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哈特股票组合投资
Ⅰ 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的发展史有些什么
对冲网的智库网络里提到：全球对冲基金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他们的投机登峰造极，他们的垮台也令人猝不及防。次贷危机一波一波蔓延，又将对冲基金推到了火山口。在新一场的“货币战争”前，对冲基金何去何从？
对冲网的智库网络里提到：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期间的一幕幕悲喜剧，留给世人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势头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大变革”导致日本和北美的金融开放，全球对冲基金蓬勃发展，仅1990年到2000年的短短十年，就有3000多个对冲基金在美国与英国出现。不过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基金的倒闭。
因利率上升和行业经历了1991到1993年的调整，1994年对冲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在行业历史上首次缩水。1995年夏，布鲁斯·科文纳，传奇的货币与大宗商品投机客，解散了他的美国基金并把其管理的卡克斯顿18亿美元资产的三分之二还给了投资者。卡克斯顿成立于1983年，在其存续的绝大部分期间平均年度回报至少有30%，但1994年出现亏损，1995年艰难挣扎。在接下来的10月份，迈克尔·斯坦哈特26亿美元的合伙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也令人震惊地关闭了。斯坦哈特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以激进、短线风格和大手笔、冒险的出手而著称，给投资人赚了许多钱。他在1967年就开始设立运作基金，是行业内的先锋人物，超过30%的平均年度回报使其在顶峰时期管理的资产达到44亿美元。
1997年7月，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创立者乔治·索罗斯狙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旗下量子基金的规模和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震惊世界。但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眼里，索罗斯所引领的对冲基金是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贬值的罪魁祸首。
1998年是对冲基金业难忘的一年。那年9月，此前取得辉煌战绩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滑铁卢。这家由所罗门兄弟前交易主管约翰·梅里韦瑟在1994年创立、拥有梦幻组合团队的基金，在一系列投资错误后面临资金和信用危机，濒临倒闭。在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下，以美林、摩根为首的十几家国际金融机构注资36亿美元购买了其90%股权，共同接管了该公司。不过，坏运气在延续。除了长期资本公司、埃佛勒斯资本的崩溃，罗伯逊的基金回报也在第四季度被一笔勾销，索罗斯旗下的一只基金则亏损了18%。数据显示，当年专注投资美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平均回报率为12.7%，远低于标普500指数28.6%的收益水平。
新千年对于对冲基金而言没什么喜庆，2000年3月，资产规模6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宣布关闭并清盘，而索罗斯的基金这一年在投资科技股的尝试随着市场泡沫破裂而失败，首席投资官明星经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等几位核心人物也相继离去。索罗斯宣告金盆洗手、不再从事全球金融市场投资，同时旗下的量子基金、量子新兴基金将合并重组为量子慈善基金，采取保守和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2002年以来，在投资需求推动下，并伴随着股票市场回升，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2004年12月，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到达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2005年8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成为非官方的对冲基金之都，这里有超过100只对冲基金，管理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占全球对冲基金资产的约十分之一。
2006年8月，纽约最大的一家从事天然气期货交易的对冲基金——MotherRock，6、7月在天然气市场遭受巨额损失后宣布关闭。随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康涅狄格的AmaranthAdvisors，尽管有全球引以为豪的风险管理系统，还是由于一次天然气投资失误而在一周内损失了50亿美元，使得其管理的资产缩水了一半。几天后，再次赔掉了10亿美元，Amaranth协议将其能源的资产组合出售给JP摩根和CitadelInvestmentGroup。月底，在与花旗集团商讨了资产分拆出售的可能性后，Amaranth宣布清盘，成就了行业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失败。
据对冲网指数与评级研究院统计：在2001年到2006年的五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数量从4500只扩张到12000只，5年增长率达到200%。2006年底，对冲基金百强所管理的资产已经从上年的7200亿美元攀升到1万亿美元，升幅达到惊人的39%。对冲基金的扩张蔓延到全球，100强中有23家位于美国之外。
2007年上半年对冲基金平均收益率为7.77%，高于同期的标普500指数的6%，但低于MSCI的8.01%。在回报率的背后，是次贷危机下的“山雨已来”。6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因巨额亏损陷入困境，之后这两只基金宣布破产。8月底，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宣布出资16亿美元拯救伦敦的一家对冲基金CairnCapital。事实上，在当时饱受煎熬的对冲基金远远不止这几家。
同期，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称，它与部分投资者一起向该公司旗下一只对冲基金注入了约30亿美元资金“自救”。截至2007年8月的第一周，这只名为“环球证券机遇基金”（GlobalEquityOpportunitiesFund）的对冲基金净值损失大约15亿美元，达30%左右。该基金的资产净值在新的资金注入之前为36亿美元。保住面子是高盛此役的重中之重。参与这次注资行动的投资者包括C.V.斯塔尔公司、佩里资本公司（PerryCapital）和美国亿万富豪伊莱·布罗德。
2008年伊始，稳坐美国投行前5强的贝尔斯登几十年的光辉历程毁于一旦。6月，鼎盛时期资产额超过140亿美元的美国HBK投资公司旗下基金遭投资者巨额撤回资本，公司资产缩水至115亿美元；而另一家对冲基金巨头法拉伦资本管理旗下的离岸投资者基金当时面临14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撤资。
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西方投机力量为了降低次贷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主权基金为其注资，为次贷损失买单；另一方面假借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肆意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在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后，欧洲一些对冲基金陷入了恐慌，因为它们无法收回抵押给雷曼的资产，促使它们对交易平仓。同时，纽约和伦敦的其他对冲基金目前正努力从其他集团收回抵押品，从而造成了更多的压力。卖空禁令迫使一些交易柜台停止了业务，这又唤醒了人们对对冲基金可能崩溃的担忧
资料来源：对冲网智库网络
Ⅱ 金融支持的理论有哪些
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经济学家忽视了金融市场。 欧文·费雪（ 1906年， 1907年， 1930年）已经概述了信贷市场对于经济活动的基本职能，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已认识到这一过程中风险的重要性。在发展其货币理论同时， 凯恩斯（1930年， 1936年）、约翰·希克斯（ 1934年， 1935年， 1939年），尼古拉斯·卡尔多 （ 1939年）和雅各布·马尔萨克 （ 1938年）已经形成了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其中不确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正确的来讲，金融市场仍然被视为单纯的“赌场” ，而不是“市场”。在他们看来，资产价格主要取决于资本收益的预期与反预期，因此他们是所谓的“自身规定自身”。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选美大赛”的比喻是这种的态度代表。因此，大量笔墨浪费在投机活动这个题目上了（如购买/临时销售货物或资产以供日后转售） 。举例来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23年， 1930年）和约翰·希克斯 （ 1939 ）在其对期货市场的先行理论中认为，商品的期货合约交割价格将普遍低于预期的现货价格，即凯恩斯所谓的“正常贴水”。凯恩斯和希克斯解释为，这主要是因为套期保值者将价格风险转移到换取风险溢价的投机者身上。尼古拉斯·卡尔多（ 1939年）又分析了稳定价格基础上投机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并借此广泛扩大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在随后几年中，霍尔布鲁克·沃京 （ 1953年， 1962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商的动机没有什么区别。