，可以比較快速的籌集資金。缺點是需要歸還，造成財政赤字加重財政負擔。
發行貨幣屬於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優點是快速，不用償還。缺點是貨幣量增加過快會帶來通貨膨脹。
拓展資料：
稅收是指國家為了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共同需要、按照法律的規定，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強制、無償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規范形式。稅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
1、稅收本質
稅收是國家（政府）公共財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來源。稅收的本質是國家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憑借公共權力，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標准和程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強製取得財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分配關系。它體現了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與納稅人在徵收、納稅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種特定分配關系。馬克思指出：1.「賦稅是政府機關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2.「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恩格斯指出：「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19世紀美國法官霍爾姆斯說：「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付出的代價。」這些都說明了稅收對於國家經濟生活和社會文明的重要作用。
2、產生發展
歷史上，在國家產生的同時，也就出現了保證國家實現其職能的財政。在我國古代的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最早出現的財政徵收方式是「貢」，即臣屬將物品進獻給君王。當時，雖然臣屬必須履行這一義務，但由於貢的數量，時間尚不確定，所以，「貢」只是稅的雛形。而後出現的「賦」與「貢」不同。西周，徵收軍事物資稱「賦」；徵收土產物資稱「稅」。
春秋後期，賦與稅統一按田畝徵收。"賦"原指軍賦，即君主向臣屬徵集的軍役和軍用品。但事實上，國家徵集的收入不僅限於軍賦，還包括用於國家其他方面支出的產品。此外，國家對關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徵集的收入也稱"賦"。所以，「賦」已不僅指國家徵集的軍用品，而且具有了「稅」的涵義。清末，租稅成為多種捐稅的統稱。農民向地主交納實物曰租，向國家交納貨幣曰稅。

㈨ 美聯儲（FEDS)、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與稅收的關系有高人呼哉

呵呵，拋磚引玉。
問題一，中國人民銀行當然是要聽黨中央的話、聽政府的嘍。形式不重要，只要使個眼色，肯定馬上自覺地提出申請。這個自覺性肯定是要具備的。

問題二，肯定是要稅收的呀。其實通脹引起的貨幣貶值，購買力轉向政府，實質上就像是一種通脹稅收。但通脹稅收對一切經濟體內的人和行業是「平等」的，只要你手裡有票子，統統等比例貶值，政府自己的單張票子也貶值。
但財政稅收不同，可以對不同行業征不同的稅，差異化得稅率和退稅，可以對各個行業和各種人群調節，「有培植、有打壓」。如果用通脹稅代替，豈不是失去了對經濟和社會的調配能力；另外在征稅過程中建立的「細致的稅務管理」具有「監管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作用，若用通脹稅代替，豈不是又失去此項功能。
而且通脹稅有很多副作用，比如引起短期經濟過熱、產生資產泡沫、泡沫崩塌會導致災難。

問題三，「可以通過政府強有力的行政干預來控制因為政府多發行的貨幣而導致的通貨膨脹」按照你的假設，當然可以控制通脹。這種情況下當然要稅收嘍，不然政府的收入哪裡來？至於稅收調節，舉個例子：假設做包子的一律徵收100%營業稅，賣100元的包子，得交100元稅，你說還有人去賣包子嗎。你說漲價，賣10000元，那得交10000元稅。反之賣其他食品收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