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本位货币怎么来的

❶ 银本位制度是如何初步确立的

到了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货币，定国之币为三等时，只有上币的黄金和下币的铜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则不为币。其中的白银没有进入货币流通领域。“王莽改制”时，在公元10年推行过“宝货制”，铸有少量的银币，但铜钱仍然独霸天下。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铜矿比较好找，冶炼技术已相当成熟，能够跟得上当时经济增长变化的需要。

直至唐玄宗时，另立“通宝”，取代历代“五铢”，也没有动摇过铜本位的坚强地位。使白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唐代白银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一般的贵重物品或装饰品而迅速地转变为正式货币，完成了我国货币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这就是银本位制度的初步确立。

作为货币，白银在唐代的出现和使用范围，应当与其海外贸易有关。但还不足以成为支撑当时我国经济全局的货币本位。因此，唐代银本位制度还处于始发阶段。

❷ 请问大师，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白银作货币的中国的白银是哪里来的谢谢了！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白银，据载西周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
但是白银作为法定货币进行流通相对就没那么早，请注意，是“作为法定货币流通”，事实上白银“什么时候作为货币流通”和“什么时候作为法定货币流通”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民间流通和官方流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白银作为货币在民间流通的时间更早，作为法定货币流通的时间就要晚的多——古代有很多东西在民间都是可以流通的，比如白银、比如布匹、比如贸易券等等，只要物有所值，就有人接受，也就是说，可以当钱用。
作为一个更方便携带的物品，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在汉朝就开始了，但是作为法定货币应该始于宋代，真正普及大量流通，始于明。宋时白银虽可流通，但需要先换成铜钱然后再使用，到了明代就可以直接使用。

至于中国的白银是哪里来的，那就只有两个途径了，一是自家开采提炼，二是贸易所得，贸易所得占大多数。
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这就为中国获得大量白银提供了条件，也为白银的普遍流通创造了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白银，那么它作为普遍流通货币就会不够使用，但是经济仍然要发展国家仍然要运转，也许政府就会换一种东西作为货币来进行流通，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❸ 白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货币的

在4000多年前，白银就开始作为货币。

在古代，人类就对银有了认识。银和黄金一样，是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贵金属，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由于银独有的优良特性，人们曾赋予它货币和装饰双重价值，英镑和我国解放前用的银元，就是以银为主的银、铜合金。在我国清代，1两银子约相当于今天的400-500元人民币（长美注）。

(3)白银本位货币怎么来的扩展阅读：

分类

1、银圆

银圆，也作“银元”，是我国过去市场上流通的一种货币，种类繁多，以清末各种龙洋，民国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袁世凯头像银元、孙中山像船洋最为多见，还有中华苏维埃币、四川"汉"字币等，此外一些外国银元，如站洋、坐洋、鹰洋、日本龙洋等也在国内流通。

2、银条

外性长条状，尺寸不等，重量300克左右，好的成色950‰左右，一般成色900‰左右，以925‰最为多见，是制作银饰的原料。900‰以下的呈灰白色，质坚硬敲打有铜声，底面无蜂窝，火烧后表面显黑红。

3、松江锭

外貌形状似乳头，表面灰黑色，重量180克左右，成色950‰左右，有突出的铅釉，底部具深细蜂窝，每锭上附有15克铅釉，有的地方（北京地区）已经去掉，有打击痕迹，形成上方下圆。

❹ 银本位的建立条件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简介
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铸行了白金币， 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清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 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明史·食货志·坑治》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不仅如此，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200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1000万贯， 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100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100 万贯以上， 熙宁六年（1073年）后每年铸钱竟达600万贯。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 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 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
主要国家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 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 万金币。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调查，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西历1601-1647年）的47 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1∶5.5-7，日本为1∶12-13，欧洲为1∶10.6-15.5，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在需求方面，首先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联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20万匹，价值白银16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2000万匹，价值白银300万两，两项合计316万两。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427-487万两。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但明政府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币值都不稳定。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5 %-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就铜钱而言， 明朝中叶以后，钱法日趋紊乱，腐朽的统治集团将滥铸劣币、大钱，获取铸息作为一条搜刮人民、缓解财政危机的财路。从钱币重量上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明末钱重由1钱2分改为1钱，后又减至8分，南京所铸，有轻至4分以下者。从成色上看， 天启年间铜钱成色由规定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甚至铜二三而铅砂七八。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年获利达12万两白银，铸息达60%以上，而万历以前铸息通常为20%-30%。加之私人盗铸猖獗、政府货币政策变动无常，致使宝钞和铜钱信誉都不高。隆庆初年高珙就指出：“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苏州市民就曾发起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海外白银源源流入，提供了一种供给随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并摆脱政府干预的稳定通货。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❺ 货币白银本位制形成的原因

银本位制是指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其特点是： (1) 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2) 银币可自由铸造或持生银到国家铸币局请求代铸。(3)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4) 银币或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商品的价值尺度，在中世纪，不少国家就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了。