这导致了早期的实证性方法竞赛-亨德里克（Houthakker）（ 1957，1961，1968年，1969年）发现的证据有利于正常贴水；莱斯特（Telser，1958年， 1981年）的证据不利于这一点。）约翰·布尔·威廉姆斯（1938年）是最早挑战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赌场”观点和资产定价问题的人之一。他认为，金融资产的资产价格反映了资产的“内生价值”，而这是可以用资产预期分红的现金流贴现来衡量的。这种“基本面分析”的概念十分符合欧文·费雪（ 1907年， 1930年）的理论，以及“价值投资”的从业人员，如本杰明格雷厄姆等人的实践办法 。哈里·马科维茨（ 1952年， 1959年）认识到，既然“基本面分析”的概念依赖于预期的未来，那么风险因素必须发挥作用，从而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新开发的预期效用理论（ 1944 ）可大大加以利用。马科维茨理论制定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置于权衡风险和回报的背景下，着眼于将组合多样化作为减少风险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所谓“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简称MPT）。正如所指出的，最优投资组合分配的观念已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和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其理论中考虑过了，因此托宾 （ 1958年）将马科维茨的理论中增加货币理论，从而获得著名的“两基金分离定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实际上，托宾认为，市场参与者会在无风险资产（资金）和单一风险资产组合之间将其储蓄分散（事实上每个人都一样）。托宾坚持，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只会导致在现金和特定风险资产组合之间不同的结合。马科维茨——托宾的理论不是很实用。具体来说，估计多样化带来的好处，需要实践者计算每一个资产组合回报的方差。在威廉·夏普（ 1961年，1964年）和约翰·林特纳（1965年）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他们证明了通过计算每种资产相对一般市场指数的方差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从而解决了这一实际困难。利用电脑的计算能力来演算减少后的项目（“beta”）， 最佳投资组合选择在电脑辅助下变得可行。不不不久之后实践者就接受了CAPM模型。一个替代方法是罗伯特·默顿提出的“跨CAPM模型”（1973年）（ICAPM ）。默顿的方法和理性预期假设引出了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 1985年）的资产价格偏微分方程式，而且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也引出了罗伯特·卢卡斯的资产定价理论（1978）。更有趣的替代理论是斯蒂芬·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APT）（ 1976年）。史蒂芬·罗斯的APT方法脱离了CAPM模型的风险与回报逻辑，将“利用套期定价”的概念利用到了最大限度。正如罗斯本人指出的，套利理论推理并非他的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它是几乎所有的金融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以下著名金融定理说明了罗斯的观点。费舍尔·布莱克、迈伦·斯科尔斯（1973）和罗伯特·默顿（1973）的著名理论——期权定价大量依赖于使用套利推理。直观的，如果期权的回报选择可由一个投资组合或其他资产复制，那么期权的价值必须等于投资组合的价值，否则会有套利的机会。套利逻辑也被M.哈里森、戴维.M.克雷普斯 （ 1979年）和达瑞尔·达菲（DarrellDuffie）、黄奇辅（ 1985年）用来衡量多期限（如“永续”）的证券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到新瓦尔拉斯理论的资产市场的一般均衡 （完全和不完全）中，这些理论由罗伊(Radner) （ 1967年， 1968年， 1972年） ，奥利弗.D. 哈特 （ 1975年）发展，并在此之后被许多人发展。著名的莫迪里阿尼——米勒定理（或“MM定理”）对企业财务结构和公司价值的不相关性理论也运用了套利逻辑。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1958年，1963年）的这个著名定理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欧文·费雪原创的“分离定理 ”（ 1930年）的一个延伸。实际上，费雪指出，有充分和有效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拥有的企业的生产决策应该独立于企业家本人跨期消费的决定。这也就是说，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将不受其所有者借/贷决定影响，即生产计划独立于融资决策。莫迪里阿尼，默顿·米勒通过套利逻辑扩展了这一主张。从资产的角度看公司，如果财务状况不同的企业的基本生产计划相同的，那么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将是相同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将可出现一个套利机会。因此，无论公司的财务结构状况如何，套利使得企业价值必然相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金融上第二个重要的部分是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结论是，似乎价格往往采取随机游动 。具体地说，在Louis 舍利耶 （1900）（商品价格）的著作中已有据可查，后来又经霍尔布鲁克·沃京（1934年）（多种价格系列）、阿尔弗雷德尔斯（1933年，1937年）（美国股票价格）和莫里斯·肯德尔 （ 1953 ）（英国股票和商品价格）深入分析证实，似乎资产市场价格的连续变动没有相关性。沃京、考尔斯、肯德尔的实证结果遭到了经济学家的恐惧和怀疑。如果价格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 ，那么价格变动应该朝着市场出清的特别方向，而不是随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不高兴看到这些成果。许多人将其作为“基本面分析”之错误的证据，即金融市场真的是狂热的赌场，因此不适合从经济角度考虑。但是还有一大群人证明，这只能说明传统的“统计方法”的失败，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克里夫·格兰杰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63年）和尤金·法玛 （1965年， 1970年）采用了高性能的时间序列的方法，但他们得出了同样的随机性结果。伟大的突破源于保罗.A.萨缪尔森（1965年）和伯努·瓦罗特 （1966年）。萨缪尔森对沃京、考尔斯、肯德尔发现的解释并非是金融市场没有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而是运行的太好了！基本概念很简单：如果价格变化不是随机的（从而是可预见的），那么任何逐利的套利者都能轻易地正确买卖资产以利用这一点。萨缪尔森和Mandelbrot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即：如果市场正常运作，那么所有关于资产的公共信息（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私下信息）将立即传导入它的价格内。（注意“有效”这个字眼，用在这里它仅仅意味着参与者充分利用可用的信息;它只字未提其他类型的“经济效率”，如生产中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等）。如果价格变化似乎随机且因此而不可预见，这是因为投资者起作用了：所有的套利机会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因尤金·法玛（ 1970年）而家喻户晓，后来被联系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说中。很多实践者不喜欢它。相信能通过研究价格变动模式而预测资产价格的“技术派”交易员或“图形派”不明白了：有效市场假说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战胜市场”，因为任何现有的信息已经被纳入了价格。它还有可能惹恼一些基本面分析的实践者：有效市场的观点基于“信息”和“信心”，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不能排除基于谣言、错误的信息和“群体性疯狂”产生投机性泡沫的可能。更令人不安的是，有效市场假说并没让经济学家满意。有效市场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转圜的经验主义的主张（参见罗伯特席勒的（ 1981 ）批判） ，但它似乎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明确健全的落足之处。一个特别的反对意见就能击倒它：即如果所有信息都已经包含在价格中，而且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不仅没人能够利用信息牟利，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任何交易！桑福德·格罗斯曼、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1980年）和保罗·米尔格·罗姆和南茜（Stokey） （ 1982年）均论证了理性预期的这些冲突之处。直观上，反对意见可以这样表达（在这里我们过于简化了一点）。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地意味着“没有自由午餐”，也就是人行道上不会有百元美钞，因为如果有，已经有人捡起来了。因此，低头看路面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如果低头有成本的话）。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考虑，没有人低头看路面，那么任何地上的百元美钞都有不会被捡起来。但到那时人行道上就会有百元美钞了，人们应该低头。但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低头并捡起钞票，因此我们又回到第一阶段，并认为没有任何百元美钞（因此低头没有意义）。这种循环推理就是有效市场假说不太稳固的理论基础。
