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為什麼能鑄造貨幣

⑴ 朝廷為何要壟斷鑄幣權

站在現代的角度來看，「朝廷（帝王）壟斷鑄幣權」這一話題並未過時，只不過到現代演變成了「政府壟斷鑄幣權」，從根本上說，朝廷和現代政府，都是統治集團，所以，都可視之為：統治者壟斷鑄幣權。

統治者壟斷鑄幣權是千年不變的政治法則，其中有一些核心思想，非常經典，始終未變：一，對社會而言，朝廷（政府）壟斷鑄幣權，可實現貨幣統一，可保證貨幣流通秩序穩定，便利人們生產生活，利於社會經濟秩序穩定；二，對於統治者而言，鑄幣權是政治權力的一部分，壟斷鑄幣權是強化政治權力、鞏固統治地位、彰顯統治權威的必然需要，統治者壟斷鑄幣權，可以幫助其實現對社會各種資源的支配與調度；三，掌握著鑄幣權，意味著掌握著財富的製造機，統治者可從中獨享巨利（鑄幣稅），無論是古代的金屬鑄幣改鑄，還是現代的紙幣發行，其實都是統治者的搖錢樹。

⑵ 漢代鑄幣權什麼時候收歸中央為何這樣做穩定的貨幣是什麼

武帝晚年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因為文景之治奠定了漢代民富國強的雄厚物質基礎;漢武帝將地方的鑄幣權和鹽鐵經營權收歸中央，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增加了國家的財政統一鑄造精美的標准貨幣五銖錢 一.在文帝前元五年，漢文帝又因「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也就是在當時文帝認為錢重三銖的榆莢錢實在是太輕，而且質量也很差，所以決定改鑄錢重四銖的「四銖錢」，並也同時允許民間自行鑄造。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刺激民間的經濟發展，同時方便民間百姓對於銅幣的使用，所以才會允許民間「自鑄錢」。 二.但是這種看似好心的做法實際上卻並沒有讓底層的百姓得益。其實早在文帝要再一次允許民間私鑄錢的時候，就有大臣向文帝建議一定要禁止民間私自鑄錢。據《漢書.食物志下》記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願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而實際上這位大臣所說的最終都證明是對的，但無奈的是文帝並不聽。實際上的確如上所說，自漢初高祖和文帝下令允許民間自由鑄造銅幣的時候，並對民間的私鑄行為採取放任的態勢之後，得益就只是那些貴族、豪強和富商們正所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最終也就造成了「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_，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這樣的局面，想想看一石糧食居然用一萬錢才能買的到，一匹馬更是要一百兩的黃金才能買到。你說當時的市場通貨膨脹都已經到了何種程度了？也就是如此你讓百姓該怎麼活？

⑶ 漢文帝為什麼允許鄧通造錢

聽話。與其他宗室、功臣、外戚、書生相比，鄧通最大的優點就是聽話。
漢文帝要依靠他掌握全國貨幣的一半發行權。（另一半在吳王劉鼻手上。）那麼就需要一個能夠被自個充分掌控的代理人，而鄧通恰恰就是。他既不會與外戚功臣相勾結，也不會投靠皇後和太子身邊（這兩人聯合起來算計漢文帝就麻煩了）。既沒有獨立壯大的可能，也無投靠旁人的可能，因而，鄧通成為漢文帝手下最秘密的私人銀行鑄幣場行長兼場長，從而掌控國家金融，使得金融能夠更好地幫助國家建設，搞活市場經濟。
PS，這市場規律，似乎古今相通的。

⑷ 在漢高祖時期貨幣是怎樣發展的

半兩錢始用於戰國時期的秦國，稱之為「戰國半兩」。秦統一六國後，統一的貨幣仍以半兩為名，又稱之為「秦半兩」。秦滅以後，劉邦建立了漢朝。漢承秦制，貨幣制度也一如其舊。因漢代最初沿用秦代半兩，故稱為「漢半兩」。