❻ 银子在我国哪个朝代开始出现

中国白银的货币历史

在我国，白银作为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平淮书》里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黄是指黄金，白是指白银，赤就是铜。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用白银了。先秦银质贝币与春秋楚国的银布币等出土已经被考古学界所认同。

中国货币史上正式以白银作为交易货币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前119年），武帝为抑制豪门大族的巧取豪夺和求得文景盛世再现，于是改革币制，采用了“白金三品”币作为国货。“白金”的面值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而我们所讲的这种“白金”其实就是银锡合金，其中白银的含量比锡少，这种白金货币的流通前后只有二年就被废除。尽管如此，“白金三品”是中国见之于史书的最早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铸出图案的银币。嗣后，新朝王莽颁行“宝货制”，也铸过“银货三品”，但只是昙花一现。

五代时，白银已被使用在进献、输入货物、纳款、行贿等领域，每次用银的数量也相当巨大，但只随便铸成银铤、银锭、银饼等形式，以其自身的重量参与流通。

到了宋代，除“交子”纸钞和铜钱、铁钱外，白银也被作为货币使用，当时的白银货币有碎散的，也有五两、十两、二十五两、五十两，甚至千两，其中比较多的是束腰形长条银块，个别也有方形、圆形。

到了金、元时期，白银被更为广泛地使用。金代的“承安宝货”银铤，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这是我国用法定计数银铸币的开始。元代更进一步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开始铸一批每枚重五十两的银元宝。元宝的名称虽在铜钱上用过，但白银铸的元宝，却是“元朝宝货”的意思，银锭称元宝即从元代开始，以后“元宝”成为固定的代名词。

白银的广泛流通
明初，为了推行大明宝钞，明政府曾明令禁止用金银交易。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八年（1375）“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斩。”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明政府逐渐解除了禁银规定。开放银禁后，部分官库贮藏白银便随着支付官俸和军饷而被投入商品流通，从而使官库存银变成活银。

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当年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由于受条件限制，北京官员的俸禄仍要在南京支付，负责经办的人员“将各官俸米贸易货物，卖贵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废米禄，各官部得实惠。”到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户部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决定将江南租赋改成白银、布帛等物品运往北京发放官俸，次年又将苏州、松江、常州存留的近73万石粮食也折换成白银给官员发放俸禄。明朝政府的这些决定，使白银成为当时中国官方认定的合法货币，从此以后，中国各朝代的财政收支也逐渐转向以白银为主的货币支付方式。

随着经济贸易的扩大和发展，国内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因为世界各国的金银比较不同，外国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更使得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广泛流通。

万历年间全世界兴起开矿热潮。明政府因自身白银需求量增加，便在国内大兴开矿，从而使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明朝中叶以后，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也使外国白银不断流入我国。其中由西班牙人经菲律宾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仅隆庆五年(1572)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就达4OO0多万库平两。

嘉靖年间，我国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到一比七之间，而日本由于白银增产，金银比价是一比十。受利益驱使，日本白银从不同渠道被大量运往中国，因为从日本运银到中国可兑换更多黄金。葡萄牙人为了能够从日本与中国的白银差价中谋利，曾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售取白银，然后折回澳门购买中国丝绢，以便去日本换取更多的白银。另外，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商人对华贸易、菲律宾华侨对祖国的贸易，以及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等也有许多白银输入中国。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国际市场的白银在明朝后期被大量地运往中国。

外国白银的大量输人，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制度的演进，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白银货币之间无固定比价，并且各自计价流通，各种形状和重量的银块出现在货币市场上，因此使中国本就繁杂的货币体制更加无序和混乱。

从银两到银元
清朝初期，白银成为中国当时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在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内外工商贸易的交往中，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民众以拥有白银作为财富，金融机构以白银为库存，银行间结算也以白银为标准。

在当时，中国的茶叶、生丝和陶器等商品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而当时中国货币市场上习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很多外国商人都用满船的银元到中国购买满船的中国商品回去。因为中国当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很少购买国外的商品，所以白银一直都是净流入到中国的。

当时流人中国的外国银元种类很多，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英属地银元、日本龙洋等，其中西班牙本洋是流人中国最早的外国银元。据东印度公司记录，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153年中，输人中国的银元和生银块有7000多万两，其中大部分是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本洋是由世界上产银最丰富的墨西哥铸造的。由于墨西哥是西班牙的属地，而且币面上刻有双柱形和西班牙皇帝像(查理第三、第四)，所以人们把墨西哥本洋误认为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是墨西哥独立以后铸造的银币。因币面花纹刻有鹰，俗称鹰洋，世面上误作英洋，我国北方又名正英。这种洋钱的质量比其他外国银元纯，银色为90．3‰，一般按九成四计算。英属银元在中国流通的有两种：一种是1866年至1868年间由香港造币厂铸造的，另一种是1895以后由印度造币厂制造的。龙洋是日本明治时代通用的银元，定名为“圆”，因币面刻有龙纹，俗称龙洋或龙番。