Ⅲ 金融的金融理论
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历史相当之短。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信贷市场的基本经济职能，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分析更多内容。因此，早期对金融市场的观点大多直观，主要是由实践者形成的。最早对金融市场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路易舍利耶的成果 （1900） ，基本上被理论家和实践者共同忽略了。
金融理论的内容
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
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经济学家忽视了金融市场。 欧文·费雪（ 1906年， 1907年， 1930年）已经概述了信贷市场对于经济活动的基本职能，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已认识到这一过程中风险的重要性。在发展其货币理论同时， 凯恩斯（1930年， 1936年）、约翰·希克斯（ 1934年， 1935年， 1939年），尼古拉斯·卡尔多 （ 1939年）和雅各布·马尔萨克 （ 1938年）已经形成了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其中不确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正确的来讲，金融市场仍然被视为单纯的“赌场” ，而不是“市场”。在他们看来，资产价格主要取决于资本收益的预期与反预期，因此他们是所谓的“自身规定自身”。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选美大赛”的比喻是这种的态度代表。
因此，大量笔墨浪费在投机活动这个题目上了（如购买/临时销售货物或资产以供日后转售） 。举例来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23年， 1930年）和约翰·希克斯 （ 1939 ）在其对期货市场的先行理论中认为，商品的期货合约交割价格将普遍低于预期的现货价格，即凯恩斯所谓的“正常贴水”。凯恩斯和希克斯解释为，这主要是因为套期保值者将价格风险转移到换取风险溢价的投机者身上。尼古拉斯·卡尔多（ 1939年）又分析了稳定价格基础上投机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并借此广泛扩大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在随后几年中，霍尔布鲁克·沃京 （ 1953年， 1962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商的动机没有什么区别。这导致了早期的实证性方法竞赛-亨德里克（Houthakker）（ 1957，1961，1968年，1969年）发现的证据有利于正常贴水；莱斯特（Telser，1958年， 1981年）的证据不利于这一点。）
约翰·布尔·威廉姆斯（1938年）是最早挑战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赌场”观点和资产定价问题的人之一。他认为，金融资产的资产价格反映了资产的“内生价值”，而这是可以用资产预期分红的现金流贴现来衡量的。这种“基本面分析”的概念十分符合欧文·费雪（ 1907年， 1930年）的理论，以及“价值投资”的从业人员，如本杰明格雷厄姆等人的实践办法 。
哈里·马科维茨（ 1952年， 1959年）认识到，既然“基本面分析”的概念依赖于预期的未来，那么风险因素必须发挥作用，从而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新开发的预期效用理论（ 1944 ）可大大加以利用。马科维茨理论制定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置于权衡风险和回报的背景下，着眼于将组合多样化作为减少风险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所谓“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简称MPT）。
正如所指出的，最优投资组合分配的观念已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和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其理论中考虑过了，因此托宾 （ 1958年）将马科维茨的理论中增加货币理论，从而获得著名的“两基金分离定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实际上，托宾认为，市场参与者会在无风险资产（资金）和单一风险资产组合之间将其储蓄分散（事实上每个人都一样）。托宾坚持，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只会导致在现金和特定风险资产组合之间不同的结合。
马科维茨——托宾的理论不是很实用。具体来说，估计多样化带来的好处，需要实践者计算每一个资产组合回报的方差。在威廉·夏普（ 1961年，1964年）和约翰·林特纳（1965年）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他们证明了通过计算每种资产相对一般市场指数的方差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从而解决了这一实际困难。利用电脑的计算能力来演算减少后的项目（“beta”）， 最佳投资组合选择在电脑辅助下变得可行。不不不久之后实践者就接受了CAPM模型。
一个替代方法是罗伯特·默顿提出的“跨CAPM模型”（1973年）（ICAPM ）。默顿的方法和理性预期假设引出了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 1985年）的资产价格偏微分方程式，而且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也引出了罗伯特·卢卡斯的资产定价理论（1978）。
更有趣的替代理论是斯蒂芬·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APT）（ 1976年）。史蒂芬·罗斯的APT方法脱离了CAPM模型的风险与回报逻辑，将“利用套期定价”的概念利用到了最大限度。正如罗斯本人指出的，套利理论推理并非他的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它是几乎所有的金融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以下著名金融定理说明了罗斯的观点。
费舍尔·布莱克、迈伦·斯科尔斯（1973）和罗伯特·默顿（1973）的著名理论——期权定价大量依赖于使用套利推理。直观的，如果期权的回报选择可由一个投资组合或其他资产复制，那么期权的价值必须等于投资组合的价值，否则会有套利的机会。套利逻辑也被M.哈里森、戴维.M.克雷普斯 （ 1979年）和达瑞尔·达菲（DarrellDuffie）、黄奇辅（ 1985年）用来衡量多期限（如“永续”）的证券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到新瓦尔拉斯理论的资产市场的一般均衡 （完全和不完全）中，这些理论由罗伊(Radner) （ 1967年， 1968年， 1972年） ，奥利弗.D. 哈特 （ 1975年）发展，并在此之后被许多人发展。
著名的莫迪里阿尼——米勒定理（或“MM定理”）对企业财务结构和公司价值的不相关性理论也运用了套利逻辑。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1958年，1963年）的这个著名定理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欧文·费雪原创的“分离定理 ”（ 1930年）的一个延伸。实际上，费雪指出，有充分和有效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拥有的企业的生产决策应该独立于企业家本人跨期消费的决定。这也就是说，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将不受其所有者借/贷决定影响，即生产计划独立于融资决策。
莫迪里阿尼，默顿·米勒通过套利逻辑扩展了这一主张。从资产的角度看公司，如果财务状况不同的企业的基本生产计划相同的，那么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将是相同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将可出现一个套利机会。因此，无论公司的财务结构状况如何，套利使得企业价值必然相同。
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
金融上第二个重要的部分是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结论是，似乎价格往往采取随机游动 。具体地说，在Louis 舍利耶 （1900）（商品价格）的著作中已有据可查，后来又经霍尔布鲁克·沃京（1934年）（多种价格系列）、阿尔弗雷德尔斯（1933年，1937年）（美国股票价格）和莫里斯·肯德尔 （ 1953 ）（英国股票和商品价格）深入分析证实，似乎资产市场价格的连续变动没有相关性。
沃京、考尔斯、肯德尔的实证结果遭到了经济学家的恐惧和怀疑。如果价格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 ，那么价格变动应该朝着市场出清的特别方向，而不是随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不高兴看到这些成果。许多人将其作为“基本面分析”之错误的证据，即金融市场真的是狂热的赌场，因此不适合从经济角度考虑。但是还有一大群人证明，这只能说明传统的“统计方法”的失败，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克里夫·格兰杰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63年）和尤金·法玛 （1965年， 1970年）采用了高性能的时间序列的方法，但他们得出了同样的随机性结果。