漢初仍襲用秦的半兩錢制，但漢高祖劉邦為解決軍費開支，採取權宜之計，貨幣減重並允許私鑄，結果形似榆莢的「榆莢半兩」大幅減重，「半兩」已名實不符。

允許私人鑄錢，結果鑄錢者為獲得暴利，普遍減輕錢的實際重量，往銅中摻雜鉛鐵，使得劣幣橫行，物價飛漲。

漢初因戰爭創傷，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秦半兩幣值過重，流通不便，不利於國民經濟恢復的弊端就顯現了出來。於是，漢高祖劉邦下令減重鑄造漢半兩，以解決財政開支。

西漢初年鑄造的錢仍然沿用秦代叫法，稱為「半兩」。但由於錢的方孔太大，周邊像4片榆莢合成，所以當時民間稱之為「榆莢半兩」或「莢錢」。

這種錢比較標准半兩，甚至秦二世時的減重半兩錢，重量已大大減輕。即使如此，朝廷所鑄的錢仍不敷所用。於是漢高祖又允許民間自鑄莢錢，以發掘民間潛力，藉助市場的力量自行增加貨幣供應量。

莢錢面值較輕，因而流通順暢，特別適合於在特殊困難時期普遍貧困的平民使用。然而由於鑄幣權下放到私人手裡，沒有形成統一嚴格的管理，導致各地所鑄貨幣形制各異，沒有統一的標准。再加上前朝流弊猶存，各種不同樣式、輕重的錢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從，貨幣的信用度很差。

還有一部分人借鑄幣牟利，在造幣過程中摻假，隨心所欲地偷換鑄幣原材料、任意減重、大量濫造，更加重了惡錢的泛濫，加重了百姓對貨幣的不信任感。

朝廷允許私鑄舉措僅是應急之舉，雖然可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也會助長民間盜鑄錢幣的歪風，終究不是長久的解決辦法。

果然在公元前186年，漢朝朝廷終於忍無可忍，不得不出手整頓混亂不堪的貨幣市場。

公元前186年，漢朝朝廷決定加重貨幣來提高幣值，由朝廷鑄八銖錢。由於與南越及匈奴作戰，軍費開支大增，又重新實行貨幣減重，行5分錢。所謂5分，就是半兩的1/5。

漢高祖末年和呂後時曾禁民私鑄錢。漢文帝改鑄四銖錢，並廢除了禁止盜鑄的法令。

如何穩定貨幣，健全錢法，是漢初朝廷所面臨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課題。這一問題，在漢武帝時期經過艱難探索，最後才得以比較妥善的解決。

漢半兩

⑸ 為什麼漢文帝要賞賜鄧通一座銅山讓他鑄錢呢

根據《史記》上的記錄，漢文帝有做了一個夢，這個夢很奇怪，因為他在夢里是在爬天梯，但是，這天梯爬起來不是那麼順暢。就在他快要登天的時候，剩下最後一點了，怎麼用力都上不去。

漢文帝使盡渾身力氣，還是無濟於事。就在他不知道怎麼辦好的時候，突然他感覺下面有一個人推了他一把。

就是這個人推了他一把，把他給推到了天宮的。漢文帝很想知道，這個推自己的人究竟是誰？

但是，他沒有看太清楚，只知道這個人頭上戴著一個黃色的絲巾。這件事過了幾天，漢文帝一直在思索，到底是誰在助自己一臂之力呢？

漢文帝想要考驗一下自己的太子，所以，在見到太子之後，他就讓太子劉啟給他用嘴巴吸身上的濃水。

劉啟當然是很不情願地嘬了，但是，他真心是惡心了好幾天。這件事在他心裡實在是過不去，他就想父皇好好的，為何要讓我嘬膿瘡呢？

打聽來打聽去，太子劉啟終於知道了，原來都是鄧通這個小子搞的鬼，所以，劉啟就記住了鄧通這個人。

現在鄧通是漢文帝的寵臣，他動不了鄧通。

可是，等到漢文帝駕崩了就不一樣了。所以，漢文帝駕崩後，漢景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抄了鄧通的家，沒收了他所有的財產，讓鄧通留宿街頭了。

