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权什么时候提出

① 超主权货币的背景

为了在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伦敦G20峰会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大经济体近来纷纷加紧展开从舆论攻势到实际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目前来看，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治理方案，国际上的主要经济大国明显分成了三派意见：美、日、英三国主张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也就是所谓“救市”——稳定住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则对救市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必须尽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以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则既不否认救市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其改革呼吁更多地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文章的价值就显得非同寻常，预计这也是本次峰会上中国将要开出的最重要的药方。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的建议不同于之前美、欧各怀私利的主张，它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并无显著倾向于本国利益的动机，因而又平添了几分公信力。
在文章里，周小川重提凯恩斯60年前的大胆设想，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改进和扩大，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的改革，逐步创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在未来建立一种不与任何国家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以此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工具。文章还就它的实践操作性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
应当说，这是一个看起来极其理想主义的设想，其现实障碍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它能梦想成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际流通但却同时又承担着沟通地球上所有不同货币间交易结算使命的货币符号。而之前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美元，实际上都是相应的那个时代中最具有稳定购买力的真实货币。这也意味着今后货币的信用将不再依托于货币中介物本身的价值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然而，在一个至今仍完全由主权国家规则支配、“世界政府”遥不可及的“丛林式”世界体系中，发行这种“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权且假设它是IMF——自身的权威又托身何处呢？退一步说，就算IMF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或主要大国的共同支持，在技术上它又如何确定“世界货币”的发行量呢？会不会由于这种“世界货币”本身的发行不当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实际上，周小川的主意十分类似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但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和统一货币的预设目标，ECU的功效将是极其有限的——它本身只是一个中间过渡产物。也就是说，假如世界各国不能就未来建立统一的真实“世界货币”达成共同的追求方向，“升级版SDR”的前景就将大打折扣。
在全球经济日益不可分割、美元体系日益力不从心的当下，与其说周小川提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还不如说他抛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赢得举世共鸣。最早公开类似设想的其实是俄罗斯政府，它在3月16日提出的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super 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的主张，与周小川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周小川的方案更为细致和具体。那么，一周以后，它会不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而成为金融危机重重阴霾下伦敦城里的主旋律呢？

② 世界货币会统一吗

过去几十年来，美元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全球货币，世界各国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场进行交易，特别的石油。Steil写道：“美元当今的特权地位不是天上赐予的，美元最终也是被另一种诚信的货币所支持，别人会愿意接受它在过去买到的等值的东西在未来的回报。这给了美国政府机构巨大的负担以保证这种诚信。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肩负起这一重担。鲁莽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一直处于扩张的全球货币的地位。”（译者注：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货币诚信缺失，斯特尔却把责任推卸在美国政府机构！因为政府是换届的，他只是含含糊糊说是政府，却不指出是哪届，而金融寡头的霸权是不换届的，连美国政府都被作为替死鬼了！！）

在认识到可能的美元价值的情况下，Steil指出了他对对中国和其它“美元储备丰富的央行”的不断关注。请记住，中国独自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储备，而来自东方的对于以美元进行清算的抱怨已开始引起骚动。（译者注：斯特尔厉害，打击之前不忘记拍马屁，中国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真的威胁美国了吗？是不是夺人财富还要满足一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虚荣心啊？曾经有人说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多了，以前小平同志出国哪有外汇可带啊。没想到啊，21世纪的中国还真有“刻舟求剑”的真事呢。）

即使Steil不问，这个问题也是令人心痛和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担心不能承受美元储备之轻”，世界将会怎样？如果美元被各央行迅速倾销，世界经济将会怎样？

所有这一切都突出了一个战略现实，可以归纳为三个词：危机，平等、机会。正如金融大亨A W Clausen所说，“新的跨种族的全面的政治经济制度总是产生于征服或共同的危机。”（译者注：不是次级债危机，还会是什么呢？请注意英国每日电讯2007－12－29的文章：“次级债危机将使1929年大萧条看上去象是闲庭信步”）

Robert Mundell, “欧元之父”，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指出危机是变革的起点。在2007年5月的讲座中，蒙代尔指出，“国际货币改革通常在面对全球性的危机的反应和威胁时才成为可能。”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把他的手指指向可能的危机触发点，他说“全球经济危机必将涉及美元”，而统一的世界货币将被看作是全球性美元灾难的“一个偶然”。（译者注：那么恶意做空美元，既作为苦肉计蒙骗全球，又可以实现单一世界货币的愿景，当然就顺理成章了。这里，我非常同意刘军洛兄关于做空美元可以作为“无风险投资”的理论。连美联储和国际金融寡头都要做空美元，咱还怕啥？？但要注意时间点！）