外国的银元制作精美、分量标准，且便于计枚核值，非常收中国民众的欢迎，外国银元在中国的货币市场不断扩大。为了减少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清政府最终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式设置钱币制造局，决定自己铸造计量标准、受国民欢迎的中国银元。清政府清朝在铸造银元时，基本沿用明朝的铸钱习惯，并对本朝所铸的铜钱通称为“制钱”，以区别于早先使用的“古钱”。

当时中国铸造的银元都是白银含量很高的，这又让外国商人发现其中的暴利空间，他们用银元与中国进行交易时，用含纯银九成左右的洋元兑换中国铸造的“十足”纹银，然后运往外国投机取利。外国资本主义者以浮价掠夺的纯货币交易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侵略。加上当时的外国银元与中国自铸银币都有自己的计价标准和流通范围，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和汇率，这就使得我国当时的货币流通市场及其混乱繁杂。

清朝后期，由于鸦片贸易、条约赔款以及关税和盐税主权丧失等因素，我国白银开始持续地外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使得国内的白银少而昂贵，以白银表示的物价下降，以制钱表示的物价上升。白银外流造成的银贵钱贱，加重了国内民众的负担，使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由于赋税减少和国家岁人下降，清政府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便大量增收关税和厘金。由于过度增发无法兑换的流通货币，结果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为巨额赔款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货币机制的运行更加混乱无序。为了挽救颓败的经济状况，我国的士大夫和经济学者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倡议改革现行币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他们建议在北京设立铸造银钱的总造币厂，统一发行新式银钱；国内所有上缴款项，均用所发行的新式银币；部库省库的岁人收支，必须遵守国家统一规制，不许巧立名目擅自征收；设置中央财政处，专门监督新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并负责整顿国家财政及币制。

在这些有识之士整顿中国混乱币制的努力和倡议下，清政府多次下令统一货币流通单位，尤其是两、元并用的货币计价单位，以解决严重阻碍中国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易的货币体制。为了统一币值，清政府一度在用‘两’还是用‘元’之间来回变更换计价单位。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由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家货币统一采用‘元’单位制度，才暂时结束了中国货币史上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

银本位制度确立与废除
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货币市场。到1910年，在中国市场流通的外国银元已达l1亿元左右，其中墨西哥鹰洋大约有4万元，占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在中国流通的货币除了白银、制钱、银元、铜元等金属货币外，还有清政府户部、官银号、各地钱庄、票号发行的信用货币，以及外商银行和中国自办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加上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和频繁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货币机制由于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长期不统一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14年，北洋政府为了整顿货币体制，加强国家财政能力，实行了货币体制改革，并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条例同时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贸易等商品交易活动时，必须以新铸造的银元为交易手段。随后，为了便于收兑各种龙洋改铸新币，又将一元银币的成色改为八九。白银成为我国的本位货币，暂时结束了中国混杂的货币流通局面，使中国近代币制暂时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1914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铸新版银币，其正面刻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刻有嘉禾纹饰与币制值，俗称“袁大头”，铸有一圆、二元、二角、一角、五分等币值。因为新银币的币型统一花样全新，重量成色比较准确，又易于识别，很快在全国推行。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这种新币种曾多次铸造。由于新币种流通数量非常可观，成为当时中国流通货币中最重要的币种。

1914年的国币条例虽然确立了我国的银本位制度，但当时国内外的经济贸易还是以银两、银元同时并用，本次币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混乱的货币流通局面。到了19世纪末，西方各国工业国家纷纷放弃白银的货币作用，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以银为本位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萧条。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发展国家经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纸币流通。当时，西方列强为了转嫁国内危机，便把本国过剩的资本和商品以黄金为计价单位大量输入中国，这对使用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由于国内货币市场由于银、铜、金的同时流通的局面更加混乱，国内强烈要求“废两改元”，统一币制。而当时国民政府尝试引入的金本位制度在国内行不通，不得不放弃。

1933年3月，在国内经济专家、学者反复争论与商讨之后，国民政府下令施行“废两改元”货币改革。法令中规定所有用银两征收的税款及关金，一律改为银本位币，其他各项以银两实行的收支，也都改用银币。此次改革虽然结束了中国两、元并用的货币制度，使银本位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的货币单位。

1934年起，在西方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币制、美国人为抬高白银价格后，国际银价急剧上涨。国际市场银价的持续上升，给使用银本位货币体制的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为了彻底摆脱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挽救濒临破产的货币金融体制，国民政府最终于1935年11月3日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但流通领域禁而未绝。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按一定比价收兑银元，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宣布银元不再流通，以银元作为货币的历史从此结束。

❼ 银本位制的货币史

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1935年国民政府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