後來鄧通就是死在了街頭上的，正如卜卦人所說的。

⑹ 如何評論漢武帝幣制改革的意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並大量使用貨幣的國度之一，形制規范的商代"海貝幣"的不斷面世，即是實物證明。中國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金屬鑄幣的國家，始見於西周晚期，後流行於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候爭霸，列國並存，故當時的金屬鑄幣因國別呈現為幣制不一、品類繁多。秦兼並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鑄行"半兩"流通天下，但時間短暫。在中國貨幣史上，真正使金屬鑄幣幣制不二通行天下，實行中央王朝統一鑄行，實從西漢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鑄行"五銖"幣到其徹底進行幣制改革之後。

"五銖"幣的統一鑄行，徹底改變和基本消除了西漢王朝初年以來幣制不一、鑄行紊亂而帶來的種種弊端，為漢武時期及之後的中央皇權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西漢武帝統治措施中的統一幣制之舉，再行探究其因果，並就此略陳管見。

一、西漢初期幣制狀況

研究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漢初期的幣制狀況。

秦並六國，國家暫趨統一，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秦末農民起義蜂起，強秦遂之國亡，繼而楚漢相爭，社會生產力嚴重衰退，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西漢初立，自天子至民間實景，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候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 為了鞏固初創的西漢王朝，挽救瀕於崩潰的社會經濟，自然成為漢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既採取了較秦時尚為寬松的經濟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貨幣政策上採取了"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2〕的放鑄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於漢高祖對貨幣職能的片面認識，意為錢多既富，錢多便能很快恢復社會經濟；加之統治者又意為放鑄能取悅天下之民眾。故漢初幣制一改秦之半兩幣量，鑄行薄如榆莢、重約"三銖"的"榆莢錢"。在鑄行中既有官鑄，亦有民鑄，幣重有別，形成了秦"半兩"、漢"莢錢"紛雜並行局面。今從諸多出土實物資料中可得確證。就錢范看，山東地區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興縣店子鄉辛張村同時出土的十三件錢范中，既有"榆莢"范，也有"四銖半兩"范，其中的"榆莢"范："錢橫徑1.1、穿寬0.7厘米"〔3〕。又如該縣1986 年賢城村出土的"榆莢"錢范，其Ⅰ式范："錢模直徑1.2，穿0.7厘米，錢面文刻』半兩』二字"。其Ⅲ式范"錢模徑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僅0.4厘米，穿寬有者僅0.2厘米"〔4〕。再如，莒縣孫家莊子村1985年發現的"榆莢"錢范，其："A型：』半兩』錢范。……模徑1.2厘米，錢模圓形方孔，方孔邊長為0.7×0.7厘米。……從錢范的磨損程度可以看出，漢人用此范鑄錢行之甚久"〔5〕。此地點同出的B型"榆莢"錢范，從文中拓本看，與A型範外徑大小相似，而穿寬尺寸要大於A型範。

從上述幾例近年出土的漢初錢范，可知既是同一地點出土的同類錢范，其錢模尺寸是不盡一致的，用此種錢范鑄造的貨幣流通於市，給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和嚴重後果可想而知，史載曰："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玉石萬錢， 馬一匹則百金"〔6〕。漢初社會中繼而出現了"棄本逐末"，對社會經濟恢復十分不利的局面。

為了遏制"棄本逐末"局面發展，漢初統治者又採取重農抑商的對策，史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農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7〕。這種抑商的對策，對重農固本雖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對貨幣這一"特殊商品"本身職能的認識片面，縱民放鑄，才是引起"棄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沒有根本認識，雖採取重農抑商，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治理，僅能醫其表，而難治其里，正如史書所載："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8〕。

