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戰什麼時候打響

⑴ 美聯儲驚魂夜後多家亞洲央行出招，金融戰爭打響了嗎

是的，金融戰爭打響了！如今一些國家的金融政策，其實就是金融戰爭，這種戰爭比實際的戰爭更可怕，兵不血刃，很多國家就是在這一漲一跌中，國家財富被洗劫一空

美聯儲的行動對於全球金融都有著重大影響。在美聯儲連續三次大幅加息75個基點的決議下，全球的央行基本上都坐不住了。尤其是這20年來的一些新興國家央行，如果不採取有力的加息手段，或者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的干預手段，那麼很有可能資本外流會加速，匯率持續會大跌。

但對於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維護本國的利益，現在他們的最大關注點還是通脹率的有效下降，否則這個聖誕節有可能民眾會更加強烈的攻擊美聯儲的政策，而現在到來的中級選舉，則對民主黨更為不利。

⑵ 抗戰時期的金融戰

人們都知道戰爭需要錢。抗戰時期，郭沫若曾引用英國基欽納元帥的話：「現代戰爭有三要素，即人力、財力和火力。其中，金融資源的動員尤為重要，它決定了其他要素的動員能否真正落實。」財政動員包括政策和實踐中的許多內容，如增加稅收、發行債券、財政控制等。最直接最重要的是為戰爭提供足夠的軍費，保證調度方便。所以，在戰爭陰雲籠罩華北的1937年六七月間，蔣介石頻繁會見外國財政顧問施典法尼，討論最多的問題就是財政和國防經濟。在這前後，正是因為對金錢的敏感，國民政府考慮、策劃、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銀行現金轉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在應對戰爭方面的努力和局限。

風吹草動中的現金關注

1935年底，由於日本的壓迫，成立了冀察行政委員會，「華北特化」成為現實。毫無疑問，吉查行政委員會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親日分子，執行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兼顧了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華北地方當局與南京中央政府圍繞外資銀行現金轉移問題發生爭執。

法幣百元鈔票

法幣改革後，中國的貨幣制度由銀本位制轉變為紙幣制。經過與中國金融當局的談判，外國銀行紛紛接受了這一系統改造，並在銀行支付現金以換取法定貨幣。1936年初，華北地區除日本外的所有外國銀行與中國達成協議，將其現金運往南方，兌換成法定貨幣。然而，當外國銀行紛紛將白銀運往南方時，一個程出現了。外交部長張群在給財政部的一封電報中說：「天津港匯豐銀行、麥格理銀行、花旗銀行、中法工商銀行、德華銀行、畢華銀行、華益銀行等銀行現有白銀共計四百七十二萬余元，擬運往上海兌換中國法幣，並有財政部的護照備案。但是天津海關不肯放過，至今沒有發貨。天津海關拒絕放行，是因為華北地方當局的指示。天津市市長肖振英指責上海再給一點利息，換取向南方運送現金。他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發了一封電報，說現在的海洋里有一個對人民來說是和平的地方。一旦白銀被運往南方，必然會動搖平金地區的金融基礎。更重要的是，他指責外國銀行向南方海運，因為海運到上海後，他們會給予額外的利息，但在石平不會。

對於蕭振英的指責，孔祥熙斷然否認，並回電給蕭振英：「在滬外資銀行兌換法幣沒有優厚的規定。經過幾個月的接觸，他們會交出來，而上海的日資銀行還沒有遵守，證明了道聽途說。幸好不要信。」然而，肖的指責並非空穴來風。3月31日，張群外長在給財政部的信中說，「能否將各銀行現有的白銀交由天津央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附近銀行，兌換成法幣，並請求協助參照各國銀行在上海交銀的辦法，給予兩年5%的利息，以符合法律規定，使京滬辦法統一？」由此可見，上海似乎有優惠措施換取外資銀行攜帶現金南下，只是因為華北當局的阻撓，這種做法無法實施。當然，上海的措施不僅是地方政府會做，也離不開國家政府的支持。

經過談判，國民政府向華北地方當局作出讓步，允許外國銀行暫時不向南方運送現金，而華北地方當局則得寸進尺，繼續控制局面

國民政府與華北地方當局圍繞外資銀行現金支付的交涉，看似只是孤立的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之爭，但如果向前看，可能會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早在法定貨幣改革剛剛開始的1935年11月9日，日本駐華北北平領事館武官高就向宋提出了《華北金融緊急防衛要綱》，要求禁止華北流通的白銀南移。宋同意了日本的這一要求，並與河北省主席尚振、山東省主席韓復舉一起下令禁止南方運鈔。可見，華北地方當局控制現金的企圖，實際上是在日本的唆使和支持下進行的。