在类似危机的思维中，Benn Steil似乎提供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出现危机，在问题不可挽回之前，所有的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放弃主权。

各国政府必须走出的致命观念，即民族独立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行和控制通用货币。

“国家货币和全球市场不能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否则他们将酿造致命的货币危机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并以此制造破坏性的保护主义的借口。”

那么应该如何除掉货币主权呢？Steil坦率地说，世界需要重组为三个区域性货币：美元，欧元，和一个新的亚洲货币。这项建议与罗伯特.蒙代尔的工作遥相呼应，他一直周游世界讲授一种新的基于美元（dollar），欧元（euro），日圆（Yen）的国际货币单位。根据蒙代尔的计划，在这三种货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世界货币单位”，被称为“滴（DEY）”，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是这个货币的总经理。（译者注：以后地球人买东西，问价格都是“这衣服几滴？笔记本电脑几滴啊？”）

实施蒙代尔的计划可能不会太遥远，因为主要货币板块块正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欧元在欧洲率先获得成功。南美洲，东南亚，以及非洲都盼望建立区域性货币区。中东也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实际上，在2010年，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由中东国家组成的海湾合作理事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包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都将有他们自己的区域金融体系。GCC将坐落在关键会员国阿联酋的迪拜，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北美洲也欢迎货币一体化。北美货币体系这个多年的概念已经出现在央行的圈子里，并建议用阿梅罗（Amero）作为新的大陆货币的名称。[见2007年7月份 Forcing Change发表的19页报告中对这一进展的描述]。

如果不是有阿梅罗（Amero），肯定有人相信美元应该成为三国的货币。

1999年5月，经济学家Judy Shelton向美国众议院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建议北美洲美元化。其他人也同样一直在研究这个大陆的货币选择，目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力日渐增强的涵盖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新区域经济体系。

但是，区域货币块如何演变成单一的全球货币呢？Morrison Bonpasse，全球单一货币委员会总裁(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 SGCA),该委员会是一组以世界货币为工作目标的经济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二十一世纪的货币联盟，以及那些幸存下来的二十世纪货币联盟，是通向未来之路和全球货币联盟的里程碑。

Bonpasse深入地阐述了这一点，“感谢欧洲和其它的货币联盟取得的成功，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并维持第三代：一个拥有全球央行和单一世界货币的全球性货币联盟。世界正准备开始为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做好准备，正如欧洲为欧元做的准备，阿拉伯海湾国家为自己的共同货币做准备一样。在由占世界GDP相当比重的代表性国家建立了全球单一货币目标之后，这个项目就象前面的区域性货币那样向前推进。”

“简言之，区域货币模式是世界货币模式的垫脚石。然而现在民族主义盛行。” Bonpasse写道:“这个可以很简单地来说明：如何从目前的147种货币变成1种。" 不断发展的克服民族主义的残余力量的政治意志是迈向3-G世界的主要挑战。欧元的实施，货币联盟的经济和政治就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这两点的逻辑都指向了3-G世界。”（译者注：中美之间的金融战争，其实质就是通过美国实施苦肉计－次级债的多米诺骨牌方阵，制造全球大衰退，消除中国强硬的国家主权意识，从而搬开拦在通向单一世界货币“光辉道路”上最重的绊脚石！）

“现在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会采用单一的全球货币，而是何时采用？以及如何顺利和廉价采用或是粗糙地、昂贵地和混乱地采用？对国际主义者而言，国家主权是压倒一切的障碍，为了让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存在，必须要形成一些政治安排。”

罗伯特.蒙代尔在2003年作了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单一世界货币案例”的讲座理解了这个政治问题的，他的反应很坦率：“没有世界政府的单一世界货币是不可能实现的。强制执行单一货币将涉及重大的组织问题”。

但这个现实并没有阻止SGCA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进行的渐进性规划。正如Bonpasse断言：

“现在是时候认真追求建立单一世界货币的目标了，这个世界货币由全球货币联盟内部的全球中央银行管理。”

SGCA 已经有了日期: 2024年。至于全球中央银行的总部，Bonpasse 建议设在巴塞尔，苏黎世或日内瓦。

“瑞士有良好的货币声誉，把全球央行放在瑞士，是对那些加入全球货币联盟成为会员的的国家的必要的鼓励。”

“全球央行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容易设计，可以借鉴现有的成功模式，如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一些相关的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译者注：如果借鉴美联储的治理架构和组织架构，世界岂不是尽在西方掌控了吗？美联储的治理架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代理人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纽约联储，纽约联储控制了美联储）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些组织结构，但它的确可以磋商政治问题。”

