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联发展股票历史资金流向

⑴ 就目前来说 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那些地方（股市 房地产除外）

企业经营贷款、债券投资、个人房贷。

⑵ 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式分析我国股票市场未来的走势

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组织形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化大生产越发达，对社会资金的融通需求就越大，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越是能够充分发挥，股票市场也就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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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影响股市表现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将在2013年实现温和复苏，各项经济指标将逐步好转。与2012年每个季度经济增速均低于年初预期相比，2013年每个季度实际增速有望不断超出年初预期，预计全年GDP增速将回升到8%以上。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仍不会有起色，但内需的增长可以抵消外需的下降。而高铁、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增无减，投资仍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

⑶ 美国股票市场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

美国股市近五十年来主流投资理念的演变：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的周期循环投资理念的发源地来自于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精神、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虽然美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的规范化、快速发展时期主要是在1933－1934年的证券法出台之后。战后推出的养老金制度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和大大改变了股市的资金供需结构，五十年代的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投资的财富效应，一起推动着股市指数的不断攀升。以后的各个年代更是各种新思维、新现象的诞生年代，股票市场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对于推动理性投资理念的普及和创新，通过引导市场、引导资金的流向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演进，各种新的投资理念从发源地的里圈向外围扩散，在传播到外围股票市场（欧洲、日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等）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不同的市场特殊情况与其它投资理念不断发生碰撞，诞生出新的投资模式。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更是加快了发源地的新投资理念在全球传播的速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基本分析学派已成为华尔街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股市的主流，它发展出的两个主要分支是内在价值型（Valuestock）投资和成长型（Growthstock）投资。前者认为，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每年收取现金（股息）红利，股票内在价值是未来现金流（投资者收到的现金红利）的贴现。成长型的投资者购买股票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价格差而非现金红利，其前提是假设以往主营收入与利润增长良好的公司将来也会继续良好的增长势头。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过度热情追高成长型股票导致最终幻想破灭之后，必然又会走回到稳健的价值型投资的老路上，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投资理念的变化呈现周期性的循环规律。同不同年代的产业发展周期一致，处在高增长期行业的高增长速度的热门股在股票市场历史上各时期比比皆是，如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早期的钢铁股和汽车股、50年代的铝工业股、60年代的电子股和塑料股、70年代的石油股、80年代的生物制药股和房地产股、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网络股等等，各领风骚，概念股是成长型投资的必然产物和升华。战后繁荣的五十年代：由于刚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崩溃，在20世纪30、40年代，小规模的个人股票投资被认为是危险的举动，个人投资购买股票不多，个人持有普通股热是从50、6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尤其是50年代末期）人们很难相信会再次出现大萧条和股崩、蓝筹股比债券表现好以及担心通货膨胀侵蚀个人的钱财。1958年，玻璃纤维船股票是当时市场上的抢手货，它具有完全替代木船的许多优势，迎合美国50年代的休闲主题。后来的互联网股票同此时期的玻璃纤维船股票热非常类似。“电子狂潮”和腾飞的六十年代：其鲜明特征是后缀有“trons”的公司名称的流行，是增长股票和新股的狂潮期。在很大程度上，电子工业股热与当时的美苏两国太空军备竞赛有关。成长股是预期有高收益、高增长率的股票，特别是那些与高新技术相联系的公司股票，如一些生产半导体、速调管、光学扫描器以及其它先进仪器、仪表装置的公司，这些行业因投资者对其产品强大市场前景的憧憬而股价飞涨。从六十年代开始，多年以来传统行业的5－10倍市盈率规则被50－1000倍取代。1961年，数据控制公司的市盈率达200多倍，而增长稳健的IBM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市盈率也达80多倍。在此时期，以市盈率倍数为核心、注重未来现金流预测的稳固基础理论让位于注重投资者心理因素、“高买高卖、顺势而为”的空中楼阁理论。