西漢文帝時，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統治政策。對因貨幣紊亂而引發的物價騰漲、棄本逐末日甚的社會弊端，採取了通貨緊縮、大量減少貨幣流通量；對流通貨幣實施增重措施，改變流通貨幣的紊亂局面。

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的實物資料，近年也屢見出土，如博興辛張村1982年出"榆莢"錢范時，同出"四銖半兩"錢范五件、"榆莢"范和"四銖半兩"合體范二件。就"四銖半兩"范看，"錢模徑2.2、穿寬0.6-0.7厘米。錢模的穿兩邊陰刻篆書』半兩』二字"。其中的"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每件范體一面刻"榆莢"錢模，一面刻"四銖半兩"錢模〔9〕。此地所見這批錢范，出土地點明確， 時代特徵明顯，尤其是"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的發現，史料價值甚高，佐證了漢文帝時實行通貨緊縮、幣量改制的歷史記載是可信的。

漢文帝時期雖有貨幣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卻是"半兩"、"榆莢"、"四銖半兩"並行，故此時的貨幣紊亂仍沒有得以根本好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漸趨恢復，社會商品經濟較前發展，貨幣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前所實施的通貨緊縮及控制貨幣流通量的措施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所需，在漢文帝前元五年時，其貨幣從通貨緊縮轉而成為"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此令詔行前後，曾有執政大臣已意識到此令會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危害，提出："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10〕的諫議，可惜未被文帝所採納，故而各地官鑄、民鑄、盜鑄活動大為泛濫。流通貨幣的驟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當時的實況卻是"以美貿惡，以半易倍"〔11〕，"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為日囂。商業活動日繁，貨幣需求量大增，鑄幣有重利可圖，加之"除盜鑄錢令"詔行，致使社會中又重現了"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13〕的"棄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鑄、私鑄、資鑄風行，流通貨幣中幣質好、惡並行，幣量輕、重相雜，"……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14〕，加劇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

由於流通貨幣中出現的弊端，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漢的政治統治。為緩和經濟矛盾，重農固本，漢文帝曾數次下詔勸農歸田，曰："夫農，天下之本也。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力田，為生之本也。"〔15〕在勸農歸田的同時，對放鑄之令時有收禁，或行幣量改制，但鑄幣獲利豐厚，雖有收禁，但結果則為："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漢初期，貨幣混亂局面的形成，其弊難以根除，除了漢初統治者對貨幣本身存有片面認識所導致外，尚有統治階層內部的諸多因素所致。漢高祖劉邦汲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17〕之鑒，為穩固其封建統治並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18〕，前後九人封為各地封國諸候王。但後來封國發展則有違高祖本意，各地封國，大都地處關東，經濟發展有優越的環境條件，另外封國諸候王全面掌握封國內官吏任免、賦稅徵收、貨幣鑄行的權柄，為封國逐漸形成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獨立王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隨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漸為恢復和有所發展，各地封國的經濟勢力也日益膨脹，逐步形成了"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寶百官，同制京師〔19〕"的割據局面。這種"尾大不掉"割據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鑄幣權的擁有，使諸候王藉此聚財斂富，經濟上自成一統，則是經濟因素中之首要。如吳王劉濞的封國轄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廣人眾，資源豐饒，史載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有富饒"〔20〕，"……是時，吳以諸候即山鑄錢，富埒天子"〔21〕，其鑄行的錢幣廣泛流通西漢王朝域內。再如劉邦的庶長子劉肥就國於齊，"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22〕，後雖"眾建諸候而少其力"〔23〕，將齊國一分為七，但齊國之域仍掌握於劉肥一系手中，其經濟基礎並沒發生大的變化，故齊地諸封國的經濟勢力仍居各地封國的前列。從目前所見考古資料，文景時期齊地各封國的鑄幣實物，也屢有所見。自1976年-1987年間，臨淄出土西漢初期的"四銖半兩"錢范4次，計14件， "錢模均無郭"，為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范實物〔24〕；今博興境內也出土過"四銖半兩"范；青島樓山後亦曾發現漢初的"半兩"范〔25〕；萊蕪銅山遺址曾出土"四銖半兩"錢范七件〔26〕；近年山東地區出土的文景時期的錢幣實物，更為多見，其中僅昌邑境內一次發現窖藏"半兩"錢幣，量達十萬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時期齊地鑄幣地點東西南北均有之，其規模及鑄幣量亦是相當可觀。