他是对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Richard Cooper 来说，当他在新罕布什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1984年美联储会议上提出全球央行和世界货币的想法时，就显然是这样。

“在今天这个想法的政治可行性是很遥远的，在人们对这个想法习以为常之前，要号召一个真正汇集了货币主权的考虑将需要多年。”

然而，即使在当时，Cooper还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并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单一的货币制度实在太激进，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是难以面对的。但25年后，它就不那么过于激进了。”

回想起来，Cooper的计时似乎相当精确：1984年，二十五年后，即2009年，今天，单一世界货币的想法正在启动并被SGCA这类组织和主要倡导者如罗伯特.蒙代尔所牵引。此外，国际清算银行－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已公开考虑围绕区域集团建立单一世界货币的可能性。（译者注：蒙代尔何时来设计亚元呢？如果他设计的亚元以日元为基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但所有这一切，“是在帮助非洲农民，”或是带来全世界工人平等的工资吗？

可能不是。而且，它将给予国际银行卡特尔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或没有经历过的。就象一个全球金融的批评家曾经写道的：“金钱就是金钱，银行业务是银行业务，既不承认任何忠诚，不承担复利”。

“感谢上帝，他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胜利。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坚定、不动摇、始终为上帝工作。”

③ 2． 开放经济下，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蒙代尔政策组合理论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主张是什么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经济政策、汇率和货币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贺辞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是在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展，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国家货币的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在该汇率体制下，央行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地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联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像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的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均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对理论经济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最优货币区域 固定汇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不断变强，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必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诞生。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

④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数字人民币，字母缩写按照国际使用惯例暂定为“e-CNY”，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2017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试。
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试，到2020年10月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6个试点测试地区。
2020年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在稳妥推进，先行在中国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不断优化和完善功能。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数字人民币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2021年7月，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有序扩大至“10+1”，即“10个城市+1个冬奥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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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货币替代的货币政策

1969年3月，V．K．Chelly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货币替代”这一概念。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为代表的固 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代替，人们普遍认为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一国货币当局维持其货币主权，可以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独立地 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因此，传统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收支总是趋于平衡，不存在两国之间货币的净流动，货币当局也无需干预市场以保证币值，所以， 浮动汇率制将使得两国货币在供给方是完全不替代的。但是麦尔斯（MareA．Miles，1978） 提出质疑，理由是传统理论只关注货币供给方面的扰动在国家间的传递，而货币替代现象的 出现使得货币需求方的国际联系更加明显，所以即使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内居民对本外币的相对需求变化也会改变国内的货币总量，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 性，使得该国货币政策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制约。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制下保持完全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各国货币在需求方也是不 替代的，即一国居民只持有该国货币。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环境中，这一前提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外国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导致该国居民和企业对本外币的相对 需求发生变化，对持有的现金余额币种结构和数量进行调整，从而导致货币的跨国流动，使该国的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
琼斯（DouglasH．Joinse，1985） 的观点认为在开放经济中，若两国之间私人部门把本外币均视为生产货币服务的可替代投入，那么持有一种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会引起两国 对另一种货币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货币的跨国流动，削弱了该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罗杰斯（JohnH．Rogers，1990） 研究了货币替代条件下外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对本币的实际需求、本币流通速度，特别是对该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他认为外币实际余额的初始存量和对外币余额的需求弹性是形成该国经济对浮动汇率制“隔绝效应”的两个主要变量。另 外，Bergstrand和Bundt（1990）运用协整的实证方法分析了货币替代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货币替代是 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因素。
麦尔斯（MainA．Miles，1978）建立开放经济下的两国模型，做出如下假定：两国间存在对称性的货币替代现象；两国货币间是完全自由兑 换，资本市场也是高度开放的；世界范围内货币需求与供给总是平衡的；两国的利率水平是人们持有本外币余额的相对机会成本；价格浮动是弹性的，不考虑时滞。由此证明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 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一国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因共同的货币替代原因导致两国的货币跨国境的流动。货币替代使各国的货币政策之间产生高度的相关性，同时 也减少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⑥ 货币制度与国家主权的联系应该怎样理解

从古代开始有可以称之为货币制度的制度,几千年来,都是与国家的主权 ( 也包括诸侯的、城邦的、地区的政治权力 )
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这样的观念和准则却在 20 世纪中受到严重的挑战.
先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起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相当长的期间,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各国的货币主权依然还是得以保持；有的货币如德国马克等,还很有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态势.在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外,还曾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世界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货币制度.但到了
20 世纪的后十年,货币制度对主权的挑战却沿着两个趋向而迅速强化.
一是货币局制度与美元化.特别是美元化,连本国的本币都让位于外国货币——美元,无疑意味着货币主权的彻底否定.这一进程,有可能讲一步推进.
二是欧元登上历史舞台.欧元是超越欧洲各国传统边界的货币；欧洲货币当局是超越各国货币主权的统一的中央银行.对于传统的货币制度观念,这更是直截了当的挑战.
全面分析货币主权面临挑战之所以由来的历史条件、经济根源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当前世人所关注的重大课题.货币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看似不成问题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化,也会走向自我否定.

