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⑴ 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观点地产网讯：12月29日，央行官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总第91次）例会于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但也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巩固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成果，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⑵ 试述疫情期间货币政策的实施和对经济的作用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

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

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2)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扩展阅读：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

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⑶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

一、中国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合理适度，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实现稳步复苏。在此过程中，在国务院金融委的悉心指导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对冲措施。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3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降准释放流动性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5.5个百分点，累计释放流动性8.1万亿元。
今年货币政策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有内在的逻辑。疫情暴发初期，人民银行于1月31日设立了第一批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医疗和生活物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财政给予50%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很低。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使用实行名单制管理，已基本用完，定向支持了7600多家直接参与防疫的重点企业，有力支持了医疗和生活物资保供任务。
在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控制、进入有序复工复产阶段，人民银行于2月26日增加第二批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当时为4.05%）+50个基点发放贷款，实际执行的平均利率约为4.4%。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已基本用完，支持了近60万家企业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阶段，人民银行于4月20日增加第三批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平均融资成本控制在5.5%以内，预计支持超过200万家企业等市场主体。
货币政策实施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增强直达性、精准性。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人民银行于6月1日发布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适当提供央行资金支持，推动银行积极办理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截至8月末，银行已累计对157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本金和81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利息实施了延期，共涉及3.7万亿元到期贷款本息；3月至8月，银行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超过3000万笔，共计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300亿元。
同时，人民银行扎实做好金融支持精准脱贫工作，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截至6月末，全国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近7500亿元，惠及人数超过2000万。
总的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积极成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稳步恢复。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分别为10.9%与13.5%，前9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6万亿元，都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信贷结构明显优化，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00多万户。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逐月复苏，9月CPI同比涨幅为1.7%。金融管理部门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实施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收费等方式，推动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据估算，截至9月末，已实现让利超过1.1万亿元。预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效果进一步体现，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目标。
从金融市场看，面对疫情冲击，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稳健运行。股票市场波动幅度较小。前9个月债券发行42万亿元，同比增长25%。外汇市场运行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
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和完善应对疫情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结构性金融政策，助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0.7%，预计全年正增长。全球经济从最低点有所恢复，但疫情发展仍高度不确定，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需时日。
新冠疫情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应对冲击，金融部门推出了一些特殊政策措施。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冲击高峰过去，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有的政策已经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但支持小微民营企业、支持稳就业、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将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一是货币政策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货币政策应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金融机构长期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为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提供持续支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金融政策要围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完善政策框架，与财政、产业、就业、科技等政策密切配合，促进经济绿色复苏和发展。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货币政策要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今年抗疫的特殊时期，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明年GDP增速回升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一些。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
近年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支持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在北京市率先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本外币账户一体化改革试点，有力助推了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今年，人民银行对北京四次调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三次增加再贴现额度，全力保障首都防疫和经济恢复增长需要。

⑷ 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三个不变”