由於各地封國經濟自成一統，逐步形成了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強大經濟勢力，後在中央皇權與封國王權政治矛盾加劇之時，終於釀成關東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但封國敢於叛逆的基礎，則是封國經濟自成一統的發展，構成了叛逆的經濟實力，正如吳王劉濞叛後自稱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28〕。"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29〕。依此稱鑄幣等權柄旁落於諸候王手中，是構成叛逆封國經濟實力中之首要因素，當不為過之。 二、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過程、結果

武帝即位後，鑒於漢興以來的種種變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為加強皇權專制，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採取了強化策略，在經濟方面推行了平準、均輸、鹽鐵專營、統一貨幣的重大舉措。在流通貨幣方面，鑒於市面上因流通"半兩"、"四銖"、"榆莢"等幣量不一的貨幣對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建元元年下詔廢文、景兩帝時的"四銖半兩"，改鑄"外形無郭"的"三銖"幣，收回封國的鑄幣權，並嚴禁民間私鑄。此種"三銖"，存世較少，但近年亦有實物面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出土半兩錢35枚，另有一枚三銖錢。……另外，漢武帝之時的"三銖"錢范，在山東萊蕪銅山遺址1973年也見有實物出土"〔30〕。

漢武帝建元五年罷廢"三銖"，改鑄"半兩"，為穩定社會經濟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龐大，另有各地自然災害時有發生，使得略有好轉的國家財力儲備又出現入不敷出的枯竭狀態，史載："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31〕。在西漢王朝財政出現嚴重危機之際，而許多豪商巨賈則乘機利用貨幣不一的混亂，囤積居奇，從中牟取暴利，史書記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32〕。"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於縣官。……縣官大空，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危機，採取大量鑄行"半兩"幣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舉反而引發民間私鑄、盜鑄貨幣風潮再起，雖對私鑄、盜鑄者重治嚴懲，但因重利驅使，鋌而走險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貨幣中官鑄、私鑄、盜鑄混雜，真假難辨，社會中出現了"錢益多而輕"〔34〕的局面，貨幣貶值，物價騰漲，社會經濟再度陷入混亂，西漢中央財政危機依然。

"更始錢幣的澹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35〕。漢武帝決心進行幣制的再次改革。此舉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後的鑄幣之利，填補國家財力儲備的虧空；二是借新幣鑄行、舊幣廢止之機，清除豪商巨賈利用貨幣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鑄行新幣，盡量減輕或消除私鑄、盜鑄貨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極大危害。

漢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幣值昂貴的白金三品幣和以白鹿皮為質的皮幣；罷鑄"半兩"幣，新鑄"重如其文"的"三銖"投入流通，收繳熔毀在此之前的各種鑄幣，並再次嚴令禁止私鑄。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幣值昂貴，流通不便，新鑄"三銖"，盜鑄者無甚不便，前述弊端難以消除。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幣量改制，改"三銖"為"五銖"。始鑄行的"五銖"幣，整體郭圓方正，幣量輕重適宜，外郭相應加寬，防止盜鑄者磨損而取銅料，這種新鑄"五銖"的幣形，為穩定其幣值，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銖"幣鑄行之後，其幣形、稱量雖已定製，但除中央王朝鑄行外，各地郡國官署亦可鑄行，稱之為"郡國五銖"。郡國官署所鑄"五銖"的實物，屢有報道，在山東地區1979年3 月諸城昌城鎮出土銅質五銖范23方，其年代當屬漢武帝時期〔36〕；1965年萊陽古城亦出土銅質錢范13件，年代亦屬武帝時期〔37〕。因各地郡國官署鑄"五銖"幣時，時有減重、摻雜而牟利的現象發生，史載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38〕。為防止上述弊作，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鑄的"赤仄五銖"料精工細，一枚等同郡國五銖五枚之值，前所鑄行的白金三品幣及"重如其文"的三銖幣罷廢。"赤仄五銖"幣存世較少，近年在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247枚〔40〕， 蔣若是先生論此即是"赤仄五銖"無疑〔41〕。