⑦ 谁能告诉我所有世界预言家的预言

迪堡1951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随后在纽约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供职，但由于多次强烈建议客户采用电脑化管理，迪堡三次遭到公司解雇。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的观点)太超前了，当时还没有企业采用电脑办公。”

迪堡在1952年撰写了一本名为《自动化》的书，在书中详细阐述了未来电脑的应用，他大胆地预测，未来的企业将把可编程设备应用到日常管理中。

迪堡的预言来自他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的经历，当时他仔细观察了战舰的反飞机火力控制系统，由此想到可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商业运营中。

1954年，迪堡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John Diebold & Associates，凑巧的是，这一年通用电器也推出了首个企业级大规模电脑系统。

在此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迪堡为AT&T、IBM、波音这样的大公司及芝加哥、纽约等城市提供咨询服务，一些外国政府，如约旦、委内瑞拉也成了他的客户。

1961年，迪堡的公司为纽约一家银行开发了一个电子网络系统，这个系统能随时更新所有交易信息，为用户提供在各个支行办理业务的便利。他的公司还开发出了供医院使用的信息系统，通过电子方式保存各种病历及数据等。这些创新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都是非常超前的。
1961年，蒙代尔在一篇论及“最适当货币区”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什么时候、哪几个地区的国家放弃货币主权，而改用共同货币会有好处”这个重要问题。蒙代尔认为，建立共同货币的好处在于贸易交易成本的下降以及相对价格不明朗因素得到减少等。但他同时也研究了共同货币可能存在的弊病，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某个区域的需求有变或出现“不对称震荡”，以致实际工资需要下降时，很难令就业率维持在高水平。因此蒙代尔认为，共同货币区如需要稳健运作，必须有高度的劳工流动率来配合，以抵销上述干扰。在共同货币区内某地区出现“不对称震荡”时，若该地区有极高的劳工流动率，就能维持全民就业。欧洲就是蒙代尔心目中的“最适当货币区”。

蒙代尔的研究具有独创的超前性。70年代中期以前，当全球大多数国家仍以“布雷顿森林协议”制定固定汇率政策，即采用固定汇率之际，蒙代尔已进行有关浮动汇率及资金高度流动的突破性研究。他除了考虑一个国家应在何时放弃本国货币外，还阐明了不同汇率体系采取不同政策有何意义。如果推行浮动汇率，货币政策将扮演主导角色，财政政策只起辅助作用；但若采用固定汇率，情况则相反。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汇率等外在目标或稳定价格等内在目标为导向，但不能同时以上述两个目标为导向。

作为欧元的理论奠基人，蒙代尔对欧元的诞生评价甚高。他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欧元可能是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元取代英镑主导货币地位以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发展。”

⑧ 货币的起源与本质

货币的起源，与货币的本质

原创：至道学宫白云先生2019-07-17

钱是怎么来的，钱为什么会值钱？

货币是什么呢，简单的讲，货币就是我们常说的钱。我们都知道，钱是非常重要的，做什么都离不开钱。那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钱为什么会值钱呢？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天气炎热，文章不会太长，希望大家看得轻松些。

钱是怎么来的，这是货币的起源问题。钱为什么值钱，这是法定货币的信用价值问题。我们分开来讲。

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

从钱的起源上来讲，历史上所有的货币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中心化货币，另一类是去中心化货币。中心化货币，信用基础是政府。去中心化货币的信用基础，则是私人机构。

也可以把中心化货币，称之为主权货币；把去中心化货币，称之为私人货币。近现代私人货币的全球化，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世界货币。这个我们后面详细讲。

两种类型的货币，源头上都是起源于中国。主权货币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央王朝的朝贡贸易，由中央政府发行，信用价值由中央政府来赋予。而私人货币，则是起源于中国的民间商贾，它是由民间的商贾来发行，其信用价值也是由民间的商贾来赋予。

朝贡贸易才是全球化的正常态

两种货币在起源上的先后顺序，是先有中央王朝发行主权货币，然后才有了私人货币。也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之前，是没有真正的货币的，也没有真正的信用体系。