國民政府與華北地方當局圍繞運送現金南下問題的斗爭，以國民政府的讓步告終，但可以看出南京此時已經開始重視現金的集中。之後，隨著中日關系日益緊張，國民政府集中現金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的成都事變和9月初的北海事變相繼發生。中日圍繞這兩起案件展開談判，日本以武力相威脅，於是兩國相持不下。9月24日，蔣介石在與吳鼎昌、王士傑商談外交時表示：「我應盡速准備全盤計劃。如果開戰，那將是一場長期戰爭，以期最後勝利。」基於這種判斷，姜開始計劃緊急運送現金以防不測。同一天，姜特電告訴青島市市長沈鴻烈：「對日外交不可避免地要破裂。請盡快做好准備，以免發生意外。」並要求他密切注意對日本的偵察。

10月23日，致信蔣介石：「為以防萬一，已商孔部長從青島帶約1000萬元人民幣到世界各地。晚上打算去濟南見面。」青島是日本一直覬覦的地區。青島現金運濟南應該是有備無患。27日，沈鴻烈向蔣介石報告，即日起，從清城第三交通銀行運一千萬元銀幣到濟南，並推測：「此處日方表示有希望不準現金出境。這一次要把現金全部運出去，國家新特勤局年輕起來，難免不趁機產生一些副作用。」從幾天後的報道來看，沈鴻烈提到擔心日本的干涉，這確實是一句空話。30日，沈鴻烈報道：「當裝貨剛結束時，日本代理機構驚悉突然打來電話，要求市政府停止送貨。嚴詞拒絕時，送貨車輛已於昨日下午六時半抵達濟南，所有現金由韓行長在重重保護下存入濟南各銀行金庫。」青島銀可以說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沖出來的。

大規模戰爭來臨時的現金轉移。

Xi事變後，面對日軍的不斷挑釁和甲午戰爭，中國的抗日呼聲越來越高。

幾乎難以避免。當時的銀行家已經觀察到這樣的危險，1937年6月6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經理楊介眉在與天津分行經理資耀華的往來函電中講道：「危機四面逼來，日甚一日，萬一發生戰事，全國金融必致混亂，行中營業務望緊縮。」

作為首先爆發沖突的地區，華北的現金狀況自然成為國民政府關心的首要重點。楊格說：「華北大約有4000萬盎司的白銀儲備由於日本侵華而無法動用。」財政部次長徐堪給外交部次長徐謨的函電中有更為確切的說法：「查北平存銀約一千五百萬元，存貯東交民巷；天津存銀約四千一二百萬元，存貯法租界。」戰爭爆發不久，國民政府就不斷部署從華北撤出現鈔。據統計，盧溝橋事變後半個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濟南幾大銀行所存鈔票減少了11698萬元，較之盧溝橋事變前減少50%多。可以說，搶運現鈔的成效是顯著的。

1937年的上海

經過國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現銀部分，從漢口移至洛陽近2000萬元，從上海南運香港4300多萬元。鈔票內移動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濟南鈔券轉出近半數外，從上海運出4.6億余元，內移存至南昌、長沙、杭州三地，由此本來是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庫存5.5億元，變成了南昌3.1億元、長沙2.4億元、杭州1.2億元，長沙、南昌成為最大的現金增長地區，半個月內，長沙現鈔增加2.2億余元，南昌現鈔增加1.3億元，這和其處於沿海到縱深內陸的中間地帶，便於擔當起現金轉運中間站的地位相關。上海、平津則成為鈔票和現金移出最多的地區。一場現金的大流動隨著戰爭大規模爆發有組織地展開。

緊急密集的現銀外運

大規模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已開始有組織地將現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關系一度緊張時，孔祥熙即報告蔣介石：「密存滬現銀除前後運美外結至昨日計共8300萬，昨又直接運美1200萬，擬感日運港轉美1200萬，今日直接運美2400萬……預計所存現銀本月內當可全數運出。」此後，國民政府的現金外運工作沒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國外和香港可供掉換外匯的白銀數量以及我們存在紐約和倫敦的銀行資金，總計為169725174.94美元。這個數字與三月的數字相較，顯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舊金山的白銀有12091071.61盎司，摺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銀有38560482.24盎司，摺合美元17352217.00元。

戰爭狀態下，許多操作都需要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因此，在現金大規模內運和外運時，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委託香港匯豐銀行秘密裝輪運現鈔5000萬元到上海，應付戰爭爆發後的提存緊張局面。當時上海存款額在15—20億元間，所需的現鈔量大面廣，而原來四行庫存5.5億元已內移4.6億元，造成不得不從香港緊急調運現金應付提存的狀況。