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落实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孙国峰表示，货币政策需要以更大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保持“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此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未来走势取决于宏观经济趋势、通货膨胀形势，以及贷款市场供求等因素。随着LPR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降的潜力进一步释放，预计后续企业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行。
促进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关于货币政策取向的问题，孙国峰表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情绪难免受到一些影响，货币政策需要以更大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那就是“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国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退出问题。
7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9927亿元，同比少增631亿元。有市场人士担忧，货币政策的松紧度是否会发生改变。对此，孙国峰表示，单个月份的信贷数据往往受到季节性、金融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小波动是正常现象。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要看货币信贷的整体变化趋势。
在孙国峰看来，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发挥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导向作用，根据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灵活把握调控的力度、重点和节奏。总的来看，政策措施是适度的、精准的、有效的。
孙国峰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导向作用，引导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继续发挥LPR改革的潜力，综合施策，推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确保实现为市场主体减负1.5万亿元的预期目标。
刘国强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实现利率“两轨并一轨”；进一步优化LPR传导机制，督促金融机构更好地将LPR内嵌入贷款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就是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曲线中，增强贷款内外部定价与LPR的联动性；着力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促进市场利率围绕作为中枢的央行政策利率波动。
谈及下一步LPR和贷款利率走势，孙国峰表示，未来LPR走势取决于宏观经济趋势、通货膨胀形势，以及贷款市场供求等因素，具体要看报价行的市场化报价。同时也应看到，LPR和贷款利率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2020年7月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一年期LPR的降幅，体现了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随着LPR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降的潜力进一步释放，预计后续企业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行。
数字人民币正式推出没有时间表
刘国强表示，总体看，银行业整体运行稳健，拨备和资本水平充足。截至今年第二季度，资本充足率为14.21%，较年初下降0.43个百分点，但仍远高于10.5%的监管要求，所以目前没有必要下调监管要求。“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保持资本充足很重要，未来即使资本充足率下降，也不能通过下调监管要求来满足，那样做是自欺欺人，而是要有实实在在、丰富的补充资本的手段。”他说。
肖远企强调，金融机构要做好资本和拨备工作，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要夯实银行资本基础，确保银行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风险。同时，要加大拨备。金融机构要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来计提拨备，把风险防范做在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预防，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外，对于数字人民币的进展，孙国峰表示，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的阶段，还没有正式推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验工作，数字人民币正式推出没有时间表。

⑸ 疫情下的搭配干活，经济复苏的两大推手——财政与货币政策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个家庭中夫妻通常都有各自的分工，丈夫或许主要负责赚钱增加收入，妻子则是管理家庭资源，通过调控开销来保证家庭生活丰富且有资金盈余。

一个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就是类似这样的分工角色。央行是负责通过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财政部则负责调整财政收支来实现 社会 发展的目标。

在平时央行与财政部的作用或许没有那么显眼，但是在去年疫情蔓延之际，全球各经济体的财政部和央行纷纷出手，在百姓面前展示了各自的能力——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来解决各类涌现的问题。

疫情带来的首要问题便是医疗资源紧张。

对于国家来说，增加支出买东西是财政部的任务（扩大财政支出） 。

根据中国财政部今年1月底公布的最新财政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预算支出245588亿元，同比增长2.8%。

其中，在卫生 健康 科目下支出19201亿元，同比飙升 15.2% 。这意味着相比于2019年的16667亿元，去年财政部的卫生 健康 支出提高了2533亿元。

暂不清楚这其中疫情导致的支出具体金额是多少，但是从过去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的口径来看，这个比例肯定是不低的。

去年财政部执行的宽松政策不仅仅是增加对疫情防控资源的采购，还包括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的费用实行财政兜底，中央财政补助60%；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医疗工作人员，中央财政给予定额临时性工作补贴等等， 一系列增加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 。

在这期间，央行当然也在做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如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优惠利率贷款。通常 社会 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

（央行社融2020年规模柱状图）

从社融的趋势能看出，国内实体在逐渐复苏，融资规模在不断降低。相较于海外央行的印钱降息疯狂放水的宽松货币政策，国内更愿意将钱流向实体，避免未来的通胀。

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着个人/企业。无论是海外的直接发放疫情救助金，又或是国内的税政策。这类直接影响民众和企业钱袋子，且无需偿还的政策通常是财政政策决定。

一般来说，大多数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针对一个经济体的总支出水平、总支出构成，或两者兼而有之。 影响财政政策最广泛使用的手段是改变政府支出政策或政府税收政策 。

疫情导致每个人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让出门上班成为了一种奢望。企业没法正常运转引发裁员，尤其是服务业。

去年2月1日连锁企业西贝莜面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疫情致西贝2万多名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三个月”。而当时拥有550家门店和10万员工的海底捞，从1月26日也开始关店暂停营业，其线上外卖业务也都全线暂停。

除了餐饮，电影、教育培训、 旅游 等等行业都受到疫情的强烈冲击。但是企业背后的房租成本、税收成本、工资成本依旧摆在那。财政部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来降低成本，避免企业倒闭。