当我们讲国家的形成这件事的时候，可以认为，它等价于中国的形成。因为中国文明的国家形态，大概在一万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而西方人，他们直到最近四五百年，才能勉强理解什么是国家。也就是在霍布斯时期，他们才和中国学习，怎么靠建立国家来统治人民。从这点也可以认为，当我们讲文明的时候，文明这个词等同于中国文明。西方这短短几百年的文明，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可以忽略不计。

在五百年前的西方，他们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文明，更没有货币。它们和树林子里面的一群猴，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什么西方中心论的伪学术伪历史体系，都是后来几百年西方人伪造杜撰出来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什么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

由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是自古以来，历史上全球化的正常形态。这种正统的全球化，产生了中国所主导的主权货币。放大到中国所主导的天下秩序中，中国的货币，就是整个天下的中央货币，中国的户部，就是整个世界的央行。历史上中国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是中央主权信用体系的全球化。而一当中央失去对经济贸易的控制权，商贾控制经济和贸易时，则就会产生私人信用。

私人货币全球化，明朝江南白银资本塑造了近现代几百年的历史

私人信用的全球化，蒙元时期，建立了基于金本位的，私人化全球信用体系的雏形。西方人关于中国到处都是黄金的幻想，还把中国想象成是现实中的天堂，很大的原因，是蒙古人建立了金本位的世界贸易和世界货币，并把这种全球化，推动到了西方人那里。

蒙古人推动的这种全球化，相对于正统的朝贡贸易全球化而言，它是一种异端的全球化，是商贾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结合的全球化。它是后来帮会加行会行全球化的最早雏形。

蒙古人为什么突然就崛起了，是因为宋朝放任了对民间资本的管控，导致它们做大做强，取代了中央政府，成为了天下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就是金融僭主。这些资本家，他们先是用契丹人做打手，来对抗北宋政府，又利用党项人和金人作为军事打手，对抗北宋政府。而这个期间，政府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资本家接管了一切。于是，他们最后再用蒙古人做军事打手，把他们的私人信用，蔓延到了全世界。并不是蒙古人所向披靡，而是背后的钱所向披靡。这些钱，无论选择谁，作为他们的军事打手，被选中的军事集团，都能所向披靡。

大宋王朝为什么一直打不过蛮族，因为中央政府对金融失去了控制，当资本家控制了一切时，中央政府就成了资本家天然的敌人。后来的西夏党项人为什么被灭族了，因为他们背叛了背后的金融僭主。契丹人和金人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因为他们被背后的金融僭主抛弃了。

这种私人全球信用体系的最终成熟，是在明朝时期，也就是基于银本位的全球信用体系。明太祖重建中央信用体系，摧毁了蒙元时期的金本位私人信用体系，资本家们卷土重来，再次用银本位发起挑战。到了成祖时期，中央信用体系就被打得濒临崩溃。一直硬撑到明神宗时期，才不得不宣布白银是法币于是，资本家们大获全胜，再次接管了一切。银本位的私人化全球信用体系，直接催生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也催生了西方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也可以说，我们近现代的几百年历史，都是明朝时期金融战争的延续。

明朝的江南银本位私人全球信用体系，一共生了两个后代。一个后代是金本位的英镑，和石油本位的美元。作为当前世界货币的美元，是私人信用体系的全球化的最高峰。

可以认为，当年英国和满清的战争，就是英国用金本位这种信用体系，来攻击满清的银本位信用体系。在满清时期，银本位已经被打击到奄奄一息，而中国的私人资本家，还在苦苦坚守银本位，直到民国政府的金融大战败，中国的银本位信用体系，才被彻底斩首，退出历史舞台。

至此，中国彻底失去了世界货币的铸币权，同时也失去了金融主权。先是中央失去了全球铸币权，接着铸币权交给了江南的资本家，再接着江南的资本家，又把全球铸币权交给了西方人。

中国所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生于上古时期的朝贡贸易，死于民国时期的金融大溃败。而在这长达几百年的金融大战中，为英国政府设计金本位制度的牛顿，东印度公司，汇丰银行，美第奇家族，拿破仑，摩根家族……等等，它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在由资本家联盟，所主导的私人信用体系，这种金融形态，可以称之为行会金融。私人信用体系，产生于行会组织。定价，结算，支付，都是行会来解决的问题。金融的行会，也就是银行，由银行为天下管钱。这种金融体系的天职，就是为了资本的增殖为服务，它天然的要吃人。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金融，则是户部，也就是财政部为天下管钱。这种金融体系的天职，是天然的为社会服务。