由於"赤仄五銖"比價高於"郡國五銖"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銖"而獲罪者史載有之，"（曲城）候臬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索隱謂：不用赤側為賦。案：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以為賦也"〔42〕。"鄲候周仲居為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顏師古注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43〕。另外，因"赤仄五銖"價高，盜鑄獲利更厚，私鑄、盜鑄轉而為之，史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44〕。由於上述原因，赤仄五銖鑄行二年時，因"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45〕。

漢武帝鑒於數度幣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鑄幣權的分散，是產生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為消除弊症之源，漢武帝委重任於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幣制的徹底改革。漢武帝元鼎四年詔曰："……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46〕。此時專鑄之五銖，史稱為"上林三官錢"。此錢為專司鑄造，故幣質上乘，錢文挺秀，郭圓周正，式樣劃一，幣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盜磨，故"上林三官錢"鑄行後，"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47〕。因此，漢興以來私鑄、盜鑄錢幣之弊一時衰竭，鑄幣權分散之積弊也同時根除，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數度改革，至此才終獲成功。 三、漢武帝統一幣製成功的條件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從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後歷時27年，其改革幾經變化， 至鑄行"上林三官五銖"時，才稱得上是最後成功。究其成功的條件（或原因），概括說來，當有下列幾條：

自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時有80餘年，其間經翦除異姓諸候王、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實行"削藩"、"推恩"，西漢中央皇權專制統治已趨穩固。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族及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連年用兵和鎮撫，有助於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自漢高祖始，在統治思想上是採取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史載："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蠹，人慾長幼養老，肖、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48〕。漢高祖以來的"無為而治"的統治得到了更廣泛地實施，"約法省禁"、"與民休息"使民間得到了更多的寬松。國內外局勢的相對穩定，西漢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的最終確立，可以說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決條件。

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由於政治先決條件的左右，社會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史載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49〕。在社會經濟相對好轉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財能力得以強化，國家財力儲備增加，實則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經濟基礎條件。

西漢初期，是中國封建貨幣思想發展較為活躍的階段。漢武帝即位時，貨幣思想已從先秦"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50〕，單純強調貨幣本身職能作用的"輕重"貨幣意識，發展為："（鑄幣）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51〕的皇權專制統治下國家權力體現的認識階段，這表明中國封建的貨幣思想已漸趨成熟。可以認為，漸趨成熟的封建貨幣思想，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導條件。

漢武帝在其統一幣制的改革中，大膽、正確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條件之一。漢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賈或其後人為官，並委以重任，一改漢初以來對商賈"困辱之"的抑制，使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此舉一是為了改除朝廷要職非先朝功臣擔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襲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賈或子弟學管當時的鹽鐵、均輸、平準、酒榷等重大經濟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可謂是因才用人。商賈之子桑弘羊因其善於籌劃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參與制定和實施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並執掌中央財政權柄三十餘年，輔佐漢武帝"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貢獻。史載其執政期間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53〕，為"漢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經濟基礎。桑弘羊做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家，備受後人推崇，史家評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說，漢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則構成了其統一幣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條件。