为满足投资者对股票的无止境的投资饥渴，1959－1962年发行的新股比之前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如同九十年代后期的“.com”，以“trons”后缀命名的公司纷纷涌现。电子狂潮在1962年卷土重来，5个月后终于爆发可怕的抛售浪潮。成长股、绩优股同样被卷入暴跌的灾难，超过大盘的平均跌幅。股票市场从动荡中恢复趋向稳定后，进入的下一个运行热潮便是企业并购浪潮。投资者对公司高增长的预期，如果不能通过高增长或高科技的概念获得，便需要创造其它新的方法或概念作为接力棒。于是，六十年代中期诞生了专家们称之为的美国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并购浪潮。该时期企业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力在于兼并过程本身会导致股票收益的增长，其中的技巧便是财务或金融知识而非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1968年，由于该次并购浪潮中的领导者发布的季度公告收益低于预测，引发了市场的怀疑和震动，企业并购浪潮开始急剧降温。在六十年代，除了上述概念之外，市场还诞生出其它概念股票，施乐公司是概念股票的典型案例，其静电复印技术的革命性发明吸引了几乎所有业绩优良的基金经理。后来这种概念化投资策略发展到任何概念都行的地步。概念公司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扩张太快、负债过多、管理失控等，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很大，成长的不确定性大。当1969－1971年的熊市来临，概念股跌幅比涨幅还大，还快。此后很多年，华尔街不再对业绩迷信和推崇概念。就像行业或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周期一样，整个六十年代公众对概念崇拜的理念经过了近十年的洗礼之后，又回归到周期循环的起点，崇尚绩优成长股。到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基金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开放式基金之间争夺公众资金的竞争加剧，公众开始关注基金近期的业绩记录，尤其关注基金是否购买了那些有令人振奋的概念和完整信服历史的股票。业绩投资便开始风靡华尔街。漂亮的中年人所主宰的七十年代：经历了六十年代的购买小型电子公司和概念股票之后，基金经理和投资者恢复理性和稳健原则，开始投资于有令人信服的增长记录的蓝筹股，这些股票一般有持续增加的股利以及很大的总股本（流动性好）。人们认为这些股票不会像六十年代投机狂热时代那样垮掉，人们普遍的心理是购买后开始等待长期收益，被称为是谨慎的行动。当时的50只时髦股票主要有：IBM、施乐、柯达、麦当劳、迪斯尼等。人们认为任何时候购买这些已经被历史证实的成长股都不会错，被称为“一锤定音（one－decision）”股。而且，购买蓝筹股还能为机构投资者带来谨慎投资的声誉（见表一）。狂啸的八十年代：是生物工程股的好年华，同样具备许多投机过头的好股票，它以另一波包括生物技术和微电子在内的新领域的新股浪潮而开场。1983年出现的高科技浪潮是六十年代的极好翻版，仅仅是改变了名称而已。技术革命唤醒了人们对高科技将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幻想，直接刺激起60年代的概念炒作理念的复苏。几乎所有的原始新科技股都是抢手货，新股上市后还会狂涨。再次征服概念股的是以基因工程为基础的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驱动生物技术狂热的是抗癌（后来是抗爱滋病）新药的问世，华尔街还因此出现了专门针对生物技术公司的新估价方法。最终的结果还是市场自身来消化自己吹起来的泡沫，从八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股票跌去3/4，1988年的市场复苏也没有帮多少忙。激动人心的九十年代：前半期是“亚洲四小龙”热，当时的背景是基金经理因美国本土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后而将目光转向海外，对新兴国家市场激动人心的发现和巨大增长潜力的预期，加上人们对该市场的风险知之甚少，直接推动了股票投资的国际化———“亚洲四小龙”热，后来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崩溃。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今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概念股的狂飙及退潮，人们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狂妄到恐慌、最终到崩溃的完整过程和结局。追溯美国股票市场近五十年投资理念演变的历史，大致按以下线索在展开，其中又蕴涵着某种周期性的循环规律：电子、半导体股（60＇S）———绩优蓝筹股（70＇S）———生物工程股（80＇S）———亚洲四小龙、网络股（90＇S）———传统行业绩优蓝筹股（目前仍处在回归过渡期）。在每一周期中，投资者对证券评价的风格和方式在证券定价中起关键作用，从而也就奠定该时期的主流投资理念。概念股兴起时期，以内在价值型投资为基础的稳股基础理论屈从于空中楼阁理论，借助于投资大众的从众化情绪和过度反应，将憧憬美好的空中楼阁演绎得登峰造极。在概念股崩溃之后，受伤的弱势群体和投资大众追求安全和稳健的观念又深入人心，以内在价值作为股票投资价值的心理底线牢不可破，从而矫枉过正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回到有看得见的收益增长和分配现金红利的传统产业，直到下一轮周期新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出现。我们发现，市场投资理念的周期性变化同股票市场筹码结构的调整过程惊人的一致，只有当被低估的市场筹码（成长型股票热时必然导致市场大量抛售价值型股票，持续一段时期后必然导致价值型股票被低估），在经过成长型股票热的高峰之后，逐步被调整到更积极、坚定的投资者手中，且一旦这种市场筹码结构转换的调整完成或时机成熟之后，新一轮市场热点或周期的启动就不远了。这种周期性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与股市零和博弈游戏的利益矛盾或盈亏结构相一致。我们同样还发现，基金引导着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无论是向新型行业投资、向高成长的新兴市场投资（国际化浪潮），还是向国内绩优蓝筹股投资，基金始终伴随着先进的产业理论、管理思想的武装，走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最前沿，领先于经济周期。正是资本的驱利性和对投资领域的高度敏感，资本才始终能够率先找到流动的方向，引导社会资金（资源）流向回报最高、最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产业和公司，而一旦遇到阻力便开始自动调整，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参考资料 http://www.xslx.com/article1/messages02/2315.html