古代的货币分级管理理论

基于朝贡体系的全球信用货币，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关于这种贸易体系，和全球信用体系，比较完整的文字记载，是在《尚书·禹贡》中。

先有中央帝国，然后建立全球贸易体系，最后是全球信用体系。我们现在一讲到全球化，就觉得这个词很时髦。实际上呢，全球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朝贡贸易，就是历史上的全球化。

英镑的锚是黄金，美元的锚，早期是黄金，也就是金本位。后来换成了石油，变成了石油本位。那基于中央帝国朝贡贸易的全球通用货币，这种中央货币的信用基础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什么本位的货币呢？

这里需要敲黑板一次。大家要注意了，白银，黄金，石油，它们都只是私人货币属性的信用载体。

中央政府发行的中央货币，它是一个多层复合货币体系。在《管子》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天子用的货币是珠玉，诸侯用的货币是金银，卿大夫用的货币是铜铁，百姓用的货币是布帛。天子和诸侯之间的货币，有固定的兑换汇率。诸侯和大夫之间，也有固定的兑换汇率，卿大夫和百姓之间的货币之间，也有固定的兑换汇率。

天子相当于是中央政府，诸侯相当于省级政府，卿大夫相当于县级政府，百姓则是基层行政单位。从中央到政府，货币的兑换关系是不会乱的。而且货币也不能乱用，不能僭越。古人在信用体系上，也讲究礼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级别，所使用的货币，规格也不同。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玉呢？因为玉在古代是最高级的货币，是天子才能使用的货币。看吧，这就是文化本能。因为我们中国太有文化了，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本能无处不在。但是在古代呢，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玉的，更不能收藏玉，这是僭越。我们现在所讲的玉文化，其实背后都是一部货币史。虽然现在的人，都不记得玉是一种货币了，但是依然还保存着这种文化本能。

现在考古界喜欢挖祖坟，经常能挖到几千年前的墓中有玉器，说明那挖的都是侯王级别的墓葬。

除了喜欢玉，中国人还非常喜欢金银。同样有是文化本能，因为金银自古都是货币。在古代，普通人使用金银，也是僭越。因为金银是诸侯一级的政府，才能使用的法定货币。这些上层货币，只能兑换，不能在更下一级的体系中流通。喜欢玉的人都知道，好玉比金银还贵，为什么玉这么贵，因为自古以来，玉就比金银贵。玉是天子用的货币，金银只是诸侯用的货币。

这样分级管理法定货币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什么层级，使用什么规格的法定货币，用礼制和法律加以约束，禁止跨层流通，这就不会出现私人货币现象。其次，如果哪两层之间，汇率变化出现了异常，就能及时的定位，是哪一级政府的货币数量，或者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再次，如果出现金融交易的异动，可以有好几道防洪大堤，不会导致金融灾害很快蔓延到中央财政部，这样就能层层屏藩，保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

货币的本质：信用本于天

分级管理，各级政府之家的法定货币，和固定汇率都确定好了。那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定价，怎么确定呢？一个东西值多少钱，这个是确定的吗？这个也是确定的。

古人的做法，是把天下的山川大泽，土地物产，和人口数量，等等，全部计算一遍，因为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在不出现大的灾害的情况下，一年能出产多少粮食，多少树木等财货，这些基本上是个弹性区间内的确定值。然后再根据这个精确的确定值，来确定各级政府，总共发行多少货币。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信用体系下，货币的信用，和自然的物产，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既不会多，也不会少。或者简单的说，古代的中央货币，它的信用价值锚定的是天地万物。那时候的货币，就是万物流通的尺度。而且，还是多层的复合锚定。天子锚定天，诸侯锚定天子，卿大夫锚定诸侯，百姓锚定卿大夫。商贾锚定百姓，夷狄锚定商贾。也就是说，货币信用的本质，从最源头上来看，它的价值来源于天。

美元上面有句话是这么写的，In God We Trust。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相信狗蛋”。西方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因为它们的这个思想，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信用本于天思想的山寨版。西方人认为，狗蛋就是它们的天。

古人用轻重之术动态控制金融系统，轻轻松松稳定物价

万一出现了灾年，经济产出减少，如果不能及时回笼货币，货币投放量就会变多了，导致货重币轻，这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是丰年，经济产出增加，如果不能及时的增加货币供给，货币投放量就变少了，导致货轻币重，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就是管仲所讲的轻重之术。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及时的调整货币供给，保持货币的投放量，和经济产出，始终相一致。如果货币投放量不动的话，也可以调整商品的投放量，比如古代的开仓放粮，就是用增加商品供给的方式，来调节物价。币重，就是币贵的意思，钱越来越值钱了，东西就越来越便宜了。币轻，就是币贱的意思，钱毛了，钱越来越不值钱了，东西就变贵了。