伟大的突破源于保罗.A.萨缪尔森（1965年）和伯努·瓦罗特 （1966年）。萨缪尔森对沃京、考尔斯、肯德尔发现的解释并非是金融市场没有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而是运行的太好了！基本概念很简单：如果价格变化不是随机的（从而是可预见的），那么任何逐利的套利者都能轻易地正确买卖资产以利用这一点。萨缪尔森和Mandelbrot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即：如果市场正常运作，那么所有关于资产的公共信息（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私下信息）将立即传导入它的价格内。（注意“有效”这个字眼，用在这里它仅仅意味着参与者充分利用可用的信息;它只字未提其他类型的“经济效率”，如生产中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等）。如果价格变化似乎随机且因此而不可预见，这是因为投资者起作用了：所有的套利机会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有效市场假说”因尤金·法玛（ 1970年）而家喻户晓，后来被联系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说中。很多实践者不喜欢它。相信能通过研究价格变动模式而预测资产价格的“技术派”交易员或“图形派”不明白了：有效市场假说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战胜市场”，因为任何现有的信息已经被纳入了价格。它还有可能惹恼一些基本面分析的实践者：有效市场的观点基于“信息”和“信心”，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不能排除基于谣言、错误的信息和“群体性疯狂”产生投机性泡沫的可能。
Ⅳ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可通过哪些途径降低代理成本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还可通过以下途径降低代理成本。
(1)经理劳务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法马(Fama)认为，经理劳务市场的竟争将对经理施加有效的压力。如果经理在任职期间被发现有严重的侵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或者因决策失误造成企业亏损，那么在经理劳务市场上，他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贬值。由于经理市场会根据经理过去的表现计算出他的将来价值，经理要顾及长远利益，就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的作用，代理成本也不会太高。霍姆斯特龙(Holmsrom)根据法马的上述思想建立了如下模型:假定经理的实际能力未知，并且假定时间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理有可能努力工作，尽管没有任何监督。这是由于市场根据他过去的表现，对他未知的能力作出估计。虽然在均衡点上，市场不会被欺骗，但是由于经理害怕市场对他作出不利的判断，为了长远利益考虑，他会努力工作。
(2)产品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哈特(Hart)认为，如果企业面对的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这种竞争会对经理形成压力。假定同一产品市场上有许多企业，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不确定的，但统计是相关的，这样，产品市场的价格便包含着其他企业成本的信息。同时，相关性使得这个价格也包含了被考虑的企业的成本信息。如果被考虑的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那么只有代理人最清楚企业的成本，委托人并不拥有足够的信息，即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如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是充分的，则产品市场的价格可以向所有者提供有关企业成本的信息。假定社会中的一部分企业由经理控制，另一部分企业由所有者直接控制，在后一场合，所有者会努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压低产品的市场价格，以便在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样，由所有者控制的企业越多，“竞争”就越激烈，价格就压得越低，因而对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企业中的经理的压力就越大，从而促使经理努力降低成本。哈特的模型说明，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在有市场竟争的环境下和有大量所有者直接控制企业经营的企业存在的条件下，可以被大大地降低。
(3)资本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它的主要形式是接管。接管被认为是防止经理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后一种武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尽管每一投资者在某一股份公司中所占的股份比例很小，不足以直接对经理实行有效的监督，但是，由于股份可以自由买卖，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股份就可能被集中起来。如果公司经理过分侵害股东的权益，或者因经营不善引起公司亏损，或者代理成本过高，这些都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于是，有能力的企业家或其他公司就能用低价买进足够的股份，从而接管该公司，赶走现任经理，重新组织经营，获取利润。沙尔夫斯坦(Scharfstein)据此建立了以下模型，用以证明资本市场的竞争确实可以刺激经理努力工作。假定企业的生产条件只为经理所知而不为企业股东所知。于是，股东可以同经理签订某种契约来激励经理。由于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种契约的效率并不高。假定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些“袭击者”(raiders)，他们可以获得有关企业的生产条件的信息。可以证明，由于企业有被接管的可能性，经理为保住自己的职位，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对非货币物品的过度追求，努力使企业利润达到最大化。因此，经理会比在没有“袭击者”的条件下要更努力地工作。
如果在经理劳务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缺乏或严重扭曲的条件下实行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则一旦所有者放松控制，代理成本就会上升;一旦所有者通过制定详尽的契约关系来监控经理的行为，约束成本将会上升。相反，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即使在所有者与控制者相分离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经理所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当然这种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一定程度的代理费用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市场机制保证了这种费用被限制在某一限度内，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
四、挑战
在公司治理问题上，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是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经营者是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具有代理人的自利经济人性质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着不同于公司股东的目标函数。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经营者偏离股东利益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经营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可见，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公司治理的目标。[2]委托代理理论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近年来伴随着新经济发展理论而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使委托代理理论遇到了新的挑战。
Ⅳ 企业面临委托-代理问题时如何通过市场制度的不断健全来降低代理成本
一、委托代理的出现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组织或形式不断发展和变化，出现了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现代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更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股份制企业的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经营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对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管理，企业表现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针对这种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
委托代理就是研究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主要涉及委托人和代理人, 前者指股东后者指董事和经理，这种企业中的代理问题自科斯提出企业的性质理论以来,一直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和委托人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对称:一是利益的不对称,股东追求的是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最大化,而经理作为代理人追求的是个人收入最大化,社会地位、声誉的提高,权力的扩大以及舒适的条件等。二是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了解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代理人在掌握信息方面存在明显优势。