⑷ 2000年至今出台和金融相关的政策 都有哪些

（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政策措施：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汇报》，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覆盖我国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最高50万元的有限赔付，以低费率起步，将保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意义与效果：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利益和完善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50万元的保护限额，能够为全部金融机构99.6%和城市商业银行99.5%、农村金融机构99.7%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能够确保绝大多数存款人的信心和稳定。

（十）建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政策措施：2013年6月26日，国务院第14次常务会议明确，发挥好开发银行对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支持作用问题。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的方案，推动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意义与效果：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有利于将政府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为大规模棚改开辟成本更低、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工具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1万亿元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额度，资金利率较市场利率低约1个百分点。截至10月末，使用PSL资金发放的棚户区改造贷款3127亿元。

（十一）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政策措施：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明确了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

意义与效果：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界定业务范围，妥善解决政策性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明确资本补充计划，建立科学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有利于其逐步建设成为定位明确、功能突出、业务清晰、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真正发挥主体和骨干作用。

（十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政策措施：发起自担风险民营银行试点工作，已批准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筹建。

意义与效果：开展民营银行试点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玻璃门”的一大步，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进一步优化银行业结构，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提升微观金融效率，加大对薄弱领域和环节的金融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十三）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政策措施：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方案，新增3000亿试点规模。

意义与效果：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源的有效措施，有利于腾挪信贷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14年8-10月，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24单、914.5亿元，比2014年上半年多121.3亿元。

（十四）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范围。稳妥推进优先股试点工作。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有序扩大至全国，并推出做市商交易机制。截至12月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1434家，总市值3994.47亿元，累计实现融资151.16亿元。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行为。进一步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创新，规范私募基金发展。

意义与效果：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杠杆率，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发家数为35家，募集资金136.3亿元，分别较二季度多增26家、86.7亿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03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4%，较上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

（十五）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政策措施：2014年7月14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汇报。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化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意义与效果：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有利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带动扩大社会就业，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保障社会稳定运行。一是2014年1-10月，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17301.5亿元，同比增长18.25%。二是保险公司加大了保单质押贷款的服务力度。9月末，保单质押贷款1692亿元，比年初增加357亿元。三是逐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的范围，放开创业板股票投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截至10月末累计投资金额约6660亿元。

（十六）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

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拓展多元化投资，为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创新服务方式，充实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成立总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支持中俄管道供油250亿美元。中俄原油增供673亿美元。向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提供外汇资金3848亿美元。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促进亚洲基础建设互联互通、加强地区贸易投资合作创建平台。

意义与效果：完善外汇储备运用和管理，有利于支持我企业“走出去”，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和劳务输出，扩大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服务实体经济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治外交战略。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十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政策措施：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金融管理部门沟通，形成监管合力，防范金融风险。

意义与效果：目前，我国实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协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以来，加强金融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已就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规范同业业务等达成共识，并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八）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政策措施：2014年，印发《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意义与效果：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体系，明确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健康发展。

（十九）防范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3日，国务院第67次常务会议听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情况汇报，并提请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

意义与效果：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包括货币总量不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部分影子银行扩张过快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一是动态排查风险隐患，把握趋势，前瞻性掌握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和“引爆点”，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妥善应对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有关部门发布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调整房贷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三是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总量风险控制，优化贷款结构，逐步化解存量风险。截至2014年9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为0.06%，比2011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四是妥善处置信托、理财等金融产品可能引发的兑付风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落实责任分工，完善监管制度，做好风险防控。五是妥善应对退保风险。六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三次启动应对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出和流入的政策预案。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二十）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沪港通交易试点正式启动。