在这种货币体系下，物价想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社会，物价是不会怎么出现异常变化的。物价不乱，自然也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象。更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现象。

反观我们现在的信用体系，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这非常的荒谬，简直是荒谬到了极致，因为信用不可信，因为货币不能给万物定价，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从货币理论上看，现在的人，和古人相比，智力下降的太严重了。现在人对货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力，和古人的差距，比猿猴和现代人的智力差距还要大。现在的人连个物价都解决不了，可见智力太匮乏了。

为什么信用一定要可信，物价一定要稳定？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按照常然的法则运转的，天不会出现不确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恰到好处，既不多也不少，保持着动态平衡和动态稳定。这里的天，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上帝。天和上帝基本上是同义词。

再敲黑板一次，只有中国人才有上帝。外国人并没有上帝。它们的那个最高主宰并不叫上帝，而是叫狗蛋，或者叫其他什么奇怪名字。

中国的天子作为天的受托人，代表上帝来管理天下万物，那么人在统治和利用万物的时候，就不能破坏天定的万物之间的动态平衡，不然就会被天惩罚。所以呢，中国的天子，诚惶诚恐，对万物进行精确的计算，对货币的投放也进行精确的计算，以保持文明活动中，万物被人管理和利用时，也能保持动态平衡和动态稳定。

万物本是一体，只有每个东西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的正正好适宜，万物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生命，才能正常的运行。如果这个太多，那个太少，就好比说，一个人胳膊太长，有一公里那么长，眼睛太大，有脸盆那么大，耳朵太小，只有芝麻那么大，腿太短，只有手指头那么短。那这还是个人吗？他的生命还能正常的运行吗？显然是不能的。古人治理经济，也是把整个经济体当作一个生命来治理的。如果物价出现了异常波动，如果某些东西太多，某些东西太少，说明这个生命出现了妖异病态现象，它就要死亡了。

在古人看来，一切都是有序的，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是可以度量的，一切的价值都是可精确的，这些都是天定的。人管理天下万物，只要让万物和天定的秩序保持一致，这就是信。信了之后，才能取用万物，而不失其和，经济才能永续发展，人才能永续繁衍。解决物价问题，对古人来说，只是一个幼儿园水平的事。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解决物价问题，则是一个比登天还难的事情。现在人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古人来说，也是一个幼儿园水平的事情。

现在美元所主导的货币体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于人们不再能够理解货币的本质，在于已经不再能够理解自然造物的秩序之美，也无法理解万物本是一体的道理。现在的一切，都荒谬好笑到了可怕的地步。现在的货币，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它根本不能称之为货币，因为它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一切都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它的一切都好笑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如果非要说，这种货币是个什么东西的话，那它就是个笑话，它就是人类智力堕落到谷底的耻辱柱。

⑨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开解读

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继深圳红包之后，有消息称，近期数字人民币可能还会在其他城市进行公开测试。

但大多数人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依旧陌生，各种误解、误读也不可避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澄清了人们对于数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误解，他表示：“ 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 ……同时，腾讯，蚂蚁的各自的商业银行也属于运营机构，所以和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11月27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数字人民币（e-CNY）以及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表示，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

此外， DC/EP与CBDC的开发思路并不相同。比如，在CBDC的设想中，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而在DC/EP中，第二层商业机构实际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

周小川还强调，在DC/EP的双层运营体系中，作为第一层架构主体的中央银行与第二层主体之间，并非人们所理解的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事实上， 第二层机构需要承担KYC、反洗钱以及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的CBDC往往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

周小川介绍，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DC/EP双层运营体系指的是：第一层是中央银行，第二层为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公司等 。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运行的工农中建四家银行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蚂蚁、腾讯等都在第二层之列。

周小川认为， 第二层机构至少应该承担以下责任：第一 ，要有适当的资本以减少风险。 第二 ，了解客户，即KYC（Know your customer）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要承担起反洗钱和数据隐私保护的责任。 第三 ，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设备的运行保养等责任。

作为第一层架构的主体，央行的责任则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维护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央行可以通过对第二层机构做出资本金或发行准备金上的要求来维持币值稳定。

其次是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周小川认为，理论上来说，央行内部也要从事研发，但央行自身的研发重点并非数字货币产品本身，而是应更加注重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第三，央行有责任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 。当不同支付产品使用的标准或参数不一致时，央行可以在其中进行协调，从而提高产品的通用性，这对消费者将更加有利。