戰爭爆發初期集中搶運現銀工作告一段落後，各地現銀外運工作次第展開。1937年8月，長沙、西安存銀的移運工作逐步展開。13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令其：「西安現銀最好亦運往香港。」27日，財政部致函四行聯合辦事處：「查發行准備項下所存長沙現銀，茲奉委員長蔣諭：應趕速運出，只言運赴廣州，不必說運香港等因，相應密函奉達即希貴處查照，即日遵辦並希將運銀數目報部以便轉呈為荷。」9月，四川白銀也開始起運。據統計，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從中國運出的白銀價值法幣42000萬元。

運至香港的白銀全數送交香港匯豐銀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貝祖詒致函中央銀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銀全數送交港匯豐銀行集中事，經向匯豐銀行洽辦，先電陳報，今日匯豐銀行來稱，擬請各行正式以書面授權該行予以全權，任由分批裝運出口。」外運的現銀暫時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戰爭中期，鑒於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的企圖日益明顯，香港逐漸處於戰爭威脅之下，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進一步的轉運工作。1940年6月底，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請示廣州分行，討論將存放香港的現銀轉運美國。8月2日，中央銀行廣州分行致函中國銀行：「關於存港白銀匯運美國一案，日前准貴行函開，已將白銀94箱、銀條17條、黃金一箱送交匯豐倉庫，交敝行楊專員接收，等因。茲查上項金銀已由該行加套木箱，並代出面保險，於本月廿三日交美輪亞當士總統號轉運紐約大通銀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淪陷前，現銀轉運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貨多數已被移出。日本佔領香港後，由橫濱銀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國在港各銀行資產時，接收到的絕大部分是已發行和未發行的鈔券，1941年12月12日駐港辦事的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致電董事長錢新之講道：「港九自八日起終日轟炸，炮聲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島……鈔券因航機由港府徵用，他運勢不可能，正在萬分艱苦中盡力辦理銷毀，能銷若干殊無把握，如能由渝請求港府設法交通工具，或可運出。現局勢極度恐怖，市內交通時斷，各行提存極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難。」

現金搶運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說，國民政府搶運鈔券現銀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動的。鈔券內移與現銀外運、不同地區存銀外運的緩急，基本上取決於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下一個具體目標。盡管在1936年初，針對華北外資銀行存銀，國民政府已經遭遇了來自日方支持下華北地方當局的壓力，但是國民政府並未吸取教訓，在大規模戰爭來臨前未能作出一個整體、規劃的移運方案。一開始就使國民政府陷入被動的天津存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占天津租界時，幾乎全部被日本攫奪。其中，在中國銀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銀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銀行名下有4248049元。這是最初種下的惡果。

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國民政府搶運到的地方，存銀幾乎沒有落入日本的虎口。這場被迫展開的現金搶運行動，無疑又是有組織且比較有序的。對於國民政府的現銀外運，當年財政部的報告中總結道：「可以忠實地說，我們的流動資產從一切方面來看，都未受到損害。」財政顧問楊格也給予較高評價，「要不是這么辦的話，中國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擊。」正是由於內移與外運有組織的部署，輕重緩急有效的運作，使法幣發行准備金得到基本保障，從而使「戰爭開始時，中國在提供浩繁的戰爭費用方面，較以往任何時期都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儲備較過去雄厚得多」。楊格甚至講道，「如果沒有這種依靠，中國是不能長期抗戰的」。蔣介石自己也對1936年中日關系緊張時的現金移運准備不無自得，他判斷：「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轉圜而轉變緩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現銀輸散內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實情，乃知余決心抗戰准備……故京滬未動一兵，而倭寇畏懾，無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對外戰爭，不在兵力之強弱與大小，運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戰爭爆發前後，國民政府的資金內運和外運工作，是戰時經濟動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相當程度支持了中國對日抗戰的展開。大規模的現金內運和外運，使中國金融在大規模戰爭爆發後，最大限度避免了損失，形成戰爭初期財政堅固和外匯穩定的狀態。1937年6月間,法幣對美元的匯價平均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間則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見，法幣在全面抗戰初期並未跌落。反之，「日軍在中國的失敗，再加以別的種種原因，卻使日圓維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標准，極感困難」。這些無形中為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中國政府信譽和社會信心的樹立奠定了基礎。這場無聲息的現金搶運行動，構成了國民政府金融動員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間一場未見刀光劍影卻精彩紛呈的「金融暗戰」。