意义与效果：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使内地与香港投资者能够互相买卖股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沪港通交易试点启动以来，总体运行平稳，交易结算、额度控制等各个环节运行正常，为境外长期资金投资A股市场提供了便利。截至12月9日，沪股通总额度使用594.42亿元人民币，余额2405.58亿元人民币，总额度使用效率19.81%。截至12月8日，通过港股通从内地流向香港的人民币资金累计65.88亿元。

（二十一）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政策措施：有关部门先后出台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共计54条，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

意义与效果：在上海自贸区试点有关金融政策，推动资金正常流动、市场化定价及其相关管理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经营，鼓励开展特色业务、针对性建立相对独立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深化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将为金融改革开放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

（二十二）推动双边本币互换

政策措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主要是维护金融稳定，便利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和投资。2013年3月以来，人民银行与巴西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涉及资金人民币12970亿元。

⑸ 为什么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人们常说，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股价变动不仅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能预示经济周期的变化。实证研究显示，股价的波动超前于经济波动。往往在经济还没有走出谷底时，股价已经开始回升，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周期的一致判断所引起的。

我们通常称股市是虚拟经济，称与之相对的现实经济为实物经济，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彼此都能对对方有所反映。

由于受资源约束、人们预期和外部因素影响，经济运行不会是一直处于均衡状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相应地，股市也具有上下波动运行的特点。

(5)亚联发展股票历史资金流向扩展阅读：

股市的变化因素：

就股市而言，概括地讲，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可分为：个别因素和一般因素。

个别因素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其所处行业地位、收益、资产价值、收益变动、分红变化、增资、减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供求关系、股东构成变化、主力机构（如基金公司、券商参股、QFⅡ等等）持股比例、未来三年业绩预测、市盈率、合并与收购等等。

就影响股价变动的个别因素而言，通过该上市公司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大抵可以判断是否值得投资该股以及获利预期。

对于缺乏一般财务知识的投资者来说，有几个数据有必要了解，它们是：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和流通股本、前三年的收益率和未来三年的预测、历年的分红和增资扩股情况、大股东情况等等。这些是选股时应该考虑的要素。

就影响股价变动的一般因素而言，除对个股股价变动有影响，主要可以用作对市场方向的判断，而且市场对场外的一般因素的反应更为积极和敏感，这是因为场外的任何因素要么利好市场，要么利空市场。

这就意味着股价的涨跌除上市公司本身因素外，空头市场还是多头市场的判断来自于影响整个市场的诸多因素。

⑹ 股指在涨,而股票的价格却被主力一直压着,这是什么意思

每当股价有变动的时候，老是有很多股民朋友将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或净流出作为股价走势判断的依据。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特别清楚主力资金的概念，以至于经常出现判断失误的的情况，亏钱了都还发觉不出来。所以今天我打算和大家好好聊聊关于主力资金的那些事儿，希望给小伙伴们一些启示。强烈建议大家把整篇文章都看完，尤其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开始之前，不妨先领一波福利--机构精选的牛股榜单新鲜出炉，走过路过可别错过：【绝密】机构推荐的牛股名单泄露，限时速领！！！
一、主力资金是什么？
资金量较大，会对个股的股价造成很大影响的这类资金，我们把这些叫做主力资金，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中央汇金、证金、外资（QFII、北向资金）、券商机构资金、游资、企业大股东等。当中简单引发整个股票市场风波的主力资金之一的当然要数北向资金、券商机构资金。
一般来说，“北”代表的就是沪深两市的股票，所以那些流入A股市场的香港资金以及国际资本都称为北向资金；“南”代表的是港股，因此也把流入港股的中国内地资金叫做南向资金。北向资金为什么要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北向资金背后拥有强大的投研团队，知道许多散户不知道的东西，北向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叫做“聪明资金”，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北向资金行为的中得到一点投资的机会。
券商机构资金则不光包含渠道优势，并且连最新的资料都可以获取到，一般而言，我们要去选择的个股的标准是：业绩较为优秀、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很多时候个股的资金力量会影响到他们的主升浪，所以也得到了一个“轿夫”的称号。股市行情信息知道得越快越好，推荐给你一个秒速推送行情消息的投资神器--【股市晴雨表】金融市场一手资讯播报
二、主力资金流入流出对股价有什么影响？
正常来说，只要发生主力资金流入量大于流出量的情况，也就表示股票市场里的供要小于求，股票价格自然会上涨；若是主力资金流入量小于流出量，那就说明供大于求，股票跌价是必然的。
因此股票的价格走向是会受到资金流向的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然而需要了解的是，单看流进流出的数据准确率无法得到保证，有时候主力资金大量流出，股票却上涨，其背后原因是主力利用少量的资金拉升股价诱多，然后逐步以小单的形式出货，不停地有散户来接盘，股价自然而然的就上涨了。
所以必须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才能够选出一只比较优质的股票，提前设置好止损位和止盈位并持续关注，到位并且及时的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才是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盈利的关键。如果实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某只个股，不妨点击下面这个链接，输入自己想要了解的股票代码，进行深度分析：【免费】测一测你的股票当前估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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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金流动的特点有哪些