四、結語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最終成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史載："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55〕。此語雖有過譽之處，但並非全無道理。綜觀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之緣由，歸結起來，既有鞏固其專制統治之所需，也有實現經濟控源，充盈國家府庫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則是以鞏固西漢王朝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為要旨，實現便利徵收賦稅，積蓄民財，供統治階級自身享樂揮霍為基本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漢武帝統一幣制因果，說明了在中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前期階段，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商品經濟的水平也相對較低，社會流通貨幣的統一是相對而言的，而幣制的紊亂則是整個封建時代的通常現象。

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之因果，從中可得一歷史的借鑒，即：社會政治的穩定、統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繁榮的前提；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會進一步促進社會政治的統一、穩定。兩者互為關聯，相輔相成，偏倚不得，而社會流通貨幣的幣制統一與否，其價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確運用，則是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兩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這亦是被歷史所證實的一點。

⑺ 漢文帝為何能開創「文景盛世」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在山東定陶登基稱帝，建立西漢帝國，漢朝是經歷長期戰亂後所建立的國家，先是戰國時期的諸侯紛爭，到後來三年的秦末農民戰爭，再到後來四年的楚漢相爭，漢朝建立以後又經歷了異姓諸侯王反叛的亂局以及諸呂之亂。常年不斷的戰事帶來的是殘破荒涼的社會景象，老百姓流離失所，土地荒蕪，溫飽得不到解決。

漢文帝即位以後，對於他來說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快速發展和恢復經濟，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俗話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要做一位百姓擁戴、文武百官臣服的守成之君並不容易，漢文帝勵精圖治，把一個破敗不堪的國家推向“文景之治”的盛世王朝，文帝自此成為守成之君的楷模，那麼漢文帝是如何富國強民的呢？

匈奴單於畫像

漢文帝即位之後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與秦帝國暴政反其道而行之。

秦朝全盛時期人口不過2000萬，修建陵墓動用勞動力約70萬人，修長城約40萬人，南征百越50萬人，北擊匈奴30萬人，據史學家估算秦朝服軍役、徭役人員多達900萬人，幾乎占據總人口的一半，大部分青壯勞動力去服軍役、徭役，自然留在田野里耕作的勞動力就變少了，嚴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

秦二世即位以後，由於過度奢華，連宮里養的馬都沒有糧食吃，秦二世為了支撐自己浮華的生活，下令讓咸陽三百里內的老百姓不得吃自己種出來的穀物，老百姓無路可走，於是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爆發了，反秦勢力幾乎遍及全國，故秦帝國的滅亡歸因於濫用民力，嚴重擾民。

漢王朝則與之相反，大思想家賈誼就觀察到了漢帝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他提出要避免大量農民破產流亡的現象，要以秦為鑒，實行仁政，文帝也清楚的認識到長期動亂之後民心思治的社會形態。

在政治上，文帝避免秦帝國的嚴刑峻法、大興土木、濫用民力，他廢除苛刑，在位23年沒有營建宮室苑囿，減免徭役，實行“以德化民”的政策。

在經濟上，文帝避免秦始皇的生活奢侈，提倡節儉，連衣服和車馬都不更換，克服享樂主義。

在軍事上，避免秦始皇的窮兵黷武，不輕易對周邊敵國用兵，盡力維持和平。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對內不大興土木，對外避免大規模的戰爭，給老百姓留足時間發展農業生產。經過文帝的勵精圖治，老百姓的生活漸漸富裕起來，社會經濟日漸得到恢復並迅速發展，國庫變得充盈，百姓生活富足，漢帝國走上富國強民之道路。漢文帝開創了帝國時代第一個盛世王朝“文景之治”，漢文帝居功至偉，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守成之君。