相關問答：你好！問你一下一萬塊錢五厘的利息一個月利息是多少錢

按月說的話，五厘的利息是指：1元錢1個月的利息是5厘，即千分之五。

一萬塊錢的利息就是50元。

⑶ 金融成敗在大戰之前

有多少錢（資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資源（人力、物力和生產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決於交戰方的戰爭融資能力，後者則決定了交戰方的戰爭持續能力。

這里不論述俄羅斯和北約那個更持久。先總結金融戰對大戰成敗的影響。其中包括一戰二戰和中央蘇區。我們依據時間線一一看來。

先看一戰時期數據對比：

總人口：同盟國約1.44億，協約國約6.65億；可投入戰爭人數：同盟國約2500萬，協約國3000萬至4000萬；全球製造業產量佔比：同盟國19%，協約國28%；工業潛力：同盟國與協約國相比為1：1.5。這些數字對比，還沒有算上美國。

尼爾·弗格森在《金錢關系》一書中，以殘酷的口吻寫道：「一戰的決定性因素除了鮮血的流淌，還有資本的流動，二者的意義同等重要。」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鮮血和資本，都是它的兩種血液，也是國家進行戰爭的兩種能力。前者是國家的戰爭資源動員能力，後者是指國家的戰爭融資能力：發鈔、舉債，是國家支撐戰爭的重要手段。

金融戰幾乎是比一戰呼嘯的炮彈更早打響的。1914年7月，在戰爭爆發的前夜，「英格蘭銀行將貼現率從3%提高到10%，柏林沒有貼現中心，資金立刻出現了恐慌」。德意志帝國銀行出現擠兌風潮，一個月減少存款20%。

德國先是「馬克與黃金脫鉤，停止兌付黃金」，隨後又將3個月國債納入貨幣體系，這等於事實上的增發貨幣。在金本位時代宣布自己的貨幣與黃金脫鉤，斷送了自己的貸款途徑。1915年，德國的進口水平已降到戰前的55%」。德國人持有的9.8億-13.7億英鎊的海外投資，被英、法、俄包括後來加入的美國將其中至少60%進行查處和沒收。德國航運領域受到的打擊尤為劇烈。由於擊沉和充公，德國喪失了629艘商船，總噸位達230萬英噸」。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錢，將決定你打多大規模、多長時間、多強烈度的戰爭。這幾乎就是現代戰爭的鐵律。

戰爭對於經濟的惡化，總是從金融開始。因為金融是經濟生活最敏感的溫度計。當戰爭殘酷地迎面走來時，它脫韁野馬一般的耗費，對於參戰國經濟和金融無止境的索求，成為誰也無法迴避的現實。

看不到盡頭的絞肉機式的戰爭，把一個個國家拖進了債務的深淵。「截至1917年，俄國外債額達8.24億英鎊，義大利和法國凈外債額同樣巨大。截至1919年，英國向聯邦自治領和戰時的盟國提供貸款共計18億英鎊，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2%，並向美國和其他國家借貸13億英鎊（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2%）」。這意味著所有國家不但要背負起債務國的重擔，還要無一例外地讓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承受嚴重通貨膨脹的啃噬和煎熬。

美國這個戰前的債務國，慷慨地向自己從前的債權人敞開錢包，先後分別借給英國47億美元、法國40億美元，開始扮演「戰爭的最後借貸人」角色。 歷史 證明，誰能扮演這個角色，誰就將是戰爭最後的勝利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19年，美國在國外的總投資額高達70多億美元，協約國向美國的借貸也高達100億美元」。與此相應，美國的黃金儲備也在迅速增加，佔世界黃金儲備量的40%。從此，國際金融中心也逐漸偏離倫敦，開始向紐約轉移。

德國先打敗了金融戰，然後輸掉了一戰。美國則借一戰奠定了地位。

從1932年7月蘇區幣開始發行，到1934年10月紅軍退出中央蘇區止的兩年零三個月間，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蘇區幣事實上無法兌現的。

而隨著反圍剿戰爭形勢的惡化，蘇區面積日益縮小，原本薄弱的經濟基礎因此進一步弱化。蘇區銀行儲備的銀圓被大量用於到白區采購物資，同時蘇區幣的印量不斷激增，以供應戰爭和維持政權的開支。在流通區域日益縮小的情況下，紙幣發行量卻猛增3倍，導致了物價飛速上漲，幣值不斷跌落，市場上公然拒用或折價使用中央蘇區紙幣現象時有發生，蘇區財政狀況因此開始不斷惡化。貨幣戰場與現實戰爭由此形成了一種惡性互動。