1、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
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两个热潮期是80年代后半期。据统计，1986-1990年国际投资流出量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每年流出的绝对额也猛增，1985年为533亿美元，1990年高达2250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从1985年的6836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7万亿美元。二是1995年以来。1995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达3150亿美元，增长40％，1996年达3490亿美元，增长11％；1997年达4 240亿美元，增长25％。199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减少，而且各地普遍增长。

2、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膨胀
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主要指国际借贷(中长期)和国际证券投资的数量。至80年代末，该市场规模约5万亿美元，为1970年的34倍。整个80年代，金融市场资本量每年递增16.5％，远超过世界商品贸易每年5％的增长，进入90年代所，该市场进一步扩大。据资料显示，截至1997年7月底，国际银行放款总额达99698亿美元，放款净额达52350亿美元。而至1997年12月，国际证券发行总量高达35314亿美元。这里的证券发行包括国际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欧洲票据等。如果再计算股票市场，则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将进-步膨胀。1997年多数发达国家股票市场达到了或接近创记录的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在1992-1996年间翻了一番，1998年又突破9000点大关。目前更高达11000点以上。债券、股市及银团放款市场的兴旺发达是1997年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3、国际外汇市场交易量扩大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尤其短期资金流动，已占主导地位。货币资本已脱离世界生产和国际贸易而独立运动，而由此形成的货币资本运动与商品运动相分离的现象，也构成了当代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4、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角
代国际资本流动，尤其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的资本、庞大的生产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的经营战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以及世界性的销售网络，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无国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5、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地位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资本输出的主导者，尤其在国际直接投资每年的流出中，始终居垄断地位(98％)，其中美、日、德、英、法5大国又占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的70％，是国际资金和技术输出的最重要来源国。

6、国际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
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且投资主体层次清晰。这种多元化体现在：
(1)发达国家都是重要的投资主体，构成投资主体的第一层次
2)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海湾产油国等
(3)其他发展中国家构成投资主体的第三层次，是补充的投资力量

7、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资本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从80年代以来，国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8年9月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国际资本更多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互为流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比率上有所下降，但其总量仍呈持续增长之势