第四，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 无论是系统故障还是升级换代，都需要有替代品或应急方案以保证支付功能不被中断，否则整个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央行自身也应研究一种能够起到应急或替代作用的数字货币。

总体来说，周小川认为， 在DC/EP这个双层运营体系中，央行需要通过自身的角色设计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从而使得各主体的长处都能够充分发挥。

周小川表示， DC/EP的开发思路与国际上一直在提的CBDC并不完全一致，DC/EP并非CBDC体系中的一种想法 ，二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DC/EP中的第二层机构事实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和可支付的保证，同时也拥有相应的系统、技术和设备。

周小川透露，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借鉴了香港三家发钞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的情况。发钞行每发行7.8元港币，就要交给香港金管局1美元，同时金管局会发放一个100%备付证明书。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各银行发出的钞票是其负债，资产则是准备金，而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其发出的备付证明。由此，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这种发行模式和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有所不同。

周小川也提出，为了维持币值稳定，央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要求现钞100%的准备金，又比如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做法提供证明书，也可以尝试安慰函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案之下，央行的支持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此外， 即使是100%的准备金，其针对的也只是现钞，在中国就是M0，其他的准现金类均不包含在内，更遑论M1和M2。

其次，DC/EP中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部分人认为的“央行搞批发、二层机构搞零售”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层机构需要履行包括KYC、反洗钱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意义上的CBDC通常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周小川也同时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稳定性，了解系统运行状况，央行应该掌握其所需的交易数据，但这只属于备份性质，央行本身不涉及直接的商业利益。

曾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央行和第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发央行数字货币好比是发了一个信封，信封里的钞票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但不同的银行设计的信封、防伪等都不一样，但本质上，信封里放的都是央行的货币。对此，周小川表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并不完全准确。”

他进一步解释称，信封里放的可以是央行的货币，也可以是央行发放的备付证明书或安慰函，甚至也可以放商业银行自己设计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第一责任人是第二层机构，而非央行。

事实上，早在2015-2016年，人民银行就在国际上提出了双层体系的设想。 之所以考虑双层体系，主要是因为结合国情来看，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更适宜采用一种竞争性、多方案、动态演进的经营体系。

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技术路线？对于这一问题，周小川给出的答案是“很难”。此外，从一种方案切换到另一种方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将耗费极长时间。从纸币换代经验来看，每代人民币切换都需要十年左右，而且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但同时，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容纳或试行多种技术方案。因此，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DC/EP还是一个动态演进体系。 金融 科技 的发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统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速度，不断演进迭代。周小川提醒， 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反垄断，因为垄断可能会对新的技术路线形成阻碍。

周小川还谈到对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LT）的看法。就区块链和DLT的一些技术特性，如去中心化，周小川认为， 需要考虑去中心化是不是支付体系现代化所真正需要的特性 。

他的观点是，其实不见得，而且搞不好还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

再如不可篡改性，周小川指出，现有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概率极低。而且，也要考虑交易出错时如何主动修改的问题。“在支付领域中偶尔会发生错误，需要更改，但这种更改并不只是通过一笔负向交易做对冲，而是要同时彻底更改或抹除原本错误的交易记录，否则错误的交易信息可能会被误用，比如错误地进入征信系统。然而，目前区块链强调的不可篡改性恰恰和这种需要存在矛盾。”

周小川同时表示， 区块链和DLT一直是央行数字货币体系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有技术问题待解决，尤其是支付处理能力亟需提高。从零售系统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一技术暂时无法占据主流，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周小川表示， 数字货币交易要求可控匿名，这意味着既要有匿名性，但又不能完全匿名，需要保证监管机构特别是反洗钱机构能够掌握这些数据，在此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护客户隐私。

周小川主张，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一些规则。

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此前大数据交易盛行时，很多个人隐私数据已被泄露，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被泄露或买卖。尽管可以删除一些信息或者更换密码和账户，但这类操作非常复杂耗时，且无法有效保证安全。周小川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风控手段来保障数据隐私安全，比如对账户进行分层次的限额管理等。

在谈到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时，周小川认为， 类似Libra的以跨境汇款为侧重点的应用存在一定问题，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还是应注重在零售系统中的应用，同时重点解决跨境 旅游 等经常项目的支付问题。

在以零售为基础的前提下，周小川强调，要尊重各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一个国家如果十分强调其自身的货币主权、强调其自身的汇率制度和有关兑换和汇款的规定，那么数字货币在推行时也应对其给予充分尊重。有的国家会担心本国“美元化”或“人民币化”，对此，周小川认为， 央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本文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的演讲写作而成，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