最終，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蘇區的貨幣戰爭也隨之失敗。由此也驗證出了一條更為根本的經濟原理——貨幣主權消失在政治主權之前。

抗日戰爭中，山東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戰略要點的省份，在抗戰勝利時，山東解放區面積已達12.5萬平方公里，佔全省總面積的92%，佔全國解放區總面積的13%；解放區擁有2400萬人口，佔山東總人口的90%。

與此同時，在1935年國民政府開始發行金匯兌本位制的法幣，禁止銀圓繼續流通——電影《血戰台兒庄》裡面給敢死隊發銀圓的情節設置是不符合史實的，至此中國境內基本結束了銀本位時代。日軍大舉侵華之後，敵占區偽政府發行的紙幣更是不可能兌換貴金屬的，本質上法幣和偽幣其實都已經屬於「信用貨幣」

共產黨一度在根據地維護國民黨法幣的貨幣地位，這事實上等於把貨幣主權拱手讓人，同時也會讓根據地的經濟運轉最終陷於大通脹之中。1942年年初，劉少奇回延安途經山東指導工作，批評山東分局「缺乏獨立自主精神」。山東分局財委會接受這一批評，一改以往維護法幣的態度，明確提出將在根據地取消法幣流通作為既定目標。然後，便有了抗戰以及解放戰爭時期赫赫有名的「北海幣」

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解放戰爭後期為了聚斂黃金、美鈔，不惜濫發金圓券導致國統區經濟運行陷於癱瘓。金融崩潰在戰場崩潰之前。

而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不惜付出巨大傷亡也要避免使用重炮，以保存工業設施。也是保障金融基礎，俄羅斯在烏克蘭如出一轍。

1945年5月，希特勒德國投降後數天，美軍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一個小鎮附近繳獲了一輛裝載20多箱英鎊鈔票的德國軍用卡車，並發現恩施河上漂流著大量的鈔票。駐德國法克福的盟軍司令部聞訊後一面派兵保護這車巨款，並組織打撈河上的鈔票，一面火速將此事通知了倫敦。不久，英格蘭銀行一名專家趕到了法蘭克福，驗證的結果使在場的人大吃一驚：這筆約2100萬英鎊的巨款全是膺品！聯繫到1943年起陸續發現的英鎊偽鈔事件，倫敦方面立刻意識到這是經過納粹精心策劃的有組織的行動。於是，英國政府不得不宣布在市面上流通的5鎊和5鎊以上面額的英鎊鈔票統統作廢，必須兌換成新發行的鈔票才能使用。

1944年，擁有的黃金儲備已佔世界黃金儲備的60%，工業生產總值也相當於全球的50%，製造的商品已佔世界總量的35%，軍事工業能力是軸心國的兩倍。1944年7月22日，最終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華盛頓山腳下的布雷頓森林裡奪得了國際貨幣之王的桂冠。德國馬克帝國轟然崩塌。1945年5.9日，德國戰敗。

短時期的速戰，和持久戰，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能力，正如短跑冠軍拿不了長跑冠軍一樣。

軍事裝備決定短期勝負，金融決定中期勝負，而資源，則是持久的能力，在這一方面，沒有哪個國家超過俄羅斯。

而中國，僅憑工業能力，只能維持中期戰爭，長期戰爭，則必須在能源革命之後。

對此，大家要有清醒的認識。

⑷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為什麼能挺過來

原因：因為1997年的香港不僅自身擁有8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身後還有中央政府12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兩者相加超過日本的2080億美元，居當年世界第一位。

香港金融保衛戰：

1997年香港回歸伊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國際金融炒家三度狙擊港元，在匯市、股市和期指市場同時採取行動。他們利用金融期貨手段，用3個月或6個月的港元期貨合約買入港元，然後迅速拋空，致使港幣利率急升，恆生指數暴跌，從中獲取暴利。

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猖狂進攻，香港特區政府決定予以反擊。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在股票和期貨市場投入龐大資金，准備與之一決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恆生期貨指數的結算日，特區政府與炒家爆發了大決戰。

(4)中國金融戰什麼時候打響擴展閱讀：

亞洲金融危機指發生於1997年的一次世界性金融風波。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

不久，這場風暴波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泰國、印尼、韓國等國的貨幣大幅貶值，同時造成亞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

沖擊亞洲各國外貿企業，造成亞洲許多大型企業的倒閉，工人失業，社會經濟蕭條。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

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泰國，印尼和韓國是受此金融風暴波及最嚴重的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香港也被波及，中國大陸和台灣則幾乎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