⑻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09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控制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选择
资本主义的金融发展史是一部不断创新、虚拟资本不断膨胀、不断缩水、金融危机不断的波动史。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理论，研究和掌握目前正在肆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特点和爆发原因，对于防止虚拟资本的过度投机和形成金融大泡沫，有效地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确保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验证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五章中对“信用和虚拟资本”进行了专题论述。马克思引用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说：“空头汇票，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
在引用詹?威?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理论时，证明了“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来自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并不真正具有价值。自从货币与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之后，虽然还具有其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种实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这时货币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币的购买力又要受到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货币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随着现代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虚拟资本从初端的商品期货或期权、货币期货或期权、债券期货或期权、股票期货或期权，以及相应的远期合约、互换、互换期权等，逐步向包括利息率期货或期权、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物价指数期货或期权及其它组合式综合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等高级衍生产品和工具转化，势必导致整个经济的虚拟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并通过“蝴蝶效应”迅速殃及全球实体经济！
因此，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是百余年金融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一条正确论断。
二、监管缺位与虚拟资本过度膨胀是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两大元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全面奉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稳定性”理论的美国金融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创新，开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产品，使资本极度虚拟化，并将虚拟经济推高到失控状态。实体经济一旦被打上虚拟化的烙印，经济泡沫的破灭则是早晚之事。再者，美国的低储蓄和超前消费生活理念，无形地助推了次级债市场的空前繁荣。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许多机构违背“谨慎经营”的原则，利用创新滥用金融杠杆密切相关，高负债率和利用资本市场过度融资造成了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灾害。（一）失控的金融创新加深了资本虚拟化程度，加剧了投机和冒险行为。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衍生品交易几乎覆盖和垄断了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次级债便是其中之一，它将大批基金吸引到次贷衍生品的“漩涡”中来。当市场陶醉在“金融创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美梦中时，危机便悄悄降临。美联储连续15次降息于2003年6月见底至1%，然后因油价推动全面通胀等系列因素而被迫加息，从2004年6月起连续17次加息至5.25%。这时，基金的“分散风险”失灵了，保险公司连自己也不保险了，利率变化的“蝴蝶翅膀”扇动出金融风暴的“路线图”：越来越多的低端客户无法正常支付按揭贷款——房贷违约率上升，市场开始拒绝次贷抵押债券——房市泡沫破裂，作为抵押品的期房价格急剧缩水——涉足次贷的金融机构平均30倍的杠杆效应将风险急剧放大，负债和资本金比例严重失调，被迫快速出售资产来平衡其债务——“恐慌性杀价”与“负债和资本金比例失调”恶性互动，导致资产价格循环式下跌——流动性骤然收紧，资金严重短缺——银行惜贷，殃及正常经营的无辜企业——政府紧急救市措施被解读为危机深不见底，股市大跌，投资信心严重受挫——行业多米诺骨牌效应令金融巨头纷纷倒地——失业率急剧上升，消费明显萎缩——资金从资本市场恐慌性撤离——债务链将次贷危机向持有次贷等美国债权、美元资本的国家和地区快速延伸……次贷就这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风险变为安全，最后把创新变为危机。次贷自身也因而“衍生”成为金融扭曲、异化的典型代表。
（二）金融监管滞后或缺位，导致错失处置危机的最佳时机。
监管缺位，美国监管机构对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的过度放纵。随着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其监管的法制进程也一直处于反复和摇摆中。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衍生工具被投机赌博趋势主宰。衍生产品的对冲和套期保值功能，日益被投机赌博性操作淹没。
同时，许多金融大鳄绕开监管束缚，披着金融创新外衣竞相发展场外交易，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国际清算银行、各国监管部门及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等对场外交易参与者的调查统计， 2007年下半年全球所有未清偿的场外交易衍生品的名义价值增长15%，衍生品场外交易未清偿合约的价值是场内交易的5倍以上，其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场内交易，有些国家场外交易规模甚至占整个衍生品市场份额的80%以上。
正是监管部门放任和允许金融市场的场外交易和过度创新，没有进行必要的窗口指导和政策干预，才最终导致这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大爆发
<strong>答案补充</strong>
三、金融危机对金融业及实体经济的深度危害（一）严重危及金融安全，制造金融恐慌。起端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终于在2008年下半年演变为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以雷曼兄弟等金融巨头破产案为标志的“多米诺骨牌”坍塌效应，被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国，从而引发了一场来势汹涌、好像深不见底的“金融海啸”，欧美、亚洲等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一度造成全球性大恐慌，资本市场迅速缩水，严重打击了公众信心。就连最不开放的北朝鲜，也因中国的传递效应使其矿产品出口业务大为收缩；而以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撑的冰岛等小国，则面临国家信用的丧失和“政府破产”的悲剧。欧美金融业依靠政府大量注资和提供政府担保才得以续业。<strong>答案补充</strong>
（二）严重冲击实体经济。
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最直接、影响最大的是“惜贷”。面对筹资困难以及利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规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萎缩。美国三季度GDP同比下降0.3%，许多国家大幅下调经济增长速度。第二是消费萎缩。据统计，美国9月就业岗位减少了将近16万个，为200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不难理解，这失业的16万人只能是减少各种日常支出才能继续生活。而对于没有失业的人来说，投资股市和基金的钱越来越少、自己未来的薪水只降不升、生活成本的增加等等，都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捂紧了钱包。表现这一状况的是零售业销售情况，美国9月零售销售月降1.2%，是3年来的最大降幅。第三是投资需求下降。从银行贷款难或者贷款利率高，人们就不会愿意投资，新企业不会开工、也不会有新的工作岗位、现有企业不会扩大生产规模。<strong>答案补充</strong>
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分子，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未能幸免。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伴随着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就一直处于艰难的境地，未能进行结构调整的出口企业面临十分严峻的破产关停压力。特别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更将涉外企业置于困境，订单大幅减少，生产难以为继，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三季度GDP罕见地降到两位数以下，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2%，同比降低9.7个百分点。金融危机的威力正逐步显现，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也正在释放。 0 5566688 2010-1-8 6:28:43 121.18.71.* 举报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八大机遇与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蕴含着难得的机遇。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那么，在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哪些影响，又会蕴含哪些机遇呢？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些项目可能面临着资产价格缩水、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回收期延长等一系列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铜、铁矿石等价格大幅调整降低了我国进口相关商品的成本，这些都有利于相关商品的进口。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波动及其对证券机构经营、业绩和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影响；股价波动对市场融资功能的影响及其对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影响。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波动对保险业经营及业绩的影响；资本市场波动对保险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就影响程度而言，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一方面，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另一方面，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因此，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才竞争对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深而出现GDP增速下降较多时，我国投资型经济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具体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可能会考虑“中国企业谈判因素”，而不是过去那种我国“需求什么”国际市场“炒什么”、“涨什么”的格局。