二、委托代理的分析
1.经济学假设
(1)经济人假设 该假设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是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必要条件。
(2)目标函数不一致假设 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委托人与代理人都有着较强烈的自利倾向，追求既定条件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利益冲突。
(3)信息不对称假设 该假设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息占有关系中地位是不对等的，委托人一般处于劣势，从而给委托人的监督和控制带来很大困难，增大交易和谈判成本。
(4) 不确定性假设 代理结果除了受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外，事实上还受许多代理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代理成本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独立的经济人，并具有不一致的目标函数，代理人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难度和成本，在企业的代理链条中必然出现非效率或低绩效现象，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代理成本。
由于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次优契约使利润潜力丧失60%~70%,加上代理人“风险中立”，利润实现程度可以回升2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全部代理成本中,信息不完全的成本占到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到1/3(相当利润潜力的20%)。
3.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1)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即使当经理人有效地使用了生产要素，股东并不知道经理人的行为，会认为经理人没有有效利用生产要素，这将导致经理人的不努力，从而导致生产要素运用的不合理。
(2)道德风险 由于股东与经理人的目标利益函数的差别而存在激励不相容，经理作为经济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在经营过程中以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为成本追求个人利益,如侵占公司资产、在职消费、寻租现象等。
4.管理层腐败
在制度设计上，代理人仅是一个雇员, 必须维护所有者的利益，但是，代理人是具体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经验和信息优势,很有可能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蒙骗所有者，中饱私囊，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腐败。如克利特加德强调“从委托人(或公众)的利益与代理人(或公务员)的利益之间的区别的角度解释腐败”，认为“当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时，腐败就出现了。
5.国有资产流失
由于国有股的最终所有权不明确，国有资产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致使资产收益和偿还责任缺少明确主体享有和承担者;国有资产代理人虽然在实际上行使控制权，但没有相应的收入权，从而使国有股权在公司的代表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护国有资产和实现其增殖保值，形成政府对企业产权的“超弱控制”;所以，国企代理人寻求控制权回报的机会主义非常严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三、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
1.充分信息
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即股东对董事会及经理人的行为无所不知的情况下，股东可以清楚地知道经理人的经营能力，据此付酬或预先确定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某一水平，与经理人签订契约。所以，如果信息充分，不管目标函数是否不一致，股东仍可以很好的控制经理人的行为，这种公司治理效率是最高的，其结果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上讲，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完全竞争和完备的市场体系，这种市场有以下几个特征：(1)所有的资源可以自由地流动、转移企业能自由进退市场;产品能在不同的企业和产业之间自由地流动;资本所有者可以对经理人这种特殊的劳动资源自由选择。(2)所有厂商、顾客、资源拥有者都掌握和交易有关的一切信息这样，产品的价格有它的质量和数量决定;股东对经理人的经营能力无所不知。(3)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企业销售的产品完全一样，即产品具有同一性;产品与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经理人不仅面临着经理市场上其他经理人的竞争压力，而且面临着公司内部下级的竞争，这两种竞争使股东能随时解雇和培训经理人。
2.MBO收购
MBO (管理层融资收购)是杠杆收购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管理者)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所经营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该公司的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使管理者以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身份主导重组公司，从而获得预期收益。实现经理人对决策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接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对经理人的约束，达到帕累托状态。
但是，我们要警惕通过MBO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管理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致操纵财务报表、超高比例分红、转移或套取公司资产、暗箱操作等各种短期化行为，这会从根本上削弱MBO对企业本身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和激励经营者努力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
3.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基于经营管理当局与次级管理人和一般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从目标来看，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合理配置权限和公平分配利益，明确各自职责，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实现所有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其侧重点是实现各相关主体责权利的对等，减少代理成本;内部控制是为公司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其具体目标可以概括为“兴利”和“除弊”，作用在于衡量和纠正下属人员的活动，以保证事态的发展符合目标和计划的要求，它要求按照目标和计划对工作人员的业绩进行评估，找出偏差之所在，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正，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保证公司预定目标的实现。
4.报酬激励机制
解决代理问题重要的是设计一个合理的报酬激励机制，这需要在分散风险和提供激励目标之间权衡，确定报酬契约的构成及相关的比例，建立一个有效的经营者业绩的考核体系，将反映企业过去业绩的会计或财务类指标与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的市场价值指标二者结合起来。既能通过会计指标反映经营者是否具有规范的努力经营行为，使企业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又能通过股票价格之类的市场价格说明经营者是否具有长期化行为，使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发展潜力。
一个典型的收入报酬组合是代表保险因素的固定工资与代表激励作用的变动收入的组合，将股票价格和利润同时写进经理报酬契约，并构建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的报酬激励体系。如果这种报酬模式是线性的，则可稳定代理人的预期，使其采取一致、有效的行动;若经理收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出现非线性关系，绩效评价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则是不完全的，这就会增加固定薪金在经理总收入中的比重。
Ⅵ 古往今来纵横股市的传奇人物有哪些
李嘉诚和曹仁超
国际上的，巴菲特，彼得林奇，吉姆罗杰斯，迈克尔斯坦哈特，乔治索罗斯，乔治米凯利斯，约翰内夫，拉尔夫万格，沃尔特卡波特，本杰明格雷厄姆，波顿G麦基尔
还有一个英国老太太，她也挺厉害，她不是什么专业出生，也不是专业从业人员，她就是自己坚持“买入--持股”，结果成了大富翁的那个。还有一个好莱坞演员，演戏不怎么样，但是利用技术派炒股很厉害，自己还发明了一个什么理论
我这一会儿功夫，只能想到这几个，还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呢，你了解一下这些人，然后自动的就会扩散开来，就知道其他的人了
Ⅶ 谁能介绍一个均线理论的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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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做外汇投机交易