如果一个政府认为一个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商业活动，它就可以增加支出，通常被称为刺激性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支付增加的支出，政府就会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债务证券来借钱，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债务。这被称为赤字支出 。

央行通常使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通过激励个人和企业借贷和消费，旨在刺激经济活动。相反，通过限制放贷和刺激储蓄，货币政策可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其他与国人经济有关的问题的刹车。

说简单点， 央行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驱动经济发展 。

如果信贷易于获得，经济就会扩张；如果信贷不易获得，经济就会衰退。这里的信贷就是由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控制的。

在我国，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 公开市场业务 、 存款准备金 、 再贴现 、 常备借贷便利 以及中 央银行再贷款 等等。这些工具的期限、金额、资金投放对象或许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同时达到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

加息加准这类鹰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各类企业开始控制自己的现金流，不再过度乐观看待商品市场的发展。企业投入的减少叠加还债周期的影响，引发整个消费者市场的需求减少，间接带动物价水平下跌。这里的物价可能是房价、可能是猪肉价格、也可能是其它各类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宏观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政府用来调控经济的手段。但是两者在调控对象和执行部门上存在着不同。

而从微观来说，财政部发布的政策通常都是直接影响着个人，央行政策更多是影响金融机构，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在经济调控过程中，政府往往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搭配，进行“逆经济周期”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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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金融政策密集落地 精准发力战疫情稳经济

记者3月4日从央行网站获悉，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3日召开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暨电视电话会，提出了下一阶段多项工作要求，涉及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建设等。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相关监管部门对金融发力战疫情稳经济的又一次重要部署。
最近一段时间，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出台多份重要文件，部署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业内人士表示，最近陆续落地的多个金融政策在力促信贷“扩总量”的同时，强调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支持。与此同时，房地产金融政策将坚持“房住不炒”基调，保持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
政策力促信贷投放“量增价减”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暨电视电话会强调，金融部门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坚持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下，切实采取措施，深挖潜力，让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释放LPR改革潜力。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和降低融资成本已成为当下金融政策的着力点。在扩大信贷投放能力方面，央行综合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满足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流动性需求，银保监会则单独或会同相关部委相继出台多份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文件，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保障信贷资源供给，全力满足疫情防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并要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利率等政策利率引导LPR下行。与此同时，央行还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并由财政给予贴息，确保抗疫重点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最近，央行再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5000亿元，同时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5%。
伴随着政策的快速落地和落实，信贷投放“量增价减”趋势明显。银行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抗击疫情合计信贷支持超过1.25万亿元，与此同时，重点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也明显下降。以政策性银行为例，截至2月末，农发行共计对242家央行名单内的全国性重点企业审批贷款180.58亿元，对209家企业发放合格贷款，共计101.65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45%，低于优惠利率上限60个基点。
精准施策中小微企业成重点
业内人士表示，应对疫情的信贷“扩总量”并非大水漫灌。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近期的信贷“扩总量”呈现明显的定向和结构性特点，因此资金释放并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更强调将资金投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有助于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经济平稳运行。
上述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暨电视电话会就明确提出，“向疫情防控保供企业提供快速精准支持”、“加大对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行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强化对先进制造业、脱贫攻坚、民生就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普惠性资金支持”。
近20天内，国务院召开4次常务会议，均提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尤其要求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加大中小微企业金融专项债券的发行力度，以及加强对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不盲目抽贷断贷等。
为鼓励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积极性，近期银保监会也对不良认定作出临时调整。3月1日，银保监会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要求，对于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以及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该通知还强调对于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
农发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央行在核批给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共拿出3500亿元作为专项信贷计划，明确要求包括农发行在内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项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这项政策的出台，可充分发挥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的特殊作用，撬动其他社会资金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信贷支持力度。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当前，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流动资金紧张，当前一系列金融措施将发挥较为明显的“救急”作用，缓和疫情短期内对中小企业生存、运营带来的负面冲击。
房地产金融政策将保持一致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暨电视电话会也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政策有所调整，个别银行在个别地区针对部分客户的房贷首付比例有所下调，引发市场对房地产金融政策松动的猜测。“从会议的表态来看，房地产金融的整体基调没有发生变化，个别银行的调整也没有突破政策底线。”温彬说。
3月1日，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期启动。按照央行对房贷定价基准转换提出的特别要求，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在转换时点的利率水平应保持不变，这也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我国市场流动性将继续处于合理充裕状态，市场利率有望进一步下行。在这种情况下，房贷利率或有一定下行空间。但较为优惠的房贷利率，将主要集中在首套房贷，旨在降低刚需购房者负担，而对二套及以上的房贷仍将执行较高利率。（记者 张莫 向家莹）