⑼ 请问，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

一、亚洲金融风暴与香港汇股震荡

1、亚洲金融风暴的演进与特点

从今年7月泰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冲击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出现汇市和股市大幅波动（参见表一、表二），并引发全球性股市动荡。目前亚洲金融风暴已持续近6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注1】。
表一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汇市波动[略]
表二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股市波动[略]

资料来源：引自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别指明，本报告所引资料来自：《香港经济日报》、香港《信报》各期；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阶段：泰铢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汇率屡创历史新低，股市持续下跌。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铢危机爆发，当天泰铢汇率下跌20%。一场以泰铢危机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货币相继与美元脱钩。在汇率制度变动下，东南亚货币汇率屡创历史新低，同时受货币汇率下跌影响，东南亚各国股市狂泻不止。

第二阶段：台湾和香港汇市再次受冲击,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荡。10月17日，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坚守了近四个月后，台湾放弃与美元挂钩，宣布自由浮动，导致台湾汇市和台湾股市重挫。随后国际金融投机家第四次狙击仍坚持联系汇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基金维持联系汇率制。在港币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银行相继提高拆放贷利率和短期同业拆借息口后，港元汇率迅速平稳下来。但这次港元保卫战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3601点跌破1万点大关，跌幅达33.4%。其中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损失高达8000亿港元。10月28日后，香港股市大跌导致纽约、伦敦、东京股市震荡，反过来又带动香港股市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和日本。进入11月份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到11月20日，韩元汇率跌至1139兑1美元，跌幅达两成有余，以美元表示的国际购买力减少五分之一。接着日本山一证券因1065亿日元的外汇亏损和1583亿日元的证券交易亏损，于11月24日宣布倒闭，东京股市大幅下跌，随即带动纽约、伦敦股市的连锁下跌，亚洲金融风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3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分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带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1）以区内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序,按多米诺效应方式,由弱到强依次受到冲击。7月泰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相继宣布与美元脱钩，东亚美元区汇市和股市双双受到冲击。10月，台湾放弃与美元挂沟而自由浮动，台币与台股遭受重挫，同时香港在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同时，出现股市大幅震荡。11月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随后日本股市因山一证券倒闭而出现波动，日元兑美元也大幅下降。从本币贬值和股市跌幅来看，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2】。其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东盟国家，币值和股市损失明显高于“四小龙”及日本。

（2）金融风暴在区内多次吹袭、反复震荡、相互影响，同时强度逐渐加大，进而波及全球，由此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与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几次国际金融动荡【注3】,如1992年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破产兼并和倒闭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参见图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强度和破坏力更大。可以预期,经此金融风暴的冲击, 虽不至于达到使“东亚奇迹”破灭的程度,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慢,并为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今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由自身经济问题决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唐杰、冯苏宝、龙隆执笔）,《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个国家出现的100多起银行破产中，23个国家的直接损失占GDP比重超过3%，最高（阿根廷）达50%以上。参见《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1996年，华盛顿。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10月。