一、什么是投机想要做好投机，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投机。投机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peculari，意义是“暗中查明情况并予以评判”。我对投机的理解是：在当前事实基础上，依据合理的逻辑和经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或结果进行判断，并根据信心（可能性）的大小进行下注。二、投机的要素欧洲证券教父科斯托拉尼说过，要成为一个好的投机者，需要具备资金、想法、耐心和运气4个因素。运气是外界因素，并非个人所能决定；耐心，属于个人性格范畴，也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不过说到个人性格对投机的影响，我认为还要加上一点，即果断。抛开外在因素——不能被人所控制的运气及属于个人品性格特点的耐心与果断，那么剩下的就是资金和想法了。三、资金管理第一对于资金这一项，科斯托拉尼的要求是要有完备的资本。然后就是保护好资本，以便在市场里生存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股市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是合乎逻辑的事情”，科斯托拉尼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下了最精辟的注释。市场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人，因为人性。投机鬼才巴鲁克说过，股票市场产生波动，所记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类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数以百万计的一个个男人和女人如何感知这些事件可能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外汇市场就是人，是人们在努力阅读未来。而且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特性，外汇市场才成了一个戏剧化的竞技场，男人、女人在场上拿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进行较量，让他们的希望与恐惧相互竞争，用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彼此对抗，以他们的贪婪之心与抱负理想进行比拼。人类大众的疯狂性使得你永远不知道市场会炒到哪里去，如果盲目坚持，在市场纠正自身的错误之前，你可能早已被市场完全击溃，无力东山再起。更何况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市场总是错的，但也有可能错的是你。因而在投机市场上没有一定稳赚不赔的买卖，没有一笔交易值得赌上所有的资金。当我们遇到麻烦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风险控制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那么该如何进行资金管理呢？每笔交易的风险应该限定在多少以内合适呢？答案因人而异，甚至因每笔投机不同而有差别，但总的原则是：任何一笔投机即使失败都不要紧，不会对资本造成太大的伤害，还有能力多次下注，有多次翻身的机会。四、想法从何而来聪明的汇市交易商总是有想法的，但至于想法是对还是错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拥有想象力并坚信他们的想法。那么想法从何而来呢？科斯托拉尼认为，对于些职业投机商而言，他们95%的工作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研究图表或商业报告，却忘记了去思考。对一个投机者而言，其实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一环。但思考也不是漫无目的毫无边际地思考，而是建立在研究或交流（别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或说思考时可以天马行空，但想法突现之后，还是要在研究或交流的基础上将其做成具体的策略计划。那么该如何研究或交流，从而为投机提供好的想法，进而做成具体的策略计划予以实施呢?斯坦哈特把不同观点定义为以事实为依据的、明显不同于市场普遍观点的看法。他甚至认为唯一有效的分析工具就是高水平的另类观点。这要求掌握更多信息，对局势有比别人更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深刻理解市场的真正预期是什么。如此以来，正确的另类观点变成共识的过程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巨额利润。理解预期至少跟了解基本面知识一样重要，这两者往往是不同的。斯坦哈特认为，要花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听涵盖了所有投资领域的投资观点——很多情况下是我们了解甚少的那些行业。要成为了一名专注的听众。为了有效理解这些观点并方便日后管理，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回避了各行业的专业知识。简言之，他透过每个观点内在的不同视角来问正确的问题。一位署期实习生几年后回忆起他第一天上班时斯坦哈特给他的建议。斯坦哈特告诉他，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在两分钟内告诉自己4件事：（1）自己的想法；（2）大多数人的看法；（3）不同观点；（4）触发性事件。五、制订计划（信心、规模、时机、止损）有了好的想法，准备好了资金后，该如何实施投机交易呢？计划该如何制订呢？投机的核心问题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大赌注，什么时候该下小的赌注或不下赌注，即规模的控制。交易既是一个概率游戏又不完全是。说它不是，是因为交易并不是一个做100次有70、80或90次正确就赢了的游戏，很多人在这里被误导了。交易是要从整体上看赢的钱比输的钱多才是胜的游戏，而不是赢的次数。说它又是一个概率游戏，是因为想要从整体上赢的钱比输的钱多，我们需要在我们把握较大时下大的赌注，即某一次交易赢的概率较高时要加码。交易是一个失败者的游戏，如果我们该赢时还不能尽可能地多赢（相对于每次输的数额来讲）的话，那么最终我们一定是输。因而，一笔投机规模的大小首先与信心有关，信心越足，可用于冒险的资金数额就越大，因而规模就可能越大。但可冒险资金仅是决定规模的一个因素，决定规模的另一个因素是止损的空间。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止损越宽，则规模越小，止损越小，则规模越大。或者反过来说更能说明问题，即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规模越大则可供回旋的余地越小，增加了被洗出局的可能性，而规模越小，则可伸展的空间也越大，但这样也就限制了获利的空间。这就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究竟是大规模小止损还是小规模宽止损呢？于是，另一个因素——时机就被牵扯进来了。对时机的把握能力决定了止损的空间设置，若时机把握能力强，判定进场之后市场逆向波动的幅度和时间小，则止损的幅度可设置的小一点。否则，我们就需给予足够的空间以防止随机波动将仓位洗出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技术面也可能与止损的设置有关，但不是最主要的。于是，信心、规模、时机、止损的相互平衡构成了投机最核心也是最难的问题。在总资金一定的背景下，信心和时机的把握决定了规模与止损的平衡取舍。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心越足规模就越大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总资金相同的情况下，对第二笔投机信心的强劲使得我愿意拿两倍于第一笔投机的资金去冒险，但我对第一笔交易时机的掌控能力更强可能使得我可将止损设为仅为第二笔交易的1/4，则尽管第二笔投机成功的概率更大，但规模上第一笔交易仍可为第二笔交易的两倍。有了想法，有了资金管理，又解决了规模如何控制的问题，在具备耐心和果断性格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制订一个投机策略计划并加以实施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计划最终能否获利（不是成功，只要做到了前面几点，严格实行就已经是成功了）就要看老天爷（运气）的了。
Ⅸ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哪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得主：
1960s
1969年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挪威人 (1895-1973)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荷兰人 (1903-1994)
1970年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美国人 (1915- 2009)
1971年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乌克兰人，后入美国籍 (1901-1985)
1972年
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英国人 (1904-1989)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人 (1921- )
1973年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苏联人 (1906-1999)
1974年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奥地利人 (1899-1992)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瑞典人 (1898-1987)
1975年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苏联人 (1912-1986)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美国人 (1910-1985)
1976年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人 (1912-2006 )