⑺ 央行公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释放的主要信号就是货币政策基本稳定，在疫情影响下，央行会持续进行宏观调控，采取各项举措，保证经济的稳健发展。

⑻ 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如何发力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三位专家深入研讨。

经济运行有良好支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我国已连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多项政策措施。这些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负面冲击，使就业、企业营运和个人日常生活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体性需求收缩，特别是对于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影响很明显、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给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春节过后复工出现困难。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确定性和分担风险，对冲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强经费保障、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进一步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对冲了疫情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支撑。

刘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些政策在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企业流动性的相对充足；一系列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财政政策也陆续推出。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稳就业，帮助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门第一时间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金融30条”支持防疫举措；货币政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财政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等实施补助补贴或税收优惠，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对维护疫情下的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安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对当前促进经济加快恢复起到支持作用。

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我国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应该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制定宏观政策？

刘俏：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停摆”，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变化的形势下，面对危机应该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当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相比经济总量和增速，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等。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约束，以更大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刘尚希：除了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进入到全球经济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长期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速会产生较大冲击，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常态，回到正轨。但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有了充分准备，大变局中的风险就变成了战略机遇。

温彬：制定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需要，出台实施合适的调控政策。同时，也要关注境外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要增加宏观政策弹性，强化逆周期调节，做好充分应对准备，防范各种风险冲击。

推更多减税降费举措

近期，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中央已明确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长远来看，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支压力，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对支出项目重新“排队”。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该砍掉的项目坚决砍掉，该保障的项目要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出市场化改革举措，把财政资源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方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应该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作出及时、动态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变化，不断巩固、修正、调整。同治病用药一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应当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过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我国80%以上就业岗位，消费在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稳就业和促消费上，着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减税降费方面推出更多举措。我国增值税改革基本上已经到位，未来还可以下调企业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微企业投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通过对个人收入所得税进一步调整，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温彬：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对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适度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尽早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资金对“新基建”、补短板支持力度，促进基建投资发挥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应精准施策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温彬：“灵活适度”的要求延续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我国经济发展中两难、多难问题增多，因而货币政策要兼顾多重目标。比如，当前就要重点在抗击疫情、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寻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显著，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降准降息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鉴于目前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压降点差空间有限，且企业和居民部门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频繁变动，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下行产生显著效果。

此外，要引导我国国债收益率稳中有降，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我国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一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有不畅之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切忌大水漫灌，应该强调精准施策，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同时，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国外央行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商业票据，稳定企业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协同配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发力？

刘俏：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关注两个与基建相关且有很大空间的投资领域。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形成统一大市场，并将更多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风险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应对公共风险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些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整个国家治理，需要各个部门协作配合。因此，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不应该“单兵作战”，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组合、协调机制。此外，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政策效果上来评价、考核和监督部门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监督。比如，针对企业融资，财政要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可通过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考虑。大量中小微企业是就业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就是保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冲击，避免由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为招工提供帮助。

温彬：宏观政策要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来自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加快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例如，要针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就业、产业、金融、财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通道，确保复工复产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要继续用好财政对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方式，发挥政策合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统筹推进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工作，金融、财政、监管等方面都要给予配套支持。

政策还要更加统筹兼顾。就业问题关乎居民生计、关乎社会安定，必须强化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广受关注。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生存下来，保障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