图一 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略]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1）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趋势，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因素则构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国际资本总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00%，美国高达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2万亿美元。1996年流入东亚的资金总量达到1087亿美元【注4】。结果客观上导致九十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转引自《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现为外汇和利率波动。1993年--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波动幅度达到3个百分点，1991年--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德国马克、加拿大元也达20-30%。当国际资本为赚取利率和汇率差价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频繁进出时，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营品种也不断多样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金融衍生交易额也不断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资金和投资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为过度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这一现代交易手段的推广,九十年以来以金融诈骗、银行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操作条件下，具有较大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间完成全球不同市场上的大笔投机性交易，实现巨额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转移，从而为引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由国际金融市场、本国金融调控和金融机构监管三个层次构成的金融监管却出现失控和乏力，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注5】。

(2)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基础及金融体系方面的缺陷,便成为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在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注5】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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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参见陈晓军：“泰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初步启示”, 《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达枝：《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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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参见谢多：“泰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与货币危机”,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3、对香港金融风暴的基本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反复冲击下, 香港不但未能幸免，反而一度成为金融风暴的主战场。港元数度遭到国际炒家的强烈狙击，但均被香港特区政府击退，确保了港元汇率的稳定。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提高利率也导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动，从而引发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为保证港元汇率稳定付出了重大代价。

香港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风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似，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各种背景性因素均会对香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大致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产业结构和投资趋向引发的经济泡沫现象，以及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第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香港并不存在新兴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过分依赖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设施和金融监管条件还不成熟时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金融自由化，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具备了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可靠基础。第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而产生的香港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冲击联系汇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们认为，港股下跌决不仅仅是由于为稳定港元汇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实际上，对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使股市风险不断积聚，才是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为确保联系汇率制而调高利率，不过是这种长期积累投机风险的释放诱因而已。

对于本次香港金融危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汇率稳定、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地区。这表明与区内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更为稳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监管体系和经济基础，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能力更为强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香港能够成功地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进而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原因在于：（1）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经济基础稳健，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前景良好，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隐患，但仍能从总体上为稳定汇率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2）联系汇率制度是实现港元汇率稳定的内在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系列应对操作，客观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汇率稳定成为可能。（3）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亿美元），人均则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时财政盈余和储备十分可观，此外还得到外汇率储备量达13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与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有限的现状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稳定港元汇率的重要条件。（4）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诸如修改银行条例、实施“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即时结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方面的缺陷，为稳定港元汇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靠提高利率来稳定港元汇率代价沉重。大量事实表明，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稳定器”，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体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健全，从而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从1983年港府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以来，先后成功地渡过了多次政经事件冲击和港元风潮。实施十多年来，港元兑美元汇价最为低时为7.95:1，最高为7.714:1，港元汇率波幅从未超过2%，充分显示了该制度在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信心的有效性。因此，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当然也应看到，在现行操作条件下，香港为保持港元汇率稳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价。

第三，香港为稳定港元汇率而付出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有利于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本次金融风暴表明，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型经济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对香港而言，伴随经济转型而在香港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以

及近期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从长期来看不但增加了香港总体运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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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饶余庆：“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与教训”，《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经济的泡沫成分不断加大，对香港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客观上要求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对香港前期发展模式的被动式过度调整。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客观上表明进行这种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付出的重大代价，来换取对服务型经济主导条件下的发展路向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对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来说，这种代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势不会大幅回升，同时港元可能再度被狙击。港股经历了10月下旬的股灾后，其泡沫成分被挤了出来，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难以大幅走好：（1）东南亚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灾引起了纽约、伦敦、东京股市的震荡，并反过来影响东南亚及香港股市持续波动。这种相互联动局面一但形成，由于受惯性影响，一般不会马上停止。（2）目前亚洲金融风暴仍未有停息的迹象，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受冲击后，有可能进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围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动荡。（3）在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导致本国货币主动或被动贬值后，香港作为区内唯一保持汇率稳定且仍然实行原来联系汇率制度不变的地区，相对升值的港元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进而引发香港股市震荡。

二、金融风暴表明香港经济仍潜存隐患

1、缺乏弹性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和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通过银行套戥机制，实现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注9】。实行十多年来，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确保了香港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参见图二）。但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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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参见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刘志强、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 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吕汝汉：《香港金融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

次金融风暴来看，联系汇率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香港未来的发展。

图二 港元汇率走势（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转引自刘志强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第14页，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

（1）联系汇率制存在内部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套戥机制使得港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但由于这种稳定是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与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实现的，因此产生以下两大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水平有所差异的条件下，两种货币的市值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从而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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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2000-2010）十年财政政策是如何结合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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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