⑻ 漢文帝時期可以隨便造錢為什麼沒有通貨膨脹

確實引起通貨膨脹了啊。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放棄了國家鑄造銅錢的權力，「更令民鑄錢」，開放私人製造貨幣。實際上是經過多年戰亂之後，政府的府庫已是空空盪盪，拿不出足夠的銅來鑄錢、發行貨幣，只有把貨幣的鑄造和發行權交給據有銅礦的地方勢力。雖然呂後在位曾收回鑄幣權，但文帝時又重新允許民間私鑄銅錢，然規定每錢重四銖，不準摻雜鉛鐵。
那些有權有勢的達官貴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據山開礦，大肆鑄錢：至於民間百姓，亦千方百計獲取銅材以私鑄銅錢，如《漢書·食貨志》上所雲：「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雖然對恢復生產和發展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更多的是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這種以牟暴利為目的的私鑄現象的泛行，勢必會造成大量鑄工粗劣、形小質輕的錢幣在社會上的大量流行，嚴重影響了貨幣的正常流通，並不可避免地造成錢幣貶值。發行這種錢的直接後果是導致物價飛漲，民生凋敝，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這種政策帶來的惡果，是剛建立不久的西漢政府始料未及的，並最終導致了七國之亂。也是漢武帝時真正下決心收回鑄幣權的根本原因。

⑼ 漢朝的貨幣

西漢時期的貨幣

三銖錢：中國貨幣史上流通時間最短的貨幣。鑄於漢武帝建元元年上有「三銖」二字故名。三銖錢重8銖，銖字金旁從王，背無輪廓。三銖錢剛鑄一年，武帝又令停鑄三銖，改鑄五銖，錢背增加了輪廓，重5銖。

四銖錢：又稱漢半兩。其直徑為2.4-2.6厘米，重2.2-2.8克，錢穿孔比較小，無內外廓，錢文製作比較規范。四銖半兩因順應了當時的國勢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五銖錢：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

皮幣：武帝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發行皮幣，用宮苑中的白鹿皮製成。

白金幣 ：亦稱白金三品」。西漢的銀錫合金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鑄造。當時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獒如龜,故用為白金幣花紋。

東漢時期的貨幣

鐵錢：公元30年，公孫述在四川鑄造鐵錢，歷史上第一次用鐵作幣材。

五銖錢：公元40年，光武帝從馬援建議恢復五銖錢 。

(9)漢文帝為什麼能鑄造貨幣擴展閱讀：

漢初鑄造的銅幣比較輕，重三株，後來越來越輕。文帝時期，三銖錢的弊端越來越明顯，於是文帝下令使用四株錢，重四分之一兩，可是幣值標的卻是半兩。漢朝的貨幣危機其實源自於朝廷放任民間私自鑄錢的政策，原本意欲加速貨幣流通，好改善財政收入。

可是這項政策的弊端遠遠超過利處，錢本來用銅鑄造，但鑄幣者摻雜了價值低的鉛和鐵之類的金屬，貨幣漸漸的貶值，民間的經濟逐漸紊亂。許多人趁此機會鑄造貨幣發財，如文帝的寵臣鄧通依靠鑄銅幣家產超過王侯。

另外諸侯們都開挖礦山鑄造銅幣，吳王劉濞憑借銅礦鑄幣富比天子，他也因此有發動「七王之亂」的底氣。漢武帝由於對匈奴的連年征戰耗資巨大，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也逐漸用完，財政危機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建元年間開始，武帝開始對貨幣動手，期間把四株錢改成三銖錢，後來又改回來。來回一改相當於沒變，問題自然沒解決。元狩四年，一次規模較大的貨幣改革出現。漢朝發行了白鹿幣和白金貨幣。下令嚴令禁止民間私自鑄造錢幣，違者死罪。

元狩五年，武帝下令鑄造五銖錢，鑄幣技術上也有了改進，有效防止私鑄造貨幣的發生。此後經歷一些探索之後武帝決定一勞永逸的解決，下令嚴禁各個諸侯國私自鑄造貨幣，把貨幣鑄造權收歸中央政府所有，此項政策一直沿用至今。

⑽ 漢景帝時可以隨便鑄造錢幣反映了西漢政治上什麼問題

您的問題，漢景帝時，沒有隨便鑄造錢幣，反映了西漢政治上比較穩定的問題；是歷史上比較著名的「文景之治」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