1977年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瑞典人 (1899-1979)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 Meade）英国人 (1907-1995)
1978年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美国人 (1916-2001)
1979年
威廉·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英国人，后入美国籍 (1915-1991)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美国人 (1902-1998)
1980年
劳伦斯·罗·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美国人 (1920- )
1981年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美国人 (1918-2002)
1982年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国人 (1911-1991)
1983年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美国人 (1921-2004 )
1984年
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 Stone）英国人 (1913-1991)
1985年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1918- )
1986年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国人 (1919- )
1987年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美国人 (1924- )
1988年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法国人(1911- )
1989年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挪威人 (1911- 1999)
1990年
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美国人 (1923-2000)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美国人 (1927- )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美国人 (1934- )
1991年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英国人(1910- )
1992年
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美国人 (1930- )
1993年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 (1920- )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美国人 (1926- )
1994年
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 Jr.）美国人 (1928- )
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美国人 (1920- 2000)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德国人( 1930- )
1995年
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国人 (1937- )
1996年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国人(1936- )
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国人 (1914-1996)
1997年
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美国人 (1944- )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美国人(1941- )
1998年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印度人(1933- )
1999年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人 (1923- )
2000年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1944 年生于美国芝加哥，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现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1937 年生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的瑞雷，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1962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
2001年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 ）生于194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生于1943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生于1943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2年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出生,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
2003年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 1934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现为英国公民。他1959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现是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1942年生于美国纽约的锡拉丘兹，1969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金融服务管理学教授。
2004年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年生于挪威。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1967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曾先后在宾州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W.P. Carey) 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并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顾问。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期间曾担任基德兰德的博士论文导师。
2005年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年生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马里兰大学教授。
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 John Aumann)，1930年生于德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
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2006年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 1933年出生，美国人。
2007年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部主任。
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1951年3月29日生于美国波士顿，美国国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 犹太人,1917年出生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美国。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院士，总统奖获得者，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
2008年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美国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
2009年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2010年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
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生于1939年2月2日，美国公民，现任职于美国西北大学。莫滕森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维拉马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皮萨里迪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
2011年
托玛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1943年7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擅长于总体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等领域。他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尼尔·华勒斯、罗伯特·巴罗等人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且是数篇开创性论文的作者。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生于1942年10月21日。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2012年
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生于1951年12月19日，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目前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经济及工商管理乔治-冈德(George Gund)教授。
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生于1923年6月2日，美国著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数学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在数理经济学与博弈论领域有卓越贡献。在40年代的纽曼(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后，沙普利被认为是博弈论领域最出色的学者。
2013年
尤金·法玛(Eugene Fama，1939年2月14日－)，生于美国麻塞诸塞州波斯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专长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理论，因提出“有效市场假说”闻名。
彼得·汉森(Peter Hansen，1952年出生-)，生于香槟伊利诺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目前，汉森正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1946年3月26日-)，美国经济学家，学者，畅销书作家。他是耶鲁大学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经济学教授，也是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国际中心成员。
2014年
让·梯若尔（Jean Tirole）1953年8月9日出生于法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
2015年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
2016年北京时间10月10日，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
他们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前者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后者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1970s
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他们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前者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后者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他们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创见解。
在发展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和进出口交换比价模型。
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1980s
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概括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
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建立了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1990s
他们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
前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后者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
这三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前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 后者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前者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后者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这一殊荣。
2000s
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他们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他们的理论迅速得到了应用，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他们的贡献来自于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部分。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卡纳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卡纳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
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研究人员在进行估量关系、作出预测以及检验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时，往往以时间序列，即以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的形式来使用数据。这种时间序列显示了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利率、股票价格等的演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两位获奖者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即易变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的风险。波动可以随着时间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波动很大的动荡期后总是一个波动很小的平静期。恩格尔所发明的“自动递减条件下的异方差性”（ARCH）理论能精确地获取很多时间序列的特征，并对能把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进行统计模型化的方法进行了发展。现在，他的ARCH模型已经不仅是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工具，金融市场上的分析家也用它来进行资产定价和证券投资风险评估。 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些时间序列被叫做“非稳定的”序列。格兰杰论证出，当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他的重大发现是，把两个以上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稳定性。格兰杰把这种现象叫作“共和体”。他这一方法在对诸如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汇率和物价的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利率的关系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有着意义非凡的作用。
他们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连贯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其博士课题为“一种合作博弈理论（A Theory of Cooperative Games）”，对博弈论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s for Economic Decisions）。
开始时兴趣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47年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机制和机构设计以及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他曾于1990年由于“对现代分散分配机制的先锋性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奥利弗·E·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文名为欧玲，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现供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2010s
“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的理论是远远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它领域，可以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等。
戴尔·莫滕森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理论。
“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也就是市场合理产出。
拓展资料：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参考资料：诺贝